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明朝海禁政策与倭寇战争的真相

大参考

　　说倭寇，不能不说明朝的海禁政策。

　　目前国内关于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彻底让日、美的某些学者入室操戈，牵着鼻子走。严重误导了后人以史为鉴的方向，也严重限制了国人的战略思维。

　　明朝初期的海禁

　　早在南宋时代，中国就掌握了世界第一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强大的海上力量一度深入印度洋。可是，明朝建立之初，相关技术却掌握在沿海反明势力手中。

　　温州、台州、处州是方国珍的大本营，宁波、绍兴、嘉兴、苏州、松江、通州、泰州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方、张和朱元璋争天下失败后，其余党仍有很多坚持抵抗，选择了盘踞沿海岛屿，勾结外国海盗尤其是倭寇，不定时对沿海发起袭击。

　　这个时候的大明国，民生凋敝，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物资匮乏。沿海地区尤其糜烂不堪。

　　朱元璋的对策就是海禁。

　　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得出海。还要将沿海地区的居民，尤其是岛屿居民内迁，制造无人区、隔离带，再加上严密的巡逻、缉拿。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人口、耕牛、马匹、武具、铜钱、丝绸绢棉等重要物资外流。

　　在建国之初，这样做有必要，也有成效。因为海禁最初并非无的放矢，也确实收到了效果。

　　可是，到永乐年间，明朝的造船业已经开始全面复兴。国家经济也足以重建一支世界级的大海军。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为何难以为继

　　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史实是，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海禁仍在严厉推行。

　　一边是官船下西洋，一边是民间海禁。这可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

　　与此同时，下西洋的船队奉行厚往薄来原则，到处撒钱，以为撒钱就能交到朋友。结果是收获了虚名，消耗了国力，让自家百姓的生活水准大大下降。而海外既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也没有经营出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据点。

　　今天回头看去，当年的郑和船队确实不差技术，也不差钱，但上面缺一个战略指导，下面缺一个收支平衡。前面没有清晰的发展方向，后面缺乏民间力量的跟进。最终搞成了一个巨型面子工程。除了劳民伤财，还是劳民伤财。

　　所以后来刘大夏等人一边坚决反对再搞宦官领导的下西洋，一边努力推动民间商业力量发展，算是抓住了关键。

　　但是，在注重祖宗成法的明朝，谁也不敢提出废除海禁。于是就制造了腐败的源头。

　　注定失败的朱纨严打

　　理论上，民间只要造多于两根桅杆的船只就要严厉惩罚。老百姓如果造了违规船只，参与海外贸易，就相当于现行谋反罪（谋叛已行）。

　　可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农业文明时代，官府的政策很少能够得到绝对的贯彻。和老百姓利益对立的政策，更是有名无实。只有最蠢的书呆子才会相信，奏折、圣旨、法令就是现实。

　　中国老百姓的态度，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政策对自己有利，那就遵行。如果不利，那就明一套、暗一套。

　　于是，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地方官、地方驻军和地方大族全部卷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

　　这个利益网客观上助推了中国经济参与全球贸易的深度和广度，但同时却滋生出难以遏制的腐败。

　　有一段时间，浙江、福建一度连边民出海捕鱼也列入了违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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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讲义

　　作者：孟森

　　当当

　　出台这种奇葩政策，倒不是官老爷们蠢到不懂常识，而是要用这种办法增加老百姓的行动成本，逼老百姓用贿赂的方法获得特许经营权。这就是精明的贪官，总是精密计算成本，割你的肉，但不会割死，最多让你骂他，不会让你去打他。

　　腐败就此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到嘉靖朝，明朝内部就出现了以朱纨为代表的严打派。他们深切地痛恨腐败，但又错误地认为，腐败源自海禁形同虚设。只要严厉落实海禁，就可以解决腐败。

