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周作人因何投靠日伪甘当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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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4月9日，日本人在北平筹划召开了一场名为“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会者中有一位身着中式长袍马褂、留着一撇八字胡、很有文人儒雅之气的人很是引人注目，他就是曾被国人誉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著名作家、鲁迅胞弟周作人。周作人主动参加日本人主持的所谓学术改良会议，标志着他由沦陷区一位绝望无助的自由文人摇身一变成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文化汉奸。

　　新文化运动之标杆人物居然卖身投靠日伪，用手头的笔杆子为侵略者效力。周作人的诡异举动令国人特别是那些仰慕他的文学粉丝们震惊、抓狂，一时间，不论是国统区还是沦陷区舆论一片哗然。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和其兄周树人（鲁迅）一样骨鲠热血，堪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弄潮儿。和哥哥不同的是，周作人极度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解放与自由，热衷于追求理想化的、乌托邦式的新村社会生活。他的文学成就足以令世人仰视，郭沫若对他极为推崇，并不吝赞美之词：“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几个。而我们知堂（周作人自号知堂）是这没有几个中特出一头地者”。郭沫若如此激赏周作人，可见周的文学成就早已蜚声文坛，甚至享誉国际，其才学不是吹出来的。

　　曾经见有人评说周作人的文学天赋不输兄长鲁迅，其瑰丽文采让人惊艳，笔势甚至超越其兄。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好不好没有评判标准，不过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没必要过于较真，非得一较高下。两人虽一母同胞，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但各自选择的人生之路却迥然不同。周氏兄弟都有赴日求学的经历，都对表面精致、温文有礼的日本人抑或是源自中国之日本文化抱有难以言喻的好感。鲁迅那首著名的“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许多人都引用于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的关系，其实鲁迅描述的是中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微妙之关系。周作人更是娶了一位日本人羽田太子为妻，其对日本的感情恐怕比其兄更深一层。

　　周作人也曾经是一位血脉贲张的爱国愤青。青年时代的他偶然在上海外滩公园大门处看见悬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一时气冲牛斗、激愤不已，恨不得砸之而后快；他还坚决反对北洋军阀的暴力统治。无论是在“五四”运动还是“八一三”事件中，他都旗帜鲜明的站在广大爱国师生一边，无情揭露北洋政府的凶残戾狠。东北事变爆发后，他撰文力主全民动员用武力以牙还牙，抵抗日本入侵，公开斥责日本法西斯政权欲亡中国的狼子野心。

　　留日期间，鲁迅从日本人拍摄的影像资料里目睹日本军在东三省的野蛮行径，愤而弃医从文，意图唤醒麻木愚昧的同胞，奋起救亡图存。周作人是否有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不得而知。面对日本人的凶残，他似乎并未表现在其作品中，也未流露出如兄长那般的义愤填膺。由此可见，兄弟二人对日本的感受有截然不同的内涵。

　　周作人曾经犀利辛辣的抨击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赞成，白色恐怖绝不比赤色的好······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满清杀革命党，洪宪（袁世凯）杀民党，现在（国民党）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杀得都很起劲······总之就把杀人当作目的”。文人所特有的悲天悯人之情怀，溢于言表。令人讶异的是，他却几乎从未对日本军队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予以鞭笞。

　　这样一位才气横溢、无所畏惧、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血性汉子怎么就当了汉奸呢？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很多知识分子纷纷南下，周作人一家却窝在沦陷后的北平，迟迟不见他有动身之意。周作人娶了日本籍老婆羽田太子后，羽田氏一家老少十几口都跟随他在北平生活，不知是否被这一大家子拖累行动不便或有别的原因，总之他一直未有任何急欲南下的举动。一贯爽利的周作人，此时表现得颇为任性、迟疑。周作人自己解释说，自己被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派与钱玄同、冯祖荀等人留守学校，蒋梦麟后来证实确有其事。周作人滞留在日占区引起了在南方国统区文艺界朋友的关切与不安，大家希望他尽快离开北平赴南方呼吸舒爽自由的空气。一直赏识他、爱他才华的郭沫若更是隔空大声疾呼，利用可以利用的所有渠道催促他赶快南飞。郭沫若甚至认为，日本人非常在乎周作人，一直在极力笼络他。为了营救、调换他南归，为了他不被日本人利用，就算死上几千几百个人都是不算一回事。然而，周作人不做任何回应，也始终没有南下。

