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俄罗斯：那厚重的沉郁与忧伤

lameihua

　　昨天的《温故知新：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原文有错别字，已删。今天在二条重发一下）发表后，网友发来一些很有深度的评论与留言。

　　网友@小智说：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沉郁”和“忧伤”，生发于灵魂，沉积于心灵，仿佛要撑爆胸膛散溢而出，充塞于苍天大地森林湖泊的化不开的忧伤。一想到俄罗斯文艺就会浮现出孙教授提到的场景。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可惜了，如此优秀和伟大却总是走在歧路上……

　　俄罗斯文化令人着迷。令人着迷之处，在于它的浑厚，在于浑厚中的沉郁与忧伤。

　　@融之：俄罗斯的悲催在于起步晚，来不及充分成长，被他们所看不起的游牧族群压了二百年，还来不及充分融入它所倾慕的欧洲就匆匆忙忙进入了现代世界，总觉得欧洲看不起它，把它当外人，对欧洲又爱又怨，对黄人是绝对地有优越感（这是客气地说）。

　　@坐视云起：苏联的落幕使俄罗斯重新展现在世界舞台上，但是随着它的经济垮塌与科技的崩溃，反而促使它想通过帝国野心重现昔日荣光。

　　@信马由缰：维京人早就不抢了，改做高科技了；拜占庭早就消失了，分崩离析成若干个小国安居乐业了；蒙古在火器面前已收起了他们的弯刀专心放羊了……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亚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 。

　　格申克龙是20 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史专家。他1904 年出生于俄国的奥德萨。1920 年离开俄国定居于奥地利，并于1928 年获得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从1948 年起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 直至退休。1978 年去世。我们今天谈论的后发问题，无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其实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在课堂上就经常介绍他的这一研究。

　　他最有名的论文就是《历史视角中的经济落后》，而俄罗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落后，对于一个大国，尤其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大国，在民族心理中的积淀无疑是沉重的。张维迎教授曾专文讨论过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问题。就俄罗斯而言，他说，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烧。怨恨情结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

　　失落、怨恨与不甘，无疑是向上的动力。但前提是，向上要号对时代的脉搏（参见《孙立平：疆域帝国、市场帝国与科技帝国》）。

　　在不同的时代，俄罗斯以激进的方式，尝试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路径。

　　@岭南松：近代以来，法国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化，语言服饰，政治，思维方式，一直到后来的苏维埃革命。

　　@远飞的大雁：看看俄国人的固念：我们拯救了世界。我们曾经打败了蒙古人，打败了拿破仑，打败了希特勒。我们从东方拯救了西方又从西方拯救了东方。为此，“救世主”无法融入东方，也无法融入西方。

　　在那篇文章中，我概括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精神源头，即维京人、拜占庭帝国与蒙古人。文章甫一发出，就有网友说：少讲了一个，还有苏共的影响。网友说的是对的，只不过我文章中讲的是历史上的。

　　朱学勤教授有句名言：历史就是英美模式与法俄模式的较劲。他说，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实际有两种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条是先验理性，从天上俯瞰人间，倾盆大雨兜头浇注，结果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另一条是经验理性，不声不响地贴着地面步行，得寸进尺，螺旋爬坡，走了好长一段，才发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而这一切，有时发端于柏拉图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以至后来两千年政治史几乎是这一对师生分歧的漫长注脚。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时代，俄罗斯以激进的方式，尝试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路径。

　　在历史上，俄罗斯曾经以欧洲宪兵著称。在19世纪的欧洲，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比如如1820年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革命，1830年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1848年全欧洲革命等。而在这些革命中，俄国沙皇都扮演了主力的镇压角色。然而，到了20世纪初，风云突变，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成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战斗民族，真的还是假的？

　　@William Zhou：基辅本来是汉萨同盟连接波罗的海和黑海商路上的一个据点+殖民地，后来渐渐把周边斯拉夫人拖入文明世界建立了国家。蒙古人的影响是把亚细亚模式带入俄罗斯，和维京文化结合之后形成了征服西伯利亚及阿拉斯加的能力。

　　@阿花：扒开一个俄罗斯人的外皮，会发现里面是个鞑靼人。这种说法，或许有蔑视、歧视的味道。不过，至少，不是所有俄罗斯人都对来自鞑靼/蒙古/突厥的影响持负面态度。典型的，“欧亚主义”的祖师爷古米廖夫的观点就恰恰相反：他认为俄罗斯人与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鞑靼/突厥人不是冤家对头，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俄罗斯人接受了这些“内亚”游牧部族的影响，并将其深深熔铸到今日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之中。

　　战斗民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可以指战斗能力，也可以指战斗精神。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俄罗斯战斗拉胯的事例都不胜枚举。俄国人打仗，往往是靠大量的人员、武器和设备的投入，战术落后、粗糙而低效。但在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俄国人打仗不怕死也是一个事实。这连俄罗斯的敌人也是承认的。

　　这里有一个对生命的理解。

　　无论任何社会，任何文化，人们对死亡的恐惧都是挥之不去的。由此，也就出现了对死亡的种种超越性解释，以对冲这种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文化中，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都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俄罗斯人对死亡当然也是恐惧，但俄罗斯人对死亡的恐惧和其他民族相比，有很大不同，俄罗斯人尽量淡化对死亡的恐惧。与世界上众多宗教一样，俄罗斯人相信永生，相信灵魂的轮回，相信人死后会去到另一个世界。但东正教对这个过程和图景的描述不一样。

　　人们发现，即使是与天主教相比，东正教对另一个世界的描述，也很不一样。在东正教世界里，在这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不必要的恐吓，没有可怕的审判，没有地狱般的折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上帝，这另一个世界是美好的。因此，“死亡并不孤单，它就像是人们一种共同的事业”。

　　这就是他们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