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列思维：“想要打败中国人，除非上帝亲自带着钢盔来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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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9月，归乡心切的队伍，络绎不绝地穿行在鸭绿江畔。

　　路边，一位中年将军向着南方默立良久，然后脱下军帽，弯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当再抬起头来时，路过的战士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一向以敢打恶仗著称的共和国虎将，居然已经是泪流满面，哭得不能自已。

　　将军叫宋时轮，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是时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在他洒泪惜别的地方，多少手足的英灵从此埋骨他乡，被江水阻绝在祖国的那一畔，埋葬在在那冰雪覆盖的战场——

　　长津湖！

　　冰雪啊，我不屈服于你！

　　在宋将军的记忆里，这场战争开始于两年前的9月份。

　　当时，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侵朝美军及南朝鲜军被我人民志愿军赶回了清川江以南，但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错估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以为中国军队入朝不过象征性的三四万人，因此决定发动总攻势，美第8集团军在西、第10军在东，以钳形攻势向鸭绿江全线推进，妄言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在朝的联合国军兵力高达51万人，其中部署在朝鲜北部一线的约22万人，我军入朝部队共约23万人，人数看似差不多，但是装备和火力天差地别，因此亟需二线部队补充跟进。

　　这个时候，远在华东地区为解放台湾进行渡海作战训练的宋时轮第九兵团，接到了迅速入兵朝鲜的指示。

　　1950年10月，毛主席急电宋时轮来京，刚一见面，毛主席直接就切入了主题：

　　“长津湖地区位于西线志愿军侧后，要在这里划上一条线，绝不能让‘联合国军’跨过这条线。战役要立足于你的兵团独立作战，不要寄希望于增援，作战目标是让敌人从哪里来再从哪里退。”

　　于是，带着“划线”的目标，第九兵团下辖的第20军、26军、27军先后开往朝鲜。

　　然而，局势的变化太快，以至于后勤准备非常仓促，当第20军率先到达沈阳车站时，代表军委来检查入朝部队准备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看到战士们穿着的还是东南地区的薄棉衣、胶鞋，大吃一惊，立即找到负责部队运输的20军副军长廖政国，警告说：“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了，冻都把你们冻死了！”

　　按照当时的配置标准来说，东北的棉衣是三斤半棉花，还需有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长津湖地区甚至比东北还要冷，而此时战士们穿着的东南棉衣仅夹了一斤半棉花，御寒确实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贺晋年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区部队中调集衣物，但是战机稍纵即逝，部队根本不可能停留，情急之下，贺晋年动员东北军区机关干部和直属部队脱下身上的冬装送给第20军，然后特事特办，将为第13兵团准备的3万多件棉大衣转交给第20军。

　　但是此番赴朝的第九兵团共有15万人，棉衣缺口还是很大，根据后来志愿军战士的回忆，身在北上的火车，都已经能感受到越来越冷了，而官兵们彼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将是号称“朝鲜屋脊”、冬日平均气温零下27度的长津湖。

　　紧赶慢赶，当最后入朝的26军于22日23时到达指定位置时，23日，美军就到达长津湖地区，时间差打得极险，如果真等到部队装备齐全再出发，战机只怕就错过了。

　　这一年冬天，恰好遭遇了50年不遇的严寒，当部队顶着零下40度的低温进入长津湖战区，朝鲜人民军的一位联络官看到这支把毛巾和毯子都裹在头上的军队时，失望的情绪都掩饰不住：“这样的部队，非得全军覆没不可！”

　　宋时轮反驳道：“我们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结果人家很不屑：“别说美国人，就是土匪都能赤手空拳地打倒你们！”宋时轮顿时火气，比武中一拳将之撂倒在地，对方这才收起了轻视之心。

　　开国上将宋时轮

　　因为后勤转运困难以及美军军机对补给线的持续轰炸，战士们日常就是冻得硬邦邦的土豆或者炒面配上一口雪，就这，入朝初期平均下来每天也才1两多，也就是60克左右，而且断粮两三天都是常事，有的部队最长有9天都没吃过一口热食，一个成年人要饿着肚子在高寒的山区进行高烈度的战斗、工事作业，其困难可想而知。

