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而左：“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

大参考

“老江湖”何新，摧残稚嫩思想，斩杀纯洁灵魂

一

　　何新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位置，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和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重要，他的思想凸显出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对于成熟的思想者——无论其持资产阶级立场，封建专制阶级立场，或者无产阶级立场——来说，并不值得严重关注，但对于思想还欠火候的草根思想者来说，却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和斩杀力。

　　“3月事件”意外激活了两个重大的思想热点，一个关于文革，一个关于“89风波”。前者是老话题，却酝酿出新思考，后者是“新话题”（相对而言），却捅出了“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十年来政治嗅觉和思想嗅觉一向灵敏，早已经“得道成仙”的何新，忽然凡念乱心，蠢蠢不安，再度大肆攻击起文革来。这是由其阶级本性决定的。一个攻击文革的邓派人物，必然为邓铁血处置“89风波”的“伟大英明”高唱赞歌，必然认为邓小平在“89风波”中拯救了民族、拯救了党。

　　文革和“89风波”一老一新两个思想热点同时被激活，昭示着滚滚而来的一场思想运动，正在以超出庙堂当权者的想象力和控制力，超出普通民众能够意识到的广度和深度，重新绘制当代中国的思想版图。思想变革历来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因而，这场思想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实政治，构成直接冲击，对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活跃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重新洗牌。

　　一切有志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工农阶级的年轻人，面对当前思想运动，都应当积极、迅速的投身其中，为有朝一日担负起历史委托的使命，为复兴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为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做必要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准备。

二

　　何新的人生，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宽，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中国思想运动的全部精华岁月。他在形成自己思想体系的起步阶段，遇到了一个自由思想的好年代，即文革年代。在那个年代，毛泽东在全社会倡导打破一切权威、敢想、敢说、敢干、敢反潮流。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形，就思想而言，不是现在官方历史记载的那样，全社会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思想，而是正好相反，毛泽东跟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思想，走的是一条思想上的“民主集中制”道路：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于社会底层民众，在毛泽东那里获得集中，毛泽东结合中外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将它们上升为理论，再返之民众，指导社会运动。这一完整的循环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中，关于如何开展合作化的许多切实可行的优质思想，都是来自社会基层群众，毛泽东在归纳提炼群众的真知灼见后，亲笔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合作化报告写出过大量的批语和按语，它们再回到合作化的运动中去，成为更广大范围群众开展合作化运动的理论和思想武器。1960年在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无不是“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运动的结晶。

　　在那个时代，人们的自由思想是如此的普及和深入，在一定意义上讲，即使在文革中在社会上一些角落暗中涌动的反毛泽东思想、反毛泽东本人、反林彪、反“中央文革”、反所谓“四人帮”、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社会思潮，也都是毛泽东倡导的敢想、敢说、敢干、敢造反的自由思想的产物。文革培养了庞大的各个方面的自由思想者队伍，紧接着文革而来的1980年代，就势所必然地成为了一个自由思想的井喷年代，思想界所谓“黄金十年”就此显身。这在1980年代的小说、戏剧、音乐、电影、绘画各门类艺术中和中国思想界、哲学家都有具体体现。今天的各路“大佬”，绝大部分都和何新一样，是在文革中自觉和不自觉地放低身段，或者到广阔的农村天地，把触觉埋在田头地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者到机器轰鸣的工厂，在三班倒作业线上，把耳朵贴着机器，听着工人师傅的谆谆教导，从而最大限度获得社会营养，成长起来，随后在所谓“黄金十年”里“得道成仙”，确立自己的大佬地位的。

