刘仰：庸医或耶稣？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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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

　　关于戈尔巴乔夫已经有无数的评论，显示出对这一人物历史评价的多样性。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多年以后，依然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但很多人不信。对戈尔巴乔夫的各种评论中，有一种极简单的方法认为：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5年后，1996年，眼看俄罗斯形势很糟糕，叶利钦也广受批评，戈尔巴乔夫又出来竞选俄罗斯总统。这次竞选成为全俄罗斯对于戈尔巴乔夫的随意羞辱。

　　当时有一位女记者在众人面前问戈尔巴乔夫：“你现在还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吗？”戈尔巴乔夫回答：“是的”。女记者追问：“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回答：“因为他们付很多的钱”。电视台播出了这段对话。这并不能成为戈尔巴乔夫被收买的证据。然而，面对复杂性，人们宁愿接受这个最简单粗暴的解释。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其实是一位曾经的超级大国领袖，最终不得不厚着脸皮破罐子破摔的表现。那次竞选戈尔巴乔夫还遭遇了一名男性选民的肢体袭击，被对方徒手击中颈部和头部。戈尔巴乔夫初选的得票率不到0.6%，俄罗斯无情地抛弃了他。

　　苏联解体之前，1989年就有德国和美国媒体指出，戈尔巴乔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都是共济会成员。我不想在这种阴谋论的方向上多费笔墨。本文着重考察戈尔巴乔夫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宗教的认识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对于他所实施的改革的影响。

　　一、苏联宗教简述

　　沙俄时期的宗教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宗教种类众多。主要是东正教以及内部多个教派，还有天主教及分支，基督教新教的多个教派，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其附属教派，佛教，萨满等其他原始宗教。二是东正教长期被明确为国教，享有很多特权，拥有很多财富，相对其它宗教处于不平等的特殊地位。东正教成为沙皇的附庸，全心全意为沙皇统治服务。三是信教人口众多。十月革命前，1897年的一次统计显示，全俄罗斯各种教徒占全部人口的99.97%，几乎全民信教。东正教的神职人员12万左右。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及苏维埃政府对宗教实施大力度改造，例如，没收教会财产，取消宗教团体法人地位，废除东正教会国教特权，实施政教分离，学校与教会脱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1921年颁布法律，禁止在教堂和家庭向18岁以下青少年传教。

　　苏维埃的宗教政策引发东正教会激烈反抗。十月革命后不久爆发的国内战争期间，东正教很多顽固教团参加了原沙俄陆军中将邓尼金领导的白军。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就是邓尼金白军的活动区域之一，斯大林当时与白军作战的前线，离戈尔巴乔夫的家乡也不远。另有一些东正教团体，例如旧礼仪派，加入了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领导的叛乱，组成“圣十字义勇军”。清朝时期的日俄战争期间，高尔察克曾经在中国旅顺与日军作战。苏维埃成立后，高尔察克率50多万白军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自封俄国最高执政者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试图借助日本反抗苏联红军，失败后被红军处决。此外，还有一些伊斯兰教组织也加入了叛乱的白军。

　　18世纪彼得一世在俄罗斯大力引入西方化改革时，废除了东正教的牧首制。1917年3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当年11月7日爆发了十月革命。12月，失去沙皇权力庇佑的东正教趁乱宣布恢复中断了约二百年的牧首制，吉洪成为了新一任牧首。基于同布尔什维克主张无神论的冲突，吉洪任牧首初期，与苏维埃政权展开对抗。他诅咒苏维埃是恶魔，要世代受地狱之火。对于同苏维埃合作的人，吉洪牧首宣布开除他们的教籍，并策划和煽动各种叛乱，造成流血事件。1922年5月，吉洪因犯有反苏维埃活动罪被起诉。1923年6月，吉洪写信给苏联最高法院，表示反悔，放弃反苏维埃立场。1924年1月，列宁去世。3月，苏联宣布暂停对吉洪牧首的案件审理。

　　1925年4月，吉洪牧首去世。他在“遗书”中劝告东正教僧众：“别指望恢复君主专制，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人民政权，因而是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他还谴责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反抗以及反对政权的阴谋、叛乱和仇恨。虽然后来有人对此份遗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自此以后，东正教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的确出现了缓和。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减弱无神论的宣传力度，到20世纪30年代初，曾经几乎百分百信教的俄罗斯民众，不信教的比例在农村地区占到一半。

　　1931年，戈尔巴乔夫就出生在这样的苏联南方农村。叶利钦也在同一年比戈尔巴乔夫早一个月出生在乌拉尔地区。按苏联标准，两人的家庭出身都算富农。

　　吉洪去世后，东正教没有产生新的牧首。各种宗教势力进一步被压缩，众多教堂被关闭，大量神职人员被送入劳改营。到40年代，很多村、区、州已没有东正教堂。二战期间，东正教被遏制的势头开始减缓。当时东正教高层号召信徒抵抗德国纳粹，保卫国家，并捐献了大量资金。1943年9月，斯大林接见了东正教会负责人。此后，苏联停止了反宗教宣传，解散了无神论组织，允许开放教堂。同时，东正教再次恢复牧首制，谢尔盖任新牧首，但他任职一年不到便去世了。这期间，其他宗教或教派也开始活跃。

　　二战结束后，苏联宗教政策再次收紧。赫鲁晓夫虽然开展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但在宗教政策上延续了斯大林晚期的做法，甚至更加彻底。赫鲁晓夫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鼓动下，加大反宗教力度。60年代时，俄罗斯范围内东正教神职人员仅剩1.3万人，三分之二教堂被关闭，很多宗教组织转入地下。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略有放松，但区别不大。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时，全苏联宗教团体数量一直处于持续减少的状态。不过，东正教牧首自1943年恢复后，再也没有取消。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间，先后经历了两位牧首，皮缅一世与1990年6月以后的阿列克西二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最初对于宗教并无大的动作，基本延续苏联以前的做法。直到1987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后，对于宗教政策才开始有重大改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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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二）