　　实在饿得难耐了，战士们会哭着说，我们不怕死，山头可以夺下来，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团长能给每个人发两三个土豆，能充充饥也好。

　　吃不饱饭，自然也就怕冷。据随军卫生员余帼华回忆，许多战友都来自温暖的江南水乡，完全没有高寒地区生活和作战的经验。

　　“看到那些冻伤的志愿军战士，我们经常会心疼地掉眼泪。他们的手，轻轻一碰，就掉下来了，有的人，十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只剩一个光光的手掌心。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干性坏死，很多志愿军官兵真的是冻死在了战场上。”

　　最冷的时候，战士们冻得都走不动，有时候甚至希望敌机来一波轰炸，这样至少有弹坑可以避风取暖，而且有炸出的草根还可以充饥。

　　衣、食的严重匮乏，让战局也蒙上了一层阴云：“各部队有三天没吃到粮，弹药不能及时供给，加上冬季物资未能补充，在零下20度的雪冰冻地上作战，对我战力影响很大，减低参战部队之战力百分之五十”。

　　唐时名将李朔，雪夜带着9000将士奔袭七十里攻下蔡州城，被誉为千古名将，而第九兵团入朝的境况，实在是比之千年前的古人，都要大大不如。

　　再反观美军阵营

　　——吃的全部是铁制罐头食品，住着野战帐篷，每人都有羊毛内衣、毛衣裤、带帽防寒服、防雨登山服以及鸭绒睡袋，平均半个月还可以洗一次热水澡，出行有数以千计的汽车，打起仗来有数以百计的装甲车、坦克，阵地上有无数的火炮，在冰雪中架设起钢铁的堡垒，天上还有无数的飞机对着我军的任何行动狂轰滥炸。

　　美军的各种机械化、现代化手段也是我志愿军难以想象的。

　　比如，我方战士冒死炸毁了敌军南逃必经的水门大桥，没想到美军居然用C-119运输机从日本基地空运来建桥的钢材构件，仅用两天时间就重建了一座钢结构桥梁；我们用毁坏的车辆作为路障堵塞道路，美军直接推土机开道，清出一条道路来；此外，美军在通讯、补给、火力方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陆空立体配合的综合作战能力也让我军大吃一惊。

　　此消彼长之下，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同世纪的战争，只是没法子，我们必须要赢，用朱老总的话说，抗美援朝如果输了，新中国命运难测，解放军又得回山上打游击去了。

　　所以，尽管衣着寒酸、饿着肚子，这15万人还是迅速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完成了集结。30个师，潜伏在40厘米厚的雪层之中，“犹如没有身影的幽灵”，美军每天平均出动各种军机1000余架次，硬是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的痕迹。

　　也正因如此，当战士们顶着极度的饥饿、寒冷与疲惫，翻山越岭，连续奔袭十余天后，终于悄无声息地布下了一张大网，随着长津湖地区一场突降的大雪，某天晚餐前，躲在帐篷里取暖的美军突然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好似神兵天降一般，一下子从阵地周围涌了出来，长津湖战役以一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正式打响。

　　美国最精锐的部队、有“美利坚之剑”之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被打得狼狈不堪，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与负责东线作战的第10军一起全线溃退。

　　向来无往不利的第一师不是不想打，也不是不能打，只是面对的敌人太可怕了。

　　可怕到什么程度呢？

　　进攻死鹰岭的时候，美军发现志愿军阵地上一片沉寂，等到大部队包围上来后，才发现据守此地的20军59师177团2营6 连129名志愿军官兵都已冻成了冰雕，在零下48度的西伯利亚寒流里，他们枪口冲着敌人的方向，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匍匐在雪地上纹丝不动。宋时轮在事后发给毛主席的电报中写道：“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到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呈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与血迹。”

