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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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崛起：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与辛丑条约背后的政治博弈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最大的受益人是袁世凯。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重组或新建的四大国防军：武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聂士成的前军打没了，宋庆的左军和董福祥的后军打残了，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在山东参与“东南互保”，全程避开战争，得以保全。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原本是想努力在义和团和列强之间尽可能维持平衡，不愿意狠杀义和团，也不愿意过分得罪列强。但等到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炮台、聂士成兵败自杀之后，清军彻底溃败的局面已不可挽回。这个时候，袁世凯的投机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下定决心倒向列强一方，开始大规模屠杀义和团来向列强示好。他宣布朝廷上谕支持的爱国义和团都已经去直隶地区保卫北京了，留在山东的都是不爱国的“假义和团”，应该全力镇压。在慈禧西逃过程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之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山东杀了上万义和团。

　　也就是说，当义和团和清军还在与八国联军奋战的时候，清政府最精锐的国防军、甲午战争以后千方百计裁军省钱从牙缝挤出来银子训练的唯一一支西式军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却不仅不去参与反侵略战争，还在山东对义和团大开杀戒。这也是这场战争清军惨败的一大关键。

　　——武卫右军如果北上参战能否改变战争结局呢？看起来难度很大。但还要考虑到，当时还有东南督抚为了自保拒绝支援中央、荣禄的为了自保故意放松攻打使馆、慈禧为了自保留着董福祥的武卫后军给自己当卫队不去前线参战。各个主要派别的政治领袖们全都在想着自保，给自己留退路，这样一场战争又如何可能取胜呢？如果把所有这些因素都加以改变，从上打下团结一致抗击侵略军，情况又会不会有所改变呢？精英阶层四分五裂、软弱无耻，底层百姓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是清军和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失败的写照，也是清末中国国家衰落任人欺凌的根源。等到共产党统一中国，把中国人从上到下团结组织起来之后，很快就在朝鲜把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打的满地找牙。八国联军绝不是不可战胜的。

　　袁世凯此人，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小李鸿章”。他跟李鸿章一样聪明绝顶，一样的心狠手辣，一样的“拼命做官”、为了个人野心权势不折手段，也跟李鸿章一样明白晚清做官“三大法宝”——掌握兵权、贿赂满洲、投靠列强——的重要性。如果说他跟李鸿章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做人做事更没有底线。李鸿章是三分真、七分伪，那袁世凯最多只有一份真，最少也有九分伪。李鸿章好歹经过科举考试，身上有功名，带点文人气质，袁世凯就是纯粹的地痞流氓作风。

　　袁世凯家族也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起家。他从小不爱读书，只爱游手好闲、惹事生非，热衷于嫖娼赌钱。由于不是安徽人，他算不上淮军嫡系，但其父辈与李鸿章关系很好。长大后走家族关系的门路，投靠在李鸿章手下做事。李鸿章很快发现这家伙简直就是“李鸿章2.0”，比亲儿子还像自己，对其委以重任，让他担任清廷派驻朝鲜的大臣，三十多岁就成了朝鲜的“太上皇”。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处在对日本斗争的第一线，初步展示了自己作为乱世枭雄的手腕和才干。不过，他也跟李鸿章一样，以自保为第一要务，要为国家做出牺牲那是不可能的。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日军刚刚派兵进入朝鲜，袁世凯见势不妙、当机立断，立刻称病辞职，李鸿章也在第一时间批准，让他坐船跑回了天津。由于是在双方正式开战前跑路，他还成功躲过了“临阵脱逃”的指责。但作为清政府派驻朝鲜多年的全权大臣，他的举动跟平壤守将叶志超、大连守将赵怀业、旅顺守将龚照玙、北洋提督丁汝昌临阵脱逃的性质是一样的，是李鸿章培养出来的淮系人马一贯德行。

　　甲午战后，李鸿章继续保举袁世凯。袁世凯本人也特别会“来事儿”，“金钱开路”是他做事做官的第一法宝。为了谋得新军的兵权，把他在朝鲜贪墨来的金银财宝在北京到处送人。荣禄和奕劻权势最盛，送的也就最多。

　　除了送钱，袁世凯还善于运用几乎一切可能的手腕和方法来“拉关系”。荣禄主持练兵，他就组织幕僚写了一本各国练兵的书进献。荣禄一手收钱，一手看书，对袁世凯的孝心和才能都感到满意，就把武卫右军的练兵权交给了袁世凯。清流派喜欢搞师生门户，他就投入李洪藻门下当“门生”，因此清流对袁世凯掌握练兵权也颇为支持。维新变法成为热潮，他就积极支持维新活动，还成了康有为强学会的创会成员。这样，淮军大佬李鸿章、满洲新贵荣禄、清流领袖李洪藻、维新导师康有为，这些主要政治派别的关键人物全都对他印象不错。同时他还特别低调，给外人尽可能的留下不关心政治的“职业军人”形象，各个派别都想拉拢他而又不会觉得他会成为威胁。戊戌变法的时候，康有为要让袁世凯参与“围园杀后”，就是因为袁世凯“演技”过于高超，在康有为等人面前一副愿意为维新变法赴汤蹈火的架势，骗得康有为真把他当作了自己人。结果袁世凯当然是毫不犹豫的举报了。他举报“围园杀后”本身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不该用虚伪的政治表演欺骗维新派，让他们误以为袁世凯是可以托付大事的人。不料所托非人，把光绪皇帝给害惨了。

　　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前几个月，袁世凯突然从直隶调往山东担任巡抚，还把他的武卫右军也一起带走了。这跟他在甲午战争前夜突然称病辞职回国一样，看起来非常巧的躲过了一场他注定打不赢的战争。这真的只是巧合吗？美国公使在催促清政府免掉毓贤的时候，几近直白的暗示说：“如果山东军队不足，那就把袁世凯训练的很好的军队调过去。”进攻北京之前先调走清军国防精锐，这非常符合列强的利益，同时也非常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双方是否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沟通合作呢？袁世凯在关系中国命运的两次大战之前，都处在与侵略军对抗的最前线，且担任关键职务，却又两次都及时躲过。这就跟大沽口之战八国联军火炮连续两次击中南北炮台的弹药库一样不可思议。

　　等到战争结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成了唯一保存完整的国防精锐，兵力不仅没有减少，还从七千多人扩张到了一万多人，加上列强对他加入“东南互保”和主动屠杀义和团的行径感到满意，直隶总督的位置自然非他莫属。

　　当上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加上他手中的武卫军，成了清廷统治中国的最后两大支柱之一。

　　另一根支柱是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英国长期坚持维护清政府的傀儡地位，因为只有中国保持统一，它控制的海关系统才有价值。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参战是打算抢一把就走的，派兵不多，也都不是来自本土，法军从印度支那抽调、美军从菲律宾抽调，英国则根本没有派白人参战，直接拉了一批印度、孟加拉士兵来凑合，甚至还有一个在中国东南沿海招募中国人组成的“华勇营”。俄国和日本这两个跟中国邻近的国家则想着瓜分中国，占着北京不走，派遣的军队数量也最多。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是欧洲列强，照理应该跟英国、法国一个态度。但它位于欧洲内陆，崛起时间较晚，没有参与前期殖民活动。等到它统一强大之后，与欧洲交通便利的殖民地都被瓜分完了，放眼世界就剩中国这块大肥肉了，虽然遥远但对德国来说却是最后的机会。它看准了山东，一直惦记着将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想跟日本、俄国一起把中国给拆分了。八国联军之战，德国派兵数量最多，比日本俄国都多，而且是从本土派遣的主力——它也没有殖民地军队可以派。但在路上花的时间太长，等八国联军都占领北京了才赶到，这是非常尴尬的。

　　德军在河北山西四处打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遭到小股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不断有人员伤亡，损失也不小，总司令瓦德西最终得出结论：德国不具备长期占领中国一个省的能力。

　　在给德国皇帝的汇报中，瓦德西主要讲了三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他找了一批底层老百姓来检查身体，发现中国人身体健康强壮，甚至比底层德国劳工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谣传的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之说并不能成立；第二个因素是义和团表现出来的“尚武精神”，说明中国人是勇于反抗的民族；第三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度，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度很高，外敌入侵很容易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抵抗情绪。

　　既然中国人身体强壮、尚武好战而又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要殖民统治山东那么大那么多人又远离欧洲的一个地方，就不可能了。瓦德西说，如果将来德国不得不在山东大规模开战——不管是镇压革命还是面对试图收回山东的中国政府军，要想从欧洲派兵来解决，“非至财政破产不可”。因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

　　德国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转而跟英国、法国、美国统一战线，反对俄国和日本瓜分中国。这样，《辛丑条约》才只有赔款和驻军的条款而没有割让领土的条款。

　　至于战前谣传的“归政”问题，没有一个列强曾经提出过这个要求。瓦德西在个人笔记中记录了他跟各国的沟通、给德皇的汇报、与中国的交涉，都没有提及过此事。列强对光绪皇帝及其支持的维新变法毫无兴趣，谁更能卖国，他们就支持谁。这方面显然慈禧太后更胜一筹。

　　[1]【德】瓦德西，《论瓜分中国事（2月3日之奏议）》，载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124-126页，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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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狂欢：清廷财政增收与中央权威加强

　　战争惨败，签了《辛丑条约》，要赔那么大一笔钱，按照正常人的认识，清政府应该是快要穷死了，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起才对。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双双暴涨，不仅有钱赔款，还有钱训练新的国防军，并且在全国各地大力投资修建铁路，钱花的像流水一般也不甚心疼。京城的官员们的收入水平也跟着迅速上涨，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当时北京官场上就流传着一个政治笑话，说：“我国新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人赔我四万万，不然京官之阔，何能如此？”[1]

　　清政府发财的手段，主要就是两条，一条是找列强借钱，第二条就是向下摊派。

　　找列强借钱，就是高利贷加出卖国家资源，利息高不说，还有很多手续费，再附加一大堆抵押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修建铁路及其周边地区开矿等特许经营权抵押出去，靠出卖铁路权益还钱。

　　古代的卖国，形式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割让土地。但近代列强入侵不一样。除了俄国和日本这两个紧邻中国的以外，英、美、法、德都对大量占领中国的领土兴趣不大。他们喜欢先控制少数沿海贸易港口，在这些地方建立“租界”，再通过水路或铁路运输，让财富汇聚到这些关键节点，从而攫取中国的财富，而绝不会费神费力的去占领贫穷的、交通不便的农村——这些事儿交给傀儡政府去做更方便。清政府的卖国方式，也就很少直接割让大片土地，而是把位于交通枢纽的价值最高的地点卖出去，让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通过水路或陆地交通往经济枢纽汇聚，变为列强资本的财富收益。可以说，清政府卖国，卖的都是精华，穷的地方还卖不出去。不仅农村卖不出去，城市里的贫困区也卖不出去，必须得是交通枢纽或者资本高度密集的经济核心区。

　　晚清时代的中国，在列强的殖民版图中，形成了这样两大统治层级：最高级的“一等人”是洋人，他们担任香港、澳门这样的殖民地以及各大城市“租界”的总督等高级职位，并派驻军队，外国资本也集中在“租界”进行投资，控制金融命脉。外国官员、外国资本、外国军队在中国沿海沿江枢纽城市中的核心地段享有最高地位并拥有最多财富。“二等人”就是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和买办。满清贵族和汉族官僚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列强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此外，在租界还形成了一大批为列强和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人群，他们依附于列强在中国的特权，也跟着大发横财。由于租界为城市富人区，又有列强军队维持治安，内战和清政府的腐败官僚难以侵害租界居民的权益，租界也就成了中国房价最高的地区，国内的富豪权贵们纷纷在租界买房、投资，把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寄托于列强的保护控制之下。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等人及其子女，都在租界大量买房置地、兴办产业。这样，在中国近代整体屈辱沉沦、民不堪命的黑暗时期，外国租界却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上海外国租界聚集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夜夜笙歌，成为了亚洲最繁华的都市区，连日本东京的中心商业区也不能与之相比。对代理和买办阶层而言，洋人就是他们的恩主和保护者，中国人民就是他们的奴隶和敲骨吸髓的对象，租界就是他们的天堂。

　　列强这一套侵略模式很先进：战争开路，索取巨额赔款，然后高利贷进入，进行金融勒索，并控制关键经济枢纽，组成一套完整的抽血网络，把中国人的血汗通过政府财政赔款、港口铁路的特许经营收费、租界土地租金、金融利润等形式大把大把的抢走。而把管理成本最高的农村和城市贫困区交给傀儡政权管理。这样，他们侵略掠夺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在将清政府变成傀儡政权以后，他们非常乐意贷款帮助清廷修建干线铁路。每多一条铁路，就多一条把内陆财富输送往外国租界的大通道。

　　1900到1911年，扣除用于4.5亿两银子战争赔款的借款，清政府另外又借了3.4亿两银子用来修铁路、购买军火和训练新军。其中修铁路借款占了76%，购买军火和用于军事行政开支的占14%。通过利用外国贷款和出卖路权，清政府在十年间修建了三条重要的铁路干线：从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从天津到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从北京到沈阳（奉天）的京奉铁路。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个很好的刺激。不过，由于武汉、南京、天津、沈阳的经济金融中心都位于城市的“租界”里，经济发展大部分好处实际上被列强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买办集团拿走了。

　　尽管如此，清政府也能中分到一杯羹，享受着殖民型投资增长带来的财政税收上涨。这是清末财政“反常”增长的关键。对借钱修铁路的做法，满清高层颇为得意，视为维持统治的不二法宝。铁路系统和电报系统一样，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好东西。之前舍不得借钱，光搞了个电报网络，就对加强清廷对地方控制大有裨益。再修建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中央国防军的精锐可以在全国各地快速调遣，统治效果当然更好。对此，欧美列强也大力支持，因为外国军队已经在北京驻军，北京到天津出海口的通道大开，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强化北京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对他们有利，各国银行对清政府的贷款需求表现的相当热情。

　　从列强那里借来的钱，终归是要还的，更根本的方法，还是增加税收。为了偿还庚子赔款，清政府每年各省新增摊派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其中盐税占27%，货物占22%，田赋占20%。这些全都变成新的负担增加到了老百姓头上。另外，清政府还加大了卖官的力度，各省都在疯狂打折出售各种官位，给中央敛财也替自己敛财。

　　把赔款的钱搞的差不多了，清廷又从1903年开始宣布训练新军。要求每个省训练一个或两个镇的兵力。每个镇大约一万两千人。在袁世凯的主持下，直隶地区把武卫军改编为北洋军，兵力扩充到了七万人，全部按照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模式，操练西式战术，并购买最先进的西洋兵器。北洋军设六个镇，除了第一镇由满洲勋贵铁良控制外，另外五镇都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统领。这就是北洋军阀的起源。

　　为了练兵，又新增各省摊派每年836万两。其中绝大多数都给了北洋军，也就是所谓的“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依靠自己的威望，也争取到了一部分军费，在湖北训练了“一镇半”的新军，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镇加上一个混成协[2]。湖北的这部分新军，后来成为武昌革命的主力。

