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责任主体-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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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为少刚，它的职责是折旧。它和武装力量的折旧不同的是，武装力量的折旧(人和物质)是极低成本的，不可控的。而责任主体的折旧是较低成本的，可控的折旧。

责任主体一般为开朝(国)的政党或组织，承担着绝对的责任，掌握着绝对的权力。看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人还是原来的人，甚至武装力量还是原来的武装力量，政府官员还是原来的政府的官员，只是责任主体发生了更替。

生存和发展是责任主体的绝对责任，生存的职责决定了责任主体必须牢牢的掌控武装力量，因为对人和物不可控的折旧必然会危及生存和发展，责任主体掌握武装力量实现了折旧的可控；发展的职责决定了它要避免人的折旧，因为人的折旧会减少人口的数量，人口的数量会影响发展的质量(数量决定了质量)。责任主体通过对个体拥有的物质资源的折旧，实际上间接转变成处理和个体的关系。比如政府拆迁—拆除房子的过程，其实转变成处理和房子所有者的关系。老房子拆掉了，个体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新的房子，也就是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而当所有的个体都住上新房子了，就是实现了共同富裕。因此完全的折旧就是完全的市场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

因此，责任主体是一个政治组织，它处理的主要是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以及人的产生和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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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主体的特征
      首先，责任主体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统一和团结的组织。责任主体是政治性的，它决定了责任主体首先必须是完整统一的，它维系着整体中每一个个体的基本生存，政治上的分裂会导致严重的内耗。只有政治纪律严明，才能保证完整和统一。
      责任主体控制和指挥武装力量，而非由武装力量控制和指挥。武装力量的折旧是不可控的，这种不可控的折旧会导致生产和折旧失去平衡，影响生存和发展，导致国家倾覆，朝代更替。我们所说的”穷兵黩武”即是如此。责任主体控制武装力量，才能实现可控的折旧，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行。
      责任主体是一个基层强大的组织,它必须影响到每一个个体。只有通过将折旧影响到每一个个体，才能最大的保障生存和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政治本质是分裂的，折旧必然会危及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生存，而导致折旧的阻力太大，或者折旧的成本太高。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内战大都如此，现在西方发展乏力也主要是因为折旧成本太高,不能完全的市场化。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实现了有产和无产的辩证性统一，从根基上保证了责任主体—即政治的完整统一。中国建国来的飞速发展，无一不是通过低廉折旧的同时，政府大规模投资而形成的经济繁荣。责任主体贴近整体，越趋于政治性，主要关注生存；责任主体接近基层或者个体，越趋于经济性，主要关注于发展。
      责任主体是一个强调责任的组织。绝对的责任铸造绝对的权力，承担责任才能掌握权力，它是责任主体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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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主体的建设
    责任主体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保证责任主体的完整统一，因此必须要强化纪律红线。
    责任主体必须要有普遍的代表性,能影响到每一个个体。通过对个体，权力主体，责任主体及武装部队的综
合统筹，对各个群体的诉求全面考量，对道德信用，经济信用，政治信用及军事信用做出合理的规范，从而推动立法，达到社会的和谐统一。因此必须强化服务意识，贯彻民主集中制，彻底杜绝一言堂，拍脑袋决策那种专断作风。
    责任主体必须要责任优先。责任优先就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通过引导和教化，让社会在规范和制度下运行。
    责任主体必须要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责任主体必须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摸清变化的规律，辩证性的看待变化的影响，从而做到取其善，去其恶，引导变化向好的方向发展，永葆自身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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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被人们普遍看做对立的两种社会形态。一般而言，社会主义采用计划经济，资本主义采用市场经济。同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对立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主张以整体—即国家管理资源，分配产品，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公有制实现了有产和无产辩证的统一，保证了政治的完整统一，其哲学本质聚焦于折旧。