　　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和组织纪律？条件优厚的美军可能无法想象，在他们看来，志愿军“很可能是服用了一种特殊的药物”，就像他们漫画里那些悍不畏死的英雄。

　　美国陆军上将李奇微在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只要‘撕心裂肺的军号声’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我军，每当这时，我军总是被打得如潮水般溃退。”

　　“药物”或者“魔法”的加持是美国人的战场浪漫主义，我们的浪漫主义没那么传奇，也没那么不可理解，说白了，靠的就是一股子气，有了这股气，一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就是一道钢铁长城，十个人就在炮火下坚不可摧，而在这方面，“美军不行，钢多气少”。

　　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个谜题让他们苦思难解，而“谜底”，似乎就藏在一位普通上海战士宋阿毛遗体的衣兜里。

　　在那张作为遗书的纸片上，这个小战士写道：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没有人悍不畏死，却有人视死如归，哪怕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战争决胜的根本，还是在人。

　　以“气”胜“钢”

　　在纪录片《冰血长津湖》里，一些曾经参战的志愿军老战士已经年近百岁了，有的躺在床上，说话都非常吃力，但是，当他们用颤巍巍的右手敬一个标准的军礼，年轻时的热血仿佛又回荡在血管里，那一刻，曾经发生在那个战场上的许多故事，因为这些历史的亲历者，都变得鲜活了起来。

　　我们可以分享其中的几段故事。

　　黄草岭是朝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千米以上，地形极为险要，美军以机械化部队快速行进，企图直逼朝鲜人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江界，黄草岭就是其必经之地，我志愿军顶着敌人的轰炸，在崎岖的山路上，以4天300公里的速度强行军，10月24日，一个连队终于率先占领了这里。

　　25日凌晨，敌人开始进攻。

　　美军的进攻程式是先以战斗机、轰炸机、直升机疯狂扫射轰炸，继以炮兵倾泄千百发炮弹，随后坦克引导步兵冲锋，如果遇到我志愿军抵抗，就飞机、大炮继续轰击，而志愿军只以杂牌的轻武器为主，且弹药严重不足。

　　自天明到天黑，炸弹的爆炸声片刻未停，在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后，敌人增兵到两个营，又发起了第五次攻势。

　　而这时，驻守的连队子弹基本打光了，全连就剩下一箱手榴弹，没有火力压制，对峙的敌人很快就冲上了阵地。

　　几乎是出于战斗本能，连队的战士们端起刺刀，和人高马大的美国人展开肉搏，刺刀弯了，举起石头，举起木棒，举起一切可以战斗的东西。

　　机枪手朱丕克打光了子弹，干脆抡起轻机枪跳出战壕，大吼着“杀”，一口气砸伤10几个敌人，吓得美军丢盔弃枪。

　　战士刘凤林被敌人包围，在打光子弹之后，反而冲向敌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在这种拼命的气势下，兵多炮足的敌人又一次被吓退了，连在后方遥控指挥的麦克阿瑟都气得暴跳如雷：“以最大力量攻下黄草岭，迅速前进。”

　　第三天，更猛烈的攻势又开始了。100多架敌机，5次全覆盖式轰炸，敌人成营的兵力一遍遍地冲锋，山头都被削去了一层，阵地上的石头都被炸得粉碎，战士们虽然人人负伤，但就是坚守不动，有什么家伙用什么，没让美军占到丝毫便宜。

　　最后，让麦克阿瑟失望的是，我军血战三天四夜，在打垮了美军24师及李承晚精锐白虎团20多次冲击后，全连以阵亡14人、伤26人的代价，消灭了260多名敌人，坚守到了主力部队的到来，并开始了诱敌反攻。

　　黄草岭阻击战前后持续了13个昼夜，美王牌军陆战1师共伤亡2000余人，被俘300余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80多门，敌人赖以逞威的飞机也被击落两架、击伤多架，却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在严密的火力下，坚守很难，进攻更难，我军一样打得势不可挡。

