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声明：一场变法，两声叹息

大参考

　　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坐上龙椅后才发现，他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此时，走过108年的北宋活像一个体态臃肿，步履蹒跚的老人。严峻的现实迫使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不得不竖起改革的大旗，他决心破旧立新，为北宋王朝注入新的活力。扛起这面改革大旗的主将就是德才兼备的王安石，王安石属于志向远大，百折不回的那种硬汉，大有誓与改革共存亡的豪情壮志，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登台亮相，史称“熙宁变法”的改革终于拉开了大幕。

　　“熙宁变法”人们习惯称之为王安石变法，变法分为理财和整军二大部分，变法的总体目标是富国强军。变法争议最大的是理财部分，而在青苗法和免役法这二个重要的变法内容上，惹出的麻烦最多，闹出的乱子最大。当时的老百姓在春天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就会去找富人借钱借粮，到了收获季节再加付利息偿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国家税收，青苗法规定由国家代替私人借钱，利息比富人低。咋一看，这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改革家王安石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死政策要靠活人去执行。对于那些雁过拔毛的官吏们来说，平时没雁还得找雁，如今成群的大雁飞过，焉得轻易放过这拔毛的大好机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官吏们在官场上驾轻就熟的绝活，于是，一场政策同对策的较量开始了，变法者意想不到的荒谬事情也纷纷出现了：政府原本规定的较低利息，经过中间官员的层层盘剥，落实到了借贷者手里，竟然远远高于原来富人的利息。更加荒唐的是，当官员发现这里大有油水可捞时，就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借贷，而且是层层加码，限时限量完成借贷指标，许多不需要借贷的百姓也得奉旨借钱，白白送一笔钱给官府。可急需借贷的百姓，却眼巴巴的等着一层层审批下来，等到贷款到手时，不饿死也得脱层皮。一场利国利民的好政策，经过贪官污吏们一番对策的倒腾，立马走了样，变了味，变法如同变戏法，变成了贪官污吏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钱袋子。到底是政府财政收益多，还是官员捞钱多，这恐怕又是一笔算不清的历史糊涂账。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从颁布的变法条文上看，几乎完美的挑不出任何毛病。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人所需经费，由农户分摊。改革家的目的是使农民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劳动时间，促进农业生产，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无疑是属于公私双赢的好政策。意想不到的是，这恰恰触及到了各级官员最快乐的兴奋点，只要钱过手，焉能不拔毛?变法准确地

　　挠到官员的痒处，让他们不笑都难。由于没有详细的操作章程，官员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大胆收钱。明曰奉旨收钱，实则横征暴敛。即使是原来享受免役的女户和寺观也得缴纳半数的役钱，甚至连担水、理发、菜贩之类的小贩不交免役钱都不准经营。税务官员向商贩索要的市利钱竟然比本钱还多，农村中实在拿不出钱的贫困户，恐怕只会落得被县衙牵牛拉猪的下场。免役法经过贪官污吏们的一通捣鼓，活人事终于完胜死政策，对策又一次笑傲了政策的落败。至于官员们收缴上来的钱，除了上缴政府的财政外，余下来的有多少落入了官员们的腰包，这恐怕又是一笔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明白的，那就是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1072年，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最后聚集在王安石门口闹事。好在宋神宗和王安石肚量大，既没有暴力截访，也没有设黑监狱，这才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败笔。

　　公正的讲，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还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从颁布的变法条文上来看，似乎也挑不出太大的瑕疵。可叹的是，一本好经，却让一伙歪嘴和尚念得七歪八斜。这就是变法为什么会遭到上上下下强烈反对，很快陷入失败的原因。近代许多专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阻碍，但是，当我们把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的主将名单列出时，你就会惊讶的发现，改革派里除了王安石之外，其余的多是一些品行不端的小人。譬如臭名昭著的大奸臣蔡京，还有章惇、吕惠卿、曾布这些看风使舵的宵小。蔡京之流之所以高唱改革的赞歌，为的是赢得力主变法的宋神宗的青睐，这样既捞得加官进爵的政治资本，又捞到了招财进宝的经济实惠，当政治风向一变，他们又及时的反戈一击，成了官场上的不倒翁。王安石靠这些人闹改革，岂能不砸锅?反观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他们却拥有一个强大的豪华阵容：欧阳修、苏轼、范缜、文彦博等，他们哪个不是光彩照人的历史人杰！司马光同王安石不是权争，也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对立，而是如何改的政策性之争，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君子之争。变法遭到这么多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反对，我们不得不问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

　　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才提出来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事实上，变法过后，政府确实富裕了，但这只是把钱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到了政府和官员的钱袋里。王安石变法没能做到大力发展生产，做大蛋糕，让国民人人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反而凭借强权夺民之食以填政府官员之口，这就造成了变法失去人心的致命伤。例如均输法，利用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输和销售，这就把更恶劣的官商代替了私商，自然违背了市场规律，从而导致了国富民穷，失去了民心的改革，焉能不失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却忽视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简单的道理，这只能再让后人一声长叹！

　　变法的主导者忽视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执政盲点。如何防止手握执法大权的官员，在执法过程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这是攸关改革成败的节点。没有制度的笼子锁住官员那一双蠢蠢欲动想谋私利的手，一切改革都有可能成为一枕荒唐的黄粱梦。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去重敛，宽农民，国用可足，民财不匮。”但是，当各级官员把政策偷换成对策时，就闹成了一个宋代版的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官员们为了争政绩，谋私利，拼命的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和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造成了国富民穷的严峻社会现实，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头重脚轻，怎能不摔跤？为什么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可能就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世改革家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一场变法，落下两声长叹！

甘宗

其实，如果小范围实验，监察修改，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tokyokusei

王安石变法有积极进步之处，不过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拿青苗法来说，基本上符合了现代银行商业贷款的性质（虽然利息太高了），不过很可惜。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应该属于商业性质的自由农业贷款，变成了国家性质强制农业贷款，加之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原本是对少数受灾农民救济行为，变成了对全体农民的掠夺行为。感觉王安石似乎是穿越到现代，再回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