　　二、戈尔巴乔夫的宗教经历及文化背景

　　戈尔巴乔夫写过几本回忆录，关于自己的宗教经历并没有多少描述。在失去权力、妻子赖莎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在《孤独相伴》一书中描述了自己出生的细节。他说自己是“在居住间和家畜间之间出生的”。然后借助女儿之口问道：“爸爸，你就像耶稣那样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回答：“是啊，要记住。但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不知道这段对话是当年的真实对话，还是后来戈尔巴乔夫自编的，但是，这段描述是否表达了戈尔巴乔夫一个隐秘的心态呢——他自比为耶稣再世？他要拯救苏联的灵魂？他觉得自己能够成为苏联的救世主？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于苏联南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村庄。他的曾祖父从乌克兰迁来此地。他的妻子赖莎的祖先也来自乌克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向西不远是黑海，离著名的旅游胜地索契很近；东面是靠着里海的达吉斯坦共和国。东北方向是卡尔梅克共和国。西北方向是顿河哥萨克地区。南面是挨着大高加索山脉的车臣共和国，再往南就是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这是一个宗教复杂的地区，有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各种基督教范畴的大小教派，还有伊斯兰教各教派，以及佛教等。戈尔巴乔夫家族是正儿八经的东正教徒。

　　1931年戈尔巴乔夫出生后不久，祖父在村里的教堂为他做了洗礼。我没有看到他长大后有退教的记载，但他成年后一般不去教堂。戈尔巴乔夫自己说，60年代时，他的长辈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他的女儿做了洗礼。依照苏联1921年颁布的法律，戈尔巴乔夫家族向儿童传教属于违法行为，但他们没有因此受惩罚。按苏联法律，共产党员若参加洗礼、宗教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处罚之一是开除党籍。戈尔巴乔夫说女儿受洗事先他不知情。他当时已是党的干部，这是不是为逃避惩罚的托辞？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回忆录中，对于究竟谁给他女儿做了洗礼，说法并不一致。先说是他外婆，后来又说是祖父祖母，究竟是他的祖父祖母还是儿女的祖父祖母，含混不清。且不说这是否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在此问题上撒谎，至少说明他并没有反对长辈传教的违法行为。由此可见他的无神论立场并不坚定。

　　戈尔巴乔夫的祖父母是教徒，长期没有参加集体农庄，一直单干，祖父被处罚后才加入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的外公是苏共党员，集体农庄主席，明确不信教。戈尔巴乔夫说他小时候不喜欢爷爷，喜欢去外公家，并长期住在外公外婆家，事实上也因为身为集体农庄主席以后又担任区土地局长的外公家，生活条件要比爷爷好。后来戈尔巴乔夫一再谴责集体农庄，并声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就是农奴。不知道他这么说的时候，是否想起小时候对外公——集体农庄主席——家的偏爱。虽然外公是党员，但外婆始终是虔诚的教徒。外公在家里悬挂列宁、斯大林像，外婆则供奉圣像，对于儿时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似乎没什么不妥。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二战期间参加了红军，在与德国纳粹作战时负伤。没有明确记载显示戈尔巴乔夫的父亲是否信教，但他母亲是教徒。1992年，母亲去世后，在家乡的教堂举行葬礼，与先去世的丈夫合葬。那个教堂是戈尔巴乔夫在位时帮助修建的。总结一下，戈尔巴乔夫的直系亲属中，从长辈到晚辈，教徒占大多数，他对宗教的认可与好感也有迹可循。

　　顺便说一下，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因单干被惩罚到劳改营伐木，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回家，随即加入集体农庄。后因表现积极而获奖状。戈尔巴乔夫的外公被打成“托派分子”而被捕。戈尔巴乔夫说外公被判处死刑，因缺乏证据被释放。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在几个地方说的也不太一致。早先回忆录里没有死刑一说，后来的回忆录中出现了死刑又被释放的说法。令人疑惑。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的外公也是富农，被流放，后因反对苏维埃被处决，1988年平反。

　　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是农牧业混合地带，文化相对落后闭塞。西北方向不远的顿河哥萨克地区，早先是很多逃亡农奴的落脚地，戈尔巴乔夫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一员，他们与哥萨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混居在一起。十月革命前，斯塔夫罗波尔省共100万人口，90%是农民，几乎没有工业。全省只有两个城市，省会城市人口4万。全省有执照的医生22名，全省有5所中学，省会城市有3家书店。

　　戈尔巴乔夫早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子。11岁时德国纳粹占领此地，他的家乡成为沦陷区，但时间不长，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他记得当时很多农民和哥萨克站到了德国一边。苏联红军反攻胜利后，这些类似中国“汉奸”的领头者被镇压了。十月革命后，这里与外界最主要的联系是来自莫斯科的报纸。希特勒德国军队入侵时，为了方便听到来自莫斯科的声音，政府给这个村子发了一台收音机。青壮年上了前线，农村妇女大多不识字，少年戈尔巴乔夫便给妇女们读报。战争使得戈尔巴乔夫的学业中断了两年。13岁时才重回学校。

　　戈尔巴乔夫的家乡在文化上除了多种宗教混合的浓郁氛围外，也有一些突兀的文化高地。由于偏远和闭塞，这里曾经是沙皇流放犯人的地方。一部分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这里，后来还有其他流放者，他们给当地带来了一些外部文化。流放者名单里比较著名的有普希金、赫尔岑、奥多耶夫斯基、奥加廖夫、莱蒙托夫等，当地还为莱蒙托夫建了一个博物馆。少年戈尔巴乔夫对这些流放者及其作品有所了解，他那时喜爱俄罗斯文学，其中不少就是这些流放者的作品。戈尔巴乔夫说他那时就读完了别林斯基全集。

　　年轻人爱读书是件好事，但我有一种感觉，由于缺乏名师指点，少年戈尔巴乔夫对于那些旧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作品未必能够全面了解。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贵族出身，基于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识，面对落后的俄罗斯，试图改造自己的国家。从彼得一世开始，俄国借助西方文化的改革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与俄罗斯底层社会脱节。虽然俄国民粹派曾经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这种知识分子与现实脱节的现象也未能改变。少年戈尔巴乔夫囫囵吞枣地学习俄国旧知识分子的作品，让人怀疑他也受到这种影响，在他后来主导的苏联改革中，得到虎头蛇尾的体现。同时，少年时期的这种学习还让戈尔巴乔夫对于旧贵族产生了向往。例如，他评价妻子赖莎说：“她具有天生的贵族风范”。事实上，不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赖莎，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祖辈都是农民，与俄罗斯旧贵族毫无关系。但他们的这种向往，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于底层社会的背叛。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宗教氛围并不能代表社会底层，因为沙俄时期不论贵族还是农奴，几乎全民信教。