　　朱纨主政东南时期，就是按这个思维严厉地推行严打。

　　可是，严打的结果是群起反对。朱纨先是遭到罢官，接着被迫自杀。

　　“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明史·朱纨传》）

　　这就提醒我们，所谓海禁，早就名存实亡。而且，反腐败也许深入人心，但搞海禁不得人心。乃至于从官员到百姓，都宁肯为了抵制海禁而容忍腐败。

　　可笑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一帮中国学者，拾费正清、宫崎市定之遗唾，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问题都出在中国闭关锁国，拒绝融入全球化。所谓“倭寇”，主要是让海禁逼得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日本人很少，或者是顾问，或者是雇佣军，最多是合伙人。

　　可是，如上所述，朱纨的严打恰恰彻底失败了。明王朝的海禁到嘉靖朝早已是形同虚设，所缺的就是彻底废除的一纸公文而已。

　　错觉源自无知

　　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纨自杀，标志严厉海禁的失败。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开始大举入侵东南沿海，标志着嘉靖朝倭寇战争的实质开始。

　　如何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当年大明国朝野争论最激烈的热门话题。

　　一派认为，是因为朱纨执行海禁失败，所以才导致海防形同虚设，进而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所以，只有严格执行海禁，才能澄清海疆。

　　另一派认为，是因为朱纨落实海禁太严，小民走投无路，所以才铤而走险，或勾结倭寇，或化装成倭寇，犯上作乱。只有放宽乃至取消海禁，才能解决问题。

　　而这两派的分析前提恰恰相同，那就是都相信，所谓“倭寇”其实就是中国沿海奸民的一场犯上作乱，其实没几个日本人。一时间，“真倭十之三”、“倭居十三”、“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铺天盖地，甚嚣尘上。

　　可是，明代史料中关于海禁形同虚设的记载铺天盖地，大致还都是来自一线调查。但所谓真倭比例问题，则几乎全部是纯主观推理，没有任何统计学的支持，也没有一线真实调研。

　　在这个子虚乌有、自欺欺人的前提下，两派的的对策都是错误的，只因为他们都太不了解我们的东邻，那个叫日本的国家。

　　战国日本

　　明宪宗成化三年，日本应仁元年，公元1467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此后的一百多年内，日本国内分裂出一百多股武装势力，互相攻伐。这种持续内战，使得日本的军事专业化程度迅速上升，同时也迫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到海外扩张。日本的沿海势力勾结海盗，吸纳战败的武士、浪人，掀起空前的海外扩张高潮。

　　这些入侵者驾船而来，却敢于深入内陆。他们装备精良，组织严密，常常敢于以少打多，深入大陆，烧杀抢掠。说他们是海盗，其实不对。他们是高度两栖化的超级海盗，甚至可以说是开海船的陆盗。所以后来俞大猷才说，敌虽浮海而来，但更擅陆战。（《正气堂全集》）

　　这些人不仅海陆两栖，而且军商一体。他们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武士刀。能拨算盘珠子赚钱的时候就用算盘赚钱，不能用算盘赚钱的时候就拔刀抢钱。

　　很快，这帮日本人就发现，如果只是做生意，是彻底对他们不利的。

　　当时日本对华热销产品只有两样，一是刀，二是扇。属于品种有限的奢侈品。根本无法和中国种类丰富的大宗贸易品相匹敌。

　　同时，国际贸易大行情也非常不利于日本，而有利于中国。具体详情，大家可以参看陈国栋先生的《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也可以参看我在《当天朝遭遇帝国》前三章中的分析。

　　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入，日本白银外流难以遏制，它自己将先陷入严重的银荒。

　　所以，本着有钱赚则赚钱、无钱赚则抢钱的原则，日本武商集团很快就明白，和中国做生意没什么前景，但利用明王朝的腐败和武备废弛，却大有武力入侵的良机。

　　鬼子来了

　　认为明王朝只要严格海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大错误，就是既不懂战略也不懂人性，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

　　认为明王朝只要废除海禁，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大错误，就是假定日本人会满足于和中国做生意，假定搞好经济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事实证明，日本人不会满足于只做生意，更不会满足于做赔本生意。