　　此外，两江地区为国家财税重地，也比较有钱，自己掏钱练了一镇新军，编号为第九镇。

　　——北洋六镇加湖北第八镇、两江第九镇，是清末仅有的八镇正规新军。总人数约十万人。这八个镇的军队服从谁的指挥，最后直接决定了清王朝的命运。

　　新军摊派的事情搞的差不多之后，从1905年开始，清廷又宣布要切实推动“新政”改革，为了搞改革，又需要花钱，于是继续找各省摊派。1906年要学习西方，建立巡警制度，摊派巡警费29万两；同年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摊派考察费80万两；1909年宣布要重振海军，摊派海军一次性建设军费1900万两，然后每年摊派200万两日常经费；1910年宣布要学习西方的宪政体制，设立类似于国会的咨询机构，摊派设立经费60万两，并每年新增办公经费118.9万两。

　　此外，各个部门要么改个洋名字、要么新增了不少改革举措，全都需要钱。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改组费用15万两；经过“新政”改革以后的中央部门日常经费每年增加40万两。1908年，又新增各部门养廉银大约150万两。[3]

　　这些新增的成本，全都找各省摊派。李鸿章已经代表东南督抚们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了，东南各省在法理上必须接受朝廷的摊派。而且摊派最终也是摊到老百姓头上，地方官员们还可以趁机加码，跟着发财，因此大家意见不大。这跟明朝灭亡之前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死活收不上来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此过程中，各省督抚们拼命找借口拒绝或减少摊派数额，但中央态度强硬，大部分摊派都没有给谈价还价的空间。这里面的关键，还是清廷背后有列强支持，地方豪强们不得不忍气吞声的买账。清廷也发现了其中的玄机——之前一直指望着李鸿章等人代办外交，委托李鸿章“卖国”，尽量避免自己直接跟洋人打交道，把找洋人借钱这种事情当做奇耻大辱。《辛丑条约》以后彻底放开了，不要面子了，才发现原来卖国有这么多好处：钱可以随便借、随便花，借的钱花完了转头就去找地方督抚摊派，地方上还不得不认账。

　　晚清三次大的对外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清军输的越惨，清廷最后得到的好处越大。太平天国战争极大的冲击了清朝中央集权，让兵权落入汉族官僚士绅手中，要不是有这么三次外战惨败，清朝可能早就分崩离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把海关控制权送给了欧美列强，换来列强帮忙镇压太平天国和每年代为征收几千万两银子的关税；甲午战争把李鸿章的淮军几乎消灭，让直隶总督的位置从新回到满人手中；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签了一个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结果就是清廷则几乎快要消灭地方督抚的独立性，重建太平天国之前的满洲集权体制了，不仅要想钱直接找地方伸手要就是了，人事任命权也拿回来了不少。整个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都已经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租界使馆里边有驻军，海面江面上有军舰，既然列强支持清政府，督抚们当然只能乖乖的给清政府输血，让清政府拿去支付赔款和还高利贷。

　　甲午战争以后，直隶总督变成了满人；《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江总督也变成了满人。

　　1904年，满洲正白旗人端方出任两江总督，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三年。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曾经在1868年派非湘军系出身的马新怡代替曾国藩总督两江，结果马新怡很快被会党分子给一刀捅死了。爆出了清朝历史上督抚遇刺的第一案。此后三十多年，清廷不敢再让非湘军系大佬担任两江总督。一直到1904年，这个惯例被彻底打破，端方不仅是非湘军系，还是满人。他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坐的相当稳当，很好的完成了把两江财源输送到中央的任务，做了三年以后，平安无事，升任直隶总督。这是中央权威大幅度增强的表现。

　　但中国毕竟还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名义上还保持着独立的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于西方的伟大文明，傀儡政权要完全依赖外国势力统治中国难度很大，中国人从精英到底层都不会支持。清廷撕下脸皮彻底放开了卖国以后，虽然获得短暂的好处，但潜伏于财政和投资繁荣之下的危机反而越演越烈了。

　　——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良，基本主线是中国人民与满清、汉族官僚士绅、外国列强三股反动势力反复博弈的过程。太平天国试图以底层革命的方式一次性推翻三大反动势力，壮烈失败。此后，满洲和汉族官僚士绅联合起来搞“洋务运动”，想以此富国强兵、抵御外辱，以甲午惨败结束。然后，义和团运动试图采取“扶清灭洋”的路线，联合国内两股势力共同抵御列强，遭到了汉族官僚的拒绝和满清的背叛，又被三大反动势力联合镇压。《辛丑条约》以后，满清全面投靠列强，倚靠列强榨取汉族士绅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结果就是汉族官僚士绅们开始跟革命党合作，谋求终结满洲专制，诱发了辛亥革命。

　　[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398页

　　[2]一个镇包括两个协的步兵，外加一些工兵、炮兵、骑兵；混成协就是一个协的步兵加上部分工兵、炮兵、骑兵。

　　[3]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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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争暗斗：晚清新政背后的政治角力

　　汉族地方官僚和他们背后的士绅势力，对清廷的财政勒索和人事夺权相当不满。他们明面上不敢与清廷及其背后的列强对抗，便暗地里放任乃至支持革命党、会党，给清廷施加压力。马新怡总督两江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桩督抚遇刺案，端方总督两江也就引出了清朝历史上第二桩督抚遇刺案。不过这回遇刺的不是端方，而是另外一个满人督抚——两江总督下属的安徽巡抚恩铭。他被革命党人徐锡麟所杀。端方本人在两江总督任上没有被行刺，但在1911年带兵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路上，被加入会党的清军汉族士兵给刺杀了，连带被杀的还有其弟弟端锦。他最终未能逃过跟马新怡同样的命运。

　　“借刀杀人”、“养寇自重”是政治斗争的基本技巧。汉族督抚们不敢直接对清廷侵犯地方利益的行为动刀子，那就让敢动刀子的人上。《辛丑条约》签订后，革命党和会党的势力在长江沿线迅猛发展，与此有密切关系。徐锡麟给恩铭当副手是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的，而徐锡麟早就加入了革命党。徐锡麟与革命党的关系，本地官员依靠熟人关系网络多少总会有所耳闻，虽然不一定能拿到实据，但会有所防范。恩铭作为一个满人，只有官方信息渠道，以为湖南巡抚推荐的人绝不会有问题，加上徐锡麟本人确实精明能干，因此大加重用，引以为心腹。徐锡麟就在恩铭眼皮子底下发展革命党、组织反清起义，抓住机会把恩铭给刺杀了，随即发动安庆起义。起义很快被清军镇压，但干掉了满洲安徽巡抚，对清廷的心理震撼极大。

　　同时期还有革命党组织的惠州起义、广西的天地会大起义等等。地方督抚们都借此来给清廷施加压力，要求清廷推动“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搞君主立宪，以新建国会和内阁的方式来大幅度的压缩满洲皇权，增加汉人在清廷决策中枢的话语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学习西方”已经成了大清官场的“政治正确”言论，李鸿章等人就是利用这种“政治正确”拼命给自己捞好处。等到甲午战争以后，推动维新变法的日本狂胜清军，“学习西方”就不仅是“政治正确”了，而且是“第一政治正确”，比维护祖宗体制还要更高一头。等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洋人成了满汉公认的“一等人”，清廷从抵抗西方的保守派变成了投靠西方的急先锋，“学习西方”成了清廷维护自己统治权威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革命党人和汉族官僚士绅们的联合压力之下，它必须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慈禧也顾不得自己镇压戊戌变法的黑历史，摇身一变将自己打扮成了支持变法的开明君主。

　　这次最后的变法，被称为“晚清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01-1903年，宣布开始“研究”变法，但没有实际行动，主要工作还是给庚子赔款筹款，包括借钱和摊派；第二个阶段是1903-1905年，赔款的钱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练兵”，主要集中训练北洋军，地方上也训练了一些新军；第三个阶段是1906年开始搞“预备立宪”，才算是有正式的行动。

　　满汉两大统治阶级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达成了暂时的、表面上的一致。汉族官僚士绅们同意清廷以中央枢机的改革来换取地方财政对中央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把中央决策权力从满人控制的皇位和军机处向汉人控制的国会和内阁转移。

　　满洲权贵们在表面上也赞同开国会、立宪法、设内阁，但并没当真打算交权。在他们看来，宪法只是确认皇帝最高权力的法律，内阁只是满洲控制的新一代决策中枢，相当于军机处换个名字。慈禧太后曾经问端方，立宪法有什么好处。端方的回答是，可以让满洲皇位永固，像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慈禧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同意派皇室宗亲外出考察国外宪政，并在1908年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内容参考了日本的宪法，但删除了诸多限制皇权的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和“君权高于一切”的立法旨意。

　　随着对西方体制了解的增加，满洲贵胄还发现，“学习西方”不仅可以用来欺骗中国人，还可以带来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可以加强财政集权，从各地攫取更多的钱粮集中到中央花销。

　　西方列强的崛起，都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的。其中，国家财政的集权化管理是重要方面。清朝前期，财政也是高度集权的。各省设布政使主管民政钱粮。布政使品级低于总督巡抚，但不是督抚的属官，而是直接由吏部任命、由中央垂直管理。这种体制下，地方督抚对钱粮的控制能力有限。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督抚权力上升，布政使才沦为总督巡抚的属官，督抚们掌握了布政使的任免权，也就完全控制了地方财政。清廷搞“新政”，就趁机“学习西方”搞近代财政体制，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叫“度支部”，由皇室宗亲载泽主管，然后在每个地方设立“财政正监理”，由度支部直接委派和管理，对各地财政收支账目进行全面清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清朝初期中央直管钱粮的体制。这一条也是清廷搞“新政”抓的最狠、落实速度最快的一条。甘肃布政使因为抵制度支部监理对财政的清理，被直接革职。

　　1907年，清廷还设立了统计局，主要工作并不是统计国民经济数据，而是统计全国财政收支。

　　此外，清廷还积极支持建立地方议会，进一步制衡督抚的财政专权。地方督抚们想要开国会架空皇帝和军机处，清廷就借势反戈一击，要求各地先开“谘议局”，除了讨论新政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公开研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问题。也就是说，通过“谘议局”的设立，逼着地方把财政收支情况公开。这也是一种新的“分而治之”统治术，就好像之前让湘军和淮军互相制衡、总督和巡抚互相制衡一样，多搞几个权力机关，让地方上的汉族势力“窝里斗”，中央可以借此获得更大的决策权。

　　通过这些个招数，清廷对全国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打着“学习西方”的旗号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财政预算和决算方案。在清理财政过程中，中央迅速掌握了各地财政家底，加强财政摊派，中央财政收入不断上升。京城官员的生活水平也迅速提升。

　　此外，清廷还在1906年宣布设立“陆军部”。这也是学习西方的重要成果，由满人铁良担任陆军部长，统一指挥全国新军，架空北洋军创始人袁世凯的兵权。这也是通过“学习西方”来变相加强满人对军队控制的方法。

　　清末的“新政”在本质上是满汉两大统治集团之间的一次合作和斗争。双方在“学习西方”的旗号下表面上形成团结，以“宪政”来欺骗中国人民，对抗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这是合作。同时，双方又各自心怀鬼胎，把“学习西方”当成打击对方的政治工具。汉族官僚士绅真正想干的是限制满洲皇权和夺取中央权力，而满洲权贵们真正想干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满洲特权。这跟明末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类似。明末的“政治正确”是“学习祖制”，海瑞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的铁腕反腐败，东林党从祖制中看到的是朱元璋不准政府增加税收，双方谁都不是真的“保守”，不是真的像书呆子一样去研究祖宗制度，不过是把它当成工具来实现自己的现实政治目标。清末的满汉两大统治集团搞“新政”，没有哪个集团是真的“开明进步”，而是因为在军事上实在打不过列强，执政地位又面临革命党的挑战，为了把战败的责任推卸给“体制”和“文化”，便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来欺骗中国人，把“学习西方”当成政治工具箱，拿过来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

　　慈禧太后政治经验丰富，懂得满汉统治同盟稳固的重要性，“新政”的旗号喊得响，实际上除了练兵以外没干啥实事。她重用袁世凯充当满汉斗争的缓冲，先让他当直隶总督，又于1907年提拔为军机大臣。袁世凯对北洋军的控制能力远远比不上李鸿章对淮军的控制力。李鸿章的淮军是其一手建立并一路血战杀出来的队伍，袁世凯的武卫军和北洋军都是清廷支持下训练出来的，也没有打过硬仗，要想用来造反推翻清廷，袁世凯的个人权威远远达不到。让袁世凯这个李鸿章的继承人在直隶总督、军机大臣的位置上高谈变法，满洲的控制力不至于削弱，汉族士绅们也不会着急夺权。这是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

　　在1900年到1908年的这八九年间，袁世凯愉快的扮演着清廷与汉族官僚士绅们的“调节人”角色，不断把地方的变法意见上达中央，又不断的督促地方督抚们将加强中央集权的”新政”思路落实执行。他本人既代表中央，又代表汉族官僚，高举“学习西方”的大旗，俨然成了新政旗手。这跟直隶总督时期的李鸿章担当“洋务运动”旗手的作用十分相似。这一时期首席军机大臣是奕劻，他搞政治唯一的乐趣就是收钱，而袁世凯最擅长的政治手段就是送钱。两人一进一出、相得益彰，共同打压那些不想收钱或送钱的政治对手，把满汉关系搞的相当融洽。慈禧和地方官僚士绅都对袁世凯和奕劻的组合表现颇为满意。

　　在这期间，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内部健康的力量曾经组织过一轮反攻，带头人是两广总督岑春煊和军机大臣瞿鸿禨。

　　瞿鸿禨是朝廷清流派的新一代领袖。清流这一脉一直没有断，总会在军机处占一个职位。岑春煊则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冒出来的英雄人物。在各地搞“东南互保”拒绝服从中央的时候，岑春煊以甘肃布政使的身份坚决带兵“勤王”，在半路遇到往西安逃难的慈禧，一路护送。慈禧对其忠心相当满意，此后就一路提拔为两广总督。瞿鸿禨和岑春煊两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清廉刚直，特别是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大力惩办贪官污吏，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官屠”，跟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在两广总督任上获得“官场佛子”的外号形成鲜明对比。这两个晚清最后的改革派清官彼此惺惺相惜，结成政治同盟，决心扳倒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

　　瞿、岑与庆、袁之间的斗争，是比较纯粹的清正廉洁和贪腐无耻两条路线的斗争，跟搞不搞学习西方没有关系。岑春煊是维新派出身，因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积极建言而被提拔为广州布政使，跟反对维新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互相上奏弹劾，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的一大政治焦点。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贬为甘肃布政使。瞿、岑二人的合作，是戊戌变法期间清流与维新派合作的延续。他们所主张的改革路线是：在学习西方政体之前，必需先肃清吏治，打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僚队伍，然后才能去搞维新变法，用现在的人马和风气去搞改革，啥改革都是扯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要推行这个路线，显然必需搞掉袁世凯和奕劻这两个当朝最大的贪官。但这条路线根本行不通，因为“庆袁路线”背后的总后台就是慈禧本人。瞿、岑联手挖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很多贪污腐败的“黑材料”，向慈禧弹劾，制造了一些舆论风波，但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因为慈禧对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介意，所谓“变法维新”本来就是做个样子，关键还是要对清王朝和慈禧本人忠诚。她之所以容忍岑春煊的反贪行动，是因为她认定带兵勤王的岑春煊对她本人绝对忠诚而非支持其政治路线。

