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儒家改造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明朝的再推导与考证

大参考

儒家改造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

——《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明朝的再推导与考证

　　《【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明朝？》推出后，大多数战友感觉到观点新奇，逻辑清晰，很认可。也有战友提出异议、质疑，少数比较尖锐的说这是“牵强附会”，也有提出有无考证的疑问。对于赞同者的战友，希望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对于异议、质疑、要求考证及认为“牵强附会”者，个人也表示尊重，因为各有观点。

　　不过，对于个别战友提出是否有考证的疑问时，个人看法是这样的。

　　占豪的东西来源于两个方面：海量阅读和独立思考。战友们看占豪的东西，基本上应都能感受到清晰的逻辑及相关的推导论证。如果细心去考证，大多数情况下应都能考证出来相关的证据，原因是相关内容都曾被阅读过和思索过。但是，鉴于这些内容都是阅读过且大多没有去作详细记录和标记，所以不可能像搞学术文章那样刻意安排文体格式，在每个细节上都作详细考证并给出出处。毕竟，咱不是搞学术的，那样对于占豪现在的高产来说太过耽误时间，不适合。如果谁愿意考证，其实大可以从占豪提出的一些观点上延伸下去，仔细推敲考证，这样或许还能得出不少成果来。

　　就《西游记》，个人则可以给出一些更清晰的考证，原因是占豪对这个课题本身感兴趣，而且有些东西都有一些较为深刻的记忆，所以咱们不妨就前文的一些观点，进行一些世界和中国历史及文化的考证。这样，认可的读者也会清楚自己认可的理由；质疑和异议者也可再重新思考；那些认为此为“牵强附会”者，也可重新再掂量一下自己原来的判断。当然，就占豪而言，这也是《你没看透的西游记》这一部思想著作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对《西游记》的解读也就能更深一层。

　　言归正传。

　　在《【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明朝？》这篇文章中，主要争议其实就一个，即“程朱理学”对儒家进行类宗教化的改造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关系。在前文笔者观点是，正是因为伊斯兰教的兴起及传播，才促使中国儒家精英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构建“程朱理学”体系，以防御伊斯兰教对中华文化的伊斯兰。对于“程朱理学”演变到明朝的“陆王心学”对《西游记》成书的影响没看到有人提出异议，这也就是说，大家对大的观点，即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对《西游记》成书的历史文化逻辑推理是认可的，不认可的是论证细节上细节论点和论据，即儒家精英进行类宗教化改造并发展出“程朱理学”是因伊斯兰教的影响。那么，我们下面就对这个异议点进行一些考证性推理和论述。

　　论证并考证这个点，应该从两个层面：一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二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以外的传播进程，特别是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进程以及影响。

　　在论证这两个层面之前，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历史上伊斯兰教传播的方式及途径，并探讨一下为什么中国精英会在文化上防范伊斯兰化，而对诸如外来的佛教等没有排斥。

　　历史上，伊斯兰教传播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征服和通商贸易。总体来说，近的、弱的，就通过征服来实现传教；远的、强的，就通过贸易来实现传教；有时候两者也会结合起来。这一点，其实和近代西欧基督教国家对外的征服是同构的，即如果能够征服最好，不能征服就进行通商贸易，通商贸易过程中再寻求征服机会。只是，和伊斯兰教相比，基督教国家更加残酷，伊斯兰在征服后主要是传教，追求意识形态的一致，意识形态一致后往往比较容易共容，伊斯兰教对相关国家往往只是统治而不进行奴役。近代西欧基督教国家则不同，他们在征服后就是殖民、奴役。

　　至于中国宋代精英为什么担心中国伊斯兰化，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伊斯兰教是世俗化宗教，且阿拉伯帝国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主张入世，反对个人脱离社会生活区寻求精神超越之类的修行。伊斯兰教要求人要融入到世俗当中，在融入的同时还要有一种超然于世的态度来对待外在事物。教义还要求，穆斯林必须主动承担社会苦难和人性善恶，不允许脱离社会进行所谓功修，只有主动地奉真主之命承载社会和人类历史者才能称得上代治者，否则就是逃脱责任。