　　丰流里江入湖口南岸的新兴里，这里驻扎的美军步兵第7师先头部队第31团，担负着长津湖东岸的进攻任务。该团资历较老，因一战时入侵俄罗斯西伯利亚战功显赫而获称“北极熊团”。

　　当时这里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相隔5公里远，另有一个步兵营和一个重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个坦克连正在开来途中。

　　我志愿军在发动攻势后，迅速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系，利用敌人的配合缝隙，乘夜色大胆穿插，就地歼灭了敌人睡在帐篷中的一个排的兵力，而后攻敌不备，迅速捣毁了该团第三营营部，拂晓时，又突袭了敌人炮兵营的一个火炮阵地，缴获了多门榴弹炮，成功完成了穿插敌军纵深的任务。

　　等到天亮后，恼羞成怒的敌人纠集强大火力进攻被志愿军占领的制高点时，被我军连连击退，其最高指挥官闹了个乌龙，在转移过程中误认志愿军为美军，被我军击伤不治，两位营长也负伤乘直升机逃走，最终，其余部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被迫突围。

　　突围过程中，接替的最高指挥官又被我军打死，部队完全失去控制，重装备全部损失，绝大部分人员被消灭，除了留在后方的少数配合部队外，“北极熊团”有组织的部队基本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242团5连奉命在美军撤退路上设伏，但是到战斗打响时，该连却无人起来冲锋——整整一个连的官兵，保持着战斗阵型，已经全部冻死在了简易的掩体里——类似的事情，在长津湖战役中已经多次上演了。

　　事后庆功的时候，补给线终于稍有好转的后勤部门准备给战士们包一次包子开开荤，结果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屉布，3营的一个战士拿出了自己的缴获——一面大旗子，结果部队的翻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北极熊团”的团旗，这面用作包子布的旗子，现在仍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此战之后，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的毛主席致电宋时轮：“我第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

　　这确实是一次重大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美军一次作战被消灭一个建制团的记录，至今也只有我们的志愿军创造过。

　　胜利固然值得骄傲，牺牲也同样令人痛惜。

　　1950年11月29日，美陆战队第一师第一团1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营、英国皇家陆战队、韩军陆战队共1000余人，组成了一支“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在50余驾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志愿军第20军60师发动猛攻，试图打通被我志愿军分割包围的美军部队。

　　在20军坚守的阵地上，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正率领着他的连队在小高岭建立工事阻击南退的敌人。

　　11月29日上午的战斗异常激烈，在美陆战一师发起8次冲击后，阵地上活着的只剩下杨根思和另外两名伤员了，所有弹药都被打完，所有的手榴弹都已掷尽，增援部队还在赶来途中，而这时，敌人又发起了第9次冲锋。

　　这个时候，杨根思最惦记的，是要将那挺贵重的重机枪交给部队。他命令两名伤员抬着机枪离开，自己则带着仅剩的一个炸药包留下，当美军冲上阵地的时候，杨根思点燃了引线，冲向了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杨根思烈士

　　这样惨烈的搏杀还有许多。

　　27军北上前，曾经在丹东休整过一天，时任236团8连连长的傅喜峰去车站边的照相馆里拍了张照，他对老板说：“如果俺能活着回来，再来取照片。”

　　11月27日，当晚气温骤降至零下30多度，傅喜峰接到了占领1240高地的命令，带着一个200多人的加强连，在鹅毛大雪中急行军，很快就向盘踞山上的敌人发起了进攻。

　　密集的机枪、曳光弹、榴弹炮构成了一片咆哮的火网，这支在解放战争中百战百胜的老部队，虽然不断接近了敌人，装备上的巨大差异却让他们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近防火力圈。

　　战斗中，一名美军向着指挥战斗的傅喜峰扔过来一枚手雷，傅喜峰想都没想，抓起来反手又给丢了回去。手雷在美军头上炸开了花，实现了很好的爆炸效果，其他战士有样学样，纷纷把手榴弹丢了出去，连队趁机强攻，终于，美军支持不住，1240高地总算是给攻了下来。