通过完全彻底的折旧，让所有的个体能分享成果，完全彻底的折旧即为完全的市场化。所以计划经济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指令性的生产计划。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为了创造一个公平社会，采用指令性的生产抑制了生产。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票，肉票等等，政府通过分配的粮票，肉票算出需要多少粮食，饲养多少猪，获取多少利润，然后指定公社打多少的粮食，饲养多少的猪，所有的利润平均分配下去，实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社会公平。这种为公平而公平彻底压制了生产，磨灭的人的生产积极性。第一，在供应紧张的情况，这种分配方法是可取的，确实也体现了社会公平，但社会主义不能总停留在供应紧张的形势上，这和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第二，劳动本身确实是平等的，但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不平等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做法无视劳动创造的价值，本身就制造了不公平。
      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以资本持有来管理资源和分配产品的，私有制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其哲学本质聚焦于生产。即通过自由市场的竞争，提高生产力，实现按劳分配。即通过市场化竞争，提高生产力，劳动者按照劳动的价值获得分配。所以市场经济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折旧。第一，私有制下折旧必然会导致资源所有者受损，政治上的分裂导致不能完全彻底的折旧，而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第二，当自由竞争形成垄断时，资本的恶就显露出来，为实现最大利润导致生产相对过剩造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必然追逐市场，但不能折旧必然导致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因此通过战争实现彻底的折旧，消除相对过剩，就成了必然选项。
这也是上个世纪经济危机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战后比战前更为繁荣的原因。
     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折旧的同时，放开了生产，极大的解放提高了生产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每年大规模的投资及日新月异的变化，就是具体体现。不仅供应紧张的局面不复存在，同时也极大体现了劳动的公平。但政治上却一塌糊涂，国家投资关注公用设置的折旧，但个体的折旧(内需)很微弱。如现在房价高悬，实业艰辛，内需无法成为经济发展动力，人民获得感差，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下，一刀切的下岗，拆迁等，折旧难度加大，道德滑坡，笑贫不笑娼，拜金主义盛行，读书无用论抬头，社会管理也停留在两千年前刚性的行政指令上，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调。。
     虽然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体制没有问题。而且现在的社会乱象都和政治经济体制有莫大的关系。若我们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然会积重难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能理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且能大幅降低内耗，降低成本增强产品优势，同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也能从经济危机中一跃而起，实现富裕繁荣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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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改革
      法律的本质就是折旧，它折旧的是人的行为。它可分为两类，一类经济法，它和个体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分配相关，由人大表决实施，处理个体与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事法；另一类是政治法，它和个体的生活行为对整体的危害程度相关，它是由政协表决实施的，处理个体与整体的政治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刑事法。
      它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是由上而下的。完全公平公正的法律并不存在，为公平而公平的法律不仅非国家之福，反而影响社会治理，加大国家内耗。正如责任主体的职责,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在于如何能保障国家的生存，如何能促进国家的发展。换句话说，法制建设是以生存和发展为出发点的。
      人大是由下而上的代议制机关，通过具有广泛性，代表性，普遍性的表决，从而上升成法律，最大刺激个体的经济活力。政协是由上而下的代议制机关，通过整体对个体的强制性约束，捍卫国家安全，保障个体在社会生活的生存权益。
      个体是发展的主体，个体的数量决定了发展的质量，但培养一个个体至少需要十数年的时间，但浪费掉一天就够了。因此，刑事法的目标是尽量教育人，挽救人。比如，通过在经济上加大负担和税收，或进行禁业限制，或限制其自由，通过小惩而大戒，使其改过自新。实在罪大恶极者，则依法剥夺生命，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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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改革