　　1950年，19岁的戈尔巴乔夫中学毕业，他希望去莫斯科大学，便给招生委员会提交了入学申请。没有笔试，没有面试，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录取了他。这是因为他出身好，中学假期里跟父亲做拖拉机手得过奖，还是苏共预备党员，中学里的共青团书记。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话说，戈尔巴乔夫上莫斯科大学类似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上大学后，边远地区的见识浅陋与莫斯科的历史文化氛围形成巨大反差，戈尔巴乔夫刻苦、自律，渴望成功，自卑和自大都潜藏于心。成为苏共最高领导后，两者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面对西方，他有一种自卑和类似对于贵族的羡慕。面对国内及同事，他有一种自大和盲目自信。

　　1955年戈尔巴乔夫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与赖莎结婚。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共青团工作。到1978年调往莫斯科，戈尔巴乔夫47年的前半段人生，除了5年在莫斯科上大学，其余42年都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渡过。在这个地方，他从一个农民的孩子成长为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非常重视军事与粮食。戈尔巴乔夫调入苏共中央，一方面因为他的管区有著名旅游胜地，很多苏共高级领导经常到此度假，使得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领导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安德罗波夫。另一方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离开共青团后，长期从事农业工作，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是重要的农牧业产地，因此，他进入苏共中央也是分管农业。虽然戈尔巴乔夫短暂地分管过意识形态，但从知识结构和工作履历上说，他并不全面。能够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几乎完全是因为年轻。当时的苏联再也受不了每年一个国葬的老年政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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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活动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一年多后，1986年4月26日，位于今天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处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事故。它仿佛是一个预言：一个全球性的巨大事故出现了。人们当时不知道这一事故是局限在半径三十公里范围内，还是波及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的苏联，还是历史将被“终结”的整个世界。一些西方组织，包括宗教团体，借此机会以救灾和慈善的名义纷纷进入苏联境内。面对西方对于核污染的惊慌，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个星期终于表态。但他不怎么提损失程度和救灾措施、后续防范，而是剑走偏锋地提出报道要有“公开性、透明性”，获得了西方媒体的好感，以一个政治彩头淡化了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这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党内讲话中仍然号召要“坚决无条件地与宗教表现作斗争”，并要求加强无神论宣传。然而没多久他就变了。

　　1987年10月，经苏联政府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罗斯受洗千年”作为欧洲和世界历史文化的重大事件进行庆祝。所谓“罗斯受洗千年”是指西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来自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作为国教，带领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畔由希腊牧师主持集体受洗，将过去崇拜的多神教偶像抛入河中。到1988年，正好是一千年。东正教会从1980年起就开始筹备这一纪念活动，牧首皮缅一世负责筹备委员会。当时的苏共宣传部认为，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国家没有多大意义，虽不禁止，但只把它当成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尽量低调处理，以图抵消该庆祝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当时并没有反对苏共中央的这一方针。

　　原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认为，苏联的改革不是始于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从1983年的安德罗波夫开始的。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1983年，苏联政府将莫斯科最古老的丹尼尔修道院（建于13世纪）移交给东正教会，作为筹备纪念活动的指挥中心。1984年，与安德罗波夫关系密切的戈尔巴乔夫短暂地分管了意识形态工作。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意识形态工作名义上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分管，具体工作主要由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负责。此后，苏共宣传部以前对“罗斯受洗千年”的政策被彻底放弃。苏联方面主动建议联合国将“罗斯受洗千年”作为世界性的纪念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号召159个成员国都来组织纪念活动。在此前后，苏联共召开了三次“神学科学国际会议”，分别是1986年基辅、1987年莫斯科、1988年列宁格勒。参加者既有国内也有国外，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学者，目的是为了“罗斯受洗千年”做准备和宣传预热。

　　重大转折出现于1988年。这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东正教牧首皮缅一世及主教公会6名成员，时间一个半小时。在这次接见及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苏共过去对东正教犯了错误，现在要改正。他还肯定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及苏联社会的积极作用，全力支持“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允许教会获得外国资助，并表示正在制定新的信仰自由法。

　　这年5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除了戈尔巴乔夫渴望的与美国达成外交、裁军内容外，里根没有忘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并参观了将成为庆典中心的教堂。从以后的结果看，戈尔巴乔夫显然全面接受了里根关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意见。人们不久就会看到，戈尔巴乔夫使得宗教在苏联变得非常极端的自由。

　　1988年6月5日至12日期间，“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在苏联四个主要城市同时展开，89个国家和地区517名代表参加了纪念活动。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接见了梵蒂冈教皇的特使。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首脑葛培理作为主宾之一在千年盛典上致辞，戈尔巴乔夫在欢迎午宴上对葛培理为美苏关系做出的贡献表示了感谢。事实上，葛培理名义上是宗教人士，号称基督教新教的“教宗”，但他完全是美国政治的附庸，一直以宗教方式为美国政治服务，甚至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情报。冷战刚开始葛培理就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反共的立场，主动要求为杜鲁门服务。几十年里，葛培理千方百计地去了很多苏联阵营国家，他每到一处，不久之后那里就会发生政治动荡和颠覆活动。葛培理这个宗教人物的敏感性，戈尔巴乔夫应该知道，但他为了向美国表示亲密，对此似乎根本就不在乎。稍微熟悉西方宗教的人都会发现，西方宗教的个各教派几乎都是反共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此时对于宗教态度，已经显示出他对苏共的态度，虽然这时他还依然是苏共总书记，但他敞开大门，欢迎各种反共宗教人士。

　　戈尔巴乔夫对于东正教的表态以及支持大张旗鼓地纪念“罗斯受洗千年”活动，欢迎各类宗教人士，在苏联和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带给我们几个问题。首先，他为何要这么做？是他个人的宗教意愿，还是政治动机？我认为两者皆有，后者可能更重要些。

