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堂：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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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一）

　　时近端午，这一节日的由来自古有多说并呈。

　　最有影响自然是纪念三闾大夫屈原说，另外还有纪念孝女曹娥说，以及纪念春秋名人伍子胥说。

　　上述这几个传说的共同之处，一是均为纪念溺于江水之人；二是反映了民间对逝于江水之人普遍深切的同情。

　　在上述三人中，堂主自读书以来，对其最有特殊情感的是伍子胥。

　　今日追想原因，大抵屈大夫高贵文雅，气质超凡，我等普通人望之如天上星辰，实在是可远敬而难近慕。

　　曹娥则是孝女，由于性别不同，所以也自然忽略了。

　　至于伍子胥，既非完人，更非圣人，可以说是至情至性，普通人中的英雄。所以当然就容易对其抱有更多的同情，以及愿意接近的心理。更何况，对于英雄豪杰，除了同情，还有深深的仰慕呢。

　　--春秋英杰几多悲，端午持粽辨是非。--

　　堂主少年读史之时，便对伍子胥颇有好感，早想谈一谈这位千古后世对其争议不断的悲剧英雄。

　　史载伍子胥本为春秋时楚国重臣世家，其本人可谓文武双全，谋略出众。可惜楚王无道，滥杀直臣，一家人数百老小，被杀得只剩下伍子胥一人出逃于外。此为一悲。

　　历经艰险之后，终于逃至楚国边关昭关，但楚国追索甚急，始终没有机会出关，心急如焚，一夜之间而乌发全白，年纪青青即呈现衰老之相，此为二悲。

　　到了吴国后，无门路可走，无金钱盘缠度日，于是吹萧乞食于吴市，大好英雄，无处施力，只得俯首求乞为生，此为三悲。

　　终于被声名在外的吴公子光发现，引为门客。本意欲借其引见于吴王王僚，借兵伐楚报仇。怎奈公子光早有篡位吴王之心，一直不让吴王重用伍子胥，此为四悲。

　　公子光逼迫伍子胥为其出谋划策篡位，伍子胥不得已，引入专诸和要离这两个千古闻名的大刺客，要离贪名也就罢了，专诸却是事母至孝，最终害死了一个大孝子母子二人，想来并非伍子胥本意，却很无奈，此为五悲。

　　公子光篡位尚未成，而伍子胥的大仇人楚平王已死，未能生执其以报大仇，伍子胥为此大哭终日，此为六悲。

　　终于等到公子光成功上位，成为吴王阖闾，伍子胥引荐兵圣孙武给吴王，训练士卒，终于三战攻入楚国郢都，吴兵纵兵行凶，满城生灵多有涂炭，此非伍子胥本意，却担下千古恶名，此为七悲。

　　平王已死，生前惧怕报仇，隐藏墓葬。伍子胥无处报仇，全力求访其墓，最终掘墓鞭尸，好友申包胥来信责备他，伍子胥悲凉地回答：“吾日暮途穷，故倒行而逆施也”，此为八悲。

　　友人楚人申包胥与伍子胥为至交，多年之前，在伍子胥逃亡路上，二人相约，伍子胥必覆楚，而申包胥必存楚，最终申包胥泣秦庭三日，借秦兵复楚，恰吴国内乱，吴军退去。一对知交好友，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终互相为敌，此为九悲。

　　吴越相争，吴王阖闾受伤去世后，伍子胥受家传忠直的基因影响，未能听孙武之劝离去，最终辅佐吴王夫差灭越国，夫差开始猜忌伍子胥位高望重，不听其劝说，释放越王勾践。忠直而被猜忌，家族的宿命，此为十悲。

　　越王卧薪尝胆，使用反间计，陷害伍子胥，吴王夫差赐伍子胥自杀，死前伍子胥不失英雄本色，要求悬己头于都城东门上，以观越兵入侵。吴王大怒，于五月初五，取子胥尸体，纳于皮袋之中，沉于江中，此为十一悲。

　　所以吴人怜之，立祠祭祀，于五月初五纪念这位悲剧一生、可敬而更可怜的英雄人物，是为端午最初之由来。

　　伍子胥死后二百余年，楚国屈原，几乎重复了伍子胥晚年在吴国的悲剧，最终投江自杀，百姓同情之余，在端午之日，往往合并纪念这二位先贤。

　　包括孔子、屈原在内的时人，以及北宋之前的后世人，对伍子胥的评价大多为同情和正面。

　　比如《史记》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是：“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孔子的学生以伍子胥掘墓鞭楚平王请问孔子：“笞墓何名乎?”孔子的回答则是：“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屈原的评价是：“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苏轼的评价是：“父不受诛，子复仇，礼也。生则斩首，死则鞭尸，发其至痛，无所择也。”

　　不过，大致从南宋以后，以至于明清，对伍子胥的评价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更多的负面评价，开始占据了上风。

　　在明人所撰《清平山堂话本》中记载：北宋真宗曾驾临武庙，见陪祀七十二子中有伍子胥和赵云，有大臣奏说：“伍子胥曾鞭主尸，赵云曾叱主母，此二人不堪入庙。”真宗曰：“此二人亦英杰也，可于门首享祭。”于是至今在武庙为把门将。

　　至于南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冤杀民族英雄岳飞之后，贬低甚至斥责伍子胥就成为当时的政治正确。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

　　明、清之际，封建社会走向最后的繁荣与没落，对民众思想的禁锢进一步加强。所以，要一直到清末，才有梁启超出来为其说了点好话——“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

　　下面，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位春秋一代英杰人物波澜起伏的人生。

　　--一封书信到樊城，拆散兄弟两离分。--

　　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伍子胥名员（yún），字子胥，与其后世的屈原一样，也是楚国人，其家为楚国世代大臣。

　　伍家门风甚好，用演义里的话，可以说是世代的忠良。到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这一代，被当政的楚平王任命为太子太傅，作为太子的老师，位列“三公”，可谓国之重臣。

　　可是此时在楚王身上出了大问题，楚平王这个人呢，既贪婪又奢侈，楚王的位置是他趁楚国发生内乱之际，率军夺得的。所以在他即位之后，就对臣下比较敏感地防范，那些比较富裕跋扈的，比较正直有威望的，都会被他找借口处理掉。

　　至于像那种奸佞媚上、而又必须依附楚王之力的大臣，楚平王就比较喜欢，费无极（左传称费无极，史记称费无忌）就是这么一个人，被楚平王任命为太子少傅，与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做了同事，也算位高权重。

　　楚平王的太子名“建”，像费无极这种没有真本事、只靠溜须拍马的小人，当然太子建不会喜欢，像伍奢这种有本事、正直、有威望的大臣，太子建自然很尊重。

　　唉，所以古人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如果在古代，得罪小人之后，最佳的后续处理方法，其实是彻底把小人斩草除根——这才安全；当然，在现代法治社会，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费无极也知道自己不被太子待见，于是对伍奢和太子建十分嫉妒恨。怎么办呢？如果将来太子建顺利接位，就没有他什么事了。所以费无极就一直想把太子建搞掉，于是想了个特别阴损的毒招——离间楚王的父子关系。

　　不久，费无极就赶上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楚平王派费无极去秦国为太子建迎娶太子妃——这倒是费无极的本职工作。于是，费无极在迎亲队伍返回楚国的途中，自己离队飞车抢先驰回，秘密觐见楚平王，向他好好地描绘了一番秦女的美貌，说得是天上地下少有。最后，向楚平王建议：“不如大王您自己娶了得了，给太子再换个别的媳妇。”

　　结果呢？自然是楚平王被说动心了，于是便半公开地娶了原先在伦理上的正在过门中的儿媳妇，给太子建另外换了个陪嫁姑娘作太子妃完事。楚平王原来的这个儿媳妇还真的确实很漂亮，进宫后十分受楚王宠爱，也给楚王生了个儿子。

　　很奇怪的是，但凡这种事情，往往就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与其说是上天惩戒，不如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日久时移，自然上行下效，风气败坏。比如后世唐玄宗同样抢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作老婆，随之重用杨国忠等杨家人，近小人而远正直，终于引发了安史之乱，使大唐盛世转为衰败，唐玄宗和杨玉环本人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

　　虽然这种坏事最终都瞒不住当事人，但是，不论太子建是厚道也好，还是为了自保也好，反正他从来没对此事说过什么。可做了小人的费无极不这么想，总担心太子建将来继位后会对他下手。于是，又开始对楚王进谗言，说太子建天天在背后说楚王坏话。