　　伊斯兰教的入世修行和其倡导的精神，与儒家所提倡的一些内容有些共通之处。换句话说，即伊斯兰教不但介入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还直接介入政治生活，这种模会直接威胁儒家的存在。所以，相比佛教和道教已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伊斯兰教的文化基因自然会成为那些儒家精英们的心头之患。一些人可能对此并不理解，但若想想二战后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战争，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了。别忘了，那可是一千年前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敏感程度远甚现代，比二战后东西方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斗争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很早，伊斯兰教610年才由穆罕默德复兴，阿拉伯帝国632年才建立，但在阿拉伯帝国建立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传入中国。据《闽书》记载，穆罕默德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6年）来朝，一贤传于广州，二贤传于扬州，三贤、四贤传于泉州。也就是说，从公元7世纪初年，在伊斯兰教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阿拉伯商人通过通商贸易或旅行向中国传播伊斯兰教。就时代而言，唐、宋、元三个朝代是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时期。

　　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的标志性事件非上述，而是公元651年8月阿拉伯帝国第三人哈里发奥斯曼遣特使到中国，该事件被记载在《旧唐书·西域转》中。使者见到了唐高宗，并向高宗介绍了阿拉伯帝国的建国经过、民俗和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阿拉伯帝国第一次遣使到中国，也被史学家称作中国伊斯兰教元年。从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一次遣使到宋末600余年间，阿拉伯帝国共向中国派遣使者47次。这600年中间除去50多年的五代十国及前后的乱世，阿拉伯帝国的使者平均每10来年来一次中国。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阿拉伯帝国与中国的距离，可见阿拉伯帝国对中国的重视。特别是到了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已时通时不通的情况下仍然要到中国，说明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以及伊斯兰世界在此期间从来没有中断官方联系，民间联系更是从未停歇。

　　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融合起点也是从唐代就开始了。据《全唐文》记载，公元848年,阿拉伯人（唐代称“大食人”）李彦升（跟着商队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人）还考取了唐朝的进士（当年考中进士者只有22人）。颖川人陈黯为此还专门撰《华心说》一文，来表达对李彦升的赞赏。中国在唐代时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且那时来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还相对较少，他们也还没有信心在中国大规模传教。不过，那时已经开始在中国建立一些清真寺，譬如广州的怀圣寺，杭州凤凰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都是唐代建立。

　　到了宋朝，来中国的穆斯林不但越来越多，有些甚至已经在中国生活好几代，并在中国扎根。他们不但豪富，而且在地方已经形成很强大的势力，宋朝朝廷把他们称为“蕃商”，他们在港口贸易城市聚集形成聚集区，称作“蕃坊”。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势力强大，再加上宋朝迫于丝绸之路中断和经济中心南迁而发展海上贸易，所以也给予了“蕃商”非常优厚的待遇。宋朝皇帝还曾任用一些阿拉伯的“蕃商”镇守和管理边疆海口，管理对外的经济贸易。也正是那个时候，阿拉伯商人在沿海的港口城市建立了更多的清真寺，其社会活动不但深入到了中国的经济生活，甚至在局部已经进入政治生活，在民间对社会的影响也比唐朝要大得多。

　　那时候的阿拉伯商人无论是来华的还是长期在中国居住生活的，都有很高的宗教素养，对伊斯兰教都有很深研究且信仰虔诚。他们每到一处，行装甫卸，接着就是觅净水沐浴、礼拜，非常讲究。而且，他们衣冠、饮食、起居、生活习惯等等都充分表现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对接触者就会有很深的影响（这和我们今天对那些高僧大德或虔诚信仰者会肃然起敬一样），再加上和阿拉伯人做生意如果自己也是穆斯林会更加容易，所以阿拉伯商人每到一处都能很好地将宗教传播。而且，一旦信奉了伊斯兰教，就很难再改回到过去。