　　奕劻和袁世凯才是真正懂得慈禧心思的人物。他们挖掘或编造了一些岑春煊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密切关系的材料交给慈禧，又拿钱贿赂瞿鸿禨的门生弹劾瞿鸿禨跟外国势力勾结泄露高层政治斗争内幕，慈禧很快就决定让岑春煊和瞿鸿禨走人了。这次健康力量的最后反击也就草草收场。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死了。之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暴毙。慈禧安排的“接班人”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由载沣年仅三岁的儿子溥仪继承皇位，载沣以摄政王身份秉政，光绪的皇后隆裕为太后。

　　载沣此时才26岁，严重缺乏政治经验却又盲目自大。他背后的整个满洲新生代皇室贵胄们也都是如此。他们跟以慈禧、弈忻为代表上一代满洲贵胄的主要区别就是更加了解国际形势，知道很多西方的政治军事知识，但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却相当无知。他们没有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只经历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知道列强厉害，不懂得太平天国的厉害，因此也就从来不把能帮他们镇压革命却不能帮他们抵抗外地入侵的汉族官僚士绅们放在眼里。以为只要抱紧西方列强的大腿，中国人绝不敢把他们怎么样。1905年、1906年，清廷连续两次派遣皇室宗亲出国考察。这种短期考察根本不可能对西方政治有深入了解，只能浮光掠影的看些皮毛。这些人到西方转了一圈，又读了几本中国学者介绍西方政治的书，以为搞到了宝贝，觉得用西方政治制度来继续统治中国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只需要搞个宪法、开个国会，就能够永保满洲特权，继续让汉人当奴才。

　　慈禧是经历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懂得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一帮人的重要性。有她在，镇着新生代满洲权贵，重用汉族能臣，协调好满汉关系，局势尚能维持。等慈禧死了，新一代八旗子弟掌权，就开始自作聪明的胡来。眼见之前仗着列强的支持对各省摊派勒索、又派满人担任两江总督等事情都没有激起什么大的风浪，他们更觉得汉人的手段不过如此。其中，袁世凯最为可恶，天天拿着中央的钱练兵增长自己的兵权，又举着变法的旗号威胁中央、削弱满洲特权，第一个该死。

　　上台之后，载沣第一件事就是想要除掉袁世凯。他原本想直接找茬杀袁，但遭到张之洞和奕劻这两大重臣的坚决反对，只能作罢。最终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

　　对此，袁世凯丝毫没有反抗，一收到罢免自己的命令，立刻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休养去了。他没有能力直接对抗满洲皇权，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评价李鸿章和他的淮军一样——在八旗兵丧失战斗力以后，一旦失去掌握兵权的汉族实权派支持，满人在中国皇帝的位置上是坐不稳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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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汉决裂：载沣成立“皇族内阁”

　　赶走袁世凯后没多久，张之洞也病逝了，载沣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推动“新政”。

　　第一重要还是抓军权。1908年12月，载沣刚当上摄政王一个月，就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摄政王直接管理的亲军；又裁撤直隶、山东、山西等北京周边地区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重要的军事职位全部改为满人担任。

　　这些做法，都是要在正式立宪法、开国会、设内阁之前，抢先把军权抓在满洲皇室手中。军谘府和陆军部都由皇室宗亲主持，军队直接对皇帝和摄政王负责，不受国会和内阁限制。

　　——载沣天真的认为，只要在关键军事位置上任命满人，就算满人掌握了军队。这个错误认识最终毁了清朝。

　　自以为把军权搞稳了以后，他接下来就在1909年开始推动“预备立宪”落地，第一件事就是催促让各省赶快成立谘议局，限定一年内完成。通过谘议局来分散地方督抚们的权力，并监督地方财政运行。然后就是开始编制全国预算，全面清理地方财政。同时，把成立国会时间推到七八年以后。

　　地方大佬们当然知道清廷打的是什么算盘，但还是迅速的把谘议局成立了起来，预算案也按照计划编制。各省的谘议局刚一成立，立刻就联合起来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连续三次上书要求召开国会。载沣只得同意在1910年10在北京召开资政院。资政院刚一成立，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决议，要求1911年开国会，可以说是步步紧逼。

　　——这就跟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情形一样。法国国王原本是想获得增加税收的授权，走个形式让各阶层都来投个票，降低增税的压力，让三个等级的代表都到首都开会。教士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市民是第三等级。但三级会议一旦组织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第三等级”——也就是市民阶层联合抗衡皇权的平台，他们除了可以决定增税问题，还想要顺便解决其他各种政治问题。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联合起来，宣布成立国民议会，要制定宪法限制法国国王的权力，遭到国王武力镇压，诱发了大革命。

　　载沣的做法与召开三级会议的法国国王类似：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加快宪政改革，结果却把刀子递给了想要从他手里夺权的人。

　　汉族官僚士绅们对“新政”的理解是：满清中央政府对外不能维护国防安全，大量对外赔款，每次打了败仗都来找地方要钱去给中央财政填窟窿。钱可以给，但满洲决策层必需为战败负责，交出权力。用权力来换钱。这对军事上一败涂地的满清而言，已经是最合理最好的结局了。

　　但心高气傲的新生代满洲勋贵们显然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他们既要钱又要权。

　　迫于资政院的压力，清廷不得不同意在1911年召开国会。在召开国会之前，先组成责任内阁。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公布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决策中枢也从军机处转移到了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前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担任。在13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4名，蒙古旗人1名，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而且，其中有关军队、人事、财政、司法的部门全部被满人掌握，只把邮传、教育、农商这些无关核心权力的位置留给了汉族官僚。

　　这个名单一经公布，清廷和汉族官僚在“立宪新政”中表面上的合作就算彻底撕破脸了。相当于清廷挑明了说，新政改革没汉人什么事儿，不可能通过改革把核心权力交出来。所谓“新政”，就是地方上继续负责掏钱给中央政府赔偿战争赔款、贷款修铁路、训练中央军以维护满洲特权，中央权力却不会分给汉族士绅集团。后边再召开国会，当然也会采用类似的手段，以保证国会完全听命于满洲皇族。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了。

　　资政院对这份“皇族内阁”名单提了强烈抗议，被载沣毫不客气的给驳回了。

　　至此，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满洲贵族和汉族士绅的执政联盟终于彻底破裂了。

　　载沣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列强并不是那么可靠。同一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也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德国的崛起，它迫切需要改变旧有的全球殖民格局，建立自己的殖民版图。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经被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列强瓜分殆尽，1900年的侵华战争又让它明白了在中国占领大片殖民地是不现实的，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跟英国、法国死磕，通过战争来“虎口夺食”，夺取他们的现有殖民地。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世界范围跟英国、法国全面开战是很不划算的，最方便的做法是直接进攻法国本土，通过吞并法国来获得其殖民地。英国不能允许欧洲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强权，它数百年来的外交战略始终是“大陆均衡”——联合荷兰斗西班牙、联合法国打荷兰、联合普鲁士打法国。现在，德国崛起了，就需要联合法国和俄罗斯对抗德国。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欧洲列强还可以联合起来瓜分中国，不用你死我活的斗争。侵华战争结束，从中国能捞的好处都捞到了，再要继续深挖难度很大。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走向“零和博弈”或者说“内卷化”，谁要想多吃一口，其他人就得少吃一口，进入你死我活的斗争阶段。1904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协议，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等地的殖民特权、英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等地的殖民特权，双方放下一切矛盾，集中力量对付德国。1905年，德国总参谋部制定完成了以吞并法国为重点的“施里芬计划”。1907年，英国跟俄国结成军事同盟，形成了针对德国的“英、法、俄”协约国组织。1909年，德国和英国开展以制造先进军舰为核心的军备竞赛，军费开支暴涨。欧洲列强们剑拨弩张，集中精力进行本土军事力量建设，准备迎接这场决定欧洲命运的大决战，无暇顾及清政府这么遥远的傀儡政权死活。

　　列强之中，只有日本还有足够的精力和意愿干预中国事务。它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以非常惨重的代价击败了俄国，夺取了对中国东北南部的控制权，开始逐步谋求摆脱英国的控制，独霸中国。日本的对华战略很清楚，就是搞乱中国，让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的状态，这样它才有机可趁。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让清政府垮台。只要是有助于搞跨清政府的势力，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它统统都支持。戊戌变法被镇压，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就是日本公使在背后帮助；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以日本为大本营，大力宣传反清排满与共和革命思想。

　　清政府对这个问题缺乏警惕，反而大量往日本派遣留学生，尤其是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了很多学习军事的年轻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返回中国后，大量进入新军担任中高级军官，掌握了新军兵权，成为辛亥革命的关键骨干。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直成了清政府出钱培养反清军官的训练基地。吴禄贞、蓝天蔚、蒋尊簋、蔡锷、施承志、李烈钧这一批在辛亥革命中带领新军起义的军官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此外，日本政府通过黑龙会向革命党人提供资助。黑龙会名字的由来，是中国的黑龙江，它成立的目的就是把黑龙江流域变为日本领土。黑龙会长期与日本军方密切合作，大量派遣间谍到中国偷绘地图、窃取情报、发展汉奸。1905年8月20日，在黑龙会的斡旋下，各派中国革命组织在东京黑龙会总部共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正式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反清革命力量的联合，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内部革命进程。中国的共和革命，也有了一个大家公认的领袖人物——孙中山。

　　同盟会成立以后，立刻就在广西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发动了一连串武装起义，包括萍浏醴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给清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客观上加快清廷君主立宪的步伐。

　　1911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三年。此时，袁世凯被载沣赶走了，“皇族内阁”让满汉执政联盟彻底破裂；欧洲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内政的控制，暂时没有精力派兵直接干预中国革命。唯一有能力干预的列强日本又在积极谋求推翻清政府。这样，自从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都不能或不愿再为其提供支持。

　　在汉族精英分子中间，忠君理学思想也被民主宪政思想冲击得七零八落。在搞”新政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还干了一件蠢到家的事儿，就是把科举考试给废了，反而出台新政策，对拥有外国留学经历的回国留学生可以直接授予官位。这也是清廷将执政基础从汉族士绅的支持向列强支持转移的一种体现。这项改革的结果就是：清廷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根基——忠君理学失去了重要的制度依靠。没有科举制度，汉族士绅们对皇权的忠诚度立刻大幅度下降。

　　清政府的倒台，已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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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路运动：满汉权贵鹬蚌相争、革命党人渔翁得利

　　清政府倒台的导火索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利用清政府鼓励修建铁路的政策，打着修从四川到武汉的“川汉铁路”的幌子，成立铁路公司，疯狂敛财，专门成立“租股局”，强制按照地租的百分之三收取铁路建设经费。老百姓很直白的把这个钱称之为“铁路捐”。“租股”总共收了四百多万两银子，又亏空三百多万两，总共七百万两银子花出去，只修了三十公里铁路，大量的经费被官僚权贵们贪污挪用、中饱私囊。

　　清政府当时正在努力卖国求生，于1911年找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一笔1000万磅（相当于大约6500万两白银）的巨额借款合同，其中一部分用于修铁路。有了列强的借款，它才能继续搞新政，解决中央财政问题。看见铁路公司把川汉铁路搞的污七八糟、严重亏空，便趁机提出要把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找列强借钱来建设。

　　对于前期收取的四百万两银子，清政府表示认账，可以给钱回收，但对于铁路公司自己搞出来的三百万两亏空，清廷拒绝掏钱弥补。也就是说，清廷只愿意出四百万两的价钱把川汉铁路收购过来并继续修建，而地方势力的要价是七百万两。两边谈不拢。

　　这个事情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持的。盛宣怀在贪污和卖国方面深得李鸿章真传，死后留下的家产比李鸿章还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前广州到武汉的“粤汉铁路”国有化也是他主持的。他先派人私下大量收购粤汉铁路公司的股份，然以“国有化”的名义把粤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溢价收归“国有”，拿着从列强那里卖国借来的钱收购自己兜里的股票，从中大发横财。载沣对此并不知情，以为盛宣怀办事得力，能顺利解决铁路国有化问题。在川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上，也就完全听从盛宣怀的意见。

　　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不一样。粤汉铁路从广州开始修，找了很多海外华侨募股，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股票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川汉铁路的股份采用的是内部配股的方式筹集的，没有公开上市交易，盛宣怀没机会提前从市场上大量收购股份。由于没有个人的好处，他就坚决不肯同意多花钱收购川汉铁路的民间股份，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来解决问题。四川地方官僚士绅们见粤汉铁路股份都可以溢价国有化，四川这边却只能原价出售，当然不肯干。尤其是三百万两的亏空早被他们贪污挪用完了，现在中央不给填补，他们只能自己掏钱去填，更是跟割了他们的肉一样心疼，便开始组织“保路同志会”，鼓动革命党、会党起来闹事，以此作为跟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

　　四川的保路运动，其起因原本是两个贪腐反动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清廷把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卖国，把铁路修筑权和沿途利权卖给列强换取好处，地方势力搞“自建铁路”是为了贪污和掠夺农民，两边都是一群混蛋在做事。

　　——保路运动的情况，也是整个清末新政的写照。所谓“改革”，不过是两大反动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掠夺。“学习西方”只是一个虚假的政治旗号，除了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最大的作用就是为本集团敛财和揽权，跟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是一个意思。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最后都会变成政府摊派的借口。修铁路，就搞“租股局”强制募捐；办新式学堂，就搞“学堂捐”。随着“新政”的推进，一边是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国负债需要偿还，一边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津贴和办公经费不断上涨。在1911年的预算案中，湖南因兴办教育加征捐税40多万两，行政经费增税21万两，警察经费8.75万两。湖北仅“学堂捐”一项就高达10万两。直隶地区警察经费就高达300多万两。地处西北的甘肃省，道府、厅州县二级的新政费用就达21.5万两。河南的新政费用200万两。[1]因为“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底层中国百姓，对“新政”非常的反感。对他们来说，“学习西方”就意味着要交更多的税费，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那些虚头巴脑的“制度改革”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一丁点儿有益的影响，唯一能看见的变化就是官僚士绅们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拿着从老百姓手中勒索出去的钱财去享受各种西洋新式消费品。自从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两大统治集团推动的一切“改革”，都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把“学习西方”的旗号举得越高的，往往给自己捞的好处也就越多。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便是其主要代表。中国由这帮混蛋去主持“改革”，注定只会越来越烂。

　　因“川汉铁路路权”问题产生的两大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被革命党抓住机会，把“保路运动”变成了一次爱国革命行动。地方官僚为了给清廷施加压力，不仅不镇压反而鼓励人民公开游行示威和进行反清宣传。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本地会党首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建立“保路同志军”。

　　四川总督赵尔丰刚开始也倾向于支持地方势力闹一闹，向清廷多索要些好处。眼看事态发展有点失控，已经不是争路权的事了，而是有人在混水摸鱼组织造反。他就改变态度，下令把带头争路权的士绅代表给抓了起来。成都市民到总督府抗议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人，史称“成都血案”。革命党人当天就在长江中投入木板，在木板上涂上桐油防水，又在上边刻字，说赵尔丰计划在全川捕杀保路同志会成员，呼吁各地保路同志会火速组织武装自保。整个四川地区的“保路同志军”都被动员起来，向成都进发。