　　在毛泽东缔造的伟大年代里，何新历练深厚，加之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活跃的思想冲动，善于从底层积累朴素的群众思想营养，掐准了某些小农意识强烈的底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即懂得迎合小生产者的自发资产阶级思想，并把这种迎合表达出来，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他至今还在炫耀的、引以为自豪的反革命的个人经历，以至于其最新的自白题目就是：“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1980年代“黄金十年”中的何新，年富力强，以其正好迎合了新时代需求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在文革中的反革命经历——此时按新时代的标准就成了英雄壮举，就成为了特殊政治资本——显耀于一个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成为改开时代的骄子。他如何在这个时候受宠并完成思想上的“跃进”，对于其同辈人或者我这样在1960年代初出生、1980年代初已经大学毕业的人说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对于今天的年轻一辈来说，则无异于是一个凤凰涅磐般的传奇。何新在走上了中国草根思想者的圣坛后，羽扇纶巾，呼风唤雨，不久，就充当了当权者倚重的思想清道夫。这一点，最充分的体现在1990年6月24日，也就是铁血平息“风波”后一年又20天，他在北大的那次所谓“惊心动魄”的演讲里（可搜索“何新1990年北大演讲”）。

　　据记录者记录，何新是应当时北大党委和学生工作部邀请，到北大为应届毕业的北大学生“做思想工作”。根据何新当时的社会影响和在高层的关系判断，我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奉命”到北大，为全面卷入过上一年“风波”中的学生做心灵和思想“疗伤”，以免他们带着愤怒和仇恨进入社会，在五湖四海成为下一步全社会不稳定的星星之火。也就是说，何新是奉旨到北大做 “思想和灵魂牧师”。根据记录者煽情的记录，何新进入礼堂时，满场嘘声，学生讥讽他是想“舌战群儒”，还是来“单刀赴会”，不如赶紧知趣地滚蛋，免得如何如何，但演讲开始后，几个小回合下来，嘘声成为掌声，演讲完毕，一般掌声升级为持久的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说，何新未辜负邀请者的信任和更高层委派者的期待，不仅出色扮演了“思想和灵魂牧师”的角色，还无人能出其右地完成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正是因为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演讲，何新完全跃出思想界，拿到了国家政协委员的座票。此后其在中国思想界的角色，就更加诡秘起来。

　　这次的演讲，代表着何新个人思想已经体系化和历史化，因而具有不可改变性。显见的事实是，自那时以来，他的思想，总体而言的确没有明显的波动，他后来的“新国家主义”不过是他那时就有的思想的展开和延伸，他“揭露共济会阴谋” 则是包装他的“新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辅助措施，同时也是他在诡秘身份下辅助当权者的一种政治活动，旨在转移民众视线，把一个巨大人群对于内政不举的不满情绪，向外导泻到所谓“共济会”身上，从而为当权者裸奔资本主义的所谓“深化改革”，腾挪出足够的时间和“民意”空间！（与之配合的有张宏良，张以“转基因”为题，同样大量牵制了巨大的草根左翼社会主义力量）。

　　何新扬扬自得其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又沾沾自喜于北大的这次演讲，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文革和“89风波”，代表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对待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截然不同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何新在这两件事情上持有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也就相应地把他的阶级本性，完全展示给了所有愿意思考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中国工农阶级的思想者。

　　当时的北大学生思想十分青涩，青涩得如同幼嫩的橄榄。何新恰是凭借着自己的深厚社会阅历、“民学官”的三栖角色，用道地的老江湖派头，轻而易举地按照上峰的政治授意，挥动思想屠夫的大刀，摧残了当年听他演讲的不少青涩学生的稚嫩思想，并斩杀了他们的纯洁灵魂。我注意到，何新的这个演讲至今还在网络发挥着影响，依然获得很多人喝彩，他后来拼凑出的“新国家主义”，写出的大量揭露“共济会”的文章，不过是以另一种面目，继续行“摧残”和“斩杀”的勾当。

　　（2012-6-14）

三

　　北大，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是“万恶之源”，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是“首善之区”。北大是思想界必争之地，也是当权者钳制异见思想，为本阶级造阶级舆论，服务本阶级的政权的关键要塞。对于北大师生和学生运动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的阶级属性（注：希望阅读者也能在这一背景下阅读孔庆东的各种言论，读出孔庆东的真实阶级属性）。例如，1966年5月16日，关于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形成，文革正式开始，头两个月，刘少奇为主，邓小平和周恩来为辅，在北京主政文革，他们向北大派出万人工作组，对北大师生自发的革命热情，进行残酷的绞杀，从根本上说，代表的就是新生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北大是文革期间学生运动的龙头，对于其他高校的学生运动具有示范意义。北大学生的文革热情受到压制或者被引向错误方向，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压制或者被引向错误方向。所以，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指斥刘少奇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资产阶级专政，并在此后一个较长时间，花费巨大精力拨正文革方向，使之真正成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运动。