　　鉴于伊斯兰教在中国沿海已经形成势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中逐渐渗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作为封建社会的文化精英，不可能不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警觉。这种警觉，必然会引发这些精英的思考（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主要还是儒家精英），即如何改进自己的文化，从而避免被伊斯兰文化的同化。

　　我们知道，唐代佛教非常受到推崇，但到唐代后期，由于寺院僧众不纳税，造成国库压力，所以唐武宗时曾发生灭佛运动，佛教发展遭受了严重打击。而到了后周时期（北宋之前，赵匡胤即后周大将），周世宗柴荣又兴起一轮灭佛运动，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也是因为经济，主要是为了收税）。北宋赵匡胤时期，鉴于经济压力延续了周世宗的政策，但到了宋太宗赵匡义时，宋朝经济已经有所恢复，开始弃用之前的政策，他任用儒家文臣执政，儒学由此复兴，佛教也开始恢复。

　　到宋真宗时（宋太宗三子），更是号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推崇儒家，同时又提倡佛教，他自己本身却信奉道教，他主张用儒佛道共同对国家进行统治。总之，那时候是中国宗教复兴的年代。也正是那个时候，儒家开始吸取佛教和道教的一些精华并为我所用。不过，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只是在民间发展，而且两教都不是入世宗教，所以虽然有所争论，但由于不介入政治生活，因此都不会对儒家构成威胁。相反，民间中伊斯兰教、袄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明教）、犹太教（开封有少量犹太人在活动，至今仍有后裔）等却是意识形态精英关注的重点。相比其他宗教，伊斯兰教的势力最大，发展最为迅速，这一切都源于数量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这必然会引起儒家精英的警惕和思考。

　　自唐代以来，伊斯兰教向中国传教是通过通商贸易，但从阿拉伯半岛向东扩张并非都像对中国这样，他们也遵循“远交近攻”的策略。他们政府了中亚西亚，然后伊斯兰化。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萨曼尼王朝又通过征服和贸易，将伊斯兰教传入了中国新疆的喀喇汗国，喀喇汗国很快伊斯兰化（维吾尔族前身）。这是西边方向。在东边沿海，当时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很发达，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不但有聚集区、商业区，还有专门管理机构蕃长司及蕃长，这些机构专门负责领导宗教活动、联系贸易和管理民事诉讼。

　　公元1070年，为了防御契丹，宋神宗还邀请5300个喀喇汗国治下的阿拉伯人移民中国，他们被安置汴梁与燕京之间。1080年他们去到中国东北。其他在南方的为蕃客，最著名的是蒲寿庚。蒲寿庚是穆斯林商人集团的代表，先世为阿拉伯商人移民，后汉化成为中国穆斯林。宋朝末年，泉州一带海盗猖獗，宋朝政府无力控制。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持商路畅通，自行组织船队，击败海盗，维持泉州地区的安宁。宋朝政府招抚蒲寿庚家族，授官福建安抚沿海制置使，承认他们在此地的势力。这又是穆斯林介入军事政治的证据。

　　上述内容，应足以证明伊斯兰教在当时中国局部的影响力以及扩张潜力。而作为执政的儒家政治文化精英，不可能对此无视。虽然，当时的伊斯兰教对儒家还无法构成挑战，但如果儒家不能有宗教性质的防范措施，恐怕中华文化早晚会绿化。在这方面，作为政治文化精英，通过改进儒家为儒教，并作出相应防范措施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linfeng168

楼主对中国文化对应伊斯兰教的传播做了分析和研究，觉得有道理，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待过几次，宗教传播
包括佛教，都比较成功。这可能是多方面原因。有地域、人文、时代的原因。像几次外族侵袭一样，基因都为我所用，营养、丰富了自己。改革开放来基督教也有加强传播的趋势，相信我们的文化业有很好的对应，吸收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