　　载沣接到成都被围的消息，才知道事态严重，宣布妥协，同意弥补川汉铁路公司三百万两银子的亏空收购。但为时已晚，革命党人已经掌握了保路运动的主导权，他们并不关心川汉铁路公司的亏空，唯一目标就是趁机推翻清政府。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在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四川的情况彻底失控。

　　清廷紧急将赵尔丰撤职，由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从武汉带领湖北两千新军入川，镇压革命。

　　[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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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起义：新军兵变与南方独立

　　湖北新军当时也被革命党人渗透的厉害，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都加入了以“反清”为目标的会党或革命党组织。

　　——载沣和端方都以为，只要满人掌握了军队指挥权，就不怕革命党造反。革命党在各地组织的起义，也确实都被拿着新式武器的清军快速镇压了。但他们有一点没有想到：军队也是会造反的。当一个国家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连士兵和基层军官都不认可的时候，也就没有任何力量还能够挽救这个政权。满洲精英占据军队高层也无济于事。清末新军是学习西方建立的，军官大多都有日本或西方留学背景，很自然的倾向于共和革命。本书在第三卷后记讲的“意识形态是军队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就包含了这个意思：意识形态不仅能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还能决定它的正负。当军队被反政府意识形态掌握之后，它的战斗力对统治者而言就不是强弱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大的负数。军队的武器装备越先进，负值越大。

　　就在端方带兵前往四川的途中，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在武汉发动了新军兵变。

　　兵变跟一般的会党、革命党起义不一样。革命者是一群职业军人，湖北地区没有能镇压得了他们的力量。起义的过程经历了一些曲折，但还是在10月10日当晚就打下了湖广总督府。满人湖广总督瑞澂和张彪双双逃跑。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武昌。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成功以后，起义军决定推举黎元洪担任领袖。

　　前文讲过，湖北的新军是“一镇半”。其中“一镇”为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是张之洞的铁杆亲信。另外“半镇”是混成协，协统是黎元洪。他是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来，在北洋水师工作过，后来又多次去日本学习和考察军事，因为机缘巧合被张之洞看上了，让他来训练湖北新军。

　　黎元洪一贯反对革命，更没有参与起义，但他对待士兵一向比较友善，在新军中间威望很高。张彪和湖广总督逃走以后，他就是湖北头号人物。同盟会中高层人物此时都不在武汉，起义军的领袖是一些军队中的低级军官，缺乏名望，便推举黎元洪出来牵头，以扩大革命影响。黎元洪本人对革命前景很悲观，是被起义军拿枪逼着出来“站台”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这个时候，载沣等满洲贵胄们才发现自己在中国有多不受待见。全国各地的军队和政府官员中已经遍布了革命党。清廷紧急派北洋兵南下镇压武昌起义，结果南下的必经之路——保定漕河大桥当天就被人给炸了。炸桥的人是几个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的学生。

　　载沣自作聪明搞的什么军咨府、陆军部统统不管用，调不动兵。北洋军中那些袁世凯的老部下关键时刻不听他指挥，找各种理由拒绝发兵。

　　清廷紧急从东北调往南方的军火专列，在经过河南滦州的时候被河南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给拦截了。张绍曾不是革命党，但他公开宣称“武昌革命，名正言顺”，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联合几个新军军官提出“宪法纲领十二条”，要求清廷按照这个原则搞君主立宪，史称“滦州兵谏”。这对清廷又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清廷被吓得在三天之内颁下“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将大量原本归属皇帝的特权转移到国会，满足了“滦州兵谏”提出的十二条要求，以免北方也跟着出现大规模兵变。

　　没多久，带兵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的端方在半路上被加入革命党的新军士兵给杀了。

　　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等省都在武昌起义一个月以内就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其中山西的新军革命尤其令清廷震惊。新军士兵们把山西巡抚杀了，拥戴一个同盟会会员、新军中级军官阎锡山当了军政府都督。山西距离北京很近，直接威胁京城安全。载沣紧急命令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带兵去镇压。吴禄贞是载沣特别培养的“亲信”，多次破格提拔，几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成了一镇统制，升官速度跟坐火箭一样。载沣以为自己的“知遇之恩”会让吴禄贞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曾经当着吴禄贞的面烧毁了一些举报吴禄贞是革命党的奏折，以示绝对信任。他想不到吴禄贞竟然真的是革命党。接到镇压山西革命的命令，吴禄贞立刻就派人去跟阎锡山商议，想要组成联军反攻北京。结果吴禄贞被第六镇内部的反革命军官刺杀身亡，事情没有成功，但第六镇也因此陷入内部混乱，无法再被调动来镇压革命。

　　两江地区还有南方最后一支正规新军——第九镇，也造了反，其统制徐绍桢带兵攻打南京。

　　载沣最终发现，辛辛苦苦练出来的新军，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愿意跟着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另一种是想要搞革命推翻清朝的，反正就是没有支持他们这帮满清贵胄的。他们在中国已经是人心失尽，被彻底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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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元北伐：南北和战与清朝灭亡

　　到这个程度，载沣只能请袁世凯出山帮忙解决问题。实际上武昌起义后第四天，他就迫于压力宣布重新启用袁世凯。但刚开始只愿意给一个湖广总督的头衔，被袁世凯拒绝。最后还是奕劻主动提出辞职，把内阁总理的位置让给袁世凯，载沣也宣布解散了他的“皇族内阁”，授予袁世凯督师和组阁两项军政大权，袁世凯才正式复出，派兵南下攻打武汉。北洋军先后于11月1日和27日夺取了汉口和汉阳。

　　夺取汉口汉阳之后，北洋军与武昌的革命军隔江对峙。

　　但是，没过几天，12月2日，以两江新军第九镇为主体，包括江苏、上海等地革命新军的“江浙联军”夺取了南京，革命形势发生逆转。至此，长江以南的中国全部落入了革命军的控制之下。

　　南京陷落后的第四天，载沣都宣布辞去摄政王的职位，归隐藩邸。

　　湖北军政府本来占了“首义”的优势地位，有望在湖北召开国会，基于湖北军政府班子成立新的革命中央政权。但由于武昌形式危急，最终南方各省还是选择了派代表在南京组成临时国会，并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1911年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代表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

　　在任职之前，南方革命力量就已经跟袁世凯谈判。孙中山承诺只要袁世凯同意终结清政府的统治，就可以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

　　袁世凯对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个政府是革命派建起来的，而他的身份是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跑到革命政府去当总统，掣肘太多且名不正言不顺，为此背叛满清并不划算。他对清廷授予他的权力还比较满意，更何况此时的满洲贵胄们已经无力抗拒他的意志。隆裕太后跟他交过底，只要保留满洲皇位，什么权力都可以让。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制定新的宪法彻底架空皇权，让满洲皇帝变成英国女王一样的象征性君主，大权集中到内阁。再由他本人担任内阁总理，政权兵权在握，号令天下，跟当皇帝、总统没啥区别。这样他就不用丢掉自己举了十多年的“君主立宪”改革大旗，不会给人留下政治两面派的印象，也不会被国人骂为“篡位”的奸臣，在政治上更有利。但要做到这点，就得解散南京临时国会和政府，继续承认清廷的统治合法性。而这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绝对无法接受的。双方根本谈不拢，只能边谈边打。

　　战线分两个，一个是敌后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革命党人那时候还不懂得发动群众搞游击战，敌后战场的斗争方式主要就是搞刺杀。1905年清廷五大臣出国考察就在火车站挨了革命党的炸弹，五大臣之一的绍英身受重伤；1907年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4月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继任的广州将军凤山没过几个月又被刺杀。南北谈判期间，革命党在北京又搞了两次大的暗杀，一次是1月16日刺杀袁世凯，炸弹在袁世凯的马队中爆炸，炸死了袁世凯的侍卫，但袁本人躲过一劫。第二次是1月26日刺杀满洲皇室成员良弼。这次刺杀成功了，满洲皇族内部反对议和的“宗社党”态度立刻软化。

　　正面战场主要集中在武汉和南京两个方向。武汉这边，革命军在汉口和汉阳争夺战中损失比较大，被迫退守武昌。但武汉三镇，武昌是核心。汉阳和汉口这两个江北镇防御体系薄弱，从北边攻打也相对容易。北军要渡过长江天险夺取武昌就会面临大得多的困难。关键时刻，清政府派遣海军舰队去协助北洋军攻打武汉。舰队司令萨镇冰在武汉江面上宣布“辞职”，自己坐船跑到了上海，让各舰自己选择立场。最后，舰队整体倒戈支持革命军。这种情况下，北洋军要想短期内打下武昌已经没有可能性，双方处于一种持续隔江对峙的状态。

　　南京这边，清军江南都督张勋带着从南京逃出来的军队，驻扎在安徽宿州、徐州一带，威胁南京安全。张勋是袁世凯旧部，在山东镇压义和团的帮凶，后来又给慈禧当过御前侍卫，是铁杆的皇帝制度拥护者，坚决反对共和。两江新军第九镇起义之所以没能迅速占领南京，就是因为有张勋这个顽固分子在这里镇着，带领旧式清军和八旗兵坚持抵抗。等到江浙联军齐聚，革命军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后，他才兵败退走。

　　当时，革命政府控制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武昌的新军；一支是攻克南京的江浙联军；另一支是来自广东的北伐军，是广东军政府派来支援南京的。武昌新军要防御武昌，不能动，南京临时政府也指挥不动他们。剩下能动的就是江浙联军和广东北伐军了。其中广东北伐军火炮弹药比较充足，适合陆地攻坚；江浙联军可以调动上海的商船来运兵，适合从海路进攻。

　　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同志商议，决定以广东北伐军为主力，加上部分江浙联军，北上攻击张勋部，从徐州进军山东，走陆路去打北京，为南路军；再派蓝天蔚带领江浙联军，从海路坐船前往山东烟台，以烟台为基地渡海攻打辽东半岛，占领满清的老巢沈阳，断绝其逃亡东北负隅顽抗的退路，再南下与南路军一起攻打北京。这是北路军。

　　1912年，民国元年1月11日，在孙中山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十天，广东北伐军在总司令姚雨平的带领下，正式誓师。“民元北伐”开始。

　　姚雨平统帅的北伐南路军总共有八千人，武器弹药都是从广东带过来的，有十八门大炮，300多万发步枪子弹和50多万发几枪子弹，实力颇为强劲。

　　南路军沿途总共跟清军打了三次仗，全部取得胜利。第一次是在安徽北部的固镇攻击张勋部，为民元北伐第一战，逼迫张勋退守宿州，并紧急向北洋军求援；第二仗是2月4号的宿州之战。张勋手下两千人会同北洋第五镇五个营加一个炮兵连四五千人，再加上本地原有的清军约两千人，人数与北伐军相当，防守宿州。经过六个小时的会战，清军全面溃败，死伤上千，张勋放弃宿州逃往徐州。

　　宿州之战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清军彻底溃败。张勋经此一败，不敢再提拥护君主制了，赶紧通电声明“支持共和”。北洋各镇见对清廷最忠心的张勋都支持共和了，第五镇主力也被革命军击败，便于2月6号，在攻打武昌的北洋军前线总指挥段祺瑞的带领下，给清廷发电报，再次声明支持共和。袁世凯这才最终决定放弃支持清廷君主立宪，被迫赞成共和。

　　2月9号，张勋主动派员向北伐军求和，双方同意在“坚持共和”这个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北伐军此时斗志昂扬，并不屑于当真与张勋和谈，要求张勋交出徐州、往北撤退一百里，以示谈判诚意，被张勋拒绝。2月11号，北伐军以张勋“假谈判真备战”为由，主动向徐州发动进攻。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战役。2月12号，张勋再次溃败，逃往济南，徐州光复。

　　三次战役打下来，北伐军仅阵亡了61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1]

　　第二路北伐军在蓝天蔚的带领下，于1月16日坐船北上，很快占领了烟台。2月1日夜至2日晨，蓝天蔚指挥北路军主力分别在辽东半岛的貔子窝、花园口、大孤山、安东等处同时强行登陆。蓝天蔚原来是武昌新军的将领，因为有共和革命倾向遭到清廷猜忌，被调往东北。到了东北以后，他继续在东北军民中间发展革命党，很有影响力，对东北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所以这次北路军由他带领。北路军登陆后，得到了当地民军的积极配合，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清军连遭重创，节节败退。2月4日，清军试图反扑，再次大败。2月6日，北伐军占领重镇瓦房站。2月10日，北伐军占领庄河厅城，基本在辽东半岛站住了脚。

　　就在南路军准备继续北上攻打济南、北路军准备攻打沈阳的时候，他们收到了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协议、清帝已经于2月12号宣布退位的消息。

　　清朝灭亡了。

　　[1]寿魁成，《姚雨平与民元北伐》，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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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沉沦：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

　　南北和议既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清廷退位，享受民国每年给400万银元的优待，并且继续踞有皇宫紫禁城。这个事情既是一个进步，又是一个反动。满洲皇权落幕，中国建立共和政体，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在共和政体中，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权，反而被代表满清时代官僚士绅的袁世凯夺了权，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反动。

　　——现在的很多历史书讲这段历史，侧重于介绍南北议和的过程，而对革命军北伐的胜利闭口不提，对清廷海军在武汉江面倒戈也绝口不提，反而大谈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的胜利。从而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清帝退位是南北双方共同努力和妥协的结果，功劳可以南北平分，袁世凯如果坚持君主立宪，革命军很难战胜北洋军，而北洋军要攻下武昌难度不大，因此袁世凯虽然“私德有亏、背叛清廷”，但有“开创共和”的功劳。实则谈判过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根本不值得一提，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关键是战场局面所决定的。清廷海军的倒戈和民元北伐的节节胜利，是清帝退位的关键。海军倒戈以后，北洋军攻克武昌的希望便基本断绝。袁世凯是被逼无奈才接受了革命党人的条件，如果他不接受，就只有死路一条，绝对没有镇压革命的能力。在谈判过程中，袁世凯的基本立场始终都是想要力保清廷搞君主立宪，他当大总统跟黎元洪当革命军都督一样，都是被枪顶着脑袋被迫同意的。但凡还有一丝的希望，他都不会赞成共和。他只有篡夺革命果实的罪过，谈不上有开创共和政体的功劳。

　　满清这个反动政权，并不是只有一个反动派，而是有两个反动派。它是一个满汉联合专政的政权，它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满汉两大反动派别密切合作的结果。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和战争结束以后，汉族官僚士绅集团在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方面的罪责比满洲权贵还要更大一些。

　　满洲皇权，只是两大反动阶级统治中国的一个体制象征。推翻满洲皇权以后，让袁世凯这个汉族官僚士绅的总代表、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来当实权大总统，革命的进步意义，就变得非常微小了。

　　袁世凯被南京国会选举为大总统以后，拒绝到南京就职，以北方局势需要他坐镇为借口在北京搞了自己的新内阁班子。黎元洪被任命为副总统，作为南方力量的代表。但黎元洪也不是革命党人，是清政府的旧式军官。南京临时国会在孙中山去职以后，经过投票同意北上。这样，带有革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就完全被代表官僚士绅的北京政府取代了。