　　算盘珠子转不动的时候，枪杆子就会上。

　　他们收编海盗，吸纳朝鲜、东南亚、中国沿海的亡命之徒和欧洲的冒险家集团，以日本武士为骨干，乘风破浪，扬帆远征。虽然参与者众多，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日本人，主体部分也是日本人。真倭是狮子，假倭、从倭是鬣狗。这是至为明显的事实。

　　而且，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鬣狗，最终在军事组织、指挥管理、武器战法乃至衣着发型文化习俗上，都已经高度日本化。所以才称他们为倭寇，而不叫韩寇、南洋寇、西洋寇。

　　从辽东到广东，乃至江西、安徽，都因之生灵涂炭。

　　今天的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同样深受祸害。

　　一时间，从朝鲜半岛到中国沿海，再到东南亚，沿途无数岛屿成为倭寇的据点和中转站。

　　繁华的都邑成为猎取的目标，周边的乡村也难逃蹂躏。

　　到这一步，海禁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打败倭寇。只有先打败倭寇，才能恢复秩序，才能深度改革。

　　胡宗宪等新思潮代表的新，就新在要根本上改变海禁传统，形成全新的海洋政策。把对外贸易问题和对内反腐问题一起解决。而完成这一点的前提，又在于先要能打败倭寇。哪怕只是让中国走私集团代替日本走私集团，这个仗也必须打。

　　肉烂在锅内，即便是让中国走私集团掌控海上贸易，也不能让外国势力掌控。这是至为简单的道理。

　　只有在军事上挫败倭寇的入侵，在全球化这个大棋局中，中国才不至于让日本扫地出门。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倭寇居然这样难打！

　　难打的倭寇

　　嘉靖三十一年的四月，注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月份。

　　从这个月开始，“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舟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陆，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掳居民无数。”（《明世宗实录》）

　　是否真有漳、泉海贼当带路党，还可以慢慢考证。因为日本方面有很多史料证明，日本人对中国沿海的情报搜集，举凡航道航线、淡水粮食补给点、中转站，早已进行了百余年的准备。而且，即便是《明实录》也不得不承认，此次入侵的主体不是漳、泉海贼，而是勾引来的“倭奴万余人”。

　　一年后，问题进一步加剧：

　　“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明史》外国三·日本）

　　他们少则海船两三艘，或游击，或哨探。多则巨舰数百上千艘，风帆一望无际，俨然移动的城市。

　　登陆后，倭寇常常敢于分兵合击，以少打多。攻城略地，长驱直入。

　　长驱到多长？

　　最夸张的莫过于嘉靖三十四年秋季的一场战斗。

　　当时，一支不到七十人的倭寇被动队，在浙江登陆后，主动烧掉海船，以示有进无退。他们掠过杭州，毁灭性洗劫了淳安古城，又连续急行军进入徽州境内，突袭歙县。再经绩溪、旌德，过泾县、南陵，烧掠芜湖南岸后又奔太平府，犯江宁镇，直逼明朝的副首都南京。他们像游行一样绕南京城示威，火烧安定门，然后由溧水走水路劫掠溧阳、宜兴。又越武进，抵无锡，驻惠山，再转进浒墅，这才让数量庞大到不成比例的明军重重包围。接着，这股倭寇又一路激战到杨林桥，全数阵亡，无一逃跑，无一投降。此战前后历时八十多天，中国军民被害者累计四千余人（内含御史一人，县丞一人，指挥两人，把总两人）。（参见《筹海图编》、《明世宗实录》）

　　更糟糕的是，这并非个案。

　　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四十个倭寇流窜平湖、海盐，烧杀抢掠，沿途官军“皆败绩”，战死指挥四人，把总、百户、县丞各一人。最后这帮倭寇还利用抢到的船只，扬长出海。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两千余倭寇在南沙登陆，分路洗劫苏州、松江，再抢夺民船入海，转而在海门、如皋、通州等地大肆掳掠，焚烧各地盐场，一路烧杀至扬州，杀死同知一人，千户一人。一小股倭寇还远窜青州、徐州境内，整个山东为之震动。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倭寇五十余人自山东日照一路洗劫到东安卫，再经淮安、赣榆入沭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受阻，这才让分兵合围的徐州、邳州驻军包围。最后也是全员战死，无一人投降。但这五十多人死前业已流窜两省，“杀戮千余人”。（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简直是无以复加的奇耻大辱。