　　何新的北大演讲，是为邓小平处理“89风波”的铁血政策做“无罪辩护”。在展开、揭露和批判何新北大演讲内容之毒害之前，有必要先从思想史角度，对北大历史做些要点交代，并将其连接到有关“风波”事件的一些基本事实。

　　北大起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面目成立为大学，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总监都，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学生都是从清廷中上级官吏选拔而来，或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北大的官学背景，决定了北大以守旧为名，当时的学生把进入北大当作升官发财的台阶。那时的教授不根据学问决定，而根据官阶决定，他们被称作“中堂”或者“大人”，学生则被叫做“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一样，都声名狼藉，常常放纵于赌场或者妓院。因此，北大曾被社会冠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受命袁世凯，短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这个严复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曾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同期留学英国、曾节译达尔文和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相关著作，创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 这些个“现代成语”的严复，也就是那个在中国最先提倡西化，介绍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最先反对科举制度、反对传统的儒家控制，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严复，当然，也就是那个1902年以后，渐渐转为保守，不赞成任何革命和革命政党，并担任袁世凯政治法律顾问，积极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把蔡元培称为“神经病一流”的严复。

　　蔡元培1916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在1917年初就任后，提出著名的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机构，不是“国粹”收藏馆；第二，学生不应“专己守残”，要“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须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自由发表”。

　　正是因为蔡元培推动的改革，北大才成为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发源地，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个被请到北大，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走向街头的那批学生中，罗家伦、傅斯年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学术重镇，也是当时反共产党的最坚决的急先锋；俞平伯成为《红楼梦》研究专家，张崧年成为英国罗素数理哲学在中国的第一阐释者，高君宇（后来牺牲）和谭平山成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朱自清成为散文家和诗人；冯友兰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并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写作组”核心成员（“梁效”，乃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还有许多其他名人，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现代历史，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学生运动的历史。“五四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峰，在思想史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诞生。20世界中国学生运动的第二个高峰，出现文革中，北大再次成为策源地，成为文革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思想阵营交战的主战场，并因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阵营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无产阶级思想阵营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至少在外在表现上，占据着有利位置。

　　前文指出，1980年代思想史上的所谓“黄金十年”，是毛泽东自由思想时代的自然延续，这个延续造就了20世纪我国学生运动的第三个高峰，即1989年的所谓“风波”。“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的去世，实际起因则是因为1978年以后占据中国政治中心舞台，以邓为核心的所谓“改革派”的公开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

　　在政治上，改革派以“清理三种人”为借口，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权力位置，整体性清除，而实际上在文革中按照他们的幕后策划，直接制造了打、砸、抢，制造了各种流血事件的他们自己阶级的“三种人”，例如反动的“联动分子”，则都保护下来，让他们进入政权的基层位置和军队的基层位置，而“联动分子”的父辈，也就是老干部集团成员，更是被安置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从而彻底推倒并砸烂了毛泽东的“大联合”，做成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他们自己阶级队伍的“清一色一条龙”（我在其他文字中点到过“联动组织”，它是一个万恶不赦的“高干子弟犯罪集团”，凡有志于深入研究文革，研究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者，都应该认真研究“联动组织”的来龙去脉，以及“联动分子”父辈们的权力变迁）（注：我后来写出的文革系列对“联动组织”有一些具体的描写）。