　　袁世凯掌权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把革命党人从政府和军队中清洗排挤出去，让清政府的那些老官僚们继续掌权。他采取的做法，是给革命党人“升官”，把他们从实权位置调走。比如，广东混成协协统蒋尊簋，是广东新军革命的领袖，革命成功后先后担任广东都督和浙江提督。袁世凯就把他调到北京，封为“宣威将军”养起来。还有云南都督蔡锷也如此处理。袁世凯专门建了将军府，让他们在北京享受生活而放弃实权，甚至派人引着他们去妓院，消磨这些人的意志。这才有了蔡锷与小凤仙、蒋尊簋与苏翠娥等人的风流韵事。

　　经过各派政治力量角力，22个行省的都督职位中，同盟会员只获得了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山西都督还是阎锡山，不过他已经背叛同盟会，倒戈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离职临时大总统之后，想要为中国修些铁路，袁世凯就封他为全国铁路督办，既无实权也无经费。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处理南京临时政府善后事宜，几个月后袁世凯宣布将南京留守机构解散，黄兴也就没有了新的职务。

　　还有一批醉心于国会政治、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的同盟会元老，如宋教仁等，袁世凯就非常慷慨的给了他们一些北京政府的内阁部长职位。首届内阁总理由袁世凯的老部下、孙中山的广东老乡唐绍仪担任。唐绍仪少年留美学习，很早就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跟同盟会关系密切，在出任总理后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营造出一种革命党人控制内阁，袁世凯只做无实权大总统的假象。但袁世凯对这些不掌握兵权的文官，根本不放在眼里，不过借此机会把一批同盟会大佬调到北京来置于控制之下。重大人事任免和军政决策，完全由总统府决定，并不尊重内阁，有时候连找总理签字都懒得干。陆军部长等核心人物，则由袁的亲信担任并直接向总统汇报，完全不理唐绍仪。唐绍仪原本希望能在袁世凯与同盟会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建立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但三个月后，发现自己的这个内阁形同虚设，于6月15日辞职。袁世凯便让自己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等人还不放弃对袁世凯的幻想，希望通过国会选举来夺取政权。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获得出任内阁总理组阁的权力。然而很快宋教仁就被刺杀身亡，袁世凯和赵秉钧均有重大嫌疑。孙中山先后发动多次反对袁世凯的武装革命，都被镇压。

　　袁世凯能镇压革命的原因，关键还是背后列强的支持。他接过清政府的衣钵，将清政府在1911年与美国资本团、 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1000万镑的借款合同，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数额增加到2500万磅。考虑到日本影响力的上升，又把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拉了进来，借款对象从四国银行团变成五国银行团。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五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这次借款中有个关键的霸王条款：中国政府设立盐税稽核所负责盐税征收。在北京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又在各产盐地方设立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华人经理和洋人协理的等级、职权平等。

　　这样，中国的盐政就变成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管理的模式。外国人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盐税征收机构，盐税征收到各地稽核所之后，先要由外国机构决定用多大比例拿来支付外国债务，剩下的再上交中央财政。这是继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海关管理权落入英国人手中之后，中国税收主权的又一次大沦丧。

　　“善后大借款”的条件非常苛刻，名义上借款2500万磅，期限47年，年息为5厘，看起来不算很高。但大部分钱都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和清政府欠下的各种债务，还要扣除手续费，甚至还要提前扣除一部分利息，最后还要扣下大约200万磅作为辛亥革命给列强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东扣西扣，最后真正给北洋政府的钱只剩下可怜兮兮的不到800万磅，而北洋政府却要按照2500磅的百分之五偿还利息，也就是每年光利息就125万磅，加上本金则在200万磅左右。

　　得到800万磅，每年还200万磅，还得把盐税征收主权送给列强。袁世凯为了镇压革命，啥都顾不得了，各种苛刻的丧权辱国的条件全都答应。他的北京政府也因此不仅是旧官僚士绅的政治代表，还成了列强在华殖民利益的代表，这就已经跟清政府别无二致，不过是一个披着共和外衣的清政府而已。政府里边做事的还是清政府那帮人，干的事儿还是清政府的事儿，只是把满洲皇帝变成了大总统。统治精英基本不变，统治阶级基本不变。“辛亥革命”最终成了“辛亥政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正式跟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开战。日本作为英国的盟友，趁机出兵在山东登陆，四处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北洋政府对日军公然入侵中国领土的行为，除了提出抗议以外毫无动作。袁世凯找了一帮法学家在北京开会，仿照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时期的做法，把青岛等有德国租界的地区划为“日德交战区”，中方“局外中立”，给自己找台阶下。但日军根本不理会什么交战区不交战区，在山东随意横行，袁世凯也只能干瞪眼。从胶州湾到济南的胶济铁路原来是德国控制，但大量管理职位由中国人担任，日军占领胶济铁路以后，把这些中国员工也一起赶走，全部换成日本人，还发表声明，说胶济铁路是德国的财产，日本占领胶济铁路跟中国无关。

　　袁政府要求日军从山东撤军，日本方面就顺势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全面控制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权力。经过讨价还价，袁世凯最终同意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保住了北洋政府的部分独立性，但把山东、东北、内蒙、福建等地的大量主权出卖给了日本。

　　袁世凯正式同意签订《中日民四条约》的时间是1915年5月9日。他在妥协投降的同时，宣布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以表示自己是万般无奈才投降的，以后一定下不为例奋发图强洗刷国耻。这个表演也是深得李鸿章真传。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发誓绝不踏上日本领土半步，后来出国考察需要在日本港口中转，换船的过程中让人在两条船中间架上木板，不到港口落地换乘，以免破坏自己的“誓言”。这种面子上的“爱国”表演丝毫没耽误李鸿章收受俄国五十万两银子出卖旅顺大连，以及跟德国签订一系列出卖山东主权的条约。这就是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了。

　　袁世凯真正所思所想的，并不是洗刷国耻，而是自己的权势。在宣布“国耻”之后仅仅过了七个月，1915年还没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宣布“登基称帝”。结果众叛亲离，只当了几十天的皇帝就被迫“退位”，并在一个月后死掉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国就已经处于实际上的军阀割据状态。袁世凯在北洋军阀内部，也就是一个盟主，对南方军阀势力，更是鞭长莫及。不过依靠从列强那里借钱的能力，贿赂各地军阀，大家一起镇压革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等他一死，中央权威彻底崩溃，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各大军阀继续走找外国列强借款来壮大自身实力的道路，对外妥协投降，出卖国家利益，争当列强在中国殖民的代理人。对内则“涸泽而渔”，疯狂搜刮自己辖区内的财富来巩固实力。清政府还会为“祖宗三百年江山”做一些长远打算，军阀势力则根本不管不顾。

　　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引用四川地区的大军阀刘文辉的回忆，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24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

　　对这种现象，吴思分析说：“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军阀们没有中央政府管辖，其行为普遍无法无天。山东军阀张宗昌出身土匪，人称他为“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其姨太太有据可查者就有50多人，至于随时随地抢占之民女，更是数不胜数，连张本人也记不得她们的姓氏，只得给她们编号来记录。他还写了一首诗：“要问女人有几何，俺也不知多少个。昨天一孩喊俺爹，不知他娘是哪个？”其人挥霍无度，穷奢极欲，可以说是吃、喝、嫖，赌、抽大烟，五毒俱全。1927年，他在督署与几个妓女打牌，赌注是全年的教育经费（110万元）；有人向他缴了20万元之经费，他竟一夜输了个净光。这种人即使在官场一团漆黑的晚清，也绝不可能当上一省督抚，就算靠买官或贿赂做了一个中高级官员，也很快会因“贪酷”而被弹劾。但在军阀混战期间，由于他敢于无底线的勒索民间财富来供养自己的军队，软弱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把他免职。

　　军阀们的疯狂搜刮和他们自身素质的低下，进一步劣化了基层社会结构。

　　吴思在《潜规则》中讲了一个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村长变换的故事。他说，根据本地史料记录，“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

　　清末的捐税并不轻，士绅们的道德水准也肯定不像他们自己主持编写的乡县志书上写的那么高尚。但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比，清末的底层人民生活已经是宛如天堂，清末士绅已经堪称圣贤了。

　　清政府这个反动政权必须推翻。但推翻之后，如何在殖民列强统治的世界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却成了一个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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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之殇：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制度选择悖论

　　在清政府倒台之后十年、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回头去看辛亥革命，它不仅没有让中国从落后挨打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甚至也没有丝毫能扭转这种趋势的迹象，反而让中国变得更加衰弱、中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为悲惨。“共和革命”的直接后果，不过是让中国从一个皇帝统治，变成了成百上千个土皇帝统治。革命党人错误的相信了西方列强的“民主制度”可以救中国，结果却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黑暗。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些迷信西方列强“民主思想”的人，面对这样惨痛的现实，还要坚持说，这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浓厚了，不能适应先进的民主制度，所以出现“水土不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臆想。真正的问题是两个。

　　一个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过不是文化传统的问题，而是本节一开头就讲的，“共和革命”只推翻了清朝统治中国的两大反动阶级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弱小的一个，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反动阶级没有被推翻，还在台上继续掌权。这是根本。

　　另一个问题则是西方制度自身的问题。本书系第三卷已经讲过，西方近代的崛起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宪政体制，而是因为集权和战争。英国从封建体制转化为君主专制制度的这段时期，才是它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其建立全球殖民体系的关键时期。它击败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战争和第一次击败荷兰的战争，都发生在其建立君主立宪制之前的君主专制时期。近代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其关键举措都是些消灭封建体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德国、法国的情况也都如此。这些国家通过集权政体的建设，才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投入到殖民征服战争和争霸战争中去。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崛起。中国在近代要突破殖民列强的全球体系，实现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也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集权政体，集中全国资源击败列强的军队并建立近代工业体系，才有可能。

　　英国在建立全球殖民霸权之后，才转型为了君主立宪政体，基于民众投票产生的国会和内阁成为最高权力机构。本书第三卷“海权帝国”一节中，已分析过。投票式民主并不是英国的首创，雅典和威尼斯共和国这些古老的海权国家，都是搞的投票式民主。这三个时期的代表性海权国家，都主要依靠海外殖民劫掠发迹。由于它们有大量来自于海外殖民地的财富，本国内部的生存资源争夺并不激烈。其本国底层人民，也可以从海外殖民带来的财富中获利，而无需向中国古代的农民一样，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自己和整个国家。在生存资源无忧的情况下，内部斗争——不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还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会相对缓和。也就不需要一个专制君主来决定资源分配，大多数问题用投票和开会的形式也能解决。这种民主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分赃式民主”，是强盗们为了和平分配劫掠而来的财富所建立的程序。

　　投票式民主能稳定存在的前提，是投票结果都可以被各大利益集团接受。这就要求投票决定的事务不关系到投票各方的生死存亡。就好像现在各大媒体的娱乐选秀节目，谁当冠军都死不了人，大家愉快的搞网络投票或手机投票，把它当成一种参与性很强的娱乐活动，不会为了争冠军而打起来甚至杀人放火。但是，如果投票决定的是不同集团和阶层的生死问题，比如一份食物只够十个人吃，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六个人投票说我们六个人吃全部，吃的饱饱的，你们四个人少数派饿死算了。这个投票结果就不可能被接受，另外四个人只能选择暴力反抗，再怎么讲民主精神也没用。

　　英国从君主专制国家走向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背景就是这样。专制时期，还没有建立海外殖民霸权，全体国民必须自己养活自己，在国家内部分配生存资源。这个时候要组织国家资源打仗，不管是殖民战争还是争霸战争，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国内生存资源分配问题。为了保证战争的效率和分配的公平，最佳的方案就是建立独裁君主制度。独裁君主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镇压人民反抗，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遏制贵族的贪欲，限制他们对人民的剥夺，并强迫贵族、地主、资本家这些有钱有权的阶层多出钱来支持战争。用独裁君主制代替封建制度，是英国从弱到强的关键。等到殖民战争和争霸战争打赢了，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殖民统治体系建立起来了，有众多海外殖民地可供掠夺，资源分配条件变得宽松。利益集团内部，不需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了；统治精英们富得流油的同时，底层人民的税负也不高、福利还不错。这种情况下，专制君主就成了一个累赘。大家就觉得还是民主好，独裁君主对贵族精英们管束的太严了、收的钱太多了，让精英们很不舒服，可以搞个科学的程序来做决策，各大利益集团选择自己的代表大家开个会各抒己见就挺好的。贵族、地主、资本家就联合起来把专制君主推翻了。决策程序慢一点没关系，吵架厉害一点没关系，不会耽误大事，利益集团之间也不会当真打起来，代议制民主就取代了独裁君主制·。

　　代议制民主这种看起来很文明的制度，稳定运行的基础，就是英国在非洲、印度、美洲建立了殖民总督的独裁体制，可以用暴力把这些地区的人民生存资源吃干榨尽。在殖民地，英国殖民者们是没有民主精神可言的，总督由宗主国委派而不可能由殖民地人民选举产生，他们对待殖民地人民，有的只是最野蛮和最纯粹的暴力，任何一点反抗都会遭遇无情的军事镇压。

　　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和近代社会，受生存资源分配的约束，代议制民主制注定只能在殖民宗主国作为一种“政治奢侈品”稳定存在。那些不能从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源的国家，如果模仿宗主国的这种体制，就会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因为这些国家生存资源的分配弹性非常小，靠投票和开会无法解决分配问题。利益集团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很容易就会因为分配问题谈不拢而爆发战争。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就是军阀混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就是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一方，就会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以保障较长时间的内部统一和社会稳定。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准殖民地国家，不仅不能从海外殖民地攫取资源，反而被殖民列强大量“吸血”，生存资源分配条件比古代社会更加严峻。这种情况下，想学习宗主国搞投票式代议制民主，是一定会失败的。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和随之而来的底层革命战争——军阀们在中央政府搞民主宪政，在自己的地盘里搞比君主专制更糟糕的土匪政治。老百姓在军阀的统治下，过的比在专制君主统治下更惨，最后只能像秦末农民战争和元末农民战争一样，通过一场深刻的、广泛的阶级革命来改变这一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很多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还没有从经济上摆脱宗主国的殖民控制，就照搬宗主国的民主体制。结果就是长期积贫积弱，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地方势力割据，老百姓生活在类似于中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状态。国家只在形式上建立民主政体，基层社会却由地方豪强甚至黑社会控制，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国防能力长期羸弱。

　　西方宗主国的民主制在中国注定失败，不是因为中国有“专制主义”传统，而是因为中国人民有革命传统。中国人民太勇于和善于反抗，统治阶级一旦分裂为诸多军阀，一方面贪欲失控、一方面四分五裂，就很容易被大规模人民革命各个击破。代议制民主，可以在印度稳定存在、可以在菲律宾稳定存在，但就是不能在中国稳定存在。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成功的底层革命，地方豪强们可以在自己的地盘里愉快的鱼肉百姓，然后组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中央政权来粉饰太平，讨论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这种状态，在中国是不可能持久的。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英雄豪杰们，不会容忍这种状态长期存在。