　　与其让倭寇抢空东南，不如用东南财富养兵。这个道理迅速成为明朝君臣的共识。于是，“东南帑藏悉从调取，以便宜征天下兵”。乃南调湖广土兵、广东猺兵、广西狼兵、四川苗兵、福建赖兵、崇明沙兵，北调山东枪手、山西白棒手、河南毛民、田州瓦民、边塞骑兵、北平射手……乃至少林僧兵，前后累计数十万兵，如激流，如疾风，纷纷向沿海集中。

　　但是，一支接一支精锐部队到了沿海，一支接一支的精锐部队打了败仗。

　　倭寇的气焰日趋嚣张，以至于：

　　“逆旗所指，村邑皆墟，闾井萧条，室家荡析。”

　　非我中华无英雄

　　但是，大明国确实够大，不仅能够容纳足够的创伤，而且能够发掘出超乎想象的人才。

　　胡宗宪、徐渭、茅坤、俞大猷、唐顺之、谭纶、戚继光……就是这风云激荡中的中华英雄。

　　其中，戚继光是英雄中的英雄，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

　　正是因为他们，大明才能渡过难关，敉平倭寇，进而开放海禁，形成全新的海洋政策。

　　今天，很多所谓新史家口口声声说，是因为取消了海禁，所以消除了倭寇。

　　真相恰恰相反，是因为消灭了倭寇，所以取消了海禁。

　　因为打出了自信，打出了尊严，打出了战略共识。

　　万历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完成对日本的统一。按那些做生意派史学家的思维，日本结束了战乱，中国也放开了海禁，岂不是可以大做生意？

　　可是，丰臣秀吉却在两年后决定倾举国之力远征，假道朝鲜，灭掉大明，迁都北京。

　　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稍有战略思维的日本人都已经意识到，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身边，日本作为资源贫瘠的岛国，单纯做生意是没出路的。只有挥舞战刀才有出路。

　　但是，这次远征又为明军所挫败。日本经此一败后，只能缩回去闭关锁国。因为闭关才能遏制白银外流，锁国才能苟延残喘。毕竟那是一个陆权大国难以跨海远征的时代。同时期欧洲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国失败的战例，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

　　而中国与日本之间，隔的可不是一道海峡，而是辽阔的东海。

　　但是，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并未消散。他们只是等待时机。

　　自幕末以来，日本精英就开始用“和寇”代替“倭寇”，大肆吹嘘老一辈日本人如何构建海洋帝国。

　　在这种全民动员、持续备战之下，新日本终于在甲午战争中抓住了历史性翻身的机会。

　　甲午战争中，辽东战场上的日军

　　只是到二战战败后，为了韬光养晦，为了洗白历史，日本史学界才达成共识，一起急转弯，死不认账。反而利用所谓的明朝史料，说什么“倭寇”都是中国人，源自明代中国的暴政。（参阅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堀敏一《中国通史》，冈田英弘、神田信夫、松村润《明清全史》）说什么倭寇战争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日本人只是前来援助的国际顾问。（参阅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中国史》，上田信《海与帝国》）

　　可是，假如倭寇真的是中国人领导，中国人为主，那岂不是说中国人早就征服了濑户内海沿线地区？但是，在这些地方，华人的遗迹何其之少！日本人又可曾承认过这里曾经密布中国人的军事基地？

　　可笑且可悲的是，今天竟有大批中国学者、文化人、媒体人主动为之背书，无视至为明显的逻辑漏洞，还自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其实是把国家精神撞在了一个巨大的暗礁上！而这暗礁恰恰不是天然的，而是某些日本学者人工制造，大批中国学者主动帮着扩建的。

　　长此以往，国民的精气神就会发生病变。病变到一定程度，就会癌变。一个国家的国民文化一旦出了问题，就是百年之患。如不重视，必将重蹈覆辙，付出惨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