　　1988年，随着苏联改革的推进，负面作用已经开始呈现，苏共高层开始出现裂痕。迹象之一是叶利钦在1987年出尔反尔，到1988年初，叶利钦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和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中央委员，改任国家建委副主席。叶利钦感觉自己失去了权力，被抛弃了，他说：“政治上我是一具尸体”。

　　迹象之二是，1988年3月苏共中央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题为《不能牺牲原则》的来信，内容是为斯大林辩护，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导致的对于斯大林以及苏联历史毫无节制的批判、抹黑，因此被视为苏共内部反改革的保守派立场公开亮相。塔斯社大量散发这一来信，各地方报纸全文转载。虽然利加乔夫否认自己与这篇文章的出笼有关，但人们认为他就是幕后推手。戈尔巴乔夫组织了党内讨论，利加乔夫支持该文，雅科夫列夫反对，两人从此翻脸。戈尔巴乔夫要求雅科夫列夫发表批驳此文的文章，但并没有将利加乔夫撤职。戈尔巴乔夫此举仿佛是在裂痕上抹了一层腻子粉，只是掩盖，裂痕并没有消失。

　　如果说从1988年开始，叶利钦逐步走上党外反对派的道路，那么，利加乔夫与雅科夫列夫的矛盾公开化意味着党内反对派也不再俯首帖耳。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导致了激进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抬头，刺激了民族矛盾，引发一系列游行示威，在某些地方还发生了流血冲突。媒体调查显示，1985年戈尔巴乔夫刚上任时的超高支持率，此时已经下降。因此，为了获得改革的支持力量，戈尔巴乔夫向东正教会伸出了橄榄枝。的确，东正教会毫不否认自己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立场，但是，教会所希望的改革与戈尔巴乔夫的愿望一致吗？就反共来说，戈尔巴乔夫是因为政治幼稚不懂得这一点，还是他压根就发自内心地赞同？

　　其次，戈尔巴乔夫与东正教会握手言欢造成了什么后果？最重要的结果是，面对东正教这一持久而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的认错，意味着对苏共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从此开始，苏联退党人数日益增加。1990年，叶利钦宣布退党，装出受苏共迫害的样子。仅这一年，苏联退党人数就达180多万。戈尔巴乔夫过于激进的改革失去控制，完全否定苏共历史贡献，意识形态迅速出现真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绝不足以弥补这个真空。戈尔巴乔夫将西方普世价值改头换面地认定为人类共同价值，使得另一种价值观体系乘虚而入。他向东正教会认错，等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时向宗教敞开了大门。曾经长期处于苏联主流意识形态的无神论从此不断遭到围攻。在争夺灵魂的较量中，戈尔巴乔夫使得苏共拱手相让，西方价值观与教会力量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苏共自己造成的真空地带。

　　第三，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造成其他宗教的不满。改革以前，各种宗教在苏联都受到挤压。由于东正教失去国教地位，与其他宗教名义上处于平等，因此，其他宗教多少还有点小小满足。当戈尔巴乔夫接见了东正教牧首，并表示要重新恢复东正教的部分特权，例如免税、办校，进入监狱为犯人祈祷，东正教甚至提出要派随军牧师，其他宗教立即感到沙俄时代的宗教不平等又将重来。于是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纠缠在一起，对苏联最终解体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9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梵蒂冈拜会教皇保罗二世，承诺将乌克兰天主教合法化。这一承诺的兑现后来成为乌克兰从苏联分离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989年12月31日午夜，美国驻苏联大使在电视上观看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致辞，听完之后突然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列宁、共产党、共产主义。那天晚上的电视节目里，牧师们围坐讨论信仰和人文价值，东正教大主教公开布道。新年过后，列宁格勒一座小教堂举行东正教的圣诞仪式（东正教历法与其他不同），三个小时的庆祝活动，电视台全程实况直播，由牧师讲解。这一罕见的媒体现象，使得美国驻苏联大使感到，一场剧变很可能即将发生。果然，3个月后，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变成了苏联总统，虽然他没有放弃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他后来表示后悔，应该在那时候就辞去总书记。

　　自1988年“罗斯受洗千年”纪念活动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毫不设防地实行宗教自由和开放政策，进入苏联的各种宗教和教派越来越多，宗教活动越来越多，宗教团体甚至宗教政党也日益增多。其中有些宗教团体在苏联的经历，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1990年4月，刚成为总统不久的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统一教会”的首脑文鲜明。80年代初，文鲜明手下的传教士便非法潜入苏联传教。1988年“罗斯受洗千年”活动之后，苏联宗教政策极大放宽。1989年，“统一教会”在苏联注册登记的过程被新闻大力报道，以显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信仰自由，苏联多种出版物刊发对文鲜明的访谈。戈尔巴乔夫会见文鲜明之后，对于“统一教会”所有法律障碍都消除了，曾经的非法组织彻底合法。文鲜明“统一教会”此后在苏联的活动，至少在1994年前，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文鲜明在苏联的“宗教活动”主要针对政治领导、高校和初等学校的学生与教师。到1994年（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下台），俄罗斯有2000多个国立学校使用了文鲜明教会免费提供的“道德课本”。这显然已经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洗脑。作为对比，中国公安部将文鲜明的“统一教会”列为邪教，申根国家也曾禁止文鲜明入境，我们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在宗教问题上来者不拒的绝对自由，对苏联是一种巨大伤害。而诞生于韩国、发达于美国的文献明“统一教会”，究竟是纯粹宗教组织，还是包含政治意图的伪宗教，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似乎从未考虑过。

