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君：出走的李嘉诚，为什么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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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的9月，正值国庆前夕，在香港半山别墅的一隅，有人望着桌上摆着的大红色秘密请柬沉思了许久，最终选择把邀请函压在了书房角落的最深处。

　　同样的一份请柬，有人却视若珍宝地妥善收藏进行李箱，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多班轮渡，才终于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

　　请柬的内容，是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国庆大典。

　　观望的是李嘉诚，赴约的是霍英东。

　　同样是房地产起家的一代资本巨鳄，从一开始，两个人就已经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

　　霍英东在参加国庆大典之后，先后在内地进行实业开发投资，比如白天鹅酒店和北京贵宾楼，多轮为内地投资输血，作为体育大使更是为了奥运事业不遗余力。

　　李嘉诚却靠着投机拿地的手段，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坐地起价逐利而行，在充分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后拍拍屁股走人，不忘总结自己“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

　　时间拨到50年后的2015年，同样是国庆前夕的9月，作为官媒新华社旗下的智库机构，瞭望智库公开发文痛斥李嘉诚套现离开大陆的行为。

　　“作为受益于中国扶持的商人，却在中国经济存在危机的敏感时刻不断抛售资产，甚至引发部分群体蔓延了悲观情绪，已然失守于道义的高点。”

　　从1993年布局大陆基建，通过炒地皮投机成一代首富至今，已然过去了近30年。

　　李嘉诚累计从中国套现了3000多亿，一路卖卖卖，把手里的资产转而投向了欧洲，成功通过新一轮的英国投资“几乎买下了英国”，更是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荣誉，进而“功成身退”。

　　先富带后富，先富先跑路。

　　然而，这位跑路的李超人，最近又回到了中国。

　　10月5日，威马汽车发布公告称，电讯盈科和信德集团领投的D1轮融资已经完成，融资规模逾3亿美元。

　　而领投的电讯盈科，正是由李超人的儿子李泽楷经营的家族企业。

　　威马汽车并非是李嘉诚继“跑路”英国之后，在大陆的第一次投资出手。

　　早在2020年，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集团就与吉林电力合作投资了“碳中和”的智慧新能源项目，投资规模合计25亿元。

　　加上旗下的开发商最近又在成都和上海接连拿地，种种迹象表明，那个“先富先跑路”的李超人，在疫情将国际形势重新洗牌之后，又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势重返故地。

　　李嘉诚当初为什么要跑路？

　　他跑路的这些年，又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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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当下回望2015年李嘉诚跑路的这个时间节点，2015年是中国自1991年开始GDP增速下滑至7%的第一年。

　　改革开放的快车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GDP从1978年到2014年，平均每年增速可以高达10%，可谓是同时期发展最快最迅速的经济体。

　　要知道，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也才20%，达里欧的桥水基金年化收益率更是只有13%。

　　而随着GDP的快速上涨伴随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作为伴随城市成长的基建行业，其作为不动产升值的投资属性也脱颖而出。

　　也正因如此，李嘉诚在国内大量投资了土地和房地产这类基建行业，乘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东风狠狠赚了大把的快钱。

　　然而，就在劳动密集型的瓶颈很快到来，国家亟需资本支持进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高端制造业产业升级，向发达国家看齐时，在大陆赚得盆满钵满的李嘉诚，却不想陪着大陆一起啃高端制造业这块硬骨头了。

　　不仅不投资，眼看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李嘉诚还开始了一路卖卖卖，向外界释放他看空中国经济的信号。

　　从上海陆家嘴的东方汇经，到北京王府井的东方广场，李嘉诚把持有的内地物业和写字楼资产一路低价抛售。

　　众所周知，物业这类房地产企业能够收取的租金受经济大盘影响巨大。

　　“首富”的光环之下，李嘉诚对物业和写字楼的抛售消息传出来，几乎就是在变相向公众传达，超人认为大陆的经济即将不景气，很可能有一批企业即将要倒闭。

　　这对于此时亟需资本来顺利过渡经济换挡期的中国而言，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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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一方面因看空中国经济发展，在“先富”之后决定“跑路”，另一方面又把资本投到了欧洲，去“抄底”英国，支持别人家的基建，成为了西方媒体口中那个“几乎买下来英国”的男人。

　　2010年，李嘉诚在英国购买了海岸能源公司，并斥资近20亿英镑购买英国电网，掌握着英国30%的电力供应，服务逾800万英国人。

　　一年之后，李嘉诚又花费了近400亿港币先后买下英国最大的水务公司诺森伯兰水务集团、天然气和公用事业公司，为英国人提供饮用水和配气服务。

　　到了2015年，李嘉诚在英国的资产份额又进一步扩大，旗下的和记黄埔先后买下英国最大电信运营商和拥有1500多家连锁店的酒吧green king，共花费千余亿元。

　　至此，李嘉诚在英国的投资累计达到了3000亿，是英国最大的海外投资者。

　　诚然，伴随着英国脱欧的国际形势，英国的资产确实很有可能是近年的低谷，用李嘉诚自己的话说：“低买高卖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

　　然而，不同于其他产业，房地产业由于需要从政府处买地进行招标和投标，本身就并非纯粹的商业行为。

　　政府在招标考量引入的房地产商时，也会考虑其是否能够给这个城市带来相应的正面影响。

　　也就是说，房地产商在通过炒地炒房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伴随城市一同发展成长的义务。

　　也正因如此，李嘉诚的一路中国卖卖卖与英国买买买的行为，更像是“拿了钱不办事儿”的“跑路”行为，完全不符合政府引入资本的初衷。

　　“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却说市场，如此双重标准，属实让人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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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李嘉诚撤资中国转投英国，还勉强能算得上是所谓的“低买高卖”的商业行为，那么李嘉诚早些年在内地的炒地行为，就完全无法称之为“商业”。

