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他给祖国送来先进武器，却被当做汉奸错杀

大参考

　　正如我在“明朝海禁政策与倭寇战争的真相”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到嘉靖朝，海禁政策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大海，开始在风涛大洋中求生存、谋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中国人逐渐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是以徐海、陈东、麻叶为代表的海盗集团。

　　一部分是以汪直（王直）为代表的海商集团。

　　海盗集团的特点是普遍缺乏商业能力，出海全靠冒险精神和撞运气，一旦运气不佳造成破产，就会铤而走险变身海盗。他们最喜欢的是倭寇，其次就是海禁政策。因为有了倭寇当狮子，他们才能跟在后面做鬣狗。因为有了海禁政策限制合法的海商集团，所以他们才能招降纳叛，不断壮大。

　　相比之下，海商集团则由优秀商人组成，经营有方，获利丰厚。他们最痛恨的就是海盗和倭寇，其次痛恨的就是海禁政策。因为海盗和倭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海禁则使得他们无论赚再多钱也无法衣锦还乡。

　　汪直的传奇经历，最明显体现了这一集团的特点。

　　传奇商人汪五峰

　　汪直（日本史料中写作王直）又名五峰，号五峰船主，安徽歙县人，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出身贫寒，少有豪侠之气。常常救人之急，所以在乡间威信极高。成年后与一帮追随者结伴偷渡，出海谋发展。

　　汪直早期深度参与了舟山双屿的走私贸易。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推行严打政策，突袭了双屿港。汪直趁机抄底，收编了大批走私商团。

　　朱  纨

　　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纨自杀，走私贸易重新盛行，海禁政策名存实亡。很多巡海缉私员也随之下岗。汪直又将这些人收编，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这个时候汪直已经具备了当海盗的基础。如果他将业务重点转移到新成立的安保部，再把安保部变成抢劫部，其他部门全部为之提供支持，他就成了海盗。但如果主业还在贸易部，安保部负责提供安全保护，汪直就还是海商，只是成了武装海商。

　　最终汪直选择了继续当海商，但开始谋求成为合法海商。

　　从这一年开始，嘉靖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年，汪直连续应明朝海道衙门的邀请，协助明军剿灭海盗。他还多次自费救助倭寇劫夺的中国妇女幼儿，送回大陆。

　　后来汪直在《自明疏》里说：“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共知者。”

　　虽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卖货浙、福，与人同利”却确实反应了汪直集团和徐海集团的本质区别。

　　但是，就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大举入侵东南沿海。海盗集团也像鬣狗一样跟进。虽然汪直在当年应海道总指挥张四维的命令，击退倭寇，帮舟山解围。可是，民间却谣传倭寇十分之七是中国人，汪直是倭寇总头领。

　　大明国精英们普遍不屑于了解外情，又受重农抑商传统的影响，对商人心存反感，对冒险家心存忌惮。所以，他们宁肯相信谣言。

　　嘉靖三十二年，新官上任的浙江巡抚王忬听信谣言，下令剿灭汪直。

　　王  忬

　　于是，让倭寇和海盗集团一次次打的满地找牙的明军，却突然袭击了友军。

　　错愕之下，汪直心灰意冷，于当年六月退往日本平户，买田置地，逐渐将贸易重点转向中国沿海之外的其他地区。

　　因为汪直在当时的国际贸易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和信誉，故而，平户藩的藩主对汪直极其敬重。

　　因此，新的谣言又开始出现，说汪直坐镇海岛，幕后策划，还是倭寇的总头领。

　　一时间，大明国朝野，恨汪直入骨的人车载斗量。

　　只有极少数人看清了真相，而且决定采取大力度的行动。这批人就是总督东南防倭军务工作的胡宗宪，和他的幕僚团。

　　另类官员胡宗宪

　　在大明国的官场上，胡宗宪可谓另类中的另类。

　　胡宗宪

　　他贿赂权相严嵩，逢迎嘉靖皇帝，送礼、鼓掌、拍马屁，打击官场对手不择手段，完全符合中国传统道德语境中的巨奸形象。

　　但是，就是这个“奸臣”，大力支持了一群英雄和忠臣。推动了嘉靖朝的军改和海防体系重建。

　　俞大猷、唐顺之、谭纶、戚继光……皆因胡宗宪而得到重用。

　　胡宗宪对戚继光的提拔、保护尤其不遗余力。

　　同样是这个胡宗宪，办事不循常规，用人不拘一格。组建了东亚第一流的智囊团。鼎鼎大名如鬼才徐渭，奇才茅坤，《筹海图编》的主编郑若曾，都是他的幕僚。连《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递送过加入胡氏幕府的申请书，但最终未能如愿进入。因为胡宗宪并不需要写小说的人。