　　日本奥姆真理教1990年在苏联也有一些简单的教育合作，麻原札幌本人前往俄罗斯是在1992年春，那时，戈尔巴乔夫刚刚宣布放弃苏联总统职务不久，苏联已经解体。否则，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会不会也亲自接见麻原札幌。然而，麻原札幌1992年访俄期间受到当时的副总统鲁茨科伊的接见。麻原札幌在莫斯科最大的音乐厅举行集会，广播电视大力转播，广告投放你争我抢，这一现象与戈尔巴乔夫在位时对所有宗教的无底线开放是否有关呢？奥姆真理教在俄罗斯的火爆现象到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后才结束。俄罗斯警方取缔了这个组织在俄罗斯的分支机构。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除了使各种宗教、各种宗教的不同流派畅通无阻地进入苏联外。各种宗教还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包括阿富汗战争退役老兵、医院、教育、社会贫困人群、弱势群体等方面也向外来宗教、外来慈善无条件敞开。这实际上是对苏共以及整个国家道德基础的致命打击，人们完全可以问：都靠宗教慈善了，要你政府干什么？强调宗教有助于社会的道德复兴、道德重建，不就等于承认苏共、苏联是无德、缺德、道德失败，是道德的破坏者？强调宗教价值普世永恒，不就等于说马列主义、无神论只是匆匆过客？事实上，这种方式后来清晰地被确定为“颜色革命”的手段之一。

　　戈尔巴乔夫对外来宗教无条件开放也引起了东正教会的不满。东正教会认为，外国宗教拿着大把美元进入苏联与他们抢夺宗教市场。但是，东正教的这种担心并没有延续多长时间，因为，苏联解体后没多久人们就发现，各种外来宗教的财政支持迅速减弱了。这一现象说明，带着大把美元进入苏联的各种宗教，背后支持者的目的就是改变苏联，就是颜色革命。宗教是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目的达到，便完成使命，幕后金主便对宗教不再有兴趣，此后由其自生自灭。

　　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民主化，造成对于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片面、幼稚理解以及做法，还导致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教派、心怀鬼胎的假宗教、戕害生灵的邪教一窝蜂地涌入苏联，或在内部孕育而生，严重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使得那个时期苏联民众的精神世界完全陷入混乱和迷茫。当年苏联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了一句话传遍全国，他把改革比喻为一架飞机——“已经起飞了，但不知在哪里降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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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819事件”中的宗教作用

　　美国《时代》杂志曾经刊发卡尔·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1982年6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与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有过一次会晤，背景是波兰问题。双方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加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里根的一位顾问称其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秘密协议”。那一年，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当上总书记，他也许不知道这个秘密协议。神通广大的克格勃即便知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直不喜欢克格勃和军方，也许说了他也不信。那么，对于各种宗教基本一贯的反共立场，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也许，他早期的宗教经历使得他不认为宗教会反共。但他是否清楚，这个结论的基础是苏联对于国内宗教持续不断改造的结果？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仅仅是他的无知和误判吗？

　　80年代初，波兰团结工会与执政的波兰共产党对抗时，波兰天主教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鼓动游行示威，还在教堂里放映反政府的录像，宗教势力几乎不加遮拦地跳到前台。与此同时，几十个国际组织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源源不断地偷运《圣经》和宗教宣传品。数百万册的《圣经》也满足不了各个东欧国家的需求。戈尔巴乔夫开放宗教政策后，苏联国内对于《圣经》的需求大增，外国进来的《圣经》黑市炒到60美元一本，油印的宗教小册子大量传阅。戈尔巴乔夫给予东正教会的特权之一便是可以印刷、出版，并且免税。东正教会1988年自行引发了10万册《圣经》，还出版了儿童《圣经》，因印刷质量一般，依然没有减弱外来《圣经》的需求。当然，其中有些人未必是自己要读《圣经》，而是把它当做黑市上赚钱的手段。沙特还向苏联提供了100万册《古兰经》。

　　1990年，戈尔巴乔夫主导制定的《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法》正式颁布。这部法对于宗教组织给予了很大的自由，还给了东正教很多特权。苏联的宗教团体从1985年的12438个，到1991年增长到21284个。虽然该法有“宗教组织不参与政党活动”一条，但对政党从事宗教宣传却没有规定，因此出现了一批宗教政党，其中有些宗教政党公然号召民众用暴力推翻政权，宣称国家已经被撒旦占领。该法还有“国家不资助宗教组织和无神论宣传活动”一条。看起来仿佛是将无神论放到与宗教平等的地位，实际上变相地成为国家政府不能资助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无神论观点。民意调查显示，苏联民众对于东正教会的信任率迅速达到70%，而对于苏共的信任率则降到20%以下。牧首皮缅一世去世后，1990年6月，阿列克西二世继任牧首。他在解释吉洪牧首当年与苏共合作时说：那是为了保护教会和教徒，不得以而为之，“在受刑的过程中，我们早已学会了为刽子手进行祈祷。”显然，这位宗教领袖将苏联、苏共视为了“刽子手”，这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同盟者（参见前文：之一、之二）。

　　该法颁布一年后，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819事件”。这是苏联党内保守力量试图维护苏联统一、维护苏共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后一次努力。本文不对该事件展开讨论，只勾勒一下宗教在事件过程中的作用。由于政变事件的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教会当然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两次公开呼吁反对动武，号召信徒手持圣像去向军队示威。政变事件发动者切断了俄罗斯议会大楼的通讯，教会便在大楼顶层设了一个电台广播，向民众及国外发布消息。很多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了示威抗议和设置路障，并组成人墙以阻止军队。神父们不间断地在军队和示威人群中劝慰、当场施洗、唱圣歌，当场向士兵散发了2000本《圣经》，又向议会大楼的保卫者散发了同样数量的《圣经》。从波兰到苏联，政教分离原则在那个阶段已经毫无意义了。

　　关于这次政变事件有一个经典叙述：一群俄罗斯大妈劝阻年轻的士兵不要向群众使用武力或者回家。这确实发生了。这个叙述后来成为其他颜色革命爆发前的宣传重点，以号召效仿。然而，对于这些“大妈”的身份，这个叙述并没有介绍。事实上，这群中老年妇女都是虔诚的教徒，她们是在苏联时期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宗教信仰的妇女。她们响应了教会和牧首的号召，走上了街头，承担了特殊使命。

