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讲中国历史第四集武周革命

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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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和南朝还在南方继续搞门阀政治的时候，中国北方经过超过两百年血流成河的大混战，终于把豪强地主的势力消灭的差不多了。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与汉民族的混血，也基本完成。

　　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公元484年，北魏的第七任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推行改革，在农村地区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邻长”、“里长”、“党长”并称“三长”，负责检查户口、维护治安、征收田赋、组织大家服兵役与徭役，属于准国家公务员，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三长制”的意义很大，打破了东汉末年以来地主豪强实际上的封建割据。

　　我们知道，秦朝是彻底的国家一管到底，地方上不仅有郡县两级，乡里面还有里长、亭长。亭长、里长直接由县令任命，是领国家工资的公务员。汉高祖刘邦就当过亭长，相当于今天的乡长。

　　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朝的乡村管理制度。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坐大，里长、亭长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乡村地区的管理都由豪强地主说了算。

　　在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中，地方豪强纷纷成立私人武装，建设山寨堡垒，保卫自己的地盘，管理土地上的人民，中央要征税征兵等等都要通过这些豪强。这种体制被后世称为“宗主督护制”，非常接近于古代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北魏现在强力推动“三长制”，就是努力恢复秦朝的中央直管农村的体制，用来取代宗主督护制。这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回归。

　　534年，北魏又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这两个魏国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然后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皇太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掌握了大权，逼迫皇帝禅让，建立隋帝国。九年后，杨坚下旨发兵南征，消灭了南朝，统一中国。

　　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之后，统一中国的杨坚就像秦始皇一样，做出来很多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备的帝制法律体系《开皇律》、确立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成为了门阀政治的终极克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经过杨坚二十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复兴：版图、人口、耕地面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从各方面来看，隋朝都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

　　但是它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头号暴君杨广。

　　我们前面讲过，秦始皇同时干了三件事，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覆亡：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修建长城和秦直道、修建超大规模的宫殿和陵墓。杨广在这三个方面一点不落的全干了：三次远征朝鲜、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

　　按照隋帝国当时的国力，杨广如果只干其中任何两件事，帝国都不太可能灭亡。但他三管齐下，终于引起了跟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遍地开花的大暴动。最后由李渊李世民父子出来终结了混战，建立唐朝。

　　唐帝国借鉴了从北魏以来各个朝代的制度探索，力求彻底避免毁灭汉朝的门阀政治。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均田制和科举制。

　　均田制是一种抑制土地兼并的制度，从经济根源上掐断门阀家族的基础。

　　唐代田令规定，每户最多可以占有的田地有一个上限。普通家庭上限大概是100亩。超过上限的要收归国有，不足这个数量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不同品级的官员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的上限不一样：亲王最多可以有1万亩土地，一品官可以有6000亩土地，而最低的九品官只能有200亩，是普通家庭上限的两倍。

　　官员违规侵占老百姓的土地，一亩以上就会被打六十大板，最高的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做两年苦役。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泽州境内良田数千亩，被举报之后，土地就被没收分给贫民。

　　比均田制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科举制。

　　科举，就是通过考试来挑选官员候选人的制度。它不考虑家庭出身和个人财富，只依据考试成绩来择优录取。科举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政治发明，它标志着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完善。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相关。中国从此有了一条供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的常态通道，无数英雄人物开始通过这条通道来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无需等待天下大乱的时机。

　　科举制度在一开始只是选拔官员的次要渠道，每年全国只有几个进士名额。做官的主流渠道还是要得到军事贵族和残留门阀贵族的推荐支持。

　　经过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北方的门阀要么被消灭，要么举家迁往南方。北方军功出身的英雄人物逐步掌握了政权。其中，出身于关中和西北地区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了统治核心。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都属于这个集团。关陇贵族的势力也是家族传承，但他们本来出身于平民，依靠军功获得地位，而且胡汉混血，门阀观念相对薄弱。

　　北方政权征服南方以后，南方残留的门阀家族向关陇军事贵族投降，依附于关陇军事贵族，形成新的统治集团。

　　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是传统关陇军事贵族的代表。但他的儿子李世民在长期带兵打仗的过程中，招纳了许多农民起义的军队和将领，代表了军事贵族与底层革命力量的结合。唐朝统一中国以后，李世民以自己招纳的农民起义将领为为班底发动政变，杀掉了哥哥太子李建成，逼迫李渊退位，自己当上皇帝，史称唐太宗。

　　李世民对门阀势力只是打压，而不是镇压。他选择了一种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对刚刚从战乱中恢复的中国来说，这种政策是明智的。他的“贞观之治”也像“文景之治”一样，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

