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晋文公的赏罚之道

大参考

　　春秋一代，晋国称霸时间最长。自晋文公制霸中原开始，即有晋襄公的续霸，后又有晋悼公的独霸，先后长达百年之久。

　　霸业成于用人，晋国所以称霸最久，恐怕又有其“独门秘诀”。用人之道，雄主各有侧重。而从历史记载来看，晋主的用人之道，其最重者，窃以为正在于其赏其罚既公且明。

　　跟随文公出亡的仆人壶叔就不满，直言于文公：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这分明是有点急于邀功的意思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就爱结交贤士，在外流亡19 年，从者有赵衰、狐偃、先轸等贤士，还有数十位不知名的人。在未入位时，身无长物，而追随者如云，亦是历史上少有的气象。贤才追慕雄主也如是，雄主吸引贤才也如是。

　　及至复国，晋文公便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言。如此分明，当是文公过人处。如果说，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是最重要的用人导向，那么赏什么罚什么则是最重要的治人之道。赏得分明，罚得在理，则人才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反之，人才就都会不得安生。

　　当然，晋文公这等行赏之法，当时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跟随文公出亡的仆人壶叔就不满，直言于文公：你三次行赏，都没有我，请问我有什么罪过？这分明是有点急于邀功的意思。照一般人的理解，与领导这么亲近，领导就会首先想到他、优先安排他，哪会等到他自己去问呢。雄主用的当然不是这等思维。文公说出了下面一番话，让壶叔“愧服”，这一服，服的是理；这一愧，愧的是己。而“晋人闻之，皆说（悦）”。这表明，赏得分明，确实能收服人心。

　　文公之说，史家记载细节各有差别。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写的：“导我以仁义”，用德惠来防范我的过失，受上赏。以善行辅佐我，终于使我得以成就功业，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复次赏。至于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故且及子。”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则评价说“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这可说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自古至今，也是合乎历史演进的大逻辑的。

　　不过，文公善赏，却忘性大，竟然把那位割股啖君的介子推给忘了。而介子推本也不求俸禄，便携母归隐于绵山。等到想起他，文公便用了各种方法想促他出山， 但介子推就是不出来，于是便用火烧山以逼他出山，却反得其咎，把他们母子烧死于树下。晋文公感念其忠怀，葬其于绵山，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流传至今的寒食节即源于此。

　　这堪称千古一憾，虽然这与介子推的清高品格有关，但也不能不说是晋文公善赏之白璧微瑕。司马迁就大为感慨地写道：“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确然，行赏能做到完美极致者，古今有几？其为雄主者，唯尽力为之，有错即改而已。

　　晋文公便这样以论功行赏开始修国政，“举善任能，省刑薄敛，通商礼宾，拯寡救乏”，即使晋大治。

　　包庇一人，看似救人一命，但会失却人心；不因私废公，看似冷酷无情，却会赢得人心。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晋文公严惩二将，循的正是这个公道人心

　　当初文公流亡于曹国时，曹共公无礼，而独有其大夫僖负羁送食物和玉璧给他。及至文公伐曹，便下令不许惊动僖负羁一家，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首。却偏偏有魏准、颠颉二人挟功骄恣，酒后竟然烧了僖负羁的家。这两人都有从亡19 年之劳，又新立大功，但文公决意论罪，终诛颠颉而革魏准职。将士们一看，这两人有从亡大功，一违君命便或诛或革，况他人乎？于是知国法无私，三军肃然知畏。如此公道处置，确是晋文公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关于有功者犯事的问题，自古而今有多种处置方式。比如有功过相抵而免罪者，有允许戴罪立功者，甚至有为有功者网开一面、重责备而轻惩处者。但唯雄才大略、胸襟旷远者，才能做到不以私废公、不以功掩过。

　　延安时期，被称为革命功臣的黄克功，因求恋不成而枪杀女大学生刘茜。对黄克功杀还是不杀？当时也是争论不休。黄本人希望能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不要死在延安的法场上。案件审判长雷经天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但也有领导同志请求毛泽东赦免黄克功的死刑。

　　然而，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共产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罪，罪不否功。他在给雷经天的那封著名复信中这样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得不这样办……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对待功与过的价值理念，也深刻阐明了“罚”的理由与力量。

　　历史与实践演绎的逻辑就是这样：包庇一人，看似救人一命，但会失却人心；不因私废公，看似冷酷无情，却会赢得人心。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晋文公严惩二将，循的正是这个公道人心。

　　由此，晋文公的赏罚之道内蕴的道理在于：赏，立起了高线，树起了标杆，让人才争相报国立功；而罚，则是划出了底线，设定了边界，让人才知敬畏而不敢越雷池。其赏公、其罚明，则各色人等自入其道，竭力而尽才，何愁国之不治？

　　伐曹后不久，晋楚即发生城濮大战，晋军大败楚师，文公践土主盟，被襄王策命为方伯。文公又论功行赏，以狐偃为首功，先轸次之。

　　这下诸将又搞不懂，说城濮之战，设奇计破楚都是先轸的功劳啊。文公便讲了他的道理：先轸说“必战楚，毋失敌”，狐偃说“必避楚，毋失信”。胜敌乃一时之功，全信乃万世之利，不能把一时之功看得比万世之利还重要。这下诸将又无不悦服。

　　原来，当年文公流亡楚国，曾受楚国款待，因便对楚有“他日治兵中原，请避君三舍”的承诺，狐偃提醒的就是必须兑现当年的承诺。确然，失信于楚，必失信于天下，又如何能为一方霸主？以信立国，人必重之，又何敢欺？文公之赏，确实赏得在理。

　　行赏结束之后，又开始议罪。舟之侨本被安排备船渡师的，却开小差回家看望病妻，结果被斩。此前，还有祁瞒违命辱师被斩—先轸让祁瞒虚建大旗，守定中军不战，结果他见楚师小将挑战而忍不住一战，差点坏事。再加上更早前的颠颉被斩，文公这一次出军下来，就斩了三名宿将，可谓违令必诛，全不轻宥，结果让三将畏服、诸将用命。

　　文公之罚，所以罚得众人皆服，就在于罚在至理上，否则人心不服，则会空有其罚。罚得大家口服心服，当然就会舍力用命，不敢有疏忽怠慢之失。

　　当此之时，晋国鼎盛拥有六军，兵多将广，天下无出其右。通观晋文公一生，其之所以能最后成为一方霸主，必有其雄才大略而令贤才追随臣服，非独赏罚分明之力。但其在位短短8 年，就能令国治而四方服，成就一番丰功，赏罚分明又确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冯梦龙评价说：正所谓“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分明，四方可行”，此文公所以能伯诸候也。此评可谓恰如其分。

　　文/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