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31集

大参考

　　【原文】楚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荀卿者，赵人，名况，尝与临武君论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①不能以中；六马不和，则造父②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

　　【白话】楚国春申君黄歇任命荀卿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字卿），曾经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赵丹面前辩论用兵之道。赵孝成王道：“请问什么是用兵的关键？”临武君答道：“上能得天时，下能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化动向，比敌人后发，却比敌人先到，这就是用兵的关键战术。”荀卿道：“不对。据我所听说的古人用兵之道，用兵攻战的根本，在于能够统一百姓。如果弓箭不协调，就算是大羿也不能射中目标；如果六匹马之间不配合，就算是造父也不能去远方。如果士人和百姓不亲附，即便是商汤王和周武王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善于使百姓归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关键，只在于能让百姓归附。”

　　【姚注】

　　①羿，帝尧时的著名射师，传说他曾射下天上的九个太阳，又称“大羿”、“后羿”。另夏朝时有穷国君亦名“羿”，且亦善射，娶嫦娥为妻，后世常将此二人混淆。

　　②造父，周穆王时的著名御者，是赵国的先祖。《史记·秦本纪》记：“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造父有一侄孙名非子，因为周天子养马有功而被封于秦，是秦国的先祖。

　　【姚论】

　　《荀子》中有篇文章叫《议兵》，系统阐述了荀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荀子与临武君的辩论以及与学生陈嚣、李斯的问答。全文约4600字，其中以与临武君的辩论篇幅最长，约2570字，与李斯的对话次之，近1780字，与陈嚣的对话最短，约250字。《资治通鉴》此处没有转载与李斯的对话，节录了与陈嚣的对话，却几乎是全文转载了与临武君的辩论，足见其对这场辩论的高度赞赏。然姚尧对此却相当不以为然，接下来我们将逐段分析。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就是著名的“五事七计”，全面而又扼要地论述了战争胜负的关键。照理说，临武君和荀子不应该没读过《孙子兵法》中的这段话，可二人却偏偏还要各执一端。在这一回合的辩论中，临武君主要强调的是“天”、“地”，荀子主要强调的是“道”。没有天地，光有道行吗？没有道，光有天地行吗？这就像争论对于长方形的体积，究竟是长比较重要，还是宽和高比较重要一样，有什么实质意义？

　　【原文】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桡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①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②，岂有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诗》曰：‘武王载发③，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此之谓也。”

　　【白话】临武君道：“不对。用兵所重视的是形势有利，行动中要讲究诡诈多变。因此，善于用兵的人，行事隐蔽难测，敌人无法预知他会从哪里出动。孙武、吴起就是通过这种用兵之法而无敌于天下的，哪里非要等到百姓都归附呢？”荀况说：“不对。我所说的道，是仁人的用兵之道，是称王天下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和形势利害。仁人在用兵时，是不可以使诈的。能够用诈术对付的，只是那些懈怠轻慢的军队，是那些衣衫不整的军队，是那些君臣上下之间离心离德的军队。因此，如果是夏桀对夏桀用诈，还存在诈术巧妙而成功或者诈术拙劣而失败的可能。如果是夏桀对唐尧用诈，那就相当于是用鸡蛋去击打石头，用手指去搅动沸水，就如同投身于水火之中，不是被烧焦，就是被淹没。因此，仁人的军队，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出力。臣子对国君，下属对上级，就像是儿子侍奉父亲，弟弟侍奉哥哥，就像是用手臂保护头和眼睛，遮挡胸和腹部。对于这样的军队，敌人用诈术去袭击它，与先惊动后再去攻击它，实质上是一样的。况且，仁人如果是统治十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能遍布周围百里；如果是统治百里的国家，它的耳目就能遍布周围千里；如果是统治千里的国家，他的耳目就将遍及天下，这必将使得他耳聪目明，警觉戒备，团结如一。因此仁人的军队，聚集起来就是整齐的队伍，分散开时就是有序的排列；向前延伸则犹如莫邪剑的长刃，所遇者皆被斩断；短兵相接则犹如莫邪剑的利锋，所挡着皆被击溃；安营驻守时则犹如磐石，胆敢来触犯它的，都会犄角损坏而撤退。况且那些暴虐国家的君主，又有谁可以依靠呢？他所能依靠的，必定是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爱我就如同爱自己的父母，喜欢我就如同喜欢芬芳的椒兰，反过来看自己的君主，则像灼烧黥刑一样畏惧，像仇敌一样愤恨。以人之常情推理，即便是夏桀、盗跖之流，又岂肯为自己所厌恶的人，而去残害自己所喜爱的人！这就犹如是让人的子孙去伤害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一定会前往告发，又哪里有什么诈术可以施展呢？因此，当仁人用兵时，国家日益强盛，各诸侯国先归顺他的安定，后归顺他的危险，抵抗他的被削弱，反对他的被灭亡。《诗经》上说：‘商汤头上旗舞，恭敬庄严握斧，势如熊熊烈火，谁敢对我拦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姚注】