　　楚平王做了亏心事，本来就心虚，于是慢慢疏远了太子，最终把太子放到边疆去守城了。费无极抓住一个时机，进一步对楚平王说，现在太子很怨恨大王，在边疆守城手里又有兵，您要小心他将来结交别国诸候，起兵作乱。

　　由于楚平王自己当年就是走了这条道路，最终夺取了楚王之位，所以费无极这个说法，极大地刺激了他敏感的神经，于是就召来太子太傅伍奢询问。

　　伍家几代都是正直的人，但却不是老奸巨滑的政客，所以伍奢直言不讳地说：费无极是小人，大王您怎么能信小人的谗言，离间骨肉之亲呢？

　　从这件事情上看，伍家人真的太实在了，或者说长于治国而短于政争保身。伍奢的回答并没有解决楚平王当下最担心的问题，反而火上浇油，在费无极的进一步谗言下，楚平王囚禁了伍奢，派人去杀太子，被派去的人同情太子，提前通知，于是太子建逃亡去了宋国。

　　小人的特点就是把事情做绝。所以费无极继续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贤能，如果不一起处理掉，将来会成为楚国的大患。我们不如用他们的父亲为人质，要挟他们来都城一起杀掉算了。”

　　于是，楚平王派使者欺骗狱中的伍奢：“如果你能写封信叫来你的两个儿子，就能活，否则就死。”听到这么幼稚的谎言堂主都笑了。

　　伍奢虽然正直，也不会玩政治，但人家也不是傻瓜，一眼就看穿了楚王的诡计。于是对使者说：“信我可以写，但我的大儿子伍尚比较仁厚，一定会来；而二儿子伍员刚猛而能忍辱，一定不会来。”

　　楚平王不听，派人去送伍奢的信，并要求使者对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就不杀你们的父亲；如果不来，就杀掉伍奢。”

　　真是知子莫如父，在收到书信后，很快看破阴谋的兄弟二人，果然如父亲伍奢所言，长子伍尚慷慨赴郢都与父母一家同死，次子伍员伍子胥则在家等待消息。不久，在收到噩耗后，伍子胥以箭射退来杀他的楚王使者，出逃而去。

　　堂主尤为喜爱著名经典京剧剧目《伍子胥》，这部大剧一共包括了《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芦中人》、《浣纱河》、《鱼藏剑》和《刺王僚》七折，其中第一折就是《战樊城》。

　　在收到父亲被楚王要求写的书信后，与兄长伍尚商量之后，伍子胥对兄长唱道：

　　一封书信到樊城，拆散我兄弟两离分。

　　叫家院看过酒一樽，弟与兄长来饯行。

　　登山涉水多安稳，披星戴月奔都城。

　　若是合家同欢庆，在爹娘台前问安宁。

　　倘若是家门遭不幸，报仇之事有弟伍员。

　　堂主比较喜欢以前张克老师巅峰之时的演出，人物感情揣摩到位，嗓音苍凉高亢，很好地诠释了伍子胥这位英雄人物。

　　下回预告：

　　伍子胥、申包胥，两胥会长亭，原来的知交好友，申包胥，为什么不出卖伍子胥吗？仅仅是因为友情吗？

　　文昭关、武昭关，难关终须过，一夜白头的伍子胥，在京剧里留下了著名的老生唱腔——“三轮明月”之一。里面的两处“鬼腔”，真可谓动人心魄、催人泪下，是堂主最喜欢的唱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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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二）

　　据《史记》记载，伍子胥出逃之后，首先是去了宋国——因为楚国太子建在宋，这说明很可能在开始的时候，伍子胥还并没有要从吴国借兵伐楚报仇的想法。

　　毕竟楚太子建也曾是楚国正统，所以从春秋大义上说，伍子胥的做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后世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结合《史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以及其他野史逸闻，对伍子胥的故事进行了深度的加工和演绎，传诵至今。（关于《公羊传》，可参见小文“史海沟沉——春秋三传有公羊”）

　　比如明朝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其作品《东周列国志》（虽为小说家言，推荐诸位读者亲们，闲暇时可以一读）中，就详细演绎了伍子胥别妻、妻子贾氏自缢、伍子胥射退追兵，并警告追赶他的楚国将领武成黑的情节。

　　员乃张弓布矢，射杀御者，复注矢欲射武城黑。黑惧，下车欲走。伍员曰：“本欲杀汝。姑留汝命归报楚王，欲存楚国宗祀，必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灭楚，亲斩楚王之头，以泄吾恨！”

　　当是时，楚平王哪里把小小一介伍子胥放在眼中呢？等他的哥哥伍尚到了郢都之后，就把狱中的伍奢，连带伍尚等伍家一家人，全部杀死。

　　临刑之前，伍奢喟然长叹：“伍员不至，吾虑楚国君臣，从今以后，不得安然朝食矣。”——“我的二儿子伍子胥没有来，我担心楚国上下，今后连安然吃早饭的心情都会没有了。”

　　楚平王果然问行刑前伍奢有何怨言，伍奢的原话被报给楚王，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楚王对伍奢的能力是认可的，此时听了他的遗言，突然感觉有点害怕；于是又派出很多士兵追杀伍子胥，却始终无获。

　　此时，奸佞小人费无极，又给楚平王出了个主意，挂出了天价的高额悬赏——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这个赏额之高，也许在春秋时期，可排第一了。

　　五万石粮食，再加上封赏有执珪之位的爵位，可谓既富之极且贵之极也。这个赏格分别见于《史记》及《吕氏春秋》等正史，可见楚王与费无极必欲得伍子胥而后快的急切与内心的恐惧。

　　伍子胥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就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后来的历史表明，上述的赏格不是高了，而是低了，远远比不上伍子胥的价格——那可是国士无双啊，可以“以一人覆一大国”，正所谓黄金有价，国士无价啊。

　　这让我想到2000多年之后，西方某强戎的海军将军，也曾给一句钱姓华夏男儿能抵五个师的评价，并千方百计阻碍他回国；后来事实证明五个师也还是看轻了国士——国士无双啊。笔者此前写过一篇小文：“国士无双”，论及此事。

　　单以勇武而论，旧版《列国志》中，演义程度更甚，有“秦哀公临潼斗宝“一回，元杂剧也有《临潼斗宝》。说的是，秦哀公（一说秦穆公）在临潼举行斗宝大会，集合十八家诸侯国，以比较传国之宝的方式，试图震慑诸侯臣服。轮到楚国时，当时伍家还在，伍子胥出列，面对各国所展示的奇珍异宝，自称楚国不重器物之宝，最重视之宝为“人宝”，就是他伍子胥自己，当场举起千斤之鼎，震慑住了秦王，使其阴谋破产。

　　虽然上述是演义，但也须有所本，比如从来就没听说有人演绎文弱的张良去举鼎的。从正史记载的蛛丝蚂迹来看，伍子胥在楚国的大力追捕下顺利逃亡，且能与勇武过人、后来著名于史的刺客——专诸——相交，得其服膺，有很大概率其个人武力值确实很高。

　　再以兵家谋略而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伍子胥能向吴王引荐孙武，说明其才能足以与孙武并列。在实战中，他与孙武率吴军击败楚国，攻入其国都，后来又为吴国重臣，建设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姑苏城（今苏州古城），并最终使吴国强盛，称霸一时。我们学中学历史时都知道，史书上有把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列入春秋五霸的说法，由此可见一斑。

　　--伍申相会别长亭，覆楚存楚两相约。--

　　《史记》中并没有具体记载伍子胥与好友申包胥相会的具体时间地点，但据各种史料推测，时间大概在伍子胥刚逃出，并准备至宋国去依附太子建的路途中。

　　申包胥也为楚国大夫，虽然楚平王给出了巨额赏金，但申包胥并不为所动。这与钱财富贵无关，与人品信仰有关。

　　春秋时之人，有费无极这样的奸佞小人，有楚平王这样的贪淫之君，有吴公子光这样的政治野心家；但也有伍子胥这样的烈士英雄，有申包胥这样的义士贤臣。别说是这种赏金，就算是把整个楚国放到申包胥的面前，他也丝毫不会有所动心——因为他信仰坚定，底线分明，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也。

　　不得不承认，在今人的眼光看来，春秋之时的人，有时候迂腐或者说傻得实在是厉害。但笔者以为，这其实恰恰是我们华夏一族自春秋以后所慢慢失去、在今天社会亟待恢复的最高尚品质。