　　虽然号称是“房地产开发商”，但李嘉诚做房地产赚钱的方式从来不是“开发”，而是“炒地”。

　　这套炒地皮投机赚快钱的流程很粗暴直白。

　　首先，李超人在投标时给各个区域的政府画饼，拿出各种精彩绝伦的设计开发方案，声称要帮助城市打造地标性建筑“小香港”。

　　然而，拿到地之后的李超人却一反常态大变脸，不仅“小香港”影子不见一个，就连最基本的地基开发施工也是磨磨蹭蹭，以各种理由和手段拖延工期。

　　李嘉诚等得起，政府的城市建设却等不起。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伴随着李嘉诚迟迟不见动静的“小香港”的，是周边土地学校、商业、医院等建筑和设施的兴建。

　　此时，李嘉诚基本没有动工的地皮也应势同涨，李嘉诚再转手把地皮高价卖出去，凭空赚得一大笔资产。

　　北京誉天下的项目，继1997年拿地之后，至今已过去了20多年却还没有开发完成，而北京这个位置的房价已从4000元一平方米上涨至逾8万元一平方米。

　　上海陆家嘴的高端地皮世纪汇，李嘉诚足足耗了7年才开始动工，投标时高大上的设计方案，在完工时摇身一变成了两栋“矮穷挫”，李嘉诚持有的资产却从拿地时的60亿转手卖到了200亿，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成都的南城都汇项目，李嘉诚拿地时的土地成本还不到30个亿，捂热转手出售之后却成功套现了近80亿。

　　被激怒的成都政府直接通过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公告通知，禁止区内任何金融机构配合李嘉诚进行融资、贷款和重大资产重组类行为。

　　而福州的三坊七巷改造项目更是离谱。

　　作为福州的文化中心，三坊七巷有非常多的名人故居，也正因这些特色建筑，福州想要修旧如旧，把三坊七巷建设成“上海新天地”。

　　然而，李嘉诚拿到改造项目之后却故态复萌，一如既往，多年不开工。

　　好不容易等到开工，他却把三坊七巷的文人旧居完全拆掉，直接建成了一个新的小区，跟当年投标时修旧如旧的承诺可谓是天差地别。

　　好在李嘉诚的小区改造被政府发现并及时叫停，然而，为了拆掉李嘉诚的违约改造，福州政府被迫又花了将近30亿才成功恢复原状。

　　回顾李嘉诚在内地持有和记黄埔的开发投资项目，诸如此类囤地行为不胜枚举。

　　显然，李超人的炒地皮并不是偶发现象的个例，而是“早有预谋”。

　　商业的本质是什么？

　　是价值交换。我通过研发设计或者生产劳动，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与你进行交换来获取这笔附加值的收益。

　　李嘉诚只囤地不建设的行为，并没有为城市乃至土地本身带来更高的附加值，比起所谓的“商业”行为，更像是炒地皮的投机。

　　而这种在中国城市蓬勃发展时期却将地皮当作金融商品投资理财的行为，其实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拿核心地块本应换得的发展机会。

　　换句话说，李超人自己躺着赚，损失却是地方政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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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抛开早期资本的行为，在个人立场上，李嘉诚也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意人。

　　2019年香港暴乱之时，李嘉诚在香港诸如《大公报》《香港商报》等多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黄台之瓜，何堪再摘”。

　　黄台之瓜的典故起源于唐朝武则天当政之时，由于受到亲生母亲的政治迫害，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临死之前，做绝命诗劝告武则天不要为了滔天权势，选择接二连三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那么，在李嘉诚的发声里，谁是何堪再摘的瓜，谁又是摘瓜人？

　　有媒体曾经追问李嘉诚“瓜”和“摘瓜人”究竟是指谁，李嘉诚却打了一手太极作为回应。

　　“我也想知道。”

　　然而，李超人的观点，看似是不想明确表达观点，细究其广告用词，其态度已然跃然纸上。

　　“最好的因，可成最坏的果。爱自由，爱中国；爱包容，爱香港；爱法治，爱自己。”

　　如果只看每个小节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因果由国，容港治己。

　　而“最好的因”更是在说，暴乱的动机是善意的。

　　一边公开发声提醒不要“摘绝抱蔓归”；一边却自己在内地一而再再而三的薅城市发展的红利，做名副其实的“摘瓜人”。

　　一边受益于政治，占尽城市发展的核心地段却不做开发，资产通过囤地投机行为翻了几十倍；一边却声称自己只是个低买高卖的生意人，认为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投资行为与政治无关。

　　李超人的双标功力之深，着实令人大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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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

　　“只要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就会积极的冒险；有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利润达到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绞首的风险。”

　　不过，资本虽无国界，商人应有祖国。

　　从商人的角度，李嘉诚的行为或许无可厚非；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李嘉诚先发基建财“不劳而获”后“脱亚转欧”，更是占用了公共资源之后卷钱跑路。

　　更何况，李嘉诚也并非是纯粹的商人。毕竟，他连一个产品都没有。

　　李嘉诚这种囤地之后违背投标方案，拖延开发但凭坐地起价的行为，往小了说，是不符合商业的契约精神；往大了说，本身就在阻碍城市乃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对于李嘉诚的回归，也无需过度警惕。

　　毕竟，有潘石屹向黑石集团出售SOHO中国，却最终收购终止的案例在先。

　　李嘉诚可以再回来。

　　但捞一笔快钱就跑路的机会，却很难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