　　①莫邪，人名，亦是宝剑名。邪，音yé。春秋末期，越国有铸剑大师名欧冶子，欧冶子有女名莫邪，莫邪嫁给吴国著名铸剑师干将，干将、莫邪二人曾为楚王铸造两柄宝剑，雄剑名干将，雌剑名莫邪。

　　②跖，音zhí，姓柳下，是柳下惠的弟弟，因其为盗，故名“盗跖”。《庄子·盗跖》记：“孔子与柳下季（即柳下惠）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③武王载发，语出《诗经·商颂·长发》，本诗为殷商后代君王歌颂祖先，特别是商汤王功德的颂诗。诗中的“武王”即是指商汤王，而非周武王。发，又作“旆”，音pèi，旌旗、战旗之意。

　　【姚论】

　　《孙子兵法》在讨论了五事七计后，接着说道：“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就是著名的“十二诡道”，临武君所谓的“兵之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所从出”，其实就是孙子“十二诡道”思想的延续。可临武君接着说“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这就又是在以偏概全了。明明孙武和吴起都非常看重百姓的归附，临武君凭什么说他们无敌于天下是不用“必待附民”的呢？这就相当于在说，只要长方体的高足够高，体积自然就会大，何必非要底面积大呢？至于荀子，他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偏概全，他认为只要底面积足够大，长方体的体积自然就会大，而不去要求高。甚至，荀子的思维相较于临武君还要更加糟糕，临武君只是偏执于高而忽视底面积，但却并不排斥底面积。临武君说“岂必待附民哉”，意思是百姓归附自然是好，不归附也无所谓。可荀子却不但只重视底面积而忽视高，而且他认为底面积和高是不能兼容的，所以他说“仁人之兵，不可诈也”，意思是说如果要做仁德的君主，其在用兵时就绝对不能使用诈术，一旦在用兵时使用诈术，那么就不会是仁德的君主，其用兵就只能居于下流。要知道，此时已经是战国末期了，可荀子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四百年前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阶段，实在是够可笑。更加可笑的是，荀子竟然在幻想敌国的百姓对我方欢若父母，却对自己的君主视若仇敌的美妙场景，从而我方就能够锐不可当地战胜敌军了。且不说这样的美妙场景是非常罕见的小概率事件，绝不可能是常态，即便它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出现，如果我方缺乏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也最终会带来灾祸。荀子的这番高论是在赵孝成王的面前发表，而赵孝成王对此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当初韩桓惠王将上党郡割让给秦国后，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降秦，遂与上党百姓商议后主动归附赵国，这算不算是对赵孝成王欢若父母？算不算是对秦昭王视若仇雠？可是“仁德”的赵孝成王接收上党郡的结果，就是在长平之战中被善用诈术的秦昭王和白起坑杀了四十五万精锐，差点就搞到亡国了，又何尝有过什么“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敌之者削，反之者亡”的荣景呢？

　　【原文】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兵，设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仰则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①金，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②，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若飞鸟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③，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是其气力数年而衰，而复利未可夺也，改造则不易周也，是故地虽大，其税必寡，是危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使以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之道。故四世④有胜，非幸也，数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未有贵上安制綦节之理也。诸侯有能微妙之以节，则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是渐之也。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故以诈遇诈，犹有巧拙焉；以诈遇齐，譬之犹以锥刀堕泰山也。故汤、武之诛桀、纣也，拱挹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诛桀、纣若诛独夫。故《泰誓》曰：‘独夫纣，’此之谓也。故兵大齐则制天下，小齐则治邻敌。若夫招延募选，隆势诈，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⑤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夫是谓之盗兵，君子不由也。”