　　其实，为建立新中国奋斗牺牲的无数先辈们，就是靠这样的高尚品质，才能够以弱胜强，挽国家倾亡于既倒之时。只是，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在生活慢慢富足起来的同时，着重追求的却是人压迫人、人高人一等、人贵人一头的历史与文化垃圾而已。春秋之时的“士”之精神，生活中罕矣哉，罕矣哉。

　　正史记载不详，但不妨碍后人的细节演绎，于是，京剧《长亭会》以明朝时的政治体制背景和人物形象，演绎出伍子胥出逃途中遇到申包胥率一队人履职回朝，二人相会，各抒其志，最终分手于长亭，申包胥转身严戒令手下勿泄伍员行迹的剧目。

　　在冯梦龙《东周列国志》中，则是如此演绎此回情节的：

　　再说伍员沿江东下，一心欲投吴国，奈路途遥远，一时难达。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奔宋国，何不从之？”遂望睢陽一路而进。

　　行至中途，忽见一簇车马前来。伍员疑是楚兵截路，不敢出头，伏于林中察之，乃故人申包胥也，与员有八拜之交，因出使他国回转，在此经过。

　　伍员趋出，立于车左。包胥慌忙下车相见，问：“子胥何故独行至此。”伍员把平王枉杀父兄之事，哭诉一遍。包胥闻之，恻然动容，问曰：“子今何往？”员曰：“吾闻‘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将奔往他国，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极之尸，方泄此恨！”

　　包胥劝曰：“楚王虽无道，君也；子累世食其禄，君臣之分定矣。奈何以臣而仇君乎？”员曰：“昔桀纣见诛于其臣，惟无道也。楚王纳子妇，弃嫡嗣，信谗佞，戮忠良，吾请兵入郢，乃为楚国扫荡污秽，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灭楚，誓不立于天地之间！”

　　包胥曰：“吾欲教子报楚，则为不忠；教子不报，又陷子于不孝。子勉之！行矣！朋友之谊，吾必不漏泄于人。然子能覆楚，吾必能存楚；子能危楚，吾必能安楚。”伍员遂辞包胥而行。

　　说到这里，有些读者朋友必有疑问：从传统士大夫的道德规范来说，楚王为君；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楚为故国。难道“君臣之义+故国之义”，不是很自然地大于“伍子胥的报父仇之义+申楚二人的朋友之义”吗？？？”

　　古人居然还正面评价伍子胥，也十分正面地评价申包胥，这似乎不太合古代人的“三观”啊。

　　但是且慢，我们须要看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

　　在春秋时期，所谓的楚国、吴国，仅仅是诸侯国而已，真正的国君是周王室。所以说，从根本上看，不论是伍子胥，还是申包胥，以及春秋时期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楚国、吴国、宋国的看法，是一视同仁、地位同等的。

　　所以，春秋时著名的士，皆可以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甚至是率军与故国（或上一国）而战，并没有深切的思想与三观负担。打个比方来说，这有点类似于现代社会足球运动员或NBA篮球运动员的转会——都是在一个国家里，某个球员觉得现在呆的俱乐部对自己不好或者不重视，就可以想办法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甚至在今后的比赛中，还经常进球“灭了旧主”，也极少看到原来的俱乐部、队友或者球迷，做出极端的不理解反应。

　　但是，如果是引异族外敌来复仇，那就涉及国家民族大义，是根本上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比如后世的汉奸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报父仇，比伍子胥时代稍早一点的西周末，引西方异族外敌犬戎攻入西周镐京的周奸——申侯，这两个家伙的名声和评价，可是从古到今，一直是很臭很臭的。

　　所以即使是在今天，那些入了外籍的球员，在对阵自己原先的祖国时，也会多有顾忌，其中少数一些如小山智丽之类的不齿之流，为世人所唾骂，就是他们咎由自取了。设想如果梅西改国籍为西班牙，估计此前早已拿到不止一次世界杯冠军了，可是这种事情，稍有脑子和道德底线的人，都不会去做。

　　历史上，秦国之所以能够立住脚，得到周王室的承认，恰恰就是西周末、东周初在抗击异族外敌犬戎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当然自身也损失惨重，几个早期的国君都死于战争。所以秦统一六国，从根子上说，并无不正之处；反而是楚国，虽大，但从来都属于南蛮，并不正统。

　　但楚又很无辜，大概战国末期秦楚之争中，楚国被欺负得实在是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才有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不过最终，正统国祚还是归于了刘邦的汉朝。

　　因此，具体到伍子胥，只是在宋朝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被多有批评贬损，本质原因，也恰恰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三观”，已经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这样，民间对伍子胥的看法，仍然是同情多于批评的。这个方面，堂主后面再细论。

　　--杜鹃啼血鬼腔声，昭关一夜急白头。--

　　子胥至宋，见到太子建，本来想得宋国之援以图之，怎奈时运不济，宋国发生了“华向二氏之乱”——华氏、向氏两家大夫，被宋君所忌，却先下手为强，诱杀宋君，宋国自然大乱。

　　伍子胥无奈随太子建再奔郑国。此时郑国贤臣子产当政，郑国虽处晋楚之间，却非弱国。郑国对待太子建非常地不错，怎奈太子建又自己作死，唉，伍子胥时运好差。

　　太子建在访问晋国去联络外部力量的时候，晋国人诱惑太子建作为内应以灭郑，并承诺灭了郑国后，以郑地封太子建。这件事情充分暴露出太子建是个头脑简单的政治大白痴，也说明伍子胥的老爹伍奢确实不擅长政治诡谋，所以没教好太子建。

　　太子建有很大概率没有与伍子胥商量，因为伍子胥可没这么白痴。结果回郑之后，风声走漏，郑国怒而诛杀太子建。伍子胥救出太子建的儿子胜，携他逃出郑国，此时才奔吴国而去，而昭关是必过关口。

　　《列国志》及京剧《文昭关》对此演绎得特别精彩，先是伍员偶遇名医扁鹊弟子东皋公，被东皋公认出，带至家中隐藏，承诺很可能有机会帮伍子胥混出关，但需等待时机。

　　盖因东皋公有一好友名为皇甫讷，面貌与伍子胥较为相似，但皇甫此人虽经常来访，毕竟时日不定，所以东皋公也不好把话说得十分肯定——这可苦了伍子胥了。

　　于是，伍子胥在东皋公的园子里一住就是七日，每日里东皋公并不谈及如何过关，伍子胥情急屡次去问，东皋公只能说待一好友到来再设法过关。七日之后的这一夜，伍子胥心急如焚，夜不能寐，因为郑国之乱已经传到楚国，楚平王又加大了搜索和对昭关的把守检查，很可能一朝被擒，则万事成空，再也无法复仇。

　　且听京剧的唱词，这是老生唱腔经典中的经典，高难中的高难，开口第一句是“一轮明月照窗前”，与《捉放曹》中老生陈宫的唱段“一轮明月照窗下”，《清官册》中老生寇准的“一轮明月早东升”被合称为“三轮明月”。

　　堂主尤其喜欢《文昭关》中这一段，十年之前，堂主经常于晚上反复在电脑上听张克老师的这段唱腔。此外还有耿其昌老师和李维康老师夫妇二人的《四郎探母》“坐宫”一段，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听完颇有余音绕梁之感。。。。好吧，说老实话，今日回首，也许那个时候，个人颇有因环境所限而才志难伸之感，所以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吧。

　　堂主忍不住要在此扰一下诸位读者的清目，将此段唱腔和剧情整理贴之如下：

　　（起初更鼓，伍子胥从屋中出，黑须髯口）（念白）唉，爹娘啊！（唱）：[二黄慢板]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昭关有阻拦。幸遇那东皋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七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俺伍员好一似丧家犬，满腹的含冤我向谁言？我好比哀哀长空雁；我好比龙游在浅沙滩；我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怎能够待到明天？

　　（起二更鼓，东皋公上）（唱）：.....熄灭了灯亮窗前站，且听愁人口内言。

　　（起三更鼓，伍子胥从屋中出，换花白须髯口）（唱）：[二黄原板]（节奏比上一段慢板稍快，烘托人物越来越急切的心理）心中有事难合眼，翻来覆去睡不安。背地里只把东皋公怨，叫人难解巧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为何几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拿我献与昭关。哭一声爹娘不能相见，不能见！爹（第一处鬼腔，知音者闻之，撕人心肺，如鹤唳猿啼）娘呀！要相逢除非是梦里团圆。