　　在经济方面，改革派整体性蜕变为腐败集团，他们自己在台面上道貌岸然，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私下却为各自的家族成员开辟广阔的经济渠道，让家族成员敛取财物，完成今天所谓“官僚资本”的早期积累。高层家族的腐败，最典型的是邓小平家族控制的“康华公司”，当时这家“邓姓公司”的具体操办人就是俞正声，此人今天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是决定中国政局的“25人核心成员”之一，他的不倒，一方面是标志着今天的政权是邓家政权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作为政治保险锁，确保邓小平家族不被清算（注：俞正声18大后又高升了，成了政治局常委）。另一个典型代表家族就是现在被“炎黄春秋”捧为“民主教父”的赵紫阳家族，赵家大军和二军，两条“军犬”，利用其父赵紫阳的权力资源和赵紫阳为主要代表之一的改革派设计的价格双轨制，在全国各地倒腾紧缺物资，大量圈钱。

　　文革鼓励每个社会成员都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公正。这个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惯性，使得改革派的腐败在1980年代刚露头后，就遭遇社会正气的坚决抵制。当时，大学生最有勇气、最有决心和最有使命感，代表社会的良心站出来发言。北大学生为首的学生，借胡耀邦去世，上街游行提出“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这让心中有鬼、行动上露出腐败狐狸尾巴的“清一色一条龙”的改革派领导集团十分震惊和失措，他们一致对付学生，并出台”4.26″社论，将学生上街定性为“动乱”。这一定性，导致改革派和学生之间矛盾激化，直接制造了4月27日沿着北京二环路行进的“百万学生环城大游行”。从4.26社论开始，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并激发了改革派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斗，改革派领导集团分裂为“保守派”（即后来所谓“老左派”集团）和“民主自由派”（即后来的所谓“普世派”集团）。在4.26前夕，军委副主席和党总书记赵紫阳到朝鲜访问，据有关文献记载，4.26社论文本拟好后，曾电传到朝鲜，赵资阳明确表示赞同，但是，他在回国后，看到学生运动有可利用之机，萌发了“最高改革领袖梦”，想废除邓小平的“垂帘听政”。是故，他借4.26社论出台时自己在朝鲜访问，推脱该社论激化改革派集团和学生之间矛盾的责任，公开挑战邓小平的权力……（详略）。

　　学生和市民没有暴动，“有组织的政府暴力”，即大屠杀，是按事先计划进行的，并事先作了舆论方面的安排。我在6月5日到木樨地考查现场情形，看到那里往西见头不见尾有很多坦克、装甲车、军用卡车被焚烧（粗粗点数发现超过80辆）。这是当时作为市民暴动的证据的。但是站在现场，我的第一感觉是军人弃车后车辆才被焚烧的，或者是军人自己点火焚烧的。群众要焚烧坦克和装甲车那样的装备在技术上有很大困难，在有军人控制车辆的时候就更加不可能完成。后来我读到一些部队当事人的回忆说，当时某部行进到那个地带后遇到群众和学生的和平劝阻，行进速度非常缓慢，军委就派出直升机督战，在空中喊话，责令该部负责人必须按时将部队带到天安门广场集结，否则军法从事。于是，该部最高负责领导下令部队放弃重型装备，一部分向军博等地集结，一部分跑步向广场方向前进。我在德胜门外也见到类似军事装备被焚烧情形，但数量少很多，不超过30辆。估计是遭遇类似情形。据我所知，在“风波”事件中集中死亡主要是木樨地和六部口两地。天安门广场内没有死人。死亡学生和市民，据我个人实地获得的尸体数据和医院滞留的尸体数据，以及运回各高校的尸体汇总并综合其他可靠消息来源，估计在1000人左右。海外报道死3000以上和当局当时公布死200人左右其中包括36名学生，都与实际数量有重大出入。