　　古代和近代世界殖民宗主国的富裕和强大，是他们选择代议制民主的原因，就跟有钱人愿意花钱买豪华皮包、豪华汽车来享受一样。很多人搞错了因果关系，觉得代议制民主是殖民宗主国富裕强大的原因，这就跟穷人认为花钱买奢侈品是富人富裕的原因一样荒谬。像印度这种殖民地国家在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以后，也学着其宗主国搞代议制民主，结果就是永远为宗主国当经济上的附庸。也就像是穷人省吃俭用买几件高档服装穿上，去参加几次富豪们的豪华聚会，就以为自己可以变成富豪们的一员了。这是典型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他们越是这么干，就只会让自己变得更穷。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在投票制民主制度下，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拼命承诺给选民提供福利，只要能当选，什么大话都敢说，免费医疗、高额养老金、免费住房、免费教育等等，都向发达国家看齐，上台后通过借债印钞出卖国有资产等各种方式给选民发钱发福利，为自己谋求连任，任期结束好处捞够了就拍屁股走人，但国家经济实力不允许，国家财政被搞破产，经济发展丧失动力。长期这么搞，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只会跟发达国家越拉越远。不顾生存资源和国家安全的弹性空间盲目学习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跟这种经济政策是差不多的意思。

　　这里面，英国衰落之后的新一代全球霸主——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君主专制。这是因为，它是一个白人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政权，其政权性质从诞生初期就是宗主国政权而非殖民地政权。美国建国的最初十三个殖民州面积仅有80万平方公里，不到现在美国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它用了数十年的时间，从80万平方公里殖民扩张到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这个过程中，白人殖民者面对的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他们根本不需要组织起高效率的大规模正规军，只要少数人拿着先进的枪炮，就能去西部强占大片大片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其政权无需承担生存资源分配保障的责任——如果一个底层白人穷困潦倒，他只需要去西部杀几个印第安人并强占他们的土地就可以了，不用在十三个殖民州内部要求公平分配生存资源，更不会冒险搞革命。不管是底层白人，还是地主资本家，都不需要拥立一个专制君主来向对方下狠手。其内部风度翩翩的政治文明，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基础上的，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赃式”民主。

　　等到白人殖民者们在北美洲的殖民扩张结束，生存资源瓜分完毕，“投票式民主”很快就失效了。国会投票要求限制奴隶制度扩张的决议被广泛采用奴隶耕作种植园的南方各州拒绝接受，矛盾只能用战争而非投票来解决。1861年初，南方各州宣布脱离美利坚合众国，独自成立美利坚联盟国。很快，文明的面纱被撕下，白人殖民者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内战[1]。南北两大利益集团互相厮杀，数十万士兵在战争中死亡，整个国家损失了百分之五的人口，南方地区城镇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总统和政府的权力也因此大幅度扩张。

　　南北战争在1864年打完了，清朝这边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刚好打完。清政府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人将中国人口贩卖出国。随后，清廷又跟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允许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美国就利用这些条约，引进大量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工给他们修铁路、搞基建。这种事情，美国白人殖民者不愿意干、吃不了这个苦，印第安人又被他们杀的所剩无几，黑人不具备足够的劳动技能，就靠着既吃苦耐劳又聪明能干的中国劳工给他们干成了。美国连接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是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条铁路，被称为是“现代美国的骨架”，有80%的工程量都是中国劳工完成的，其中最艰难的中段1100公里，有95%的工程量是中国劳工完成的。数十万中国劳工的血汗，上万中国劳工的尸骨，为美国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中国劳工搭建的基础设施骨架，美国继续深度开发其通过殖民扩张抢来的九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生存资源无忧，再加上跟着自己的“血缘母国”英国在全世界享受殖民特权，又度过了安稳的五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总统和政府的权力都基本没有扩张。

　　可以说，离开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中国劳工的血汗以及全球近代殖民体系，美国的白人殖民者绝不可能有闲心在窗明几净的大楼中搞他们津津乐道的“民主政治”。在“对外殖民、对内民主”这一点上，美国与古希腊、威尼斯共和国、英国并无二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全球殖民体系的扩张到达极限，宗主国之间必须通过你死我活的战争来争夺资源。同时，美国内部的国土开发——在当时的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下——也接近成熟。内外两个扩张方向都遇到阻力，便在1930年代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出现了非强制重新分配资源不能解决的国内矛盾。这种情况下，强势总统罗斯福出现了，他主持出台了许多保护底层人民权利的法令，极大的扩张了政府对经济社会干预的范围。罗斯福本人也打破美国总统不能连任两次的宪法惯例，一口气当了四届总统，并在总统的位置上干到了老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代替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美元成了世界通用货币，站在了“新殖民体系”的顶尖。它通过金融掠夺的方式，以航母战斗群的全球投送能力为武力支撑，可以方便的从全球攫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包括农产品和能源，还包括人力资源。全球特别是亚洲地区的优秀人才在母国投入巨大资源对他们进行培养以后，大量前往经济更发达、生活条件更优越、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更有保障的美国，为其科技实力的提升贡献了重要力量。由于拥有金融和科技的双重优势，美国国内精英集团内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资源分配矛盾缓和，总统权力也就随着弱化，政府权力不再扩张。总统不能连任超过两届的惯例被正式写入了宪法，强势总统尼克松被国会弹劾被迫辞职下台。最近的典型案例，就是在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其中尤其严重的是46届总统大选结束以后，大量反对总统大选结果的民众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让美国长期自我吹嘘的“政治文明”大旗颜面扫地。这种骚乱就是国内分配矛盾尖锐到无法用投票式民主来协调解决的产物。但美国政府在骚乱发生后，迅速通过了上1.9万亿美元的福利方案，给交不起房租或水电费的家庭提供300亿美元的援助，并将失业救助金每个月再提高400美元，此外还有其它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小企业救助和抗击疫情中去。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这些通过财政赤字新增发行的美元，相当于对全球财富征收了新一轮“铸币税”，可以凭空从全世界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其底层民众的生活需求。美国底层人民享受了全球经济抽血供应的福利之后，骚乱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民主秩序”再次恢复正常。实际上，仅2020年美国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联储就累计新增了5万亿美元投放到市场中“刺激经济”。这相当于日本的2020的GDP，超过了中国2020年的全部美元储备（3.2亿美元）。这些增发的美元，要由全世界为之买单。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不能跟美国一样享有对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好处，但还在继续享受殖民宗主国的“红利”，在后殖民时代的国际分工中处于有利地位，也能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只是压力比美国更大一些。而那些既不能享受“铸币税”好处、在国际分工中也处于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底层民众骚乱很容易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动荡，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投票式民主搞出来的政府被颠覆，要么代之以代表底层民众的“左派”集权政府，要么代之以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右派”集权政府。要不然，就是长期维持一种病殃殃的状态。

　　总之，在古代和近代技术条件下，稳定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是在国家富强之后才能享有的，是殖民宗主国的政治奢侈品。中国作为一个遭受近代列强殖民入侵的国家，在从落后到富强的过程中，如果模仿殖民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就注定会陷入社会动荡，无法实现富国强兵和民族复兴。“辛亥革命”仅满足于推翻皇帝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推翻满洲皇权以后，机械化的照搬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就更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通过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形成有较大个人权威的领袖和领导集体，建立一个集权化体制来实现国家独立和工业化追赶，才是唯一可能的道路。在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随着国家的富强、安全环境的改善，生存资源分配的弹性空间增大，政治决策权的集中度逐步下降，决策民主程度提升，经济资源分配权不断分散，经济结构多元化，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内贫富差距和官僚体系清廉度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速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又会出现结构化的波动。这种波动跟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一样，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一方面需要不断借鉴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一方面又要不断自我探索创新，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最完美的、永不需要改进的制度出现。

　　（第四卷正文完）

　　[1]一些迷信英美式民主体制的人宣称，“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为民主政体是建立在理性协商基础上的，无论什么矛盾都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来协商沟通解决。战争都是“独裁国家”搞出来的。但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都是完全按照美国宪法组织起来的“美式民主政权”。“美利坚联盟国”的总统和国会选举方式跟“美利坚合众国”完全一样。这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仅爆发了战争，而且是长时间、大规模的惨烈战争，最终以一方的武力压制而结束。这场战争的爆发，就是美式民主制度下，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商失败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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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先治人、后治法

　　一部中国近代史，一言以蔽之：刚开始以为是武器不行，后来以为是制度不行，最后发现关键是人不行。

　　换武器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换制度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都没能让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最后还是通过一场底层革命，对统治精英群体来一次彻底的大换血，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中法战争上半段和甲午战争的惨败证明，光有先进的武器并不能扭转国家的命运。不过，经过洋务运动以后，手持先进武器的清军能够在镇南关中击败列强的侵略军、能够在台湾成功抵抗法军的多次进攻，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样的制度下，同样跟敌军差不多的武器水平，主导战争的人不同，结果便是天壤之别。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刚开始只想改变制度，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得已打算“换人”，计划开懋勤殿引进新人以取代军机处那帮守旧大臣。慈禧对大部分制度变革都表示支持，一旦涉及到“换人”，便立刻发威，终止了变法。后来慈禧自己主持清末“新政”，把康有为等人的大部分主张都拿过来用了，但始终坚持一条，绝不重用维新派，还是让自己的满洲亲信以及李鸿章的政治继承人袁世凯为代表的一批人来搞。李鸿章在当上两广总督之后，讲过一个事儿，说自己在慈禧面前公开承认自己是“康党”，赞成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仅反对其谋反的举动，慈禧听了竟然点头称是。李鸿章讲这个事的目的是为了拉拢维新派，巩固自己在两广的权位，真假无从得知，有可能是吹牛。但这个故事编的很好，不管慈禧还是李鸿章，其底线都不是制度，而是人——只要能保证他们所代表的满汉两大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什么制度都可以考虑。反之，只要威胁到这群人的利益，就算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想要干点正事，比如光绪皇帝想利用皇帝职权撤换一批守旧官僚，也会被他们找借口给掐死。

　　辛亥革命是一次“非典型革命”。一次成功的革命一般都会推翻统治集团换上一批新人，但革命党人以为只要实现“共和”就算成功，制度变了，什么人来当权都一样。满洲皇帝退位，国会也开了、宪法也有了，总统制、议会制、联邦制都试过，但统治中国的还是清末那帮官僚和士绅，国家的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老百姓生活的反而更惨。只换制度不换人，根本不行。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指的某个单一的个人，而是指的一个群体，一个有着密切利益关系或共同政治理想的群体。单一的个人，在整个国家大的制度面前，是非常弱小的。一个人即使坐在皇帝的位置上，也很难扭转由制度和利益集团决定的国家发展大势。明朝后的万历、天启、崇祯等人，都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多次“只换人不换制度”的成功案例，比如秦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都是通过底层革命对统治集团进行大换血，但国家制度基本不变，还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比辛亥革命效果好多了，创立了两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只需要对这些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就不难发现，人比制度重要，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负责资源分配的组织管理，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更重要、更有决定性意义。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中国历史，也适用于有确凿史料可证的其它国家历史。

　　晚清时期，许多仁人志士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改变中国，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把明治维新作为制度变革的成功案例。其实日本近代崛起的关键并不是明治维新，而是之前的“倒幕运动”。倒幕运动是一次“换人”的革命。日本南方地区最先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培育出来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业资本家阶层。这个阶层反对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和南方各藩的武士阶层联合起来，发动战争推翻了幕府统治，让天皇成为实权君主。最高统治者从德川家康的子孙变成天皇的子孙，这只是一个“小换人”，意义有限。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革命，德川幕府两百六十多年逐步腐化堕落的各级官员和封建统治者被赶走了，代表商人阶级的武士精英人物大量进入政府，掌握了政权，这才是具有决定意义是“大换血”。这批新人的治国水平远高于德川幕府的旧官僚。在他们的推动下，先学习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代替封建体制，然后再学习西方，建立近代化的国家管理体制和君主立宪制度。有这批人在，不管是搞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搞经济建设还是军队建设，不管是学习中国还是学习西方，都能够搞得有声有色，借鉴各种外部经验为我所用，实现日本的快速崛起。[1]

　　反之，同一时期中国试图搞“大换血”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了，清王朝的老官僚士绅来主持学习西方的改革，就搞得一塌糊涂。可以想象，如果日本的“倒幕运动“被德川幕府镇压，然后由幕府的那些老官僚老封建主迫于西方压力来搞维新，也就必然难逃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样失败的命运，甚至更糟糕。

　　经常被当做清末变法榜样的，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俄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彼得一世的改革让俄国从封建制转型为君主专制体制，跻身欧洲列强，制度转型成功，彼得一世也因此被尊称为“彼得大帝”。而这次改革之前，并没有类似于日本倒幕运动那样的革命发生。但俄国因为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经常卷入欧洲各国之间的大混战。经过持续数百年的战争，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无数轮的优胜劣汰，逐步培育起来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勋贵阶层。军事集团凭借战功逐步掌握了国家权力，有着强烈的打击封建贵族、建立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诉求。彼得大帝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新兴精英群体的支持下发动的。彼得大帝为了赢得跟北方强国瑞典的战争、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才决定推动改革。马克思甚至评论说，（彼得一世的）“全部事业都是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其改革的关键措施，是军事改革，其它的诸如建立中央集权、完善地方政府组织、鼓励兴办近代企业等等，都只是配套措施。通过1700至1721年的大北方战争，俄国最终击败瑞典、夺取了出海口，彼得一世的权威和军功集团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强，各项改革措施也因此得以深入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战争虽然残酷，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效率是一流的，是最极端但也最公平的一种手段。由于“考官”就是战场上的敌人，要想拿到“高分”，就得把考官击败甚至杀掉。所以“考官”一般不会作弊走后门。能在真刀真枪的厮杀中脱颖而出的，大都是英勇无畏而又聪明绝顶的人才。我们在前面讲中法战争的时候，分析了左宗棠的临终遗言“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所用的逻辑跟分析彼得一世改革的逻辑是一样的。彼得大帝也可以说：“此次北方战争，实俄国强弱一大关键”。不能因为瑞典是西方强国，武器先进科技发达就不敢打。不仅要坚决打下去，而且要打赢，才能推动统治精英集团的换血，扭转国运。彼得一世坚持的是争霸战争，左宗棠坚持的是反侵略战争，正义性更强，人才选拔效果也就更好。

　　当然，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基础是争霸战争而非革命战争，军功阶层对封建贵族的替代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换血很不彻底。俄国在欧洲列强中也始终是实力比较弱的一个，依靠邻近西欧的地理优势引进先进武器和近代产业，勉强维持其列强地位，殖民扩张也主要跟清朝前期一样，主要针对落后的中亚内陆，抢夺了一些人烟稀少的内陆荒原，经济价值极低。其内部矛盾始终非常激烈，各种政变和革命不断，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败给了日本，又在1917年被十月革命推翻。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旧贵族和旧官僚被彻底消灭，革命者以俄国为主体建立起来了苏联，俄罗斯民族才走到了其国际地位、科技水平和政治影响力的历史最高峰。左宗棠所谓的“中国强弱”，其强大的上限，也就是彼得大帝改革的水平；而苏联所能达到的高度，就不是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左宗棠所能想象的了。

　　彼得大帝改革的逻辑，其实也就是近代欧洲崛起的逻辑。西欧各国在从封建制度向君主专制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经历了持续五六百年的大混战，有的战争持续上百年，有的战争一下就消耗一个国家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让神圣罗马帝国人口从两千万下降到了一千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把普鲁士的中青年男性都几乎打光了，拿破仑战争法国的精壮男性也损失了20%。经过这样惨烈的优胜劣汰，军功阶层才逐步的淘汰了封建领主阶层掌握国家权力，并与海上贸易形成的商业阶层结合，建立了近代专制国家。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恐怖的战争炼狱。经过这种烈度的优胜劣汰活下来并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是欧洲近代崛起的关键支撑。这个过程，跟中国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大混战非常类似。