　　（伍子胥进屋，稍后，起四更鼓。）东皋公　（二黄原板）听他言来心好惨，铁石人儿也泪涟。背地里只把老汉怨，想条妙计救他出关。

　　（东皋公下。起五更鼓。伍子胥出，换全白须髯口）（唱）（二黄原板，音趋高亢，节奏更快）　鸡鸣犬吠五更天，越思越想越伤惨。想当初在朝为官宦，朝臣待漏五更寒。到如今夜宿在荒村院，我冷冷清清向谁言（第二处鬼腔）！我本当拔宝剑自寻短见，寻短见！爹娘啊！父母的冤仇化灰烟。对天发下宏誓愿，我不杀平王我的心怎甘。。。

　　张克老师的伍子胥扮相很帅，唱时目中含情，人物感情体悟得十分到位。

　　过昭关这一场，还有一出《武昭关》，其中多了一个旦角，饰演太子建之妻，胜之母，剧情则有点类似于赵子龙长坂坡救主，糜夫人投井一出。剧中伍子胥不像《文昭关》更重唱功，而是重做功，不过目前此戏接近失传。

　　《文昭关》之所以能流传更广，笔者以为这与其被杨派创始人杨宝森先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精心研究打磨，最终成为杨派的代表剧有关——杨先生的人生经历，也是一出励志大戏，以后堂主有暇时再谈。

　　说回伍员，正因为一夜白头，恰好皇甫讷又来拜访东皋公，于是依计而行，让皇甫假扮为伍员先入关去，假作慌张，被守关士卒擒住，于是关上松懈，一片混乱；白发的伍员趁机携太子建的幼儿胜顺利过关，稍后，皇甫才开口自辩非伍员，东皋公上关去作证，于是皇甫伍员双双脱脸。

　　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到，对楚平王的仇恨已经充满伍子胥的胸膛，甚至是整个人生目标，所以才会情发乎中而形于外，以致于一夜白首。要知道，古人的生活条件较差，寿命短，疾病难医，又战乱频仍，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别说满头俱白，只要有那么一、两根白发，就要感慨半天了。

　　这可不像今天，比如堂主，虽然未及半百就已经满头白发很多了，但自知从十余岁时就开始少年白，所以也见怪不怪了。但对于古人来说，功业未就或大仇未报即白发满头，会被视作早哀而寿不永之相，怎能不让人对镜悲怆呢？

　　所以太白也有诗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真可谓上通伍子胥，下启岳武穆“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这正是：

　　春秋多有士，慷慨照丹青。
　　白发催人老，壮志恨未行。
　　非为惧归去，实乃忧愤心。
　　知音自古少，弦断有谁听？

大参考

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三）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们了解了伍子胥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悲惨之处就在于：他们原本尽心尽力辅佐的楚王，恰恰是制造巨大灾难的源头。甚至可以说，当时是：伍氏不负楚，而楚负伍氏。

　　但请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一家仅仅是泯然众人矣的常人家庭，那这种悲惨遭遇，最多大概只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却很难引起后世无数仁人志士、风流人物的持续关注，也不会引起高度赞许与极端批评的巨大争议。

　　可见，人一定要自强，一定要有本领。有本领的人，成功了固然能够得到大量鲜花掌声，以及青史的赞誉；即使失败了，也可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此类例子举不胜举，比如后世的霸王项羽也是典型的一个。

　　这一点，至少持续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崩坍，才出现全新的观点。梁启超大胆地提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后来，鲁迅先生也很同意这一看法。

　　新中国建国以后，才开始给普通的平民和小人物们有出头的机会，主席曾试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让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底层民众——都有自由发言和批评的机会与权利，但超越历史发展和人民素质水平后，实践的结果并不好，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堂主个人以为：未来将是上述两个方面的结合，既需要鼓励人人自强，不断提高全民及至人类的素质；也需要持续关注底层普通民众的诉求，更多地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来面目。

　　扯的稍远了些，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继续伍子胥的苦难人生。

　　--渔父渡江芦中人，室女助食浣沙河--

　　本系列文章的标题，以及前文中，都反复提到后世对于伍子胥的争议。但是，如果大家去检索历代名人对伍子胥的评价，会发现：称许其人者，要远远地多于批评者。而且，这些批评者中的名人，往往只集中于明清两代。

　　比如成书于宋元之时的《莹雪丛说》就公开谴责伍子胥；清朝有人作诗赞扬伍子胥的复仇行为，著名学者王士祯还对此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另一名著名学者周斯盛，还通过作诗来激烈反驳。

　　但即使这样，总体而言，批评伍子胥的还是极少数。

　　我们如果再来看历代王朝对伍子胥的官方评价，就会更加惊讶——哪怕是南宋以后、胡人入主的元、清两朝，居然都是出乎意料的十分正面！！！

　　比如，北宋宋真宗年代——就是那个据说把伍子胥贬到武庙门口守门的宋真宗——封伍子胥为英烈王，并赐宋忠清庙额；宋徽宗加封其为威显王；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加封忠壮王；宁宗嘉定十七年，累封忠武英烈威德显圣王；元朝赐号忠孝威惠显圣王；清朝雍正七年封英卫公，明令春秋祭祀。

　　如此看来，争议在哪里呢？——当然不在表、而在里。

　　我们来看京剧《芦中人》和《浣纱河》，这两折戏也经常合并为《浣纱记》出演。

　　从京剧艺术上来看，出现了丑角和旦角的大段戏，这给了扮演伍子胥的老生演员以喘息之机。前面《文昭关》里大段高难度的唱腔之后，需要让嗓子休息一下，后面再接上《鱼藏剑》和《刺王僚》的精彩激烈。

　　从剧情上看，这两折戏也确实符合史书及传说中伍子胥混过昭关之后的经历。

　　因为即使过了昭关，只是通过了一个咽喉要道，离吴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且有大江之隔。

　　就在伍子胥继续逃亡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了他和幼小的公子胜的行踪，于是楚国大军从背后的昭关迅速追来，而前方正好是一条难以飞越的大江。这正是：后有追兵、前有大江，简直是插翅难飞啊。

　　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恰在此时，江上有一渔父乘船，便以船渡伍子胥和公子胜二人过江。之后，伍子胥因身无分文，便解下腰中的佩剑赠之，说：“此剑值百金”。可渔父其实早已认出了伍子胥，对他说：“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邪！”不受宝剑而去。

　　按照京剧的演绎，伍子胥之前躲在芦苇之中，下船后询问渔父姓名以图报答，对方回答：“我称你芦中人，你称我渔中人即可”。

　　伍子胥二人渡过大江，已进入楚吴相接之地，接近于吴，应该说基本上安全了，楚兵不会再追来。

　　可是，人在精神突然放松之下，却生起了病，伍子胥只得吹箫乞食于路。如果放在今天，倒是很时髦的穷游艺术家，可是在那个年代，以“上士”之身，行此乞食之事，其实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成语嗟来之食典故中，饥民宁愿饿死，都不愿接受富人态度不好但却是主动施舍的食物，更不用说主动乞食了。

　　后世演义中有秦琼病中卖马，有杨四郎为探母对辽国公主低声下气，可见英雄落难，千古同悲啊。

　　所以，古人多评价伍子胥为复仇，可谓能忍大辱者也。而且，乞食一事，毕竟不像后来越王勾践主动去尝吴王的粪便那么变态，所以才赢来无数后人掬一捧同情之泪。

　　就在此时，伍子胥在溧水之阳的一条小河边，遇到了一位好心的浣纱女子。伍子胥不得以厚颜向其乞食。浣纱女见其气宇不凡，询问所以，并以饭食之。

　　好吧，下面是体现争议的剧情出现了：

　　在京剧中，江上渔父救助了伍子胥之后，伍子胥行不多远，又回头反复叮嘱渔父，切莫向后来的追兵泄露他二人的行踪。于是，渔父一边答应，一边船行江心，假作投水而死。

　　至于浣纱女，由于十几年来从未与男性接触，更何况和伍子胥又说话，又授受——给他饭吃，本来就百感交集中。结果伍子胥再来一次，走远后又回头叮嘱她不要泄露行踪，于是浣纱女为贞节和安其心，翻身投水而死。

　　这下倒好，两个救命恩人，一个假死，一个真死。

　　放到今天来看，这就是宣传英雄人物伍子胥过程中，典型的高级黑啊。

　　京剧为什么有高级黑伍子胥的嫌疑呢？——问题当然不是出在现代剧作家们身上——毕竟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有所本的剧情，可上溯至元杂剧呢。

