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季老的“河东河西”论历久弥新—东西方文化融合是历史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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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季羡林先生80年代末提出东西方文化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认为西方文化要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形成新的人类文化。近三十年的国际形势变化说明此说有理。可以相信，21世纪新文化的特点是融东西方为一炉，很可能是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与顾全大局的克己复礼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当今世界纷纭复杂，大的战争没有却恐怖袭击不断，乱象丛生，人们不得不思考世界向何处去？人类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人不能光靠物质生存。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所说：“人只是自然界一根脆弱的芦苇，但这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人是刚刚脱离了动物界的会思考的高等生物，必须思考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如何保持人自身内心的心理平衡。

　　近两百年来，西方文化是世界的强势文化，它凭借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物质力量改造了世界，可谓无远弗届，无人可免。但这种强势是永恒不变的吗？不少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已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现在距离他最初把此论形诸文字的1989年，已经过去了27年了，有必要用世界的变化来验证一下此论是否确当。据我看，季老说对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证明这个论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说服力。

　　季老是怎么说的？

　　季老主张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决不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有史以来，形成了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延伸下来的欧美文化圈、古希伯来延伸下来的包括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前一个形成了今天所说的西方文化，后三个形成了东方文化。当然这是大概而论，没有细分。

　　在500年前，不存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问题，其他一些文化都有过灿烂辉煌的岁月。客观地说，几千年来一直绵延不断、发育得很成熟、很灿烂的是中国文化，或曰中华民族文化圈。所以季老说：“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季老解释说，现在是“三十年河西”，但不要忘了，在这之前是“三十年河东”，而且，到了21世纪，又会有大的变化，要转向“三十年河东”了。

　　促使他提出此论的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世界严酷的事实。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同时也带来了灾难。他说：“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

　　他说：“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

　　关于对西方文化的评价，他声明：“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评价中国文化，必须贬低西方文化。……我只想指出，人类历史证明，全盘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办不到。”也就是说，他认为西方文化要吸收东方文化的精华，融会贯通，形成新的人类文化，既拯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的地球，也救了人类自己。

　　季老还认为，东方文化的精华是“天人合一” （印度叫“梵我一如”）。季老解释他心目中的“天”就是大自然。古人把天与神联系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周易·亁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季老认为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

　　《周易》距今已3000多年了，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后代，后人的一些说法：“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董仲舒）、“天、地、人，只一道也”（程颐）、“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都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季老这个思想的形成，源由西方世界和全世界的现实，而西方世界由盛转衰的事实早就在一些先知先觉的西方知识分子心头掀起波澜。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说，每种文明都有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季老很看重汤因比说的这句话：“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引自《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8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95页）这段话代表了相当一些西方学者的思考，决不是不经思索、不着边际的偶发之论。与此同时，季老在国内一些人嚷嚷要“全盘西化”的时候，清醒地看到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责任，以鲜明的文化自信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可谓是东西方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近三十年来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看一个论点是否站得住，当然要看它是否被不断演变的事实所证明，其中也包括被新的事实所修正。

　　近三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快、之深，恐怕是包括季老在内的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季老在1989年把此论付诸文字发表时，正是苏联瓦解、东欧剧变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打赢了冷战，此后肯定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价值观大行其道，一统天下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他在1989年写道：“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

　　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东西方两位著名的教授（当然福山只能算季老的晚辈）都在1989年，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福山是政治学教授，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说这些话毫不奇怪；季老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语言学教授，并不专门研究政治，却发表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有没有看过福山的文章我不知道，但他写的，不但否定了什么“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言外之意是，全世界都要照西方人的想法去想，这是最后的真理），而且鲜明地指出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提出要用东方文化来补西方的不足。

　　要知道，当时苏联东欧的悲剧，正助长了中国和世界上“全盘西化”的思潮，谁要是批评一下西方，都会受到不少人的嘲笑。甚至有人说，恨不得让中国被西方殖民几百年，把中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变成西方国家，中国人民就幸福了。当时的情景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今天我们回顾这样的历史背景来评估“河东河西”论，更显出了季老的远见卓识和真知灼见。可以这样说，福山是沾沾自喜于眼前的所谓西方对“冷战”的“胜利”，而季老则站在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之上，清醒地看到了近500年来的来龙去脉，指出了今后的方向，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福山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这个“历史使命”，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9·11”之后马上付诸行动。从2001年到现在16年，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呢？看看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等地方，哪看得见什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看到的是战乱，看到的是废墟，看到的是难民，看到的是儿童的哭泣。