　　攻是攻下来了，可是美军随时会反扑的，当务之急是要抓紧构筑工事，但战士们每天只吃两三个冻土豆，连续的冲锋过后，都是极度饥饿和疲惫，只能坐在地上大口喘息着，等待着下一轮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残酷厮杀。

　　第二天上午，敌人猛烈的炮火反击开始了。

　　一片接着一片的爆炸此起彼伏，强大的气浪震得傅喜峰肺腑翻腾，口鼻直流血。

　　紧接着，是凌空爆炸的燃烧弹，泼洒下大片的燃烧剂，火焰霎时吞没了整个山顶。傅喜峰的帽子和棉衣都被点着了，冻伤的肢体被烧灼后疼得钻心，只能在雪地中不断地翻滚，不巧的是，一块弹片又在他的肚子上撕开了一个10多公分的大口子，傅喜峰忍痛咬着牙，把流落的肠子又塞回肚子里，用绷带死死扎住。

　　等到炮火声终于慢慢弱了一些，周围的战友已经都被烧成了焦炭，能爬能动的不超过30人，而且人人负伤。

　　炮火开路的美军正在往山上逼近，重伤的傅喜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不退，不当俘虏！他让大家把手榴弹三两个捆起来，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一直到美军近在眼前了，大家猛地起身，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榴弹掷了出去。

　　爆炸声中，傅喜峰晕倒了，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后续接应的战友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他，还好他每天都只是吃两个土豆，肠子是空的，不然一定会因为感染而不治。

　　而一直到战后，傅喜峰研究军史才研究明白，原来当年碰到的，就是号称“美利坚之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七团D连。这个陆一师曾经在二战太平洋战场的历次登陆战中，都是作为美军的开路先锋，是美军精锐中的精锐。

　　而这支精锐部队，在与我军争夺1240高地的4小时中，同样200人的D连，被打得仅剩16人

　　——如果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对等，我们的部队是不是要强大得多？

　　太多太多的战斗故事和人物，让美国人见识了什么叫做英雄气概，什么叫做革命意志，仗打多了，美军高官事后也总结了一句类似“钢多气少”的经验：“我们是在用钢铁，和钢的人战斗！”

　　这种钢铁般的革命精神，贯穿了整个长津湖战役。

　　在这次战役中，我志愿军在在极端困难情况下，歼敌1.3万余人，从根本上完成了给联军往南“划线”的战略任务，彻底扭转了东部战场的局势，让联军的战略目标一一告败。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最卓越的将军，带领着一支16国联军，被一支没有机械化装备甚至没有棉衣、忍饥挨饿的部队，赶出了战场，斩断了美国恃强干涉新中国的霸权企图，无论这一战有着怎样的争议，至少，我们的新中国从此被那些打痛了的人正视了。

　　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在《和钢铁较量的意志——清长之战》中说：

　　“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帕特里克·罗也承认：“之前一直不被承认的中国，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

　　也是这一战，让自1840年开始被冠以“东亚病夫”的中华大地，有了自己的强军。包括这场战役在内的朝鲜战争结束后，全世界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敢到中国分城割地，中国人用鲜血赢回了不打仗的权力，挣来了70年的和平。

　　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竭力围堵中国的大环境下，这种对强敌迎头痛击的勇气和必胜的决心，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有着更加特别的意义。

　　只是，这一战实在是太过惨烈：志愿军第9兵团战斗伤亡19202人，冻伤减员达28954人，冻死4000人，冻伤减员达兵团总数32.1%。

　　胜而重伤的第9兵团婉拒了彭老总和中央军委回国休整的好意，第三次、第四次战役期间在朝鲜就地休整，直到第五次战役时，又义无反顾地重返战场。

　　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总结道：“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

　　怀念

　　宋时轮晚年有一段真情流露的自白，与当年在鸭绿江畔的鞠躬一起，呼应了那段不能忘怀的历史。

　　他说：“我要与成全我这个指挥员的将士们告别呀！我把他们带出国抗美援朝，20岁左右的娃娃，他们就留在这里，回不去啦；人心都是肉长的，心是会流血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