　　结论只有一个：南宋开始，元、明、清三个封建社会末路王朝，思想禁锢进一步加强，在伍子胥人物形象明显不太符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况下。为了把其形象对“忠孝”上面靠拢，真是费尽了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宣传人员的心思。

　　于是，就要把伍子胥，以及他身边的人物，一点点地塑造为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形象。

　　剧中，浣纱女是一个典型的南宋理学兴盛之后的被严重思想禁锢的中国古代女性道德楷模形象，由于男女授受不亲，身死事小、守节事大，所以她必须投河而死。

　　渔父则是另一个油滑小市民形象，所以用丑角扮演，所谓“芦中人”、“渔中人”的彼此称呼，给后面剧情中伍员伐楚时报答其后人作为凭据埋下了伏笔。把一个自中华上古文明传说以来，始终呈现为最高洁智慧的大雅大贤之形象代表——渔父——消解弱化成了一个市侩的丑角。

　　在剧情中，渔父不是如《史记》中记载的那样对富贵荣华不屑一顾，而是互换了暗号，期待未来伍员的千金报答；伍子胥也不是如《史记》中那样光明磊落地慨然转身前行，而是行远而再回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厌其烦地叮嘱渔中人不要泄漏自己的行踪。

　　这就是后世对于伍子胥的争议所在，体现在无形之中，这可比直接的批评谩骂，要厉害得多得多。一边由宋、元、明、清朝廷出面高高捧起，一边由剧作文学作品中异化黑化。悲哉，英雄伍子胥。

　　凡不尽人情处，其实皆为不得已，一定有苦衷和合理的逻辑。可是，我们今天在宣传英雄人物时，往往是把那些背后的合理逻辑，和不得已的苦衷一概极度弱化甚至直接略去，让人不得不质疑这英雄人物还是人吗？

　　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引导一下，就会出现一些不明真相者，继而怀疑事迹的真实性，再继而怀疑宣传事迹的执政党和政府，再继而就是怀疑政权的合法性。

　　比如最近大掌柜亲自批示表彰学习的黄教授，堂主看了我们宣传部门最近广为流传的官样文章，感觉已经颇有京剧《浣纱剧》高级黑伍子胥的功力了。嘿嘿。

　　其实，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完全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来宣传像黄教授这样的英雄楷模人物。

　　他们越是同样有普通人会遇到的困难和困惑，越是努力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困惑，做出了普通人难以完成的事业，才越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太阳上面有几个黑子，只会更加衬托出太阳的明亮；更何况，所谓的黑子，只是相对于更加明亮的其他地方而言而已，已经比我们普通人要高大上许多了。

　　回头再来看伍子胥，就这样，历经一路跋涉之苦以后，伍子胥终于携幼儿公子胜踏入了吴境。下面等着伍子胥的，会是一帆风顺的借兵与复仇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伍子胥的苦难还在后头。

　　下节预告：在伍子胥面前，野心家公子光从厌恶和难相处，到最终的以国托孤，到底发生了什么？

　　儒家之道，从春秋至明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真正的儒家之道吗？对伍子胥的评价就是一块试金石。

大参考

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四）

　　历经艰险之后，伍子胥终于到达了吴国，但是，想借兵伐楚可是一件大难事。

　　伍子胥后来推荐给吴王的同事孙武，著有《孙子兵法》传世。这部古今中外最伟大的军事战略著作之一的开篇第一句就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所以伍子胥想借兵，显然必须取得吴王的大力支持。直接去见吴王有点困难，毕竟大人物高高在上，哪里是想见就能见的，所以伍子胥先请人引见，去见以好客养士闻名的公子光——吴王僚的堂兄，希望让公子光再引见他给吴王。

　　--子胥巧计说公子，专诸藏剑刺王僚。--

　　据《吕氏春秋》记载，非常不巧的是，伍子胥的相貌，恰恰是公子光最厌恶的那种。于是，远远一见之下，还没走近交谈，公子光就直接让人说再见，这里“再见”的意思是再也不见。

　　请允许笔者在此冒昧揣测一下，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公子光长得比较矬，所以看到伍子胥长得太帅太高大威猛而自惭形秽不想见。

　　因为如果是伍子胥长得太丑陋或者太讨嫌的话，他应该一路上要不到饭，会饿死途中。而且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对于长得过于丑陋或凶恶的人，人们就算最终能够敬重其品行才能，也很难推心置腹地保持亲近关系，所以如果伍子胥长得丑恶，最后公子光不至于信任伍子胥到言听计从甚至以国托孤的程度。

　　第二种可能是公子光出于政治敏感性，觉得伍子胥借兵伐楚一事是个大麻烦，所以不想沾这个烫手山芋，就找个借口不见。但根据公子光这个大野心家的性格，似乎这一点很不像他的行为。

　　所以堂主最终得出的神结论是：公子光长得比较矬，哈哈哈哈。

　　那么伍子胥如何应对呢？当引见人转述了公子光的理由之后，伍子胥根本就不在意——更旁证了伍子胥是帅哥，有自信就不怕别人说自己丑——而是对引见人说：既然这样，能不能请公子光在我和他之间多拉几道帷幕，我们隔着帷幕谈一谈可以吗？

　　公子光同意了，于是二人隔着多重帷幕开始聊天，结果伍子胥话还没有说到一半，公子光就突然主动掀开所有的帷幕，猛地抓住伍子胥的手不放，并拉着伍子胥和自己坐到一起——真想知道春秋大帅哥伍子胥当时有没有竖起一身汗毛。

　　等到伍子胥说完之后，公子光大悦，答应引见伍子胥见吴王僚。

　　作为一个未来的大政治家和国君，某些学者认为的春秋五霸之一，公子光承诺的事情还是会做到的——不论心里有多么不情愿。

　　伍子胥于是见吴王僚，陈说吴伐楚之利，吴王僚听后为之大为动心，准备付诸行动。不过，伍子胥前脚刚走，公子光就赶紧跑来见吴王僚，说了这么一番话：“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意思就是：伍子胥是为想利用吴报私仇，不是为了吴国利益。

　　《史记》记载，听了公子光的话后，“吴王乃止”。

　　这事传到了伍子胥的耳朵里，公子光估计就没想瞒，也可能是故意让人把自己说的话传过去的。

　　伍子胥多聪明的人啊，立即就明白了——“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意思是说原来公子光想谋反啊，看来吴国将要内乱，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对吴王和公子光说对外用兵的事了。

　　于是，伍子胥转身带着楚太子建的遗孤公子胜，到农村种田去了，这一种就是七年。走之前，伍子胥特意把以前在逃亡过程中结识的吴国民间勇士专诸，郑重推荐给了公子光。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伍子胥绝对不是一勇之夫，而是个胸有谋略之人，甚至可谓见微而知著者也，真是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大智者。

　　说白了，伍子胥的意思就是：你们吴国的内政事情，我不掺乎，所以我种田去了；将来你们内斗夺权，不管谁胜谁负，我只和下一任吴王谈；如果公子光您赢了，说明你牛，我就效忠你，但你得帮我伐楚报仇；如果公子光你事败身死，反正也与我无关，没有你捣乱，我再去说服王僚SoEasy；最后，毕竟你帮我引见了吴王，我也有点看好你，所以我推荐个关键人专诸给你，也算帮了你大忙，能不能成事就看你自己了。

　　公子光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更合格的吴王，先让专诸花了几年时间去学做鱼，而且在厨师界做出了很大的名声来；再千方百计寻找到一把极为锋利又能够藏在鱼肚子里的宝剑——鱼肠剑——中国史上几乎最著名的刺客之剑；最后，万事具备，只等时机。

　　一直等到了楚平王的死，公子光说服吴王僚派他的两个勇猛的兄弟率兵乘机攻楚，与楚军大战，双方胶着。吴国国内实力空虚，然后公子光伪装足疾，请吴王僚到家里来做客——吃名厨专诸烹饪的鱼——堂主特奇怪的是，这一招历史上无数野心家都用，怎么对手就识破不了呢？公子光用这招勉强算是首创吧，可后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用，清末袁世凯也用，都效果良好。

　　史载，吴王对这个堂兄也并非没有提防，卫兵从宫中一直站到公子光的家里，门口、台阶、宴会上、两人身边，全是披甲执兵的亲信，可见防范之深啊。

　　可哪里想得到鱼中藏剑，专诸在献鱼后分鱼时，从鱼肚中一把掣出鱼肠剑，刺透王僚的重甲，一剑得手——武艺要比后面刺秦的荆轲厉害不少。

　　之后，专诸随即死于众甲士的围攻之下，公子光则及时躲入早已布置好的密室，伏兵齐出，把王僚亲信全部杀死，自称吴王，是为阖闾，封专诸之子为上卿——从这点看，阖闾不愧是个大政治家。