　　此事，关键不在死人多少，而在于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这一事实的反动性。在现代文明世界，一个号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在文革中，一些人蓄意破坏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各种事端，包括流血事件，即使在这样情况下，不管他们是赤膊上阵的，还是在幕后教唆的，毛泽东都从来只是从政治上坚决惩罚代理人，必要的话才在事后追究法律责任，并严格禁止滥用国家军事机器，不但不许用之对学生和平民进行有组织的屠杀，还要“三支两军”，为工农群众的合理斗争保驾护航（注：后来流传的说毛泽东用完红卫兵就镇压红卫兵，用完造反派就镇压造反派之说，是无耻之言，此处不详细讨论，请参见本博还未完成的文革系列）。在这样鲜明对比之下，“89风波”和文革这两件事件中的国家机器掌控者的阶级性，就楚河汉界一般分明了：“89风波”事件中的国家机器使用者，代表了资产阶级，是反人民的法西斯，对待学生如屠夫对猪，杀而饮其血，啖其肉；文革中的毛泽东，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对待学生，如父护子。这同是阶级本性的展示。

　　（2012-6-15）

五

　　在上文，为了说明何新到北大是代表一个阶级去发言，我着重指出：【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万恶之源”，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首善之区”。北大是思想界必争之地，也是当权者钳制异见思想，为本阶级造阶级舆论，服务本阶级的政权的关键要塞。对于北大师生和学生运动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的阶级本性】。

　　从上文还可以知道，北大自成立以来历经了两次深刻的变革。

　　第一次发生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推行教改之后，北大由封建地主官僚文人政客及其子弟升官发财的“资格认证所”，转型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的策源地或者摇篮，马列主义思想，则因为倡导该思潮的陈独秀等人被蔡元培请入北大执教授鞭，获得早期有限程度的传播。自那时开始直到下文说的第二次大变之前，即使1949年新中国无产阶级性质政权建立，北大的主体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1957年那次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不久开展的所谓“反右运动”。

　　第二次发生在1966年。鉴于建国以后17年来，文艺和教育战线有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存在，1966年5月，毛泽东正式发动了文革，标志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做出。其中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指示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文艺和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见于“第一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使受教育者在德育、体育、智育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见“第十条”）。同时，文革倡导“革命青少年成为勇敢的闯将，用‘四大’向公开的和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见“第二条”）。自此开始，北大从主体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向主体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漫长过程，转变的成果，却随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渐渐展开，于1989年归于湮灭，乐观一点说，北大回到至少是1957年时的状态，悲观一点说，北大是倒退到1917之前封建官僚的“资格认证所”。

　　两次大变革，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中国20世纪的三次划时代的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66年文革中北大学生运动以及1989年“风波”事件。

　　1989年，改革派当权者用“红牌”，清退全部学生“球员” 和社会“观众”出“赛场”。亮过“红牌”的权力人物，事前有过心理准备，有过策划好的舆论攻势，来取信于民，事后对绝大部分参与事件而生还的学生也没有处理，只是对少数领袖和骨干人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教育和司法处置，试图安定学生情绪，但是，在实际面对全社会对流血事件的巨大质疑和境外舆论借机发起的强大政治道德攻势的时候，这些权力人物对于是否真能取信于民，是否真能稳定广大学生情绪，还是缺乏足够的自信心，何况卷入风波的学生，散布在全国高校和全国部分中学高年级。1990年夏季，数十万卷入过上年度“风波”的大学生将要毕业，走向社会。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他们与社会结合的层面，融入社会的深度，都将与学生大为不同。这些人会不会带着深埋心底的愤怒和仇恨离开大学，成为新的“社会事变”之源？此外，还在大学继续就读的更为庞大的当事学生群体，会不会再闹情绪？最严重的还在于，“红牌工厂”会不会度过政治难关？这些问题显然都是当时“红牌工厂”领导集团和邓小平个人都必须考虑的。他们的忧虑随着89年东欧剧变持续发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何新穿着“黑袍”，脸上涂着“红油彩”，于1990年6月，即应届毕业大学生毕业前夕，来北大了。前文交代过，他此刻来北大演讲，是带着“使命”去给即将走向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当“思想和灵魂的牧师”的。实际上，何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与何新在北大“布道”同期，有一个大的“牧师群体”，奉命活动在其他各高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何新为代表的牧师群出色地完成了各自使命，但那些忧心忡忡的“红牌工厂”当权者，还是继续忧心忡忡，尤其在1991年前苏联“819”事变之后，他们惶惶不安，达到峰值状态，一批赞同“红牌叫停”的幕后决策人，一些直接参与 “出示红牌”的领导人，仿佛感到“红牌工厂”的末日就要来临，纷纷让自己的儿女弃政从商，大肆捞钱，让孙子们出国留学，准备好逃离路线，以防一旦北京也发生莫斯科那样的“819事变”，自己和家人好逃之夭夭。由此开始，我国上演起在位高干子弟出国热，这个热到后来直接演变为“裸官热”。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夏季活动在高校的“牧师们”，当时就都可以频繁出入香港，他们都做好了准备，一旦大陆“有事”，他们就拍拍屁股，通过香港溜之大吉。他们这一防范性措施保留至今。