　　郑若曾与《筹海图编》

　　胡宗宪的幕僚们第一次搞清楚了海商和海盗的区别，最终在徐渭的谋划下，提出了一个出色到令后人震惊的计划。

　　徐渭的计划是，剿灭海盗，招安海商。同时推动深度军改，让戚继光彻底扫灭倭寇。进而根本改革海禁政策。

　　一句话，既要打出五十年的和平，又要形成中国版的大航海。

　　送来新式武器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麻叶、陈东、徐海相继被杀。招安汪直的计划也推进顺利。

　　胡宗宪找到了汪直的母亲和亲属，动员一切可动员关系联络、招安汪直。

　　当胡宗宪的代表见到汪直后，故意问汪直为何做海盗？汪直立即辩白：“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

　　几次接触后，汪直于嘉靖三十六年十月亲自跑来大陆拜见胡宗宪。他不仅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战国现状，而且还带来了一份大礼——鸟铳。

　　曾经有无知之辈说中国人拿了火枪就知道打鸟。却不知道所谓鸟铳，指的是射击精度极高、可击飞鸟的锐利武器，以区别于普通火枪。对此，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说的非常清楚。

　　这就引出了东亚军事史上的另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嘉靖二十二年（1543），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日本大隈群岛之一的种子岛。因为语言障碍，葡萄牙人和当地的日本人之间根本无法交流。此时，船上恰巧有一个中国人，自称大明儒生五峰。这个人可以和懂书面汉语的日本人进行笔谈。于是，在这个临时翻译的联络下，这艘葡萄牙商船得到了救助。

　　一开始，日本人对欧洲人的商品不屑一顾。欧洲人也没在种子岛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直到有一天，日本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大宝物，这就是葡萄牙人用来自卫的火绳枪。

　　16世纪葡萄牙部署在印度洋的军人，

　　最右侧放着的就是火绳枪。

　　本来，中国和日本都有本地火器，但到这个时候，欧洲的火绳枪制作工艺已经反超火药的故乡。其制造之精良，射击之准确，让日本人大开眼界。于是，日本迅速决定重金引起，进而仿制。

　　这些历史，在日本僧人学者南浦文之的《铁炮记》中有详细记载。

　　有人认为，这位五峰，就是五峰船主汪直。

　　究竟汪直是不是翻译五峰，目前史学界还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汪直确实掌握了这种新式武器的样本和制造图。

　　从第二年开始，这种在日语中称为“铁炮”的新式武器就开始蔓延传播。

　　三十二年之后，织田信长已经可以在战场上集中三千杆火绳枪进行会战。

　　再三年，据传教士记载，日本大阪本愿寺的宗教武装已经拥有八千杆新式火绳枪。

　　但是，重文轻武的大明却反应迟钝。虽然也有少数鸟铳流入中国，却长期只是作为仪仗队用枪使用。一线部队根本没有列装，指挥官们普遍从未接触过类似武器。直到战场上吃了倭寇鸟铳的亏，才开始有人谋求反制，但量产工作始终提不上日程。

　　这就是为什么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说：“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夷始得之。”

　　这并不是说大明之前没有鸟铳，而是说一线部队没有鸟铳。

　　现在，汪直把最新式鸟铳的样品和制造图，都献给了胡宗宪。

　　他还改革了鸟铳生产线和管理方法。

　　《戚少保年谱耆编》一书中才会记下：

　　“（胡宗宪）命（汪直）造鸟铳以立功，中国始习此技。”

　　据《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三记载，嘉靖三十七年明军鸟铳量产实现重大突破，造枪一万杆。其中当有汪直的巨大功劳。

　　为表诚意，汪直还劝说徐海等海盗残党和自己的武装商船队一起，协助明军打击倭寇。这些事情，在《明世宗实录》中都有记录。

　　谣言制造了冤案

　　徐渭的计划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巨变。

　　原来，大明国的官员、学者们普遍不学无术，又怀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自负。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能打败中国人的一定还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不屑于研究对手，却乐于相信道听途说。

　　谣言还是那些陈词滥调，所谓倭寇，就是化装成日本人的中国海盗。汪直是总头领，统领十万海盗，横行南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直到今天，即便是那些最崇拜汪直的中国人，也相信汪直是个大海盗的谎言！