　　上图是京剧《刺王僚》的剧照，这里向诸位读者亲们强烈推荐一下孟广禄老师的刺王僚选段“列国之中干戈吼”，真的是精彩绝伦，唱词曰：

　　姬僚（孟广禄饰）：

　　（西皮导板）列国之中干戈吼，（西皮原板）弑君不如宰鸡牛。虽然是弟兄们情谊有，各人的心机各自谋。兄昨晚得一梦实少有，

　　（西皮二六）孤王我坐至在打鱼一小舟。见那一个鱼儿在那水上走，口吐寒光照孤的双眸。冷气吹的难禁受，高叫声渔人你快把网来收。只吓得孤王我就高声吼，回头来又不见那打鱼的一个小舟。

　　（西皮快板）醒来不觉三更后，浑身上下冷汗流。这样的机关孤解也解不透，御弟与孤解根由。

　　顺便为孟老师鸣一下不平，有些好事者，居然把孟广禄老师每次演出都十分敬业卖力，讥讽为“喜欢大洒狗血”，这真是小人常戚戚了。敢情人家认真敬业演出也是罪过了？？？国人总是喜欢这样，卖力干活的就那么少数，混事和旁观的一大群，还边看边说风凉话。

　　--争议伍子难评说，儒家无奈忠孝合。--

　　在公子光行事的这一年，伍子胥十分痛苦，这是因为楚平王的死。

　　按理说，大仇人的死，一般人听到应该高兴。可伍子胥痛哭终日，别人奇怪地问他时，他的回答是：“这下我不能亲手报仇了！”——可怜的痴人一个啊。

　　伍子胥心中的仇恨怒火始终没有消退，从此，楚国无岁不有吴师——每年吴国都出兵伐楚。这真是应了伍子胥父亲伍奢临刑前那句话——楚国君臣，从此连安心吃早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当政之后，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全面信任，他又推荐了千古兵圣孙武。于是吴国政通人和、兵事强盛，一日强过一日。

　　终于，经过吴年年伐楚，日复一日地削弱楚国之后，在时机成熟之时，伍子胥、孙武率吴兵，五战而入楚之郢都，楚昭王仓皇出逃。

　　在春秋战国之时，诸子百家对伍子胥的评价都极为正面，当然也包括了儒家；后世之时，也正是儒家，脸变得最快，努力地对伍子胥的形象进行消解、改造和试图自圆其说，最终演变为略带恼羞成怒地大加指责。

　　这其中，对伍子胥的评价，折射出儒家之道的变迁。

　　（1）春秋时的儒家之道。

　　可以用孔孟的“仁”、“义”二字概括之——仁者，爱人也；义者，公正尽责也。

　　上迄管仲，就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曰礼曰义曰廉曰耻”

　　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孟子说“舍生而取义者也”

　　所以说，这是古时儒家之道，也是最初的儒家之道，可惜后世大部分时间处于失传的状态，仅被少部分人继承。

　　比如南宋末年文天祥从容就义后，从他的衣带中就找到了这样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所做的《正气歌》中，最后一句是“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可见，文天祥对于宋之前传承的传统儒道，以及两宋开始盛行的“理学”，大概是产生了怀疑，所以他所追寻的是“古道”——古时的儒家之道，仁义二字而已。

　　如果用仁义来评价伍子胥的一生，当然是不算违背的。他有鲜明的人性，前半生为父兄复仇；后半生为吴国尽义，可谓仁义两全者。

　　（2）战国时的儒家之道。

　　到了战国时代，孔子所谓“礼崩乐坏”，其实反映出旧的礼，在新时代面前的不适应和被淘汰。下一回中，笔者将围绕吴国公子光刺王僚这件事，来谈一谈此事反映出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必然性。

　　到了战国时代，大争之世，传统的仁义之道，显然已经无法成为当时时代的主流。这正如今天大力提倡拾金不味和行商挣钱取之有道一样，显然无法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所以才需要大力提倡——在今天，挣钱这一主流价值观，根本不需要提倡，大家谁不知道并奉如圭皋呢？

　　所以战国时儒家之道演变成为“忠”和“孝”——这两个，比难以实行的仁和义要实在的多。乱世之时，忠和孝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左传》、《庄子》、《战国策》等书中，凡提到伍子胥，都夸奖他“忠孝双全”——在家为孝子，替父兄报大仇；在国为忠臣，为吴强盛做出巨大的贡献，最终奉献了生命。

　　（3）两汉之时的儒家之道。

　　从西汉以来，由于诸多典籍毁于秦火（秦火一般指秦末战争，而不是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所以典籍多失传，后来在西汉建国之后，通过口口相传的记忆，回忆整理出了孔子所称“六经”中的五部——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乐经失传，这就是后世成语“四书五经”中的“五经”。

　　不久之后，在孔子家的夹墙中发现了一批经书，版本与前述口口相传的有所差别。慢慢地，前者被称为“今文经学”——相对于西汉是“今”，后者被称为“古文经学”——相对于西汉是“古”。

　　此时儒家之道，以五经为典籍而承载。特别是从与其中《易经》配套解释的《易传》，引申出阴阳五行、王朝五德更替学说；从其中的《礼记》引申出礼制规范和政治伦理思想；从其中的《春秋》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引申出微言大义、善善恶恶、儒家正统的思想。

　　于是董仲舒出现，朝廷采纳，实行表面上的“独尊儒术”，内在用道家黄老之术和法家的刑名之术配合。

　　到东汉初年，出现了一本《吴越春秋》，探讨了吴、越、楚等国的兴亡和盛衰，以此影射和探讨秦朝及西汉的兴亡。书中把伍子胥描绘成为忠、孝、仁、义、智、信、勇的结合体，把个人报仇和国家复仇尝试进行了统一。

　　这正是试图用两汉儒家之道重新诠释伍子胥的尝试。

　　非常抱歉诸位读者亲，由于今天医院陪护、讨论事情、菜场买菜、回家做饭等等琐事缠身，十分忙碌地频繁奔波于家里家外一天，回家已经太晚，后面的内容今天写不完了，又不想草草而就，所以就暂到此为止，余下内容放诸下回吧，请见谅。

　　（4）唐代的儒家之道。

　　（5）宋朝的儒家之道。

　　（6）明清的儒家之道。

　　（7）民国的儒家之道——最后的绝唱。

　　提前祝大家端午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尚楼

伍子胥于个人来说是个英雄而已！应该和吴三桂有一拼！

大参考

史海钩沉——千古争议伍子胥（五）

　　一些朋友提出了问题：儒家之道到底有没有变化？？？

　　有的朋友认为：一以贯之，没有变化。

　　笔者以为：这只是一种理想，而并非是历史真实。

　　事实上，哪里有数千年不变的东西呢？即使是同一篇孔老夫子的话，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诠释。更何况，如果上溯诸子百家之源的话，均可以追踪至《易》，易者，变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哪里有永远一成不变的事物呢？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为之三绝”，拴竹简的牛皮绳子都断了三次。即使是这样勤奋苦研，孔子还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周易》的文与质了。”

　　从春秋、战国到两汉，儒家之道从核心的“仁义”，进而具现为“忠孝”，再具现为“五经”典籍，实则反映了儒家与时俱进的本质。客观地评价：这是一种进步，也反映出儒家之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唐代的儒家之道。

　　不过，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战乱、动荡和对峙，东汉明帝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对儒家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传统儒家之道在与之对抗中全面落于下风，有些岌岌可危。

　　要知道，“五经”仅仅是具体化的表象，其背后蕴含的政治、伦理、礼制、道德等问题的思想体系才是本质。可是，历经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很多儒生已经把五经本身当作是儒家之道的本质，走上了一条误解之路。

　　因此，面对外来宗教佛教和本土宗教道教的斗争与夹击，儒家之道日渐隐晦不明。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还保持了很多原始国的外来痕迹，用所谓“佛、法、僧”为三宝的提法为根本，用过去未来世与轮回转世说以诱惑与吓唬，用新颖的魔术和血腥繁琐的巫术渲染神秘，用无边的大言和吹牛以吹嘘自己，用原始的心理疗法以给乱世中人以安慰治疗，用不事生产所积累的财富和人力资源干预政治。