　　何新1990年6月的演讲分为九个部分，如下：

　　开场白
　　动乱的警告
　　什么叫清谈误国
　　殷鉴不远
　　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
　　美国来信
　　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他的“新国家主义”和“共济会揭秘”带出的“重要思想”，都基本可以在这个演讲中找到雏形。所以，我在前文说：“何新这次的演讲，代表着何新个人思想已经体系化和历史化”。结合其自那时以来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共济会揭露成果”及其形成的辐射全国的巨大“爱国主义冲击波”，我甚至可以说，何新老矣，他没有心、没有意愿、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像他在文革时期那样，和大地与底层人民共呼吸，吸收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营养，自成一家，当反革命；他已江郎才尽，却又不甘寂寞，不得不走向神秘主义，靠在网络上，浏览西方某些网络时评文章，甚至一些西方疯子、狂人、白痴、欺世盗名者、哗众取宠者，在无所事事时写出的梦幻作品、科幻意识流，来构建其神秘主义天空。如果他“揭露共济会”的那些东西都能算是学术成果的话，那么幻想小说《达芬奇密码》就绝不是幻想小说，而是更有理有据的学术成果。

　　此处我先不谈他的“共济会揭秘”成果，只把他的学术路子走到山穷水尽的“思想八旗子弟”的惨淡景象点破。八旗子弟败落到最后到底多寒碜人？可能很多人知道，吃粤菜，茶壶要添加开水，一定要把茶壶盖子打开，否则服务员是决不加开水的。这一“习俗”，现在似乎在各种餐馆普遍适应，其起源据说就是与当年流落到粤地的八旗子弟有关，这些八旗子弟家道完全败落之后，一文不名，又还是老样子，游手好闲，吃好喝好，保持过去的老风光，就在餐厅里吃饭赖账，办法就是在空的茶壶里放只画眉鸟、蟋蟀或苍蝇什么的（我夸张一下而已，没有苍蝇），叫跑堂伙计加开水，伙计不明就里，过来就开茶壶盖，结果那会逃的虫儿鸟儿，就逃了，这落败而成混混的爷，少则赖顿饭钱，多则赖账之外再讹几个铜钱带走。类似的事情多了，大家都知道是同类的八旗子弟所为，于是新行规就自动出现了：不开盖的茶壶，跑堂伙计拒绝添加开水，直到如今。何新有此思想窘境——钱财方面他是断不会如此窘境的——于是，就开始偏门邪道，神经兮兮，搞“共济会揭秘”，讹众多思想小伙计们的痴心崇拜和勇猛追随。这些思想小伙计们恐怕连当年粤地饭馆里跑堂的伙计们的觉悟和警惕性都没有。

　　其实岂止是何新如此！那些和他同时期成了大佬的各路好汉哪个不是这样呢？以电影界为例，陈凯歌的《黄土地》绝音还能再响吗？张艺谋则是只会在女人的胸部搞导演和摄影，那里恐怕是他现在唯一现实生活体验和艺术源泉了吧？