　　【白话】孝成王、临武君说：“有道理。请问王者用兵，应该实施什么样的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荀卿答：“总的说来，君主贤明的，国家就太平，君主无能的，国家就混乱；推崇礼教、尊重仁义的，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漠视礼教、践踏仁义的，国家就会变得混乱。国家得到治理的就强大，国家变得混乱的就衰弱，这就是强弱的根本原因。在上者足以令人仰慕，则在下者就能为之所用；在上者不足以令人仰慕，则在下者就不能为之所用。在下者能够为之所用的强，不能为之所用的弱，这就是强弱的不变法则。齐国的军队重视个人技击，只要能够凭借勇武砍下敌人一颗首级，国家就会奖赏一锱黄金，而不论战役本身是否胜利。这样一来，当军队面对弱小的敌人时，还可以勉强应付，一旦遭遇强大的敌人，则必将涣散逃离，就好像失散的飞鸟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倾覆。这样的军队可谓是灭亡国家的军队，没有比它更弱的了，这和到集市上去雇佣一批人来打仗没什么差别。魏国的军队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拔武卒，要求每位武卒穿上全副铠甲后，能拉开十二石重的弓弩，身背五十枝箭，肩上扛着戈，头上戴着盔，腰间佩着剑，携带三天的粮食，白天能够急行军一百里。只要通过上述测试而被选为魏武卒，即可免除徭役，给予田宅上的便利。但是，这些精锐武卒的力气几年之后便逐渐衰退，而分配给他们的利益却无法收回，即便实施改革也很难周全，因此，魏国的疆域虽大，税收却必定不多，这样的军队可谓是危害国家的军队。至于秦国的策略，是让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劳役却非常辛苦。统治者用权势凌驾百姓，用穷困压制百姓，用奖赏诱使百姓，用刑罚逼迫百姓，使得百姓们明白，要想能够从统治者手中获得利益，除打仗之外别无他途。功劳和奖赏相互促进，只要能够砍下五名甲士的首级，就可以可役使乡里的五户人家，这就是秦国在诸侯中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称霸时间最长久的原因所在。他们能够沿袭四代而持续胜利，绝不是因为侥幸，而是有其必然性的。因此，齐国善技击的军队无法抵御魏国择勇武的军队，魏国择勇武的军队无法抵御秦国锐进取的军队，而秦国锐进取的军队又无法抵挡齐桓公、晋文公明纪律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明纪律的军队又无法抵挡商汤王、周武王施仁义的军队，一旦遭遇上了，就像是用烧焦烤干后的东西去击打石头那样一碰就碎。那几个国家的军队，里面都是些追求奖赏贪图利益的士兵，就好像是雇工出卖自己的劳力一样，根本就不懂得敬爱领袖、遵守制度、重视气节的道理。诸侯中如果有谁能够推行仁义之道，则立刻就能兼并那几个国家。因此在组建军队时通过招募和选拔，注重威势和诈术，推崇功劳和赏赐，这已经逐渐形成了不良风气。唯有通过推行礼义教化，才能够使得全国上下齐心。用欺诈的军队对付欺诈的军队，则还存在欺诈的巧妙和欺诈的拙劣之分。如果以欺诈的军队对付齐心的军队，则就像是用尖刀去挖泰山一样。因此在商汤王诛杀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时指挥军队就像拱手作揖一样轻松容易，而那些强暴的国家则无不听从驱使，诛杀夏桀、商纣时就像是诛杀一个人一样。所以《尚书·泰誓》上说‘独夫纣’，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军队完全齐心就能够统治天下，军队相对团结就能够击败邻国。至于那些通过招募和选拔，注重威势和诈术，推崇功劳和赏赐的军队，出兵打仗总是胜负无常，时攻时守，时存时亡，互为强弱而已。这样的军队可以称为是强盗的军队，君子是不会这么做的。”