　　中华帝国的崛起，也是建立在五百年大混战基础上的。中华帝国的崛起跟欧洲近代崛起一样，都是通过长期战争形成军功阶层，以军功阶层淘汰压制封建贵族，从而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二者的主要区别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比欧洲早了两千年，中华文明也在这两千年间长期领先世界；

　　第二、十字军东征为欧洲带来了阿拉伯“百年译经运动”成果和火药等东方科技成果，热兵器形式的战争需求与科学理论相结合，诱发了近代科技革命[2]；

　　第三、欧洲的内部大混战与其海外殖民征服同时存在。在殖民地资源输入的支持下，欧洲各国的生存资源分配弹性空间比中国要大，对君主专制体制的依赖程度也就比中国更低一些。中国依靠君主专制体制实现了大一统并延续了数千年，欧洲则在还没有实现大一统之前，就从君主专制体制向民主宪政体制转型了。由于欧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殖民地人民承担了大部分苦难而欧洲人享受了财富，导致欧洲精英阶层缺乏对战争伦理进行反思的驱动力，整个社会道德败坏人伦丧失[3]，其科技畸形发展而精神文明程度长期停留在弱肉强食的野蛮落后状态，一直到殖民地被瓜分完毕、其内部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得以改观。而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内战，战争的痛苦完全由中国人承担，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开始深刻反思战争伦理问题，提出了用道德伦理减少战争和降低战争伤害的思想并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这也让对人类获得财富和权力过程进行道德评价的执著追求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

　　作为人类生存竞争最激烈的一种形式，战争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推动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有望从人类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其选拔人和淘汰人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多的被政治竞选、市场竞争、指标考核、专业考试等其它文明得多的方式所取代。这也是我们所热烈期待的。但对任何想要学习和理解人类历史的人而言，深刻把握战争的意义和作用是基本前提。

　　战争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野蛮暴力，它是对一个人类群体组织能力、科技水平、集体意识、献身精神、应变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验，能在实际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一般都是又极具组织才能和应变能力的人才。

　　即使是非正义的战争，在人才的优胜劣汰方面也会发挥作用。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大换血”失败，非正义是一方取胜，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因为战争实现了局部换血，让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活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及其背后的一大批精英崛起，这批人在历史研究中往往被称为“经世派”。他们一般出身于士绅阶级的最底层，与中下层老百姓有着直接的沟通联系，对中国底层社会和基层组织的问题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具有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而又才干突出。在清朝制度下，这些人虽然也有一定发展空间，但相当有限。曾国藩战前就已经官居二品，但其实不过是在朝清流，并不能掌握军事、人事、财政方面的实权，与其战后的显赫权势不可同日而语。左宗棠就更不过是一个四十多岁还没有任何官职的落第书生。战争结束后，这批人由于军功得到提拔，大量占据政府实权职位，比如两江地区的军政要职多被湘军系将领占据；福建、甘肃、新疆等地的要职被左宗棠的楚军系人马占据；李鸿章更是在镇压捻军过程中将淮系人马遍布天下，还在“丁酉奇荒”中，派盛宣怀到山西弹劾了一大批贪腐官僚，换上了自己的淮系人马。这种“换人”不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个人的上位，是一个新的军功群体全面上位。没有这批人做支撑，“洋务运动”可能根本就搞不起来，更不可能开创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前后的那种良好局面。

　　甚而言之，即使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只要失败的一方不被彻底消灭，也能从中实现一定程度的“换血”。比如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惨败，危难关头，地方大佬纷纷龟缩自保，唯有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清流派）和甘肃布政使岑春煊（维新派）挺身而出千里勤王。李秉衡战死，岑春煊活了下来。这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认的做官清正廉洁。和平时期，各位大臣都在奏章中写满了忠诚，谁真谁伪看不出来。败军之际、生死关头，真伪立见。岑春煊因此获得了慈禧的信任，把他提拔为两广总督，大力进行吏治整顿。后来，他又进京跟瞿鸿机合作，向奕劻袁世凯的满汉贪腐执政联盟发动进攻。这可谓是清王朝从这场惨败的战争中获得的最大收获了。

　　通过战争来选拔新的人才，形成新的精英群体掌握权力，再由这个群体来制定和执行符合他们利益或政治诉求的制度，是观察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视角。一切制度，在一开始都是为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那个集团服务的。一般来说，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战争。经过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就会涌现一批优秀的精英人物，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经过这批精英的修改和执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程度会达到一个比战前更好的状态。但随着战争远去，精英集团会不断丧失忧患意识，变得自私贪婪，一代不如一代，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国家组织能力会不断下降，人民遭受更多的剥夺，精英阶层在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生活腐化堕落，直制下一场战争的到来。这才有我们看到的，历史上“换人不换制度”或“换人之后换制度”的大国崛起，以及“不换人也不换制度”或“不换人仅换制度”的国家衰亡。在国力上升时期，“只换制度不换人”的改革可以有效维持局面或者扩大繁荣；在国力下降时期，“只换制度不换人”的改革则很少能够取得成功；在一个政权组织的末期，由于统治阶层已经又贪又坏到无可救药，“只换制度不换人”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骗局，不管变成什么制度，都不能改变利益格局，甚至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从而加速该政权的灭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持续不断的有对外战争发生，在战争中继续遴选优秀人才、淘汰腐化分子，国家组织动员能力持续改善，其政权组织的生存周期就可能延长并推动一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改革。

　　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握政治权力，比用什么样的制度显然更为重要。一切制度都是由人制定、修改和执行的。个人在制度面前力量很小，但在精英集团面前，制度只是工具。为了总结近代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思想被提了出来，认为中国在近代衰落是因为君主专制制度不行，而西方崛起是因为它们采用了宪政民主制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西方崛起的制度因素是在正确的时候建立君主专制和改革君主专制，这是一个动态的制度变迁过程。在什么时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具体的制度细节如何规定、如何执行，都是其精英集团决定的。法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其君主拿破仑三世跟袁世凯一样，以大总统身份复辟为法国皇帝，从1852年到1870年当了十八年的皇帝。法国人民的“民主素质”看起来也不是很高，不像中国人民一样，袁世凯刚一复辟就给推翻了，但法国还是在战争中轻松击败了清军。对西欧各国而言，比制度更根本的是它通过数百年的争霸和征服战争，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大换血。通过战争选拔出来的这几代人很厉害，他们在正确的时候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又在正确的时候改革或废除了君主专制体制，并且探索出来了一些更具体的有效制度安排比如近代化的职业化军队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等等。反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长期和平，这些发达国家的精英分子日渐堕落，一代不如一代，在他们的前辈建立的制度框架内，开始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尸位素餐，道德素质和才能都在迅速下降，喜欢空谈价值观而不愿吃苦务实的解决问题，西方世界也就开始了“死于安乐”的衰落历程。被很多人捧上天的宪政民主体制、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东西既不能决定西方的崛起，目前看起来也并不能挽救其堕落。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些简单模仿前宗主国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利用宗主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走上经济繁荣之路。从比较抽象的层面来看，民主宪政体制比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相对来说要更文明一些，但实际效果好不好，仍然主要取决于当权集团的人行不行。掌握权力和财富的精英阶层人坏掉了，什么制度都没用。[4]至于自由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中国古代在和平统一时期就一直是允许自由经商贸易的市场经济，没搞过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最繁荣的宋明晚期同时也是被北方蛮族打的最惨的时期，说近代欧洲是靠搞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实现崛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虚构的故事而非历史事实。近代欧洲是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的军国主义体制来进行殖民掠夺崛起的，为殖民掠夺和争霸战争服务的军工金融复合体系是支持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最重要动力。那种认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是因为明清时期没有搞好资本主义的说法不过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结论。

　　从 “制度决定论”继续推论，还有人提出更加不靠谱的“文化决定论”。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就说日本人有一种“善于借鉴学习”的“文化基因”，而中国则具有保守排外、骄傲自大的文化基因。但中国经过革命以后，不管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不是中国人或者中国文化不善于学习，只是晚清的精英阶层不善于学习。近年来，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方面从无到有进步迅速，而日本则保守于传统产业，日渐落后，也不是日本有了保守的文化，而是跟倒幕运动和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一代人相比，新生代日本精英群体变得耽于安乐、不思进取了。又有前些年德国的机械制作精良，占据高端市场，便有人鼓吹德国具有严谨认真的“民族精神”。但很快就被人考证，一百多年前，德国在其工业化初期，曾经大量仿制英国产品且质量低劣，在欧洲各国声名狼藉，丝毫看不出有啥严谨的民族精神可言。而中国的机械产品，随着产业升级，也迅速变得越来越精良起来，不断抢占高端市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乏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优秀人物，也不缺乏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和追求创新的人才，关键的问题还是这样的人才是被放到了能发挥作用的重要位置上，还是被一群庸碌贪婪的精英分子打压埋没了。中国古代在集权君主体制下，创造过伟大的盛世，也出现过王朝的崩溃，关键是同样制度和文化条件下，掌握政治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的人变了，人的道德水平和能力才干变了。

　　人比制度重要，这个道理不仅对国家适用，对企业等非政治组织也同样适用。优秀的人才可以改变制度或者让同样的制度运行的更好，反之，贪婪无能的人在任何制度中都会带来可怕的破坏力。

　　人的选拔和淘汰规则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选拔淘汰方式——战争并不属于任何一种制度或法律的范围，而是对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否定与破坏。其次，选拔制度也是人在决定和执行，人的主观意识在关于选拔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仍然拥有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人和制度谁重要这个看起来很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争论中，人的优先顺序其实是无可置疑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古人早有先见。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就总结了六个字：“有治人，无治法”，也就是有可以让国家治理好的人，没有能让国家治理好的法律制度。这句话已经解释了晚清始终无法走出积贫积弱困境的原因：统治集团的人不动，让这一批被证明是又贪又坏的人继续执政，仅仅寄希望于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制度，就可以把中国治理好，让中国重拾上升势头，实现富国强兵，是绝不可能的，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荀子这句话把“人”和“法”的关系用“有”和“无”对立起来，逻辑上不是很严谨。经过两千多年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把它再稍微做一下完善：

　　先治人，后治法。

　　这句话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首先，在所有制度安排中，关于人的教育、锻炼、选拔、任用、淘汰的有关制度，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制度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最终结果，而对最终结果影响最大的，就是它选择了什么样的人放在关键的职位上负责决策和执行。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应该尽可能的从像战争一样关系生死等重大个人利益考验的活动中对人才进行竞争性选拔。

　　其次，一个国家、地区或者较大规模的组织领导人[5]，在其自由决策权的范围内，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对人的教育、锻炼、选拔、任用、淘汰相关的工作中去。毛泽东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治国就是治吏”都是这个意思。政治路线很重要，但确定战略路线所需要花费的精力并不会很多，在具体工作中最需要投入精力的，主要还是人的管理问题。

　　第三，对统治集团以及统治集团代表人物的评价，要超越制度。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物，没有资格把个人的错误推卸到制度或文化头上。像慈禧、李鸿章这种代表一个统治集团的人，他们和他们代表的集团，可以影响制度的变化方向，也可以决定制度执行的成效。把他们干的坏事错事，推卸到制度头上，是一定错误的；对他们个人的谴责和批判，主要不应归结到对制度的谴责和批判，而是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的谴责和批判。

　　第四，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有效的选出优秀的人，那么它就应该被修改；如果改不动或者多次修改都不行甚至越改越坏，那就说明精英集团已经在根子上坏掉了而不是制度错了。对一个政权而言，这就意味着它需要被其规则体系以外的力量消灭，换一批完全不按照其规则来上位的人掌握政权，其形式主要就是革命和外敌入侵的战争。把腐化无能的统治精英集团赶下台以后，新的掌权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制度，可以采用新的制度也可以沿袭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说只有采用了全新的制度才叫革命成功、采用旧的制度就叫革命失败就叫没有意义的循环。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有的换了制度，有的没有换制度，有的对旧体制改变较大，有的改变较小，但都是成功的，都实现了国家的复兴和人民长时间享有和平安宁的生活。甚至像太平天国这种革命者在战场上失败了，但逼着统治集团进行了一次局部的换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成功的。相反，如果像辛亥革命那样，采用了新的制度，但革命者把权力归还给了旧的统治集团，那才是真正的革命失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来看待清末民初的历史，才会有一个正确清晰的思路。

　　研究学习这段历史，最具有误导性的思路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是解决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关键。

　　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一定会严重跑偏。

　　“先治人，后治法”才是解决中国近代积贫积弱问题的关键。

　　清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跟中国古代的其它大一统王朝一样，统治精英从中央到村镇，已经腐化堕落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不来一场彻底的大换血，而是继续让这些人以及他们选择的继承人来统治中国，各种富国强兵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

　　中国近代复兴的关键是换人，其次才是换制度。换人不是只更换国家元首，而是更换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基本路径是民族革命加阶级革命，推翻既落后又腐朽的满洲统治集团和不落后但足够腐败的汉族官僚士绅统治集团。

　　太平天国和捻军革命被镇压了，一次性大换血的道路没有走通，但通过战争大量的消灭了满清控制的八旗和绿营，让更为廉洁能干的“经世派”人物大量进入统治精英集团，并且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兵权。这种局部的换血也为通过改革走向富国强兵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如果要避免后续更大规模的革命和流血牺牲，把改革的道路走通，唯一正确的路径是任用“经世派”进行内部整肃，拿出类似于朱元璋反腐败的手段整顿吏治，再像汉武帝一样大力打击地方上的豪强劣绅，把“人”的问题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再重新丈量土地、清理财政亏空、推动税负公平等等。把中国历史上多次被革命和变法实践证明能富国强兵的手段先做一遍，再来说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事儿，改革的道路才有可能走得通。至于购买先进武器、修建铁路电报系统、鼓励兴办近代企业、学习西方科技知识这些东西，在经历过吏治整顿和社会公平改革以后，那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顺手就做了。买武器和修铁路就是花钱的事儿，有了钱很容易办。特别是修铁路，老有人以为中国文化排外才不愿意修铁路，这是很不靠谱的想法。官府不被洋人欺负的跟狗一样，不在民教纠纷中拉偏架，西方教会仅是自由传教而不强占土地强拆房屋，义和团运动根本就不会出现。行政系统透明高效以后，基层要想抵抗集权政府拆迁，根本就不可能。汉武帝下令把天下有权有势的富豪家族全部迁往茂陵，修铁路的政治和文化阻力难道能比这个还大？我们在前文做过分析，清末吴淞铁路的修建过程充分说明，只要愿意发工资给补偿，民间对修铁路搞拆迁这个事情不是反对，而是趋之若鹜，打破了头来铁路上找工作，变着方的想让建设方多拆他们家一些房子。至于兴办企业和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政府甚至可以几乎不做什么，有了廉洁的行政系统，又不搞文字狱，民间自然会掀起投资和学习的热潮，政府再搞几个资源和军工企业就完事儿了。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才能理解为什么本书会把李鸿章归为“洋务派”中的“保守派”，而左宗棠称之为“改革派”。很多把“学习西方”作为解决中国问题不二法宝的人看来，李鸿章不仅是“改革派”、“开明派”，而且是伟大的改革先驱，率先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出“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开企业办学校建海军，样样都走在时代前列，远超时人。有了“改革旗手”、“洋务先驱”的桂冠，纵容手下杀个几百万中国人、给自己家族捞点个几千万两银子、收受外国几十万两贿赂、签署几个卖国条约……这些都不算什么大问题。反之，左宗棠这种人，虽然也开企业办学校练海军，但学习西方的步子迈的不如李鸿章大、旗帜举的没有李鸿章高；虽然手下士兵不乱杀人、收复了伊犁、守住了福建和台湾、拿自己的养廉银补贴军费、一个卖国条约也不签，但终究比李鸿章差了一档次，总体来看还是属于老派人物或者是传统的军事家，怎么能比李鸿章更“改革”呢？