　　文革自由思想的红利，几乎被1980年代这个“黄金十年”提支干净，其不多的残余，又被“89风波”事件中的钢铁和鲜血组成的巫风邪浪，席卷而去。1990年代的降临，意味着黑暗降临，因为“无赖佛祖”邓小平的“不争论”的专制思想魔咒，禁锢一切自由思想，学子们更懒得思想了。都说57年“反右”“反折”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文革“革”走了社会的良心，可是，57年-到76年，总还是有那么多铁骨铮铮的“知识反革命”跳出来（真的思想反革命，我也人格上敬佩之，因为他们敢为自己的阶级发言），而“89风波”之后，类似的铁骨铮铮者还有吗？于是，何新气壮山河了，何新之流的“官学”理论，当然就更加畅行无阻了。

　　从文革的自由思想土壤中吸收养分，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何新之流，从“89风波”事件开始，就成为自由思想的最残酷的、最冷血的杀手。这些人，无一不是文革的直接的正的和反的两方面的得益者，在文革后，却一个个成为最无耻的历史背叛者，直到今天依然还是最坚决地否定文革，变着戏法歪曲和诬蔑毛泽东。这在何新写的各种表面赞美毛泽东，实际上把毛泽东骂为法西斯反动头子的文字里表现得最充分（注：我注意到何新的“赞毛”的文字，在所谓左翼群众中有很高的认可度。这些可怜的左派群众何时能够有一点鉴别力呢？）。何新们当然是不愿意把一个真相的文革告诉大家的，因为那里面有他们成功的“秘籍宝典”，他们不愿意让后来人也学了去，也更不愿意人们通过那“秘籍宝典”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何新靠一句“我曾经是反革命”就光荣无比了，就门第显赫了，再稍微糊弄几下“中西文化”，似是而非说道一番，就成为思想泰斗了，哪能需要真相呢？他只想用他们一伙人靠谎言编织的文字，把那个时代整个地搞臭，让后来者敬之如鬼神，此计不成，就另想高招，借邓大人的权力，把文革对无产阶级公众封存起来，他们自己需要什么就拿出来什么，或者批判或者显摆他们自己，全凭着他们自说自话。当然了，对于“风波”事件，他们也不得不搞类似手法。如果我有幸见何新，我很想问一声：何老，您是愿意57年当“右派”，66年当反革命，滋滋润润，健健康康，随后不久成名成家呢？还是愿意随了“风波”，在长安街上，像我见到的那些学生和市民一样“贴着地面成为血红的画片”，或者停在复兴门医院特种冷库里成为僵尸，无人认领？

　　2012-6-17

六

　　再回到何新的演讲内容。本文开篇即说：“何新……他的思想凸显出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对于成熟的思想者——无论其持资产阶级立场，封建专制阶级立场，或者无产阶级立场——来说，并不值得严重关注，但对于火候还不够的草根思想者来说，却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和斩杀力”。

　　本节主要讨论他“斩杀”的方法，即他在1990年的“绝世演讲” 里使用过的方法。这一方法具有极强的现实性，许多今天何新的“思想俘虏”，依然是他这一方法的受害者。这是我解剖何新要从他这次“绝世演讲”开始的原因（有朋友指出我漏掉了“绝世”二字，不足以体现何新对他那次演讲的得意之情，故这里加上“绝世”二字）。

　　他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如下一个模式：

　　第一步，建立何新的完美道德化身。
　　第二步，建立何新的学术权威性。
　　（这两步同时进行）
　　第三步，建立“爱国主义”的政治正确性。
　　第四步，建立何新阐释“爱国主义”的权威性、绝对性、终极性。
　　（通过前两步的完成而获得）
　　第五步，实现既定目标：用隐含在何新个人（也就是“绝对权威”）观点里的“论据”，证明 “有组织的政府暴力”对待学生和市民的正当性、正确性、及时性，从而让学生听众不得不承认邓小平决策的历史正确性，拯救了民族使之免予分裂、拯救了党使之免予变色的伟大英明性，进而，迫使学生不得不一个个为自己参加了一场分裂祖国、分裂党的错误的、反动的学生运动而无地自容，并为灵魂被何新拯救而对何新报以经久不息的、依依不舍的、感激无比的热烈掌声。