　　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正是这种谣言，让大明国内的一些卫道士坚信：只要杀掉汪直，就不再有倭乱！

　　他们根本不会去想，何以胡宗宪要剿灭徐海，招安汪直。而不是招安徐海，剿灭汪直。

　　他们满脑子脱离实际的仁义道德，一丁点战略思维也没有。根本分不清海商与海盗。他们坚持一个僵化的原则：汪直就是倭寇的大头领。谁要是替汪直说话，谁就是汉奸，而且是大汉奸。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初，上峰突然下令：命胡宗宪立即逮捕逆贼汪直！

　　虽然“被抓”，但汪直仍享受礼遇。同时，胡宗宪也在上下打点，并写了奏折，力保汪直是良民。

　　但是，就在奏折已经送出后。形势却发生了巨变。

　　一帮无知的文人煽动起了舆论风潮，一致认为胡宗宪收了汪直的巨额贿赂。一些御史还把弹劾的矛头指向了戚继光。

　　戚继光也成了“卖国贼”

　　被国人疯传为统兵十万、横行海上的汪直，其实只有相当于公司保安的区区七百兵力。对此，戚继光和他的儿子们都有记录。（参见《止止堂集》、《戚少保年谱耆编》）。

　　这七百人跟随汪直来到舟山岑港，期待着朝廷招安，衣锦还乡。

　　然而，无知之徒却疯传有三千到万余倭寇盘踞岑港，进而疯传高层和前线都出了大汉奸。矛头所向，直指胡宗宪和戚继光。

　　汪直被抓后，胡宗宪一直努力安抚这七百武装，表示事情尚有转机。同时编造了假战报，表示官军正和大批汪直余党在岑港激战。

　　可是，纸包不住火。终于有人发现，所谓岑港之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出子虚乌有的骗局。

　　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月八日，南京御史李瑚上疏弹劾胡宗宪“岑港养寇，温台失事”。可是，攻击温州和台州的倭寇和汪直余党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些倭寇全部遭到了戚继光的重击。

　　李瑚是福建人。知情的高级将领中俞大猷也是福建人，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招安汪直。胡宗宪误以为是俞大猷故意泄密，于是找了个理由，把俞大猷送进了京城的监狱。

　　但很快，胡宗宪就发现这是误伤好人。于是，他又开始想方设法营救俞大猷。可是，俞大猷刚得救，又有人把矛头对准了戚继光，说他在某后台支持下私通敌军。

　　于是，才有了弹劾戚继光“通倭”的轰动新闻。

　　保汪直，还是保戚继光

　　民间突然出现疯狂的传言，说胡宗宪收受汪直的巨额贿赂，姑息养奸。戚继光就是这卖国路线的执行人。你要是和这些人说汪直送来的大礼，是鸟铳的样品和制造图纸，这些人是无论如何难以理解的。

　　这个时候，胡宗宪才意识到，要么保汪直，要么保戚继光。

　　问题是，即便牺牲了戚继光也保不住汪直，搞不好连自己也保不住。但牺牲汪直，至少可以保住戚继光。

　　无奈之下，胡宗宪的幕府智囊们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新的代表飞马出城，快马加鞭追回了力保汪直的奏折。幕僚们又写了一封新奏折，大谈此次一切行动全是诱敌。目的就是要诱擒汪直。俞大猷、戚继光都是大功臣。

　　《筹海图编》的相关章节，也必须按照这个政治正确的标准来重新编写。

　　但是，胡宗宪知道，光是这样说是不够的。还要再干几件皇帝高兴的事情。

　　嘉靖是个非常相信祥瑞、喜欢祥瑞的人。胡宗宪听说舟山有异兽出没，如能抓到，作为祥瑞献给嘉靖，就会让皇帝高兴，一切都可以化险为夷。

　　这个抓异兽的重要工作就交给了戚继光。

　　利用冬营的闲暇时间，戚继光带了一群战斗骨干，在舟山打起了猎。

　　十二月，戚继光亲自抓到了一只白猿和一头白鹿。

　　胡宗宪喜出望外，迅速写了拍马屁文章，连同异兽一起，火速送到了北京城。

　　嘉靖龙颜大悦，驳回了一切弹劾奏折。

　　胡宗宪继续重用！戚继光继续重用！

　　后人冷嘲热讽胡宗宪拿异兽讨好嘉靖的故事，却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白猿和白鹿，都是戚继光亲手抓到的。

