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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在歧路:堪称伟大的靖康学生运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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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 01:00: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面对朝廷奸臣当道、北方金兵大举入侵、大宋政权危在旦夕的严峻形势,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12月27日,即宋徽宗退位后的第四天,太学生陈东上书宋钦宗,请求诛杀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6贼,拉开了靖康学生运动的序幕,并在靖康年间形成高潮。对此,史学家黄现璠评价说,此次学生运动“人数之众多,以及行动之激烈,五四运动,不过尔尔”。

  彼时,欧洲尚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大宋朝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统治,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能有这样的学生运动呢?

  一个政治开明的帝制时代

  尽管宋朝也是家天下,但由于宋太祖确立了赵宋政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把“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作为“祖宗家法”传承下去,所以北南两宋十八个皇帝没有一个暴君,三百多年的政治也较为开明。在这种情况下,和许多朝代相比。大宋朝的皇帝显得比较“窝囊”。

  李沆当宰相的时候,有一天,宋真宗派人送来了亲笔信,要政事堂拟诏封真宗宠爱的刘氏为贵妃,李沆当即回绝,并且当着来人的面将真宗的亲笔信烧掉,告诉来人:“你回去就说我李沆不同意。”对此真宗没有任何脾气,只好收回成命。宋太祖的女婿石保吉(北宋开国大将石守信之子)要求担任使相,真宗大概也想改善一下与宋太祖后代的关系,就找李沆商议。李沆说:“石保吉想晋升使相,但他既没有立战功,又没有显著的政绩,无缘无故地给他高官,恐怕会引出议论。”真宗不甘心,以后又多次提起此事,都遭到李沆的拒绝。

  宋真宗想去泰山封禅,镇服四海,可是这样的事需要理由,依王钦若的意思,理由好找,就像“河出图、洛出书”那样,来个天上掉下天书(天书降)就搞定了。真宗思考了半天没有表态,最后弱弱地问了一句:“王旦他能同意吗?”王钦若说:“我把陛下的意思转告王旦,他或许不会不同意。”事实也果然如此,宰相王旦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勉强同意了。真宗还有疑虑,于是把王旦叫到宫里设宴招待,二人谈得很随便很高兴,临走,真宗令人取了一个酒坛,对王旦说:“这酒特别好喝,你把这一坛带回去,和夫人和家里其他人慢慢品尝。”王旦回到家打开坛子一看,一下子就惊呆了:坛子里满满的不是酒,而是稀有的大粒珍珠。宋真宗大约是贿赂宰相的唯一的皇帝,但在大宋,他的子孙像他一样把乾纲独断的皇帝当得很“窝囊”却有很多。

  有一本叫做《蓼花洲闲录》的宋人笔记,里边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宋神宗对西夏用兵失利,于是迁怒于一个运粮漕官,恼怒之下亲自书写了御批,要处斩此人。隔天,宰相蔡确上朝奏事,神宗就问,昨日御批处斩某人,执行了没有?蔡确说:“臣正想向陛下说这件事。”神宗不悦:“有什么问题吗?”蔡确说:“我朝祖宗以来,未曾杀士人,臣等不希望陛下开此先例。”神宗皇帝沉吟半晌说:那就把此人刺面,流放偏远恶地吧。时任门下侍郞的章惇当即接了一句话:“如此,还不如杀掉此人。”神宗不解:“这话怎么说?”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说:“快意的事朕做不得一件!”章惇淡淡地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神宗默然,也没有把这些大臣怎么样。

  这样的事,在民主成为主流意识的今天,也未必常见,但在大宋,这样的事情却没什么稀罕。说到底,宋太祖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是言论自由的保护伞,是大臣敢说真话的政策保障。这一点,昏庸如宋徽宗也做到了。徽宗大兴花石纲,招致民怨沸腾,太学生邓肃献了一首讽谏诗,蔡京就危言耸听地对徽宗说:“不杀邓肃,恐浮言乱天下。”徽宗却说:“这倒是个忠臣!”只是取消了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他可以不听忠言,可以不用忠臣,可以收紧言论自由的大网,但却也坚持不开杀戒。有了皇帝的“窝囊”,才有了政治的开明。才有了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语),“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思想追求和行动准则。

  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宋代太学生

  陈寅恪曾经一再推崇:“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其实正是由于大宋较为开明的政治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国策,使两宋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最为自由的一个时代,也使两宋成为中国古代学运最令人神往的时代。所以,黄现璠才说“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

  大宋“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政策,向不同阶层相对公平地开放了仕途。按照大宋的教育科举制度,太学生如果完成学业,就可以出仕为官,于是,作为士大夫的后备梯队,他们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在他们看来,自己既然要与天子“共治天下”,那么自己理所当然就是社稷安危与民生利病的担当者,理应与国家政权休戚与共。所以每当国家“有事之际”,他们就责无旁贷地把国家之事视为分内之事,也就是这种责任感,才使他们怀“直谅之风”,倡“振奋之词”,甚至不惜身家性命。

  澎湃的青春岁月遇到了自由的舆论环境,于是太学生不怕开除,不怕入狱,敢说真话,这与朝廷里肩负监察责任的台谏官不怕撤职,不怕贬官,特别敢说话如出一辙,这两者共同勾画出有宋一代在言论自由上的风景线。难怪黄现璠说:“宋代太学,不独为学术最高学府,且为社会舆论之喉舌”,也难怪宋人以太学为“无官御史台。”既然是不在职的御史,也就少有仕途进退的私心,一旦国家有事,他们甚至能“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太学成为社会公论的所在地,太学生成为正气所持之人。   

  即使如此,太学生也并非就是天生热衷于政治的一个社群,而是国家危难,政治黑暗,刺激了他们的关注与行动。其“激于救国救民热情,而为政治活动者,自徽宗大观年间始。”正是徽宗昏庸黑暗的统治和金人灭亡大宋的严重威胁才导致了靖康年间的学生运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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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 19:45:02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四运动不过尔尔,看到这一句我乐了。
其实中国是新生了,从五四开始!永远不要低估五四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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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 22: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宋代太学生??     现在的造谣者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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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4 00:41:0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个疑问问一下楼主,宋朝经济确实是发达的,按理说军备也有钱搞三,在当时群敌环绕之下,他们就没有战争意识吗?难道举国上下就没有明智之士吗?十八个皇帝个个都是明君,为何有两帝被人捉了去?是体制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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