　　政变事件发生后，在没有人下令武力镇压时，一个意外导致了三名年轻人死亡。牧首立即发出了谴责，并用特殊宗教仪式为死者祈祷。三名死者中有一位恰巧是犹太人，因此，送葬游行的队伍里，既有东正教的悼念音乐，又有犹太教的祈祷之声。对于有宗教理解力的人来说，东正教葬礼仪式是把死者当成了圣徒，对于非宗教人士来说，悼念犹太人则暗指施害者是纳粹再世。当改革以来的意识形态转变和媒体的倾向把苏联、斯大林主义都描绘成惨无人道的暴行时，再来看东正教会当时发表的“告全国教牧人员及教友书”——它声称：“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永远不是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用暴力把自己强加给人民，但人民已非暴力地把它唾弃了。”一切顺理成章——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起步，意识形态开始反转，“新思维”加以推动，再到反共宗教填补灵魂，最终在“819事件”中取得成效。

　　东正教会在这一事件中投入很大的力量避免动武，政变事件失败与教会的作用有很大关系。2年后，苏联已经不存在了，面对类似的事件，教会却不再这么积极。1993年10月，叶利钦与议会的矛盾呈水火不容之势，教会和牧首也呼吁停止不理智行为，但劝解力度明显不如“819事件”时期。最终，叶利钦动用坦克进攻议会，造成数十人死亡。教会没有像当年阻止军队动武那样阻止叶利钦的坦克。为何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禁联想到媒体指出的1982年里根与梵蒂冈教皇的“秘密协议”——加速共产主义的瓦解。因此，阻止“819事件”的成功，符合这一协议，但阻止叶利钦动武，与此协议无关。事件结束后，戈尔巴乔夫谴责叶利钦动武，为叶利钦造成流血死亡后依然能安居宝座而愤怒。我们不禁为戈尔巴乔夫如此幼稚天真而语塞。

　　1997年，叶利钦经多番犹豫，最终签署了《良心自由和宗教结社法》。这一法律在国家杜马获得压倒性的支持，358:6（4票弃权），并在联邦议会以全体一致的投票获得通过。有意思的是，俄罗斯1997年颁布的这一有关宗教的法律在西方社会居然受到了质疑和诟病。为什么？因为它同时废止了1990年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颁布那部宗教法律《良心和宗教信仰自由法》。从内容上说，1990年戈尔巴乔夫的那部宗教法律对俄罗斯本土以外的西方宗教以及各种宗教太宽容，太自由，太不设防了。而1997年叶利钦再三犹豫后签署的这部宗教法律则约束了宗教自由，尤其对外来宗教收紧了口袋，提高了门槛，加强了政府监督和管理。叶利钦这算是汲取历史教训吗？叶利钦1997年这部法律最大受益者是普京。借助这部法律，东正教重新成为俄罗斯国教。普京当政时期，外来宗教和本土非东正教都受到抑制。不仅如此，普京还将这一约束限制扩展到所有外来NGO组织。东正教会则与普京政府密切合作，再次填充了俄罗斯的精神世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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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认识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除了向文鲜明、麻原札幌等邪教敞开大门外（见前文之三），还有一些面目暧昧的宗教组织在那个时期也在苏联如鱼得水，例如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人池田大作。这个机构的名称看上去像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学术研究组织，其实质是一个宗教组织，甚至是一个宗教政党。池田大作1974年便来到苏联，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接见了他。因为那时候池田大作已经有点名气，尤其是在1972年与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会面，1973年出版了《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之后，池田大作开始成为与世界各国名人、领导人到处“碰瓷”的知名人士。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池田大作。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期间，两人在东京再次会面。戈尔巴乔夫下台后，从1993年起延续一年半时间内，两人又多次见面，最终完成了一本书《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戈尔巴乔夫对池田大作的重视是因为池田参与到当时全球性的和平运动之中，试图以宗教缔造世界和平，被视为著名的和平人士。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核裁军、苏美和平共处等想法相吻合。而且，戈尔巴乔夫自推动苏联改革以来，特别在乎国际舆论的看法，尤其当他的改革在国内遭到批评或阻碍时，国际舆论的支持几乎成为他的“毒品”，完全上瘾并陶醉。外国人对于他的改革是否支持的重要程度完全超过了本国民众支持与否、满意与否。只要外国人支持，他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民众的反对，并用外国人的支持来压制国内反对意见。其背后的理念同自彼得大帝以来的俄罗斯改革家、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类似，认为俄罗斯人是愚昧落后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才是先进文明的。戈尔巴乔夫真的坚信在“人类共同价值”下可以实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且还相信每一个外国领导人都和他想得一样。因此，戈尔巴乔夫总是不放过任何外国人可能夸奖、赞扬他的机会，不管对方是何种身份，哪怕是明确反共的，或者是面目可疑的邪教。

　　戈尔巴乔夫对于池田的真实面目未必完全了解。1985年，汤因比的孙女波莉·汤因比在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他们夫妇应池田邀请访问日本的感受。波莉·汤因比在文章里说，池田喜好排场，从头到脚穿着考究，却“土气得没有一点灵性”。波莉·汤因比说她最终搞清了池田邀请她的目的。汤因比1972年与池田会谈的内容还有一部分整理文稿没有出版，池田希望得到授权，能够出版“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第二集”。波莉回国后与祖父著作的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社说，当年他们曾经坚决拒绝出版对话录，但因池田已经在纽约出了英文版，他们只好在英国跟进。对于出版第二集，牛津大学出版社表示“极不可能”。波莉·汤因比在文章里说，她祖父汤因比与池田大作会谈后不久便中风不起。这本对话录是汤因比所有著作中“最被人忘却的”，因为它只是散漫地侃大山。她说，一次简短的礼貌性的谈话被夸大成了重要对话。如果祖父汤因比能看到池田身边的诡异环境，“他就不会让自己为池田背书了”。波莉·汤因比说她祖父天生容易轻信别人。她的意思大致就是说，祖父汤因比被池田大作利用了，出版了那本“对话录”，实际上有点掉价。

　　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读到过汤因比孙女的这篇文章，是否因此对池田大作有全面了解。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民主化，而池田大作的宗教组织、宗教政党内部等级严格，毫无民主，只要求绝对服从。两者能合拍吗？之所以介绍一下池田大作，是因为在他们两人的《对话录》中，比较多地谈到了宗教，也体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的认识水平。而在戈尔巴乔夫最早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中，关于宗教几乎只字未提。

