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家老大：大唐王朝官场衰变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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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观年间，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一批名臣的辅佐下，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减，京官由原来的二千多人减少到六百四十三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并了许多州县。这一次政府裁员和机构精减非常成功，不仅提高了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也大大的减轻了黎民百姓的经济负担，为“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与行政基础。与此同时，初唐的官场，正气盛行，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因为他把所得赏赐全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家中清贫，住的房子又小又湿。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己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大帅哥温彦博同样也不置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凡此种种，皆反映出贞观时期的官场政治确实清明，大多官员的道德操守确实良好。令人遗憾的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便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也随之滋生。再加上随之产生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在种种弊政的重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便开始衰变，并日渐式微，最终，煌煌王朝大厦在风雨飘摇中坍塌了。

　　那么，曾经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臃肿不堪的呢？曾经高效干练的政府官员是如何变得冗员充斥，效率低下的呢？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腐败污浊的呢？曾经的辉煌盛世是如何走向衰败消亡的呢？这一切，都给后世留下了沉重的思考。

　　这还得从科举制度说起。众所周知，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而隋朝存世只有三十余年，故未有作为。唐朝承继了这一选仕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当时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通过科举选拔人才，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居于社会底层的学子提供了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以前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科举选仕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呢？如果都让他们当官，哪里会有如此多的官位呢？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剩余的又如何安排他们“就业”呢？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了一个办法：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不但可以解决士子们的“就业”问题，还可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可以“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据《旧唐书》记载，贞观五年（公元632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李世民的这一办法，是“很给力”的好办法。不但“增生员额”、“各置博士”，提高了士子的“就业”比例；还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用知识分子教授经典，来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同时，创造出“国学之内，八千余人”的古今未有的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八千人中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派来学习的弟子。这说明，唐太宗的这个办法，不仅“国际反响”很好，还为“贞观之治”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可惜的是，唐太宗的后人没有延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据《旧唐书》记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文化教育事业就逐渐不受重视了，等到武则天称帝以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生员们不再以学习经典为意，学术气氛和学术尊严都由此变坏，二十年间，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虽然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不断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然而，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就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不堪了。恰在此时，武则天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遂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仍在，机构重叠，必生冗员，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还极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在争斗中，他们结党营私，政治理想与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中消磨殆尽，而腐败奢糜之风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更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政府冗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益腐败的情况下，官员们的薪水却在“芝麻开花节节高”。有人计算过，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了开元年间，官俸就数倍于唐初了，而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接下来，“大历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数倍于大历”；就算是大历年间的官一品，月俸也己达九千缗，是唐朝初年的三百倍了，此时离唐初不过才一百五十年。此后，官员们的薪水还在继续增加，直至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唐德宗时的大臣沈既济，曾痛陈官场之弊为“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沈既济的说法切中肯肇，但是，在这样的世风日下之中，又有谁愿意听这样的逆耳忠言呢？再说，既便真听进了这番话，恐怕此时也没有什么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因为，此时的大唐官场风气己经彻底败坏了，朝廷上下，文恬武嬉，哪里还有重新振作的机会？积重难返的王朝气数己经衰竭，只能苟延残喘地等待谢幕了，更何况还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内外挤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