      金融改革是参考西方货币发行及相关理论的精华，参考国家现状进行了适当改进创新。
     将以国家信用为抵押的怀特方案，变更以公民信用为抵押作为央行发行货币的基础，政府以税收作为担保，使央行释放货币，财政收入成为利息，最终成为凯恩斯学说的保险性货币需求，一部分对所有个体进行无差别的保险而受保监会监管，另一部分成为公民福利，包括结婚，生育，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及养老,福利的分配是以个体的信用为基准的，军事信用最高，因为它的约束力最强，风险最高，所以分配最高，道德信用最低，它的约束力最弱，分配最低。
     个体及权力主体的收入就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易型货币需求，对应的是消费和日常支出，是折旧，另一种是投机性货币需求，对应的是投资，是生产。生产过剩，则以税收为杠杆加速折旧；折旧过剩，则刺激生产，通过国债利率，市场拆借利率等等金融工具即可实现经济的管理。
      对于投机性货币需求的风险，可以通过国债等等金融工具，以及税收/国民福利盈余进行风险管控，保证外汇，期货，证券市场的稳定，它们的稳定必然也保障经济的稳定。
      既然税收以利息的形式成为了国民福利，那国进民退，民进国退也成了一个伪命题。以税收/国民福利盈余，在初级市场上投资甚至控股有竞争力的民企，取消对国企的行政干预，在增值保值的同时，放开两者的竞争，如两手互搏一样，优胜劣汰，激活国企活力，完成国企改革。
      金融改革不仅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了社会成本，以信用为分配基准可以有效的引导社会风气向好的方向转变；可以保持生产和折旧的平衡，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最终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和汇率自由浮动，成为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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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治理改革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开始，治理社会的模式都是纵向治理模式，特征就是行政化指令式的管制，并通过以独尊儒术及其三纲五常等等思想将所有个体结成一个整体，皇帝永远站在最高点。由于西北及北部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农耕民族对马背上游牧民族的天然的弱势，这种治理模式可以最大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捍卫民族的生存。
     这种治理模式的缺陷在于极大的限制了社会活力，同时责任主体和权力主体不分，也导致严重的不公.一旦开朝初期的以量扩张的经济发展达到顶点，必然物极必返。譬如遭遇极端的天气，导致农业生产歉收，造成生产和折旧不平衡。那必然会导致政治的分裂，典型的说法就是农民起义，它通过人口的折旧来使生产和折旧重新平衡。
     一般而言，人口的数量必然导致发展的质量，但中国的人口即使达到亿的级别，技术革命却从来没有爆发在中国。即使到现在，我们现在所流行所谓技术革命，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反观西方，除了有限的几次危机，它们的边境并没有长期面临游牧民族的威胁，经济都是自由而野蛮的生长的，这种以利润和货币为牵引的横向治理方式极大释放了社会活力，工业革命，电力革命以及后来的信息技术革命，都爆发在西方，但由于私有制的原因，或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它们必然要通过对外殖民和战争，夺取市场，实现货币利润，比如近代中国近代一系列屈辱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如此。
      比较来看，行政式的指令纵向治理模式是求稳防变，安全优先，重点在于事前预防，它在抑制对自身的危害的同时，也限制了社会活力;以货币牵引的横向治理模式是变中求利，发展优先，它在追逐发展的同时，事实也削弱了自身生存的能力，我们看到西方社会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帝国主义的进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政权反复易手被窃取的真实写照。
      在以和平和发展为主体的实际潮流中，综合利弊，取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通过以信用做为货币分配为手段的横向治理模式，释放社会活力，而将重点放在事后预防完善,修补漏洞,保障国家生存。
     不过，发现了才能预防，怎么才能确保能发现呢。
      参考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它发展的中后期，务虚化，扩大化和激烈化将其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放大了，但它却彻底的发动了群众。如果我们也能彻底发动每一个个体，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那就能化弊为利。当一个个体在权力主体或者说经济主体之中，他必然追逐最大的利益，这是人的天性。当它离开这个主体的时候，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以其向国家提供对国家不利或者危害国家的事实依据为凭证，由国家发放离职证明及失业保险，并记入个人的经济信用或给予奖励为引导，国家就能做到事后发现，防范，对涉案的个体或经济主体依法处理，或经济处罚，或禁业，或禁止自由.或完善国家的法律体系.
      它取两者之利，取两者之弊。不仅能最大程度的激发社会活力，也能有效的发动所有个体，从而保障国家安全，做到事后预防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