　　戈尔巴乔夫问池田大作：“有一个疑问始终无法解开：全能的、无所不知的宗教为什么无法克服‘宗教战争’这种野蛮行为呢？并且，时至今日仍无法予以克服呢？我一直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在历史的发生论中，彼此也都是互有关连的。倘若这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何早自一千年前开始，就为了各自惟一的神祇而持续杀戮，不断进行着宗教战争，并且，至今仍未有停止的势头呢？”“而每一方的宗教都朗朗上口、不断呼喊的宽容慈悲之心究竟又在哪里呢？”

　　戈尔巴乔夫的这番疑问能否算是他对自己宗教观的一种反思呢？在此之前他可不是这么认为的。1991年11月，也就是“819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前，他曾经同时接见了19位美国福音派领袖，他当时说：“当我们学习科学无神论时，我们得到的教导是宗教分裂人们。现在我们看到正好相反：只有上帝的爱才能使人们联合”。由此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时对于宗教的认识有多么天真。如今他又认为宗教冲突、杀戮不断，用他1991年的话说，岂不证明当年被他否定的无神论是正确的？而本文后面会提到，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偏偏又多次批判、否定无神论。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的认识有多么混乱。

　　戈尔巴乔夫说：“我虽有自小随家里人奉行正教的习惯，也曾受过洗礼，但始终没有成为一名教徒”，但他像普通信徒那样相信了每一位宗教领袖都会发出的许诺：让世界充满爱。每一位宗教领袖都会说：只要人们都相信他，世界上就会有和平。也许，苏联解体以及前苏联各地不断爆发的宗教冲突、民族矛盾，使得退位后的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能带来和平”的咒语产生了疑问，所以才会不耻下问地请教池田。

　　池田如何回答戈尔巴乔夫不重要，因为池田仿佛老师教学生的解释只能算是一团浆糊，以其昏昏无法使人昭昭。但戈尔巴乔夫曾经是一个有着漫长宗教历史、浓厚宗教氛围、多种宗教并存的大国领袖，只要了解一点宗教史、人类史、本国历史就应该知道，不同的宗教的确容易造成分裂。宗教让人联合起来，从古至今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都是一种整体的幻想。戈尔巴乔夫在对话中多次引用《圣经》，但他是否读到耶稣这么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即便是唯一的神，那个上帝也一次次兴起杀戮，甚至发动了灭绝人类的大洪水。作为盲从的信徒，听信那些漂亮空洞的慈悲言辞不足为奇，但作为政治家，居然将宗教许诺等同于政治，除了幼稚，我们还能说什么？

　　理解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使人联合、和平”的天真认识，便能进一步理解戈尔巴乔夫在外交中，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交往中，强调“人类全体利益”优先，就是这种幼稚和天真的延伸。每一种一神教都强调自己是全人类共同的唯一价值，但一神教之间，一神教与其他多神教之间，都很容易互相杀戮。至于原因，看起来只是不同宗教在解释世界时的细微差异，实际上背后的原因是，每一种宗教的内核都试图掌握全部社会权利，所以不同宗教才会导致冲突。同理，在世俗政治领域，即便可以唱“全人类共同价值”“普世价值”的高调，尊奉同一“普世价值”的国家和民族，也未必能联合，未必能和平，战争同样会发生。戈尔巴乔夫理解力的某个角落，停留在教徒被彻底洗脑的状态，以至于在世界政治的氛围中，以为挥挥“人类全体利益”的小旗就能把别人都变成朋友而聚拢在一起倾心坦诚。我始终怀疑有些外国领导人表面上夸奖戈尔巴乔夫的同时，私下里在暗自窃笑：居然在这个圈子里遇到了一个傻子！

这位铁娘子据说是在戈尔巴乔夫上位之前就首先发现他的西方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绝对的平等是基督教的基盘。他继而发挥说，共产主义也极为重视平等，“能否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完全挪到宗教的意识形态中去呢？”戈尔巴乔夫还认为共产主义失败或者说重大缺陷之一就是绝对的平等。于是我们看到，他认为基督教的好处是绝对平等，又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是绝对平等，同时又想用基督教来取代共产主义。如此严重的逻辑混乱，他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他居然还是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直接让人怀疑他在大学里是否好好读过书。戈尔巴乔夫甚至接受耶稣是马克思的“预言者”这种观点，也就是说耶稣预言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耶稣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源头。但他又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来是无法回避的。……这种模式是一种不自然的东西，明显地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此，迟早会走向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终结”。“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或者是一种只有在极遥远的历史状况下才能实现的东西”。我们仍然不用分析他说的内容，只从逻辑上说，如果耶稣是马克思主义的预言者，那么，戈尔巴乔夫声称的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失败”，算不算耶稣的失败呢？那他又何必要用耶稣取代共产主义？更奇怪的是，共产主义已经被戈尔巴乔夫判了死刑，但几年后他坚持说自己依然还是共产党人。这样思维混乱的人领导一个大国，能不乱吗？

　　戈尔巴乔夫说：“苏维埃政权从人手中夺走了《圣经》、《古兰经》、摩西的五书，共产主义却在精神文化上弱化了人们。基于这种情况，因此，我们的改革运动的第一步，首先就是废除了对宗教书籍的禁令。因为我们懂得，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才可能建立民主主义基础，这是由进步带来的伟大的成果”。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还口称“科学无神论”，1993年与池田对话时已改称“攻击性的无神论”。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于“宗教使人联合”的疑问还是一种有益的反思，那么他对于无神论评价的转变，则体现了他的反思走上了错误方向。戈尔巴乔夫说：“企图毒害人的心灵、阻止人们对神的祈求的无神论观点是一种非道德性、非人性的思想。宣告从神身上解放的无神论，归根到底同宣告从良心上的解放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只要不存在神，那么干什么都不在乎。”“对于庸俗的唯物论、无神论、无道德主义，应该说俄罗斯具有强大的抵抗力，为什么却无法避免由唯物论所带来的地狱的灾难呢？”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展开辨析已经没有必要，但还是应该指出，一神教的氛围里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宗教恰恰是禁锢思想的。所谓言论自由，只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宗教的基础上才有了可能。只有以无神论为前提，才可能有所谓民主、有所谓言论自由、有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有科学进步。这个政教分离原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这是一个大国政治家最起码的常识。从对宗教的认识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严重弱智，搞乱国家也就不足为奇。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观与他儿时的生活背景是有关的，他说：“我的祖母，她们这些朴实的俄罗斯农民只有一种价值观。它与宗教的戒律和行动规范属于同样的东西。因为她们从心底里相信了神的存在，所以努力自律，不去做任何犯罪之事，并且时常考虑着怎样去消除周围人对自己不满的批评。这种优良品质源自何方呢？我想，它一定是发端于俄罗斯人的心灵吧。并且，这大概又是来自于俄国正教之所在吧。”“取代基督教而登场的把人与神置于同格的无神论的人道主义可以说是一种专制性，又是一种极权主义。其中又把焦点放在了精力的、恶魔性的人身上。”我真想有机会把下面的问题留给戈尔巴乔夫当家庭作业：如果说宗教或东正教能带来道德社会，那么，东正教成为国教的沙俄历史中，长期实行的农奴制算不算道德？大航海时代后，欧洲国家很长时间里将教会与黑奴制结合在一起，算不算道德？