　　再看看号称自居于圣经所说的“山巅光耀之城”的美国，一方面政府机器失灵，选举机制失灵，经济运作失灵，一切听命于背后的权势集团；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和校园枪声，使人民失去了安全感。种族歧视频频引发抗议，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人类的楷模吗？本次美国大选，老百姓心中的怨气通过特朗普之口发泄了出来，发泄归发泄，真正要有改革则很难很难，即使特朗普当选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因为从本质上来讲，他虽赢得白人蓝领工人的好感，但并不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他是个商人，要首先为商人着想。他不过是利用大家的不满来拥护自己上台而已。

　　西方为了维护和推广自己的利益，总是要在利益之上披上一件“价值观”的外衣。他们打谁，都说是为了“民主”。当年掠夺殖民地是这样，今天争夺势力范围维护霸权也是这样。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现在连自己都觉得不大灵了。美国《纽约时报》2015年9月12日刊登了题为《西方价值观正在失去影响力？》的署名文章，篇首第一句话就是：“突然间，西方充满了自我怀疑。”作者在文中问道：“拥抱西方价值观是必然的吗？西方价值观——本质上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真的具有普世性吗？”作者观察了别国的反应后承认，大家对民主和法制感兴趣，“但对西方的说教不感兴趣，因为它们认为，这种说教很虚伪”。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欧洲今天的日子似乎比美国更不好过。他们一直在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喊得那么起劲，仿佛他们一个个都是圣人似的，悲天悯人，看谁都没有人权。但是，一碰到今天经济危机，难民涌入，恐怖袭击，他们都惊慌失措，赶紧关门。德国《世界报》网站6月15日的署名文章说，西方一些历史学家“警告欧洲不要重返旧世界的黑暗历史。我们必须急切地认识到欧洲有可能重返野蛮时代”。

　　关于西方是否在衰落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发表了不少著作。这种说法近几年又很盛行，当然西方总有不少人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说西方遇到了问题，但并没有衰落。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它还没有完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但不管是美国的高官还是民间学者，都承认今不如昔了。不但硬实力相对衰落，就算软实力，也因为近20多年的胡作非为，其号召力和说服力已大大下降。当美国国务院一年一度发表国别人权报告对别国横加指责时，都会引起义愤填膺的反应：“瞧瞧你自己吧！”所以美国学者忧心忡忡地承认，美国面临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而且看不到才能如何补救。特朗普大声疾呼：“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指的主要是经济，不是文化。无论是西方的价值观还是商业味十足的西方流行文化，都呈现出衰颓的迹象，振作不起来。这些现象比当年季老看到的还要严重。

　　如何从哲学层面看西方文化？

　　文化的概念极其宽泛，有人把它定义为：凡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属于文化。还有人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衣食住行、日常言谈和风俗；中间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最上层是哲学。要真正认识一种文化，总要从哲学层面来加以分析思考。

　　季老1990年在谈东西方文化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我是相信唯物辩证法的。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

　　他还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它的对立面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这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给我的启迪。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将看出分晓。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在这里所说的‘取代’并不是‘消灭’，而是继承西方文化之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季老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归之于综合与分析的观点，在学术界争论比较大，恐怕还会争论下去。他举的一个例子是中西医的差别。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辩证施治，重在治本。这个例子是有道理的。西医必透视、化验找到病灶，分清是什么细菌和病毒，决定用什么抗生素。而中医只号脉观像，决定是补是泻。中医清热解毒的药并不能直接杀死病菌，而是调动你体内的抵抗力来解毒。这就是中西医的差别。这或许可以说明分析与综合的差别。当然中医和西医都在发展，都有了变化。

　　关于分析与综合之争，可以继续讨论。笔者这里想谈谈自己对西方人的知与行的观察，也许与季老的观点有相合之处。美国人的哲学主要是实用主义，一切以达到眼前的目的为主。为了达到目的——对于早期移民来说就是要在新大陆生存下来并迅速致富——他们可以用一切手段，而不必多考虑道义的约束。他们精神上的引领者是上帝，但上帝的教诲是可以通融的。例如上帝并不号召大家致富，但新教可以相信：致富是完成上帝的使命，是给上帝增光。这种哲学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张扬个性和个人主义