　　左宗棠对如何对解决国家贫弱的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跟本文所讲的“先治人、后治法”基本一致。其原话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6]。其解决手段，也是以整顿惩治为主，原话是“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这跟本书第一卷讲的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除恶而非扬善差不多的意思：政府掌握合法的暴力，惩罚恶行是其不可替代的基本职责，而善行则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恶除则善自生。

　　对国家的根本问题，他认为是“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作为依靠军事镇压起家的政治家，他对军事和行政的看法是“军政者弥乱之已形，吏事者弥乱之未发”——军事镇压负责解决已经爆发的矛盾，整顿吏治才能从根源上消灭矛盾。

　　在地方大吏的任上，除了紧急的军事行动外，左宗棠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整顿上，自己以身作则、两袖清风，对下属严格要求，形成了一套“训吏、恤吏、察吏、惩吏”的吏治方法[7]，从对下属的教育、对人才的保护、对官员的考核、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全面着手，弹劾了一大批慵懒贪腐之徒，提拔起来一批清廉能干的人才。其总督的浙江福建地区，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后经济恢复最快最好的地区。这些活动不仅跟他开办船政学堂、建设马尾造船厂等学习西方的工作不矛盾，反而极大的提高了这些工作的效率。

　　左宗棠的这一套理论，听上去很老套，但却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的精华，是解决中国王朝中后期国家衰落必不可少的方法路径，这个路径并没有因为西方列强从海上来侵略中国就发生改变。左宗棠本人，也绝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将领，还是一个优秀的中国政治家。他17岁的时候就已经细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年轻时代通读了清朝今文学派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著作，写过很多以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论文，其思考范围以政治为主而非军事，因此才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深得陶澍、林则徐等人的赏识。当上高官以后，又主持重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开了解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实践证明，左宗棠以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本，在此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的改革路线，无论是对内发展经济保障民生幸福，还是对外学习西方同时抵抗殖民入侵，都是行之有效的。

　　与左宗棠“任法不如任人”的思想相反，李鸿章一直主张“只治法，不治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也就是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改变制度，但只字不提人的问题。对吏治整顿这种事情，他根本就不管，一门心思就是把淮军嫡系提拔到关键职位上，对其贪腐行为一味纵容，自己还带头贪污受贿。他之所以选择“只治法，不治人”，不是高瞻远瞩，而是“避重就轻”：把困难的、重要的但有损自己利益的事情避开，专挑最容易做的事情去干，也就是花钱买点先进武器、开办一些依靠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企业等等，打着这些旗号找朝廷要钱要权要资源。得罪满洲权贵的话不讲、得罪满洲权贵的事不做；得罪列强的话不讲、得罪列强的事情不做；得罪淮军武将的话不讲、得罪淮军武将的事不做，总之就是有权有枪的势力全都不得罪，把心思和文采用于跟没有实权的清流派打嘴仗，把奏章写得跟古之名臣一样慷慨，出了问题就是清流误国，再不行就是制度缺陷，把权力和金钱的好处都捞够，还能留下“改革先驱”的美名。这条道路，比左宗棠所主张的所践行的，舒服了何止千百倍？

　　然而这条道路是真的改革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中华帝国数千年治理的经验，最关键就是如何“治人”和“治人心”，这是根本，比“治法”和“立制度”更重要。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现代，何种法律、哪样制度，吏治不修则法制必坏，人心不正则制度必崩。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和行政经验的人，左宗棠把国家的问题总结为一句话：“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8]。这里的“正人心”不仅是道德说教，还包括正确的任免人、奖励人、处罚人甚至审判人、处决人，把这些事儿都做对做到位了，才能正人心、出人才、修吏治。要做这些事儿也特别危险，因为它会触动很多统治精英的根本利益，一不小心就会被利益集团反扑，让改革者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必须有极大的勇气、魄力和智慧才能推动。总之一句话，动制度不难，难的是动利益；换制度不难，难的是换人。不动利益不换人，只是把西方殖民列强的武器和制度拿过来，再戴上几顶诸如“宪政”、“民主”、“法治”的帽子，就想解决各种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在中国做不到，在任何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国家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说，左宗棠“先治人，后治法”是真改革，李鸿章“只治法，不治人”是假改革。

　　左宗棠的改革思路，跟朝廷清流有诸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他跟清流派的关系总体而言也比李鸿章跟清流派更好一些。清末的清流派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走狗派，看准了朝廷需要打压地方实权大佬，甭管有道理没道理，反正成天就给大佬们挑错；一种是改革派，如张之洞、翁同龢、李鸿藻等人，主张进行司法行政人事等方面的改革，澄清吏治以应对西方挑战；还有一派是保守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路，如大学士倭仁；最后一种是投机派，收了地方大佬的钱，抱大佬的大腿，伪装成清流给他们当枪使，如张佩纶。左宗棠跟清流中改革派关系普遍较好，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后半段，左宗棠在福建主持台湾保卫战，张之洞在两广主持越南反击战，二人惺惺相惜，配合默契，后来左宗棠去世，张之洞还对马尾造船厂的事业大力支持。左宗棠进军机处，跟李鸿藻关系也搞得不错，李鸿藻对左宗棠的清廉正直颇为佩服。翁同龢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左宗棠的交流，用了“豪迈之气、俯视一切”、“谈次有风棱”、“壮朝中之气”、“余服其有经术气”等诸多褒奖钦佩之语[9]。而李鸿章跟张之洞、李鸿藻关系都不好，跟翁同龢更是势如水火，倒是在清流中收买了一批投机派给自己当内应，其中关系最好的是张佩纶。中法战争前期李鸿章的淮军负责越南战场，又推荐张佩纶主持福建水师，结果两个方面同时溃败。总体来看，走狗派和保守派跟洋务派关系都不好，也没法搞好；但左宗棠交好张之洞等改革派，李鸿章交好张佩纶等投机派，也可以看出二人在做人做事上的差别，可以说是典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了。

　　从历史现实来看，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路线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失败的原因都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反动势力过于强大，也就是统治精英集团太坏的意思。但左宗棠是败于对手太坏，李鸿章是败于自己太坏。

　　我们小时候看书或者看电视，对里边出现的人物，总是想要问一句：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搞清楚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心满意足了，希望好人获胜、坏人失败。后来，随着社会阅历的增长以及阅读量的增加，知道的人和事越来越多，慢慢的发现，给人贴“好人”、“坏人”标签的行为有点过于简单化，好人也有私欲、也会犯错误、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有善良的一面、也会做一些好事，对现实中和历史上人物的认识，变得更加立体化。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有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在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好坏之分、无所谓善恶”，或者认为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可以用自私自利的人性来解释，一切政治军事斗争的双方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而展开的。比如《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讲了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如果学来学去就学出来这么个结论，那是非常令人悲哀的。

　　禅宗有个说法：修行之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行之中，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修行开悟之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此时修行者的个人心境，已与修行之前大不相同。

　　研究学习历史，不是禅宗那种虚无缥缈的玄学式修行，而是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探究领悟。但其过程则与禅宗所说的有相通之处。学习之前，以为人都分为好人和坏人；学习之中，觉得好人不全是好、坏人也不尽是坏；学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人终究还是要分为好人和坏人。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和权力，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家族、集团利益之上的人，是好人；反之，把个人、家族、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的，是坏人。大部分好人和坏人，在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都会经历内心的反复和斗争，不会完全的心无挂碍，他们的主要区别，不是内心是否纠结，而在于经过纠结之后，最终做出了何种决定，尤其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了何种决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并不是黑社会的火并，并不是无意义的改朝换代历史循环，而包含着善与恶的斗争，主要是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正义力量与试图窃取国家人民财富的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好人取得胜利的斗争，有利于国家进步和民生幸福；坏人取得胜利的斗争，就不利于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斗争方式虽然复杂，善恶之中，还穿插着人的真伪和路线认识的正误，但善恶的区分并不会因此而湮灭。简单化标签化的思维不可取，和稀泥无善恶的思维更不可取；泛道德化不可取，去道德化更不可取。中华文明相对于其它文明，始终更强调世俗的伦理道德，这一点在政治军事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尽管也因此出现了许多打着道德旗号以权谋私的伪君子，如东林党、李鸿章之流，令中华文明蒙羞。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否定中华文明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化追求，而是应该去伪存真，毫不客气的揭开他们的真面目，并歌颂那些真正以天下国家为重的英雄人物，尤其是那些不善于用浮华的文字来包装自己的底层革命者、武将士兵、太监酷吏，以及文官中的实干家和各行各业中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还原中华文明本来的光辉。

　　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们，不仅才能出众目光远大，而且往往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质，有着为国家人民利益献身的伟大精神。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被称之为伟大中华史的根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的传承。“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有点夸张，因为真正的乱臣贼子并不害怕历史的骂名，更害怕现实的惩罚，没有严刑峻法的道德说教意义不大。但从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辩善恶、正人心的工作又是维系一个文明长期存续和进步的根本，这也是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中华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原因。儒家思想存在许多缺陷，特别道学理学思想更是彻底跑偏，儒家士大夫从集团私利出发又犯了许多篡改抹黑中国历史的错误，但儒家学者通过经学和史学来实现“辩善恶、正人心”的根本追求是值得赞赏的。明朝中后期和清朝的史料非常详实，足够让我们借此看穿许多关键历史人物的真伪，区分他们的善恶。经过新一轮的革命之后，重述伟大中华史，仍当以此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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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倒幕运动是一场没有底层人民参与的革命，是比较纯粹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以后，政府政策一切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重，把许多的国有资产比如矿产、铁路、港口、造船企业低价转移给跟政府有密切联系的财阀集团，向农民征收很重的税负用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还加重了，这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民革命。1873年，明治维新开始五年后，日本的农民起义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根据日本学者黑正岩的研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65年间，农民起义大约600起，而在明治维新的前十年（1868-1878），农民起义的次数却高达190起。从1877年，明治政府不得不进行土地税改革，大幅度降低农民的负担。这样，明治政权既要安抚农民，又要为商业资产阶级输送利益，国内资源分配的账就做不平，便在大财阀的支持下，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这条路一方面让日本迅速成为列强，但最终也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近年来，有许多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人，拿日本明治维新为例，说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成效，把日本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给财阀作为日本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短视的、错误的观点。日本明治维新通过国有资产低价转移给大财阀，导致了政府财税负担加重，必须通过对外掠夺来解决财政问题，这是它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它只在很短的几十年里获得了表面上的强大，实际上由于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国内老百姓生活极端贫苦，大量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最后本土挨了两颗原子弹，之前短暂夺取的殖民地全部丧失。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老百姓可以说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如果它不执行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政府从资源矿产和铁路港口等垄断经营中获利而不是拿去培育大财阀，不走军国主义道路而是让战场上死掉的年轻人通过辛苦工作来进行工业化积累，虽然老百姓还是会很艰苦，但肯定不会像走军国主义道路那么悲惨，会减少很多完全不必要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从五十年的长周期视角来看，其实是一条比较失败的道路。它不是最坏的，比继续维持幕府统治要强一些，但也是比较坏的，肯定不是最优的和值得中国学习的。

　　[2]详见本书第三卷第六章的有关内容。并可参考文一《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一书。

　　[3]文一在《西方崛起之谜——枪炮、战争和科学革命》一书中提出，西方近代崛起是一个“去道德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西欧社会就放弃了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要求，突破底线对外进行屠杀掠夺，对内纵欲无度人伦丧失，后来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集体道德败坏的产物。文艺复兴中大量反应教会和封建领主们的堕落生活的艺术作品比如《十日谈》和米开朗基罗的裸体雕塑等，都是这种“去道德化”的反应。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绘画和雕塑都是在教会和封建统治者的资助下完成的，他不是在反抗教会而是在按照教会的意图创作。教会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色情艺术来吸引已经堕落的社会阶层，是对社会堕落的附和。文一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来说明这一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整个西欧社会道德水平之低下社会伦理之混乱，颇为触目惊心。比如性滥交和嫖妓之风盛行导致梅毒等性病在其精英阶层中广泛流行，由于梅毒会导致脱发，以至于佩戴假发在上层社会成为风尚。文一的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值得参考。除了科技进步以外，从华夏文明的视角来看，欧洲近代的崛起都是一个极为丑恶的和令人发指的过程。

　　[4]一些迷信西方制度优越论的人，还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人治”和“法治”的争议。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人治，而西方的立宪制度是法治，法治是天生优于人治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生造出一个概念将这两种制度对立起来，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传承关系。一切法律都是人制定、修改并执行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上都没有“法治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君主决定每一件事情，它背后也是一套意识形态的法制体系作为支撑。中华帝国的每个王朝都有一套相当庞大而复杂的法律体系来支持其日常运转，对这一点有疑问的人可以读一下国内任何一个法学院的《中国法制史》教材。民众面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也会下意识的问一句：“还有没有王法？”法律意识普及性很高。这里面当然存在有法不依、胡乱执法等问题，但这是任何制度下都有的问题，且其严重程度并不由制度本身决定，而跟收入水平、就业率、贫富差距、技术水平等相关，越是技术落后交通通讯不便的古代社会，执法者的违规成本越低，越容易胡乱执法；此外，它还跟统治精英距离大规模战争“换血”的时间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时间越长，问题就越严重。宪政民主制度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由全民投票表决，背后有无数的人在职业化的对其操纵，在美国式三权分立体制下，法官和律师勾结、官员与商人勾结、总统收钱赦免“关系户”等行为屡见不鲜，立法者受利益集团操控在法律中大量植入维护利益集团的条款，更是司空见惯。皇帝制度和西方宪政制度的差距，主要是法律制定程序的区别，在有没有法律和法律如何执行方面，则没有很大区别。利益集团一旦掌握了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权力，法律就很难对他们构成真正的约束，这个集团的行动自由就跟皇帝和皇族差不多了。哪怕让人工智能程序来执法，统治精英们也可以悄无声息的在程序代码中写入对自己有利的漏洞，确保该程序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一切法治，皆为人治；一切人治，皆有法治——没有成文法，也有习惯法。“人治”和“法治”的争议，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是人治或人情社会、西方是法治社会之类的说法，都是自欺欺人之言。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文明社会形态都是人治社会，也都有法制和法治意识。人治和法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互相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共同存在，而高于人治的法治则是一个臆想出来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概念。

　　[5]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门或组织，由于主要领导者往往既是组织的领袖，同时也是关键的执行者或者说业务骨干，他们自己的业务能力可能会比对人的管理更重要。

　　[6]《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6页

　　[7]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236-2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37页

　　[9]孙占元，《左宗棠评传》，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