　　由于这些手法是传统中国社会所未曾见过，所以，佛教很快就打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中间虽然历经一两个“灭佛”的皇帝，但都旋灭旋起，一者反映佛教自己的骗术十分高明；二者反映在那个动荡时代，人心缺乏寄托，被其乘虚而入；三者反映传统的入世之道——儒家，自身处于不清晰和低谷时期，无力对抗。

　　就以唐高祖李渊来说，由于出生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影响，从小对佛教颇有好感。据说，在他太原起义谋反之前，曾经有一个名叫景晖的僧人预言高祖将夺得皇位，李渊后来为他建造了胜业寺。

　　隋炀帝大业初年，李渊曾因为儿子李世民生病而祈福造像，当时李世民只有九岁。李渊起事之初，也曾在华阴礼佛求福，登基即帝位时，又营造寺院佛像，设斋行道。

　　可是，佛教遇到了一个同样强大的对手——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道教。与佛教相反，道教刚开始走的是底层穷苦人民的路线。道教亦分数枝，就以其中的天师道而言，最早起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教，传说入教需交五斗米。但有历史学家考证可能只是对于有实力的教众而言，并不是全部都需要交。

　　天师道最初通过为民间百姓治病和互助，采用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的方式。东汉末年张鲁在汉中传教，成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宣称“若过多，鬼辄病之”。此外，张鲁还实行禁酒（节约粮食）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百姓的欢迎。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道教也开始学习佛教，走上层路线，参与政治斗争和王朝更替。这个时期，多个皇帝的背后，既有佛教徒的身影，又有道教徒的身影，之间两教互斗得十分厉害。道教也有魔术式的法术，比佛教强的地方一者在于出身本土，更容易被百姓接受；二者借助传统的医术，道士往往都有一手好医术，所以能够切实地治病救人，与佛教通常只擅长使用心理疗法相比，更有治疗效果；三者道教讲究现世长生，与佛教忽悠未来相比，更符合上层统治者希望延长现世统治的希望。

　　但弱点也很明显，毕竟道教所说的现世长生多无凭籍，而佛教宣称的佛国、来世则可以任意吹嘘，所以后来道教也搞出好多典籍、神仙和仙境，加入了肉身死亡但精神可以霞举飞升的内容，但毕竟不如佛教善于吹嘘。

　　可是到了唐代，道教赶上了一个大好历史机遇——皇帝家姓李。

　　李渊之李本出鲜卑，后世才居关陇，通过通婚和繁衍，成为本土世家，但与当时的天下世家门阀大族相比，根基尚浅。

　　于是，李渊、李世民都宣称自己是道教所尊的始祖老子李耳的后裔，以抬高皇室的血统地位。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先佛后。

　　这引起了佛教徒的极大不满，纷纷伏阙请愿抗议集会，表示反对，认为应该恢复佛在道前——两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惯例。

　　这个问题是根本政治问题，唐太宗又是什么人？？？哪里会让佛教徒们得势？

　　于是，唐太宗派人宣旨：法令久已施行，不服者当受杖责。

　　一些年纪大的僧徒怕被打死，都纷纷退去，只有一个壮年僧人说不服此理，于是被一顿杖责打死。

　　普通僧众都不敢出头，就轮到有影响力的大僧出面了，大僧法琳跳出来面见唐太宗，表示了公然反对。

　　法琳俗家姓陈，自幼出家，能言善辩，佛教历史上称之为“唐护法沙门”。在法琳年青的时候，他出山游历了当时隋朝的首都大兴——后世的唐都长安，著黄巾道服，与很多道士结交，以图了解道教的真实情况——所谓知己知彼嘛。

　　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是个还俗的道士，可见当时佛道竞争之烈），上废佛法奏事十一条。唐高祖李渊征询佛门的意见，法琳据理一一辩驳，李渊居然无词以对，傅奕之议因而不行。

　　于是傅奕直接把他奏事的内容向社会公开宣布，文中有秃丁、胡鬼等语，影响力巨大，使得社会上开始出现鄙视佛教僧徒的风气。

　　法琳撰《破邪论》，引孔子老子推敬佛教等中国的古代传说，用傅奕等人所信的学说给以驳斥，名士虞世南特为其写了一篇序文，风行一时。贞观元年，唐太宗舍太和宫，为高祖立龙田寺，以法琳为寺主。

　　法琳出面，系统地驳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道先佛后思想，李世民毕竟一代雄主，根本不像李渊那样就此怂了，也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下诏，威武霸气地对法琳说：你写了一部《辩正论》，其中称“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时间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

　　七天之后，唐太宗派人到狱中问法琳准备得如何？这次是法琳怂了，大拍唐太宗的马屁，说：“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因为陛下功德巍巍，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然后又是一大篇阿谀奉承的话，把唐太宗捧得高高的，自己的姿态放得低低的，再也没有前面的嚣张气焰。

　　唐太宗免法琳死罪，流放远州，法琳病死于路上，佛教的气焰才被打压下去一二。

　　请各位读者亲们注意：这么长时间的佛道之争，大有打得天昏地暗之势，可有看到此时儒家在哪呢？——几乎没有声音——可见失去儒家之道后的弱势，或者说是无法法与时俱进地更新儒家之道之后的尴尬无奈。

　　此时的儒家，自己连忠孝两全都说不清楚了，哪里还有能力与佛、道两教争执。有朋友说魏征等人是儒家，笔者有些异议，不论是从真实历史还是从野史传说角度来看，魏征等唐太宗的重臣，不是道家，就是兵家，或者是法家，确实罕见儒家的身影——中国历史上向来如此，乱世必须是道家兵家墨家来拯救，大治世中之小离乱需法家拯救。儒家也很重要，主要用来维持治世的统治。至于救亡图存也好，变法除弊也好，向来都不是儒家的强项和擅长。史上凡纯儒变法，往往陷于党争，归于失败，几乎没有例外；另外“书生造反、三年不成”的谚语，也充分说明了此点。

　　顺便郑重声明一下：写此文并无黑儒家之意，更无黑佛道两教的意思，纯属由伍子胥的评价，所引起的一时兴趣；在此简要地力图从客观角度探讨历史，探寻儒家之道的历史变迁；诸位读者亲们，如有偏好佛道儒任何一家者，请勿多念多想。

　　事实上，诸子百家中，恰恰只有儒家，才是最能够与时俱进的，这就反映在儒家之道的变迁上。

　　关于唐代儒家已经无法把“忠孝合一”的战国至秦汉儒家之道自圆其说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个唐朝的历史小事实：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代宗朝，吏部尚书韦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负责议其死后的谥号，建议用“忠孝”；此时刑部尚书颜真卿——一代大儒、大书法家，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的“颜”，最终出使劝降叛军、刚正威武有气节、凛然拒贼被杀、后世儒家十分推崇的颜鲁公——出来反驳说：“忠孝不并，已为孝子，不得为忠臣；已为忠臣，不得为孝子。所以叱驭而进，不惮危险，故王尊为忠臣；思全而归，恐有毁伤，故王阳为孝子，则知昼之与夜，本不相随，春之与秋，岂宜同日。。。。”

　　颜真卿说了一长串理由，上面摘选出一小段，大意是说：“忠和孝是无法两全的，忠于王事，奋勇向前，不怕牺牲，不顾家庭，是忠；想着家中有老人须照顾，注意保全自身，是孝。忠和孝，如同白天和夜晚，春天和秋天，不适合放在一起。”

　　那么，如果按颜真卿的观点，给韦陟谥“忠孝”是不妥的，不是因为韦陟本人不够格，而是忠与孝放在一起不合适。如果用来衡量伍子胥的话，就彻底反转了战国、秦汉对伍子胥忠孝两全、忠孝合一的评价。

　　这可是一代大儒，都持忠孝不能两全之说。幸而还有明白人，起草的程皓继续发表观点：“孔子曰以孝事君则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至于忠孝不举，将由亲在于家，君危于国，事或难兼。当圣代，出事主，入事亲，忠孝两全，谁曰不可？况忠孝侯之传鹊印，唐尧之代，即有此官。”

　　上面这段话的大意是：从孔子开始，就说孝和忠是统一而非对立的，最基本的孝是对长辈，进一步就是以孝侍奉君王（忠），再进一步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之道。历史上忠孝难两全的都是有特殊情况，往往是国家和君王处于危难之时，两者难以兼顾。现在是太平盛世，回到家里孝亲，出仕于朝廷尽忠，谁说不可以呢？更何况自尧留传下来的图书就有“忠孝侯印”，说明古代就有这个官职。