　　唐太宗执政时期，关陇贵族和门阀家族在处于一种被控制和利用状态，但没怎么被削弱。门阀家族的高贵地位仍然在上流社会被广泛认可。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征，都不顾皇帝的反对，坚持和最高贵的清河崔氏结成儿女亲家，并以此为荣。

　　太宗死后，没有了强势皇帝的控制，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进一步合流，对上限制皇权，对下排挤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大夫以及李世民打天下过程中收编的农民起义新贵，把他们视为地位低贱的政治暴发户。宰相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之胞弟，属关陇贵族；副宰相褚遂良出身于江南门阀家族，是传统门阀势力的代表。两人倚仗自己是太宗身前“托孤”的顾命大臣，联合起来架空皇帝，大权独揽。

　　但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被李世民招降的农民起义英雄掌握了军权，科举制度数十年形成的文官集团势力日渐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打破这种军事贵族和门阀地主联合起来垄断政权的局面。

　　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传奇的女性，来完成对门阀贵族们最后的致命一击。

　　她就是武则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大一统女皇。

　　武则天的父亲出身社会底层，在唐灭隋的战争中靠军功当了一个小官，然后把女儿送进宫当了低等级的才人。武则天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信，但找到机会跟当太子的李治勾搭上了。李治登基后，先把她封为昭仪，然后又想把她封为皇后。这个想法遭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皇后来自于太原王氏，属于门阀世家。褚遂良对皇帝说：皇后如果犯了严重的错误可以换，但应该在门阀家族里面挑选，绝不能选出身微寒的武则天。

　　李治对此很生气，之前他就已经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擅权很不满了，现在竟然连换皇后这种纯粹的皇家内部事务，都要受到他们的限制，实在忍无可忍。此时，农民起义出身的老臣徐世绩表态支持皇帝，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徐世绩是开国元勋，跟随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平王世充，带兵平定江南，建国后又与李靖一起征讨突厥，活捉颉利可汗，后来又带领三千骑兵翻越阴山，大破处于鼎盛时期的少数民族薛延陀部落，斩首和俘虏五万多人。高宗李治时，他长期担任兵部尚书。当时还在朝为官的开国元勋已经很少，他的战功最为突出，在军队里面最有威望。徐世绩的表态至关重要，意味着军队站在了皇帝一边。只要军方不出问题，政府系统是搞不定皇帝的。此外，很多不来自于门阀贵族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也纷纷表态支持皇帝。李治遂下定决心，把武则天封为皇后。

　　武则天原本未必对政治抱有多大的野心，只不过想当上皇后，为此多次向两位宰相示好。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坚决态度让她明白，自己卑微的出身绝不可能得到门阀贵族的尊重，要想当上皇后、当稳皇后，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支持。

　　武则天和李治一起，大力打压门阀贵族，先把褚遂良贬谪到边远之地，又以谋反的罪名逼死长孙无忌，清洗他们的家族和党羽，非高门士族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提拔。

　　他们把科举制度作为培养自己政治势力的一种方式，下令增加“殿试”，皇帝直接选拔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加强皇权与科举精英们的直接联系，并把初唐时期每年4-7个进士的录取名额增加为20人，然后又让这些人去巡视各地，选拔推荐人才，培养独立于门阀贵族的政治势力。又新设“武举”，用比武测试的方式来选拔军官，削弱关陇贵族对军队的影响。

　　李治死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大权，更无所顾忌，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整肃门阀世家和关陇贵族，“海内名士，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同时也把分封到各地的李氏皇族屠杀殆尽。一切准备成熟以后，就废掉儿子，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周。

　　对于女人当皇帝这种惊天巨变，仅靠政治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核心原因还是隋末农民起义的新贵和新兴的科举精英集团需要与皇权结合，彻底扫荡东汉以来残余的门阀贵族势力。

　　武则天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与这股政治势力结盟，采取铁血政策镇压门阀贵族，把帝国官僚系统作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这些新任官员需要武则天长期执政以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满足了她当皇帝的梦想。等他们把位置坐稳以后，进士出身、被武则天大力提拔上来的宰相张柬之就发动兵变逼迫她退位了。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也不再被允许。

　　武则天给自己的帝国定国号为“周”。她主导的这场扫荡门阀贵族残余的行动，实际上是隋末农民起义和科举改革的延续，因此被称为“武周革命”。

　　“武周革命”以后，科举制度才真正成为帝国挑选官员候选人的的主流通道。有了这么一条大通道，阶级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性。像东汉末年那么强悍而顽固的门阀政治就不再出现，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基础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中华民族也因此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