　　【姚注】

　　①锱，音zī，古代重量单位，六铢等于一锱，四锱等于一两。

　　②毳，音cuì，鸟兽的细毛，亦指人体除头发、阴毛、腋毛外，其他部位生的细毛，即俗称的“寒毛”。《说文》记：“毳，兽细毛也。”此处作形容词，为脆弱之意。

　　③三属之甲，属，音zhǔ，连接之意。三属之甲，是指古代士兵身穿的三片相连的铠甲，一片在上身，一片在大腿，一片在小腿。

　　④四世，即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

　　⑤翕，音xī，闭合、收拢。

　　【姚论】

　　在此之前，临武君和荀子的对话属于交互辩论，从本段开始就变成临武君向荀子请教了。由于本文节选自《荀子》一书，所以我们也无法推知这是否是荀子的弟子刻意修饰的结果。儒家在分析问题时确实常有深刻见解，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扯上“仁义”二字，就仿佛中了邪一般地罔顾事实、独断偏执。荀子说“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齐、魏、秦三国的军队确实无数次交锋过，而且仅就军事战斗力而言，也确实是秦军比魏军强，魏军比齐军强。可是至于“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这两句，请问你的根据何在？秦国的虎狼之师自孝公变法的百余年来几乎是百战百胜，仅有的几次败绩可谓屈指可数，他们的军队战斗力难道会比齐桓公、晋文公差？至于被儒家吹捧上天的武王伐纣，那也只是小邦周联合天下各路诸侯共同讨伐商王朝，为此战后还不得不用分封的办法来对各路诸侯进行酬庸，这与秦国统一天下而后全面推行郡县制的军功怎么比？儒家主张仁义，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如果你真要让自己的主张具有说服力，就应该通过逻辑清晰的论证，证明施行仁义者必定能成功，不施行仁义者必定失败。可是儒家的思维却是倒果为因，凡是最终成功的，就说他是通过施行仁义而成功的，凡是最终失败的，就说他是不施行仁义而失败的。如果当事人施行仁义而最终失败，则儒家要么选择性忽视避而不谈，要么就说是此人只是“假仁义”、“小仁义”，而不是“真仁义”、“大仁义”。更加可笑的是，能够作为儒家成功案例的“真仁义”、“大仁义”，永远只能停留在被传说神话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再往后就没有了。因此，当荀子面对秦国不施仁义却能天下无敌的局面时，就只好再把传说中的圣王拿来说事，说秦国现在虽然天下无敌，但根本没法跟古代的圣王相比，连齐桓公、晋文公都比不上，更不用说商汤王和周武王了。真的是这样吗？反正又没真打过，他想怎么说都行。只是这种说法只能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别人，不会有任何说服力。更何况，仁义如果真的像儒家所说的那么有用，那么肯定就应该是施行仁义越多的国家越强大。即便要做到“大仁大义”很不容易，但至少“小仁小义”的国家总应该比“不仁不义”的国家更强大吧？可偏偏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就是最“不仁不义”的秦国，这你又该如何解释？至于说什么诸侯中如果有谁能够推行仁义之道，则立刻就能兼并那几个国家，这就更像是痴人说梦，不值一驳了。

　　【原文】孝成王、临武君曰：“善。请问为将。”荀卿曰：“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白话】孝成王、临武君道：“有道理。再请教如何为将。”荀卿答道：“智慧中最重要的是不会疑惑，行动中最重要的是不会犯错，事情中最重要的是不会后悔。事情只要做到不会后悔就行，不必凡事都追求尽善尽美。所以在制定号令时，要严厉而有威严；在赏功罚过时，要坚决而有信用；在安营囤粮时，要周密而坚固；在转移进退时，要安全而稳重，要敏捷而迅速；在探测到敌情变化时，要隐蔽深入，要反复核实；在与敌军遭遇决战时，要打有把握的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以上就是所谓的‘六术’。不要因为只想保住自己的将领权位就不敢坚持己见；不要因为急于求胜就忘记失败的可能；不要只想着在内部树立威信而轻视了对外；不要只见到利益而不顾及其危害；考虑问题时要仔细周详，而在使用钱财时要慷慨大方，以上就是所谓的“五权”。将领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一是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驻扎在不安全的险境，二是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去打无法取胜的仗，三是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去欺凌百姓，以上就是所谓的“三至”。将领在接受君主的任命后统帅三军，三军既已安定，百官各司其职，所有事物都能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行，此时即便是君主的奖赏也不能令他欣喜，即便是敌人的挑衅也不能令他愤怒，这样的将领就可以称作好将领。行动前必定先深思熟虑而慎之又慎，像对待开始一样谨慎地对待结束，真正做到始终如一，这样就可以做到“大吉”。无论哪种事业，最终能够成功的必定是因为恭敬，最终遭遇失败的必定是因为怠慢。因此，恭敬超过怠慢的就会吉利，怠慢超过恭敬的就会灭亡；谋划超过欲望的就会顺利，欲望超过谋划的就会凶险。将作战视同防守，将行动视同作战，将成功视同侥幸。认真地谋划而不懈怠，认真地处事而不懈怠，认真地对待官吏而不懈怠，认真地对待士兵而不懈怠，认真地对待敌人而不懈怠，这就是所谓的“五不旷”。谨慎地奉行以上‘六术’、‘五权’、‘三至’，并恪守认真不懈怠的作风，这就可以称为天下无敌的将领，可通达神明。”