　　最终，有司采纳了程皓的意见。虽然颜真卿不能代表唐代早期所有儒家人士的观点，但也可从此略窥一斑了。

　　唐代儒家之道的溯源与复兴，要等到韩愈的出现。

　　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本质上是试图重建儒家之道的传承。所以北宋的几位大儒都看出了此点，欧阳修继韩愈再次发起感言运动，苏轼认为：韩愈和欧阳修继承了儒家之道，并使儒家道统得存。

　　当然，在苏轼晚年，他开始对韩欧阐发的儒家之道也产生了怀疑，但他也说不出更好的“道”来。

　　韩愈之前还有元结、元德秀等人的努力，到了韩愈这里，达到了一个高潮。韩愈的古文压倒了近体文，大力反佛老，弘儒的旗帜十分鲜明。同时期的其他人——比如柳宗元——本质上是不反佛老的，只有韩愈坚决地反对，并几乎为此被皇帝杀掉。“一封朝奏九重天，昔贬潮州路八千”的待遇，已经是多位大臣求情的结果了。

　　但是，韩愈《原道》等名篇的核心思想，还是上溯到古代的“仁义道德”，从本质上说缺少符合新时代的独特衍发——这个工作要等到宋朝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张栻等人来完成。

　　顺带说一笔，对佛教的反击，最犀利的还是最终与儒家思想结合而形成的禅宗，特别是从六祖慧能开启的南派。这算是从其本来阵营中给出致命一击，从禅宗南宗大兴开始，儒与佛，甚至是道，在禅宗南派这里进行了比较完善的融合。

　　从老庄发展出的玄学再到无、从佛教大乘发展出的空、从儒家的孝发展出的孝为成佛根本、借鉴儒家性善论发展出的一切恶事物皆有佛性和人人可以成佛，对抗传统佛教理论的“心即是佛”，简单是完美！！！因此，连攻佛最激烈的韩愈，都与禅师往来。

　　本来大乘谈空无，无法回答佛、法本身是否为空的问题。因为如果佛、法皆空，则同作为三宝的“僧”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龙树想出了“真空”、“俗有”的方式来试图调和。但在禅宗面前，一切皆空，佛、法亦空，同时，用“我即是佛、心即是佛”的方法保存了“僧”存在的必要性，但也不执着于出家为僧，强调一切皆有佛性，哪怕是狗子、大便之中也有佛性。

　　从根本上说，禅宗南派视人与佛平等，融合了道、儒学说，成为最适合中国的全新宗派。自兴起之后，以前的佛教的佞佛之事大有减少。原来唐朝前期需要每十户人家供养一僧，一度全国的僧众之多，需要消耗近半人口来供养，所以才会有帝王强令僧众还俗的事情。但自禅宗一出，慢慢地，此种弊端，日益减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本土的儒、道，对外来的佛的一种反侵蚀和同化。

　　（5）宋朝的儒家之道。

　　宋朝的儒学学者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求真重证”，说白了，是不泥古。而是有自信将古代儒家大贤的思想，通过自己的改造、阐发、发展，以适应新的时代。

　　所以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代表了宋儒的自信和根本理念。

　　因此，儒家之道从宗古变成了“变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改革。在北宋儒家学者的眼中看来，汉唐宗“五经”的经师，和唐宋早期的古文家，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儒家之道。

　　从周敦颐开始，创立和逐渐形成了儒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学派——理学。

　　客观地说，自北宋至南宋，理学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的进步学说，重新从宇宙生成、万物生化、事物演变、有无之间等最基本哲学概念开始阐发——这一点要胜过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

　　经过漫长的思辨和演化，理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南宋的朱熹，提出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治学四步曲，其中的《大学》和《中庸》出自五经中的《礼记》，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四书”。从此，“四书五经”这一成语才得以逐步形成，代表了儒家最根本的经典。

　　之所以四书和五经并提，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理学家想但不敢彻底否定五经，只好实质性用四书取代，而把五经高高供起。我们今天熟知的儒家最根本的政治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的“修齐治平”——正是出自被理学家放在第一步学习的《大学》。

　　不幸的是：但凡一个体系日趋完整成熟，就开始慢慢走向阻碍后续发展和创新的反动一面——事物大多如此，罕有例外。

　　历经两宋漫长时间日趋完善的理学体系也是如此，在完善之后，转头用这一体系，对华夏自古以来的人物进行褒贬的时候，理学突然发现：伍子胥，我们故事的主角，千古悲情英雄与争议人物，就像横在面前无法绕过、但又无法搬动、无法处理的一块大石头。

　　伍子胥个性鲜明，前半生执着于对故国故君复仇，显然其所做所为一点也不“中庸”。但你能说他不孝吗？伍子胥的复仇恰恰是对孝的最好诠释。能说他不忠吗？但伍子胥的后半生对吴的忠心至死不变。

　　用修齐治平和存天理灭人欲来看伍子胥，怎么看怎么像历史上数学家发现的公式里推导出现的“对-1开平方根”——一个在体系内永远无法解释的荒诞存在，但他就在那儿，影响力十分巨大和深远，无法绕开和回避。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也许，这只能说明：经过几千年漫长发展的儒学，如同万里晴空，但远处飘来一两片小小黑云，已经预示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即将走向没落。

　　（6）明清的儒家之道。

　　从元至明至清，华夏文明从来并未断绝过。儒家之道大成的代表——理学，已经开始渗透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不过是小日本侵略中国时，制造的文化宣传武器，试图拿来忽悠中国人，以表示它们才是正宗的华夏文化继承者，所谓正统也——我们是坚决不能附和这种说法的。

　　事实上，华夏文化的儒家之道哪里断绝过呢？只不过历经明清的发展，终于缓缓走向了没落而已。

　　从元时开始，理学就全面被胡人所开始继承，元杂剧《伍员吹箫》和《楚昭王疏者下船》一歌颂复仇与侠义报恩，一强调忠孝节义维持人伦，但均表现出明显的理学“三纲五常”、“封建卫道”、“十分轻视女性”的特点。作品力图将伍子胥纳入到理学框架之中，表现他忠孝两全，但写来写去，只能淡化部分情节来试图自圆其说，作品整体上不由得流露出一种幻灭和悲伤的基调。

　　明朝更是如此，著名学者高启的《谒伍相祠庙》一诗，集中关注于伍子胥后半生尽忠于吴的人生，前面复仇部分根本不提。前文所提，明代冯梦龙改编的《东周列国志》虽然以“信史”为目标，但也流露出浓浓的时代气息，把故事里面的女性均描绘为因贞节或投水或自缢。

　　到了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描写伍子胥和申包胥的作品《二胥记》出现，刻意把忠与孝分开，在伍子胥身上集中体现孝，而在申包胥身上集中体现忠，重点描绘了申包胥三日夜不休泣血于秦庭，终于感动秦王出兵帮助复楚的故事。

　　不过，作者力图粘合的努力终归于失败，在文末感慨“世间万事终空幻也，兴亡离合如戏耍。”

　　到了清代，理学思想的发布作用进一步体现，著名学者王士祯和周斯盛居然批评伍子胥最后被吴王赐自尽是“罪有应得”、是之前以臣子身份向楚王复仇的应有下场。与前贤相比，完全走到了历史的反动一面，不过却很好地折射出末代封建王朝的腐朽之气。

　　（7）民国的儒家之道——最后的绝唱。

　　民国，算是儒家最后的绝唱。由于离现代太近，很多名人的后人均在，为免遭到无端攻击，堂主就不大放厥词了。

　　总体而言，回光返照之下，又出现了诸多“大师”，也确有一时之辉煌成就。不过，蒋介石反复申明的“国之四维、礼义廉耻”，终被雨打风吹去，成为一场笑话。

　　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如果不去适应时代，做出新的改革与变迁，吾恐儒家之道，至民国而绝矣。今世所谓之新儒家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一些人，搞点什么“女德”教育、让小学生背点“三字经”、“弟子规”，说是搞搞传统文学（注意不是文化而是文学）熏陶还勉强算，如果说是试图弘扬儒学，那简直是新时代的笑话。

　　另外，当世所谓的国学大家，请问他们自己真敢当否？？？还敢如北宋张载那样大声疾呼自许，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吗？心中得无愧乎？？？

　　说一千，道一万，堂主在这里出个题目。能够以所谓的“新儒家理论”或“新儒家之道”，先把伍子胥的事说圆了再说吧。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