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仲华：李嘉诚的背后需要有国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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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的长和实业向贝莱德公司一口气卖掉43个全球港口，使这位超人再次涌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商人逐利或企业家规避风险无可厚非，但更多人在指责李嘉诚只顾商业利益，没有民族气节与大义。

　　商人要逐利，企业要躲避风险当然无可厚非。商人和企业家也有国籍，要有民族气节与大义，尤其是在遭受国际强权逼迫的情况之下更应表现气节与大义，这也没错。不过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逐利和躲避风险是商业本能，而民族气节与大义则是道德诉求。道德可以有，也可能没有。无非是有就能得好评，没有就得差评而已。

　　道德有私德与公德之分，民族气节与大义到底是私德还是公德呢？

　　首先是私德，其次才可能是公德。成为公德的前提是要有这样的社会性道德诉求，或者有政府的规范要求，甚至可以作为伦理道德的底线被要求，即上升到立法的层面。

　　如果法无禁止，政府又没有明确政策要求，那就不在公德的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港首李家超说港府将依据法律审查长和与贝莱德的交易，这显然是对的。

　　即使只站在私德的层面看问题，长和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民族企业，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应该充分考虑其商业行为对国家战略利益的影响，这样的要求也并不过分。但前提是要有要求，而不是等人家已经交易了，才发现不对劲，被动应对。

　　在川普早就公开声称要抢夺巴拿马运河所有权，而且把矛头直指中国企业的背景之下，李嘉诚的长和实业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有没有及时向国家报告相关事项，有没有主动寻求国家力量的支持与保护，我们不得而知。李嘉诚最终仍然做出了向美国贝莱德公司转让股权的决策，这其中到底是国家力量的支持与保护不到位，还是李嘉诚们压根就没有寻求支持与保护，决定了事件完全不同的性质。

　　我们要承认，贝莱德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国家力量在支撑，美国政府从来都是公开为这些美国大企业站台的。某种意义上讲，所谓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就是贝莱德这种资本巨头的马前卒。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显然没有这么紧密。尽管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对企业的支持与保护，但在国际舞台上，如何体现这种支持与保护，目前还是新课题。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已经不差了，外交力量也不弱，但在如何保护中国企业海外资产与商业活动的问题上，相比美国，依然是典型的短板。

　　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权益，除了政治、外交和军事实力，还需要有法律的健全与实操。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法律，政府的政策，甚至是总统个人的意见在全球范围内搞长臂管辖，我们当然可以有样学样。

　　中国企业在海外受窝囊气的事情不少，而且随着中国全球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正越来越多。最近就有尼日尔军政府公然驱逐中石油高管，对中企提出巨额讹诈的恶性事件。这么一个非洲小国都敢如此胆大妄为地欺负我们的企业，而且是我们的国企，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军舰已经足够强大了，能够到澳洲去实弹演习，当然也可以去非洲转转，还可以去巴拿马附近的加勒比海转转。尼日尔虽然是内陆国家，但把军舰开到几内亚湾，同尼日利亚搞个联合军演啥的，没什么不可以。

　　企业有没有民族气节与大义，与企业背后的国家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企业在海外能够直得起腰杆子，其表现气节与大义的意愿才会更强烈。

　　骂李嘉诚很容易，也很解气，但不解决问题。如何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活动提供法律上的管辖，外交上的关照，军事上的保护，建立起立体的保护机制与体系，才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如果过去做得不好，不够，从现在开始重视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