　　好的制度让荒唐人干好事，坏的制度让好人干荒唐事。

　　大明国为此添加了典型案例。

　　汪直死，大乱生

　　胡宗宪、戚继光算是保住了。但汪直却被牺牲了。

　　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五十八岁的汪直被斩首于杭州官巷口。

　　临死前，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

　　汪直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父子二人抱头痛哭。

　　汪直死后，妻小全部没入功臣之家为奴。和他一起归顺的几位部下也被发配充军。

　　汪直的死，在东南沿海形成了狂欢大潮。官府、知识分子、老百姓，都相信战争已经结束。因为倭寇的总头领已经被杀。

　　《倭变事略》的作者朱九德记下了了汪直临死前的痛哭、“不胜其怨恨”和“至死不挠”，并以汪直的死结束了全书——

　　既然汪直、徐海、陈东、麻叶都死了，不就意味着战争该结束了吗？

　　可是，书结束了，战争却没有结束。

　　看一下《明世宗实录》、《东南平倭通録》，再看一下俞大猷、谭纶、戚继光的年谱、著述，就会发现，真正的激战才刚刚开始。从嘉靖三十八年开始，倭寇战争进入白热化境地。

　　因为从一开始，汪直就不是什么海贼王。徐海、陈东、麻叶也不过是鬣狗，而绝对不是狮子、老虎。

　　相反，因为汪直的死，彻底削弱了海外中国商民势力，使得日本、欧洲势力得以大肆整编、吸收乃至残酷消灭海外中国人集团。

　　同时，随着战国的深化，日本的海外扩张也开始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真倭”出现在东南沿海。

　　嘉靖四十二年（1563），兴化府府城沦陷，开府城失守之先例。倭寇大开杀戒，民众死事之惨烈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除官方处理的尸骨外，仅神医林兆恩个人，就在战后收埋完整尸体三千余具，火化残缺腐烂无法认领的尸体两万余具，另搜集埋葬残骨一百余担。

　　值得庆幸的是，胡宗宪终于保住了戚继光。可是，胡宗宪保不住的是自己。

　　随着后台严嵩的垮台，胡宗宪步上汪直的后尘。徐渭也因迫害而精神失常。

　　对胡宗宪的入狱，俞大猷痛心不已，大声为之鸣冤。戚继光更是心灰意冷，对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准备辞职还乡，著书立说，把希望留在后人身上。

　　谭戚出，海疆平

　　幸运的是，胡宗宪的事业已经有了继承人，这个人就是大明文官集团中的又一个另类——谭纶。

　　虽然前有强敌，后有昏君，身边多是猪队友。但是，谭纶一肩扛起所有责任，全力支持戚继光的军改。

　　在一封家书中，谭纶对父亲说：

　　“官亦难为……都察院每下皆有举劾。而京中则贿赂公行，略无公道。乡士夫专事嘱托，妄肆讥评。自非铁作脊梁，真是站立不定。”

　　但是，比戚继光大八岁的谭纶，就这样对着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不动如山。

　　他像兄长一样包容、保护了戚继光，终于让这个山东汉子放手去干，纵横驰骋，从浙江打到两广，从陆上打到海上。一次次飙发电举，一次次摧锋破锐。杀的倭寇尸横遍野、闻风丧胆。终于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为改革海禁赢得了最佳环境。

　　只可惜，汪直与胡宗宪都没有看到海疆复平的那天，更没有想到——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自称崇拜汪直的人，相信汪直是提兵十万、横行海上的东亚海贼王。

　　还有很多人认定倭寇是中国沿海商民组织的海上起义军。

　　还有很多人根据民间传说和评书戏剧，认定胡宗宪是奸臣。

　　还有人认为，戚继光杀的主要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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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日本平户的松浦史料博物馆里，今天仍立有汪直的塑像。

　　于是更强化了那种认为汪直是汉奸的观点。

　　但是，日本也立有孔子像，是不是孔子也是汉奸？

　　正因为历史常常被写错，所以才需要后人不断去重写。

　　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和胡家人后来刊行的修订本，即便是在胡宗宪冤案平反多年后，也无人敢说出真相。《明史》更是因错就错。反而是戚继光父子不避嫌疑，在字里行间，努力留下汪直事件和岑港之战的真相。

　　虽是只鳞片爪，却足以让我们看清历史的深水区是如何之深。

　　这才是有担当、有远见的中国人。

　　英雄永远是英雄，无能之辈永远是无能之辈。

　　让我们记住那些真正为中华民族的存续继绝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华英雄，把他们的故事正确地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