　　也就是说思考问题、待人接物一切从个人出发。张扬个性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的关键词。我就是堂堂的我，不受贵族欺压，不受教会约束。我要追求我的幸福，谁也管不着。这种思想在反封建时是革命的，是人性的觉醒。但是，到了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它如何对待当年同他一起反封建的城市贫民和作坊工匠就成了问题，后来就演变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一直到今天。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只看到自己，看不到或不想看到、不想顾及别人。

　　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2004年7月5日一期有一个特别报道，题目为《定义美国》。其中一段说：“正如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写道，我们是世界上宗教色彩最浓厚、最乐观、最爱国、最珍视权利和最个人主义的国家。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是地球上最为物质至上的、孤芳自赏和盛气凌人的国家。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当我们谈论美国人的价值观时，我们所谈论的是某种举世无双的东西。但是，这些西方价值观几乎不断地相互发生实际的或表面上的矛盾。例如，世界上最平等主义的国家怎能允许贫富存在这样大的差距呢？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抱有容纳百川的激情的国家，如何与其纷争和种族冲突的历史相合拍呢？”

　　这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人的思维。美国当今面临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个人主义，当金融家的个人主义膨胀的时候，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时，他们如何面对其他的也抱定个人主义主张的人们呢？

　　2、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

　　由于他们一切从我出发，把自己看成了上帝，一直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才是正统，担负起了“白人的责任”，要来拯救“迷途的羔羊”。凡是赞成他的即为友，凡是不接受的即为敌。黑白分明，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分析很简单也很荒谬。

　　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基督教的普世追求成了他们的行动准则和判断敌友的标准。杰伊·托尔森在上文中说：“冷战时期反对好斗的无神论意识形态的斗争，要求用美国自己的宗教色彩来加以巩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国会在国会山上开设了一间祈祷室，规定‘我们信仰上帝’为国家正式的座右铭。”

　　2002年当美国开始“反恐”战争时，小布什总统的口头禅就是：要么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这种既唯我独尊又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使政客为自己的私利行动披上了一件十分方便的宗教外衣，显示出神圣的色彩。其结果呢？真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

　　3、征服自然竭泽而鱼

　　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对待大自然的态度。资产阶级一旦掌权，便要狂热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傲慢的态度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有的个人主义者恨不得把月亮据为己有。竭泽而渔后果严重，伦敦变为雾伦敦的历史便是一个证明，后来发生毒雾事件死了人后才开始醒悟。当时恩格斯便告诫说，每征服自然一步，自然是要报复的。现在全世界开始觉悟了，但要在美国通过减少碳排放的法案很艰难。现在人们都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科技突破上，当心不要不顾伦理，走过头，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灾难。

　　综上所述，个人主义哲学、非黑即白的唯我独尊和征服自然的傲慢与愚蠢，构成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也正是当今世界许多乱象、险象的病根。

　　季老在1990年写道：“我不敢说，到了21世纪，中国文化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就一定能战胜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并不能万岁，现在已见端倪。两次世界大战就足以说明西方文化的脆弱性。现在还是三十年河西，什么时候三十年河东，我不敢确切说。这一定会来则是毫无疑问的。21世纪可能就是转折点。”

　　季老后来不用“战胜”这个词，而用“融合”，“东方文化济西方文化之穷”。21世纪才到了第16个年头，西方和东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14日刊登该刊总编辑罗特科普夫的一篇文章，说他到上海后的观感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关于未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未来”。据他说，他在同中国人交谈后的感受是，似乎中国人要他明白：“我们才是未来，你们已经是过去了。接受这一点吧。”

　　我怀疑会有中国人这么同他说话，他倒是应该多听听中国的主旋律：“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绿色经济”。这些话言简意赅，含义深长，应该是21世纪的基调，而不应该是唯我独尊，非黑即白。可以相信，21世纪新文化的特点是融东西方为一炉，很可能是个人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和顾全大局的克己复礼的尽可能完美的结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想这也是季老所憧憬的。未来是属于东方和西方大家的，21世纪不可能只有一个国家才有未来，未来一定属于所有的人，否则就不会有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