　　【姚论】

　　《孙子兵法·始计》中对“将”的描述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荀子这里所说的“六术”、“五权”、“三至”、“五不旷”，基本上也都可以归类到“智、信、仁、勇、严”中去。客观地讲，荀子的这番论述没什么错，可也没什么创新，可谓是中规中矩、老生常谈。但无论如何，一旦放下了儒家宗教般的“仁义”狂热，荀子的论述还是比较能够贴近现实面的，否则若要继续他之前的狂热，这段回答也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譬如，荀子说“在与敌军遭遇决战时，要打有把握的仗，不要打无把握的仗”，这话当然是对的，可要按照他之前的说法，仁义之师都是犹如莫邪剑一般所向披靡、锐不可当的，又哪里会有什么无把握之仗？又譬如，荀子还说“宁可被杀也不能让军队驻扎在不安全的险境”，这话当然也没有错，可要按照他之前的说法，只要是仁人用兵，就能使敌国百姓对我方欢若父母，而对他们自己的君主视若仇敌，安营驻守时都能坚如磐石，胆敢来触犯者无不犄角损坏而撤退，那又怎么还会有不安全的险境呢？因此，战争就是战争，是最讲究实际的，脱离实际面而奢谈仁义，结果就必定会是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原文】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荀卿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顺命为上，有功次之。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杀老弱，不猎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获。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则是亦贼也。以其顺刃者生，傃刃①者死，奔命者贡。微子开②封于宋，曹触龙③断于军，商之服民，所以养生之者无异周人，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无幽闲辟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④此之谓也。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敌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故乱者乐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临武君曰：“善。”

　　【白话】临武君道：“有道理。那么请问圣明君王的军制又该怎样。”荀卿答道：“将领以战鼓号令三军，至死也不能弃鼓逃跑；御者负责驾驶战车，至死也不能放松缰绳；百官各有权责，至死也不能擅离职守；士大夫奋力拼杀，至死也不能脱离序列。军队听到击鼓的声音就前进，听到鸣金的声音就后退，最重要的是服从命令，其次才是建功立业。命令不准前进而前进，与命令不准后退而后退一样，罪过是相等的。不杀害老弱，不践踏庄稼，不战而退者不予捉拿，负隅顽抗者不予赦免，主动投奔者不以俘虏对待。凡是诛杀，不是诛杀百姓，而是诛杀祸害百姓的人。百姓中如果有人胆敢保护乱贼，那么他也就等同于乱贼。因此，不战而退的人可以生，交战顽抗的人必须死，前来投靠的人献给君王处置。微子启被封于宋国，曹触龙被斩于军中。对于选择归顺殷商的百姓来说，其生活待遇相较于周朝百姓并无区别，因此近处的人歌颂欢迎周天子，远处的人不辞颠簸投奔周天子。无论是多么荒凉偏僻的国家，也没有不主动投奔并安心快乐的，四海之内就像是一家人，凡是能到达的地方就没有不服从的，这样的君王就可以称为人民的师表。《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服从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王者的军队，只有诛杀而没有攻战，敌人固守就不发动进攻，敌人抵抗就不主动攻击，敌人上下喜悦就祝贺他们，不会屠城，不会偷袭，不会让军队长期滞留在外，出征不会超出既定的时间。因此，混乱国家的人民都非常喜欢这种王者的施政方式，而不安心于自己君王的统治，都盼着王者的军队到来。”临武君道：“有道理。”

　　【姚注】

　　①傃，音sù，意为向，向着。顺刃，指敌人顺着兵刃的方向行动，亦即不战而退；傃刃，指敌人向着兵刃的方向行动，亦即交战顽抗。

　　②微子开，即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庶兄，降周后被封于宋。汉代为避汉景帝刘启的讳，故改“启”为“开”。

　　③曹触龙，商纣王的臣子。《荀子·臣道》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

　　④该诗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是歌颂周文王和周武王的。

　　【姚论】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由于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益处的，甚至是错误的。”遗憾的是，在儒家的军事思想中，始终在幻想战争中的“非暴力”。当年孟子在读到《尚书·武成》里记载武王伐纣的战争场面是血流漂杵时，就武断地说《尚书》的这段记载完全不可信，因为在孟子看来，周武王是天下最仁义的人，商纣王是天下最不仁义的人，最仁义的人去讨伐最不仁义的人，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漂杵的惨烈场面？应该是商朝的军队望风投降，周武王兵不血刃就拿下都城朝歌才对。同样的，荀子也幻想着只要是王者之师，就能够做到“有诛而无战”，因为敌军会主动放弃抵抗而盼望仁义之师的到来。这种太过脱离现实面的幻想，是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注定无法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原文】陈嚣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白话】陈嚣问荀卿道：“先生谈论用兵之道，总是以仁义为根本。可是仁者爱人，义者循理，那又怎么用兵呢？大凡是需要用兵的，都是为了争夺啊。”荀卿说：“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所谓仁者爱人，正是因为爱人，才会憎恶会害人的人；所谓义者循理，正因为循理，才憎恶会作乱的人。因此，用兵的目的在于禁止残暴、消灭祸害，而不是为了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