　　戈尔巴乔夫认为“良心”在唯物论中说不清，所以他投向宗教的怀抱。戈尔巴乔夫强调要从内心去除恶。且不管善恶的标准问题，我想指出一点：做一个好人并不能成为政治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最重要的能力是控制社会的恶，例如个人自私，集体自私等等。换句话说，政治家从来都是干脏活的，所以政治必然会充满阴谋和欺诈，古今中外，无一例外。戈尔巴乔夫以为自己怀着一颗圣母心，其他人就会都变成天使。太天真了。政治家必须时刻准备着。当悦耳动听的“爱与善”不管用时，政治家常常只能以恶制恶，这是法律的本义。在这个问题上，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成熟得多。

　　六、总结

　　马列主义是纲领性理论，斯大林将理论变成一种国家、社会的操作模式。这个在新理论框架下产生的社会新模式利弊共存，其利需要肯定，其弊有目共睹。运行几十年，沉疴积弊众多，要改革，这是共识。所以，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一打出改革旗号，立即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然而，从高峰到低谷，从众星捧月到奚落责骂，只是短短六年时间。印证了我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戈尔巴乔夫的知识构成有严重缺陷。例如，他居然认为日本人不走极端，认为日本人能够巧妙地回避狂热的信仰。戈尔巴乔夫似乎挺好学，他通读甚至反复阅读列宁著作。然而，他的好学只是用来证明自己固化的观点。列宁著作对于他不过是随时可以摘出一些句子，为自己辩护，令反对者闭嘴。戈尔巴乔夫荣登大位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错觉：以为是靠自己的能力才获得了成功。他与西方领导人炉边长谈、乡间漫步、举杯换盏，他便以为那是由于他个人优秀，所以才被外国领导人接纳、看重。他的书在全世界热卖，他便以为是由于他的思想卓越而领袖群伦。他不知道他之所以重要，别人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背后是苏联这个巨大的国家。是这个国家的重要才使得他拥有了尊崇和荣耀。没有这个国家，他什么都不是。

　　戈尔巴乔夫的经历导致他政治能力非常有限，与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所需要的素质完全不配。在他早年的履历中，几乎没有接触过军队或强力部门。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后，第一次了解了军队和军工部门占有的国家资源，他迅速得出了很简单的结论：军队花钱太多了。如果同西方发展友谊、建立和平，就不必花那么多钱供养军队和军工体系。

　　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以后著书说，苏联军费的真实情况他很清楚，但戈尔巴乔夫在对外宣传中，随意夸大了军费的比重。同时，苏联领导层纵容媒体攻击苏联军队，军费始终是他们攻击的目标，从而制造民众与军队的对立。苏联历代领导人中，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在军事方面完全是个白丁。他轻视军事，经济交给市场，又放任意识形态，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手里还剩能下什么？

　　对于宗教的错误认识并产生的纵容，最鲜明地体现出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混乱。这个深层的认识混乱一方面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完全失控，另一方面也使他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严重扭曲，导致他对权力的使用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戈尔巴乔夫也许可以做一个好人，但那只是对一个普通人的评价标准。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的政治智慧基本属于弱智。我不太接受他是被美国收买后故意而为的这种“阴谋论”判断。从对他宗教观的观察，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具有做一个大国领袖的基本素质。宋徽宗既是皇帝又是卓越的艺术家，北宋亡于他之手。中国史家评论宋徽宗：他做什么都可以，除了做皇帝。而历史偏偏让他做了最不该他做的事。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戈尔巴乔夫。

　　如果把军事、经济、舆论看成权力的三个分支，比较而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三个统统放弃。叶利钦是放弃了经济，没有放弃军事，舆论则靠寡头的支持；普金则是三个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普京是十月革命以后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信教的苏联及俄罗斯元首。信不信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懂不懂宗教。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话说的没错。它的意思是说，宗教是给人民吃精神鸦片，而非掌握权力者自己吞食精神鸦片。戈尔巴乔夫恰恰把自己放在祥林嫂的地位上，吞下了大量精神鸦片。

　　普京曾经说：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犯罪，是那些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怯懦者，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普京说的没错。即使我们不看一个大国的沉沦，只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众的生活状态，俄罗斯社会的混乱情形，就会相信，一个口称“爱与善”的人，很可能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害。普京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微妙的地方。尼古拉二世是末代沙皇，他搞乱了国家，丧失了权力，与他身边有个名叫拉斯普京的人有部分关系。此人是个邪门教义的狂热分子，尼古拉二世被他严重蛊惑。换句话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吞食精神鸦片的盲从信徒。苏联末代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身边类似拉斯普京那样的亲密人物，也许不在传统宗教方面，而在“普世价值”这一世俗教义方面。他主动使自己处于尼古拉二世的状态，成为吞食精神鸦片的盲信者。这是巧合还是宿命？

　　1917年，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暴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联。70多年后，这个国家消失了。迁居美国的俄罗斯作家祖博克说：“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紧接着问一句：自杀是暴力还是非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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