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91]中国与世界的十大困惑，你怎么看（二）

lameihua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讲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十大困惑。

　　关于这个话题，在上一讲当中我曾经做了一个说明，这里讲的十大困惑是刘宁荣教授提出来的，我本来是想转发一下，但是转发不了，所以我就介绍一下他这个十大困惑以及我对这些困惑的一些看法。

　　上次我们讲了三个，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四个。刘教授他讲第四个困惑，就是我们如何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应当说这个问题是最近这几年开始突显出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说是最近这几年突显出来的呢，因为大家知道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把自己叫做发展中国家或者叫第三世界国家。在那样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随波逐流”，第二个是“找一个合适的适应性的位置”。那么随波逐流说的是一种被动的状态，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把你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你可能就得在这个位置上待着，不是说我们喜欢这个位置，而是说你没有力量改变这个状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自己去寻找或者是创造一个比较合适的、适应性的位置，这个呢，主动性就稍微大了一些。比如说，我们把自己努力塑造成一个第三世界的领袖，应当说这个和随波逐流不完全一样了，主动性明显要强一些了，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在努力适应这个世界，在适应世界的过程当中给自己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情况确实是有点不一样了，无论怎么说，这些年中国经济迅速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的国力在不断增强，这也是一个事实，然后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应当说也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和事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和世界主流社会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逐步突显出来的问题，所以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很多的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背景。就这一点来说，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着重大影响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把它稍微分解一下，实际上它包含着几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个是中国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今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关系；还有一个，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处理这些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应当看到目前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在过去这样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演变形成的，在这里边，它汇聚了人类解决国际经济政治问题的智慧，当然其中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个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对于中国来说，至少是中性的，甚至是有利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中国过去这四十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过去这四十年的发展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国际上的这种环境。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去挑战它，而是去维护它，完善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这种分量、角色肯定要加重，但是我想这个方向应当是进一步的推进这样一个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完善。当然了，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将来肯定会面临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如何形成一个能够和其他的国家能够正常的打交道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如何既能够彰显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主张，同时又能够和整个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向相一致，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

　　他讲到的第五个困惑，是中国的文化是否决定了中国无法走向民主。这个问题应当说确实现在不是特别好讨论，当然这是一个很多人其实都是很关心的问题了，对于这个问题，刘教授他本身应当说好像也是一个比较悲观一点的看法。具体来说，他讲的这么一个顺序，第一步是市场经济，第二步是公民社会，第三步是法制建设，第四步才是民主选举，如果就这个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新意，很多学者也讲过了，不过刘教授他担心，说我们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建设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不是有点止步不前，这些问题我今天不想讨论，我主要是想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当中的文化，或者是人们的素质与这个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一直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制度决定论，一种是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认为，个人的素质并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有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就能造成什么样的文化，从而也能重新塑造人们的素质、人们的特性。相反呢，文化决定论认为制度是由文化来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文化有问题，人们的素质有问题，你就很难期待一种好的制度能够运转，甚至这种制度有没有可能形成都是一种问题。无论是文化决定论还是制度决定论，最后都会走到一个所谓两难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两难的困境，没有这个那么就没有办法有那个，没有那个也就没办法有这个。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种思维的误区，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我是比较倾向于用一种互动论的方式来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之间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的关系，谁决定谁这样一个单向的关系，而是两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在现实当中，那么很可能他真正的情况说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为另外一个东西发生变化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而另外一个方面又发生了变化，那又为这个方面更进一步的变化又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它是这样的一种互动的关系，我想所谓文化、人的素质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说到这呢，我就想起有一个其实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更抽象的意义上的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所谓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结构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始终是学术界经常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哪个决定了哪个，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需要用前面所说的互动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想法是和多少年前受到的启发有关系，就是前面说的，因为在学术的讨论当中，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我们经常讲一种两难的状态，而且好像要突破这种两难的状态非常的不容易，这是我们经常陷入的一种困境，但是有一次我和一位在基层挂职的朋友交谈的时候，他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启示，好像我们在理论上看起来觉得是两难状态，好像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那个需要这个作为条件，这个需要那个作为条件，这样一种所谓两难的状态，在实际工作当中，他们并没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状态。相反，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种互动，在实践当中用互动来解决问题，这个方面改一点为那个方面创造条件，那个方面再改一点为这个方面再创造条件，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在互动中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他打破了理论上的那种所谓两难的状态。我觉得对于文化、人的素质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视角，用一种新的方法论去看待他，去观察他。

　　好了，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