　　在这段时间里，周作人却也没有立刻投入日伪的怀抱而沦为汉奸。在北平被日军占领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一一拒绝了伪满州大学、伪北平师范学院、日伪控制的“留日同学会”等各种机构的聘请、邀约，整日闭门不出，安静地读书写作，彷佛外面膏药旗下硝烟弥漫的混乱世界于己无关。在这段“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闭关静守的日子里，他确实是“不管春夏与秋冬”的。

　　不知是受日籍妻家的影响，还是因生活日益拮据窘迫，柴米油盐的困扰让他最后终于把持不住，彻底放下文人最后一丝尊严与矜持，义无反顾地倒向日本人，成了令国人切齿痛恨的文化汉奸。周作人先后担任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汪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伪教育总署督办、汪伪北平图书馆馆长。此时的他，权柄在握，顾盼自雄、洋洋得意，似乎将自己早年间的热血理想和一些振聋发聩的惊世呐喊忘得一干二净，心甘情愿地成为日本人的文胆与喉舌。之后，周作人放下文人的清高架子，愈发奴颜卑躬、放肆卖身投靠，近乎无耻并处心积虑地谋夺汪伪国府委员要职。面对旁人的质疑，他恬不知耻地回敬，自己之所以竭力献媚日本人，不遗余力往上爬，不过是为多拿一点薪资让家人过得好一点而已。面对千夫所指、万众唾骂，他似乎毫不在意。

　　周作人曾经以伪官员的身份访问日本、伪满洲国等地。他忘乎所以、招摇过市，还频频接受邀请四处演讲，影响极其恶劣。这期间最让人不齿的事是1942年底日军举行的一次盛大的阅兵式上，周作人身着日本军装，挎着日军指挥刀，活脱脱一个骄狂的日本军官模样。一代文章伯的雅名至此烟消云散、一位身负逸才的倜傥文人形象也消失得了无踪影、其操守甚至不如一直被他冷嘲热讽的那几位北洋军头，更远逊于许多贩鸡屠狗之辈，给世人留下的只是一个狐假虎威的奴才相。周作人曾经被锄奸队成员谋刺，可惜一枪击中腿部侥幸不死，但也吃了不少惊吓而惶惶不可终日。

　　周作人和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等辈，都有一枝生花之妙笔，却都投靠日伪、甘做鹰犬。文人投敌，其恶劣影响远超“皇协军”中那些只知舞枪弄棒的纠纠武夫。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正义虽然总是迟到，但一定会来！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被判处14年徒刑，后改判10年徒刑。1949年，李宗仁代表日薄西山的国民党进行和谈，为表诚意，他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侥幸提前出狱。此后，周作人一直靠写作和帮人翻译稿件换点稿费糊口。1967年，周作人在北京病死。

　　饱读诗书、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周作人当汉奸的原因似乎错综复杂，几句话难说明白。郑振铎认为是他那位日本老婆羽田太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然而，真相肯定远不不止他娶了一位日本老婆这么简单。最令人好奇的是假若那位以笔作刀、嫉恶如仇的文坛硬汉鲁迅泉下有知会如何评价自己这位甘当日本人帮凶、为侵略者摇旗呐喊的汉奸弟弟的？当然，这假设无法成立，鲁迅在周作人卖身投靠日本人的前两年已经仙逝。况且，早些年前在北平谋生时，兄弟俩就起了分歧，关系早已不睦，互不来往，形同路人。

　　周作人巨大的人生落差，几乎如坐过山车一般，前期的他和以后的他几乎判若两人。早年的他，痛斥草菅人命的军阀，投靠日本人后，面对日军的暴行，他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甚至大放厥词，极力为主子辩护，昔日的血性与正义感似已随风而散。同一个人，一前一后，表现如此迥异，让人很是惊诧，只能怪造化弄人。

　　周作人投靠日伪甘当汉奸，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古圣所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士君子”精神。此话出自圣人之口，芸芸众生日食人间烟火，又有几人能达如此崇高境界？可谓说时容易做时难。然而，一旦缺失这种不依附于威权的独立精神，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其所扮演的公众角色、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