　　这五步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贯串，层层递进，而又彼此呼应照料的。该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建立一个高耸入云端的道德和政治的双重权威标杆，比对在座的思想稚嫩、感情热烈、灵魂纯洁、但行为激进的青涩学生，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渺小”、“道德低下”、“政治不正确”，从而去相信他这个为“邓上帝”代言的“牧师”的权威说教。

　　具体展开如下。我将大量引用他演讲的具体内容，不只是做转述。这样，篇幅略长，但可保证大家获得准确的认识，并对于理解我将要展开的演讲内容分析有重要的帮助。

七

　　为了建立他的完美道德化身，他强调，鉴于一年前发生的风波事件，他此行也为“那件事”【“心情很沉重”】，但既然是来给毕业生搞【“思想教育”】，那【“就是准备上这个炉子烤”】。

　　起初有些学生不买账，起哄，嘲笑，甚至口出污言秽语（例如“有屁快放”），对此何新一律宽容，概不计较，还特意出示一封事先准备好的头一年就收到的十分恶毒的匿名信，内容是：

　　【“何新，你是中国民主精神的叛徒，你是中国知识界的败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审判团，对你从精神到肉体宣判死刑。我们要绞死你、砸烂你的狗头！让你下油锅。你做好准备吧！署名:“中国知识分子锄奸团”，1989年8月1日。】

　　何新特意强调：【“这是典型的文革语言”】。然后，他说，【还有更漂亮的呢（又举起一封信）：“何新，你这只卑鄙无耻、卖身投靠的哈巴狗，你将永远被钉在文明的耻辱柱上。如有可能，我操你妈，再生一个人作何新！”…… “有胆量的话你可以举报】

　　这时，何新高调宣告：【放心，我不会举报……这信我得留着，这是宝贝，纪念品。花钱还买不着，哪舍得交公安局？】

　　随后，何新举起一张有漫画的信纸读道【“何新，不老实的人，即使做了老实的事也不会赢得人的信任（作者是在引用去年8月间上海一张小报上骂我的话）。你的大作我们都在《中国青年报》上拜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耻笑你，骂你是条疯狗，时机一到就想咬人。而我认为你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劣等的疯狗。”署名：“一名大学本科读完的人。”这是暗示本人没上完大学。】
继而何新说，有人说他风波之后，举报了3千知识分子，可他一个也没有举报，有人说他用举报换了官位，可他还是一介平民，要是做了大官，学生们可以去把他家大门给扒了。

　　【现在我的这个骂名呀，似乎传遍了全世界】，【我呢，清夜扪心，问心无愧，还是睡得踏踏实实。检点平生，我是既不懊悔，又无遗憾。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坚持我的立场】。【……我保证只说出自内心的真话】。【就凭着我这一套独立的思想，我坚持自己独立不阿的人格】。 【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没做过政工干部】，今天来这里【不是以什么学者的资格，什么头衔的资格——这一套我从来蔑视之。就以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资格！中国今天面临着危险，重大的危险！威胁你们，也威胁到我，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所以我不能不说话！】【“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

　　【对去年的整个事件，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想法。和你们不同。不是据说要搞民主吗？思想自由吗？那么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写那种肮脏的匿名信？为什么要骂街？为什么搞人身攻击？为什么造谣诽谤？为什么威胁要搞暗杀？ 】

　　【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

　　就这样，通过晾晒匿名者的“道德卑劣”，学生的“无理取闹，流氓语言”，同时展示他自己的高尚道德，一个“众人皆无耻，唯我何新道德高”的道德塑造过程，告以完成。

　　而实际上呢，以本博现在的看法——坦白说，当时我也不能有这样的看法——那不过是一个多年混迹社会三教九流之中的“老江湖”，对青涩的莘莘学子的一场绝世的“道德大调戏”。

八

　　为了建立他的权威性，在开场白里，他开宗明义，说自己【“1985年以来，每年总有机会来此讲一次”】，然后，【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一点材料…… （举起材料给大家看）这是《纽约时报》。这么大一张照片，世界性的报纸，题目是“A Defender of Deng Tells Why He Is”（一个邓的卫道士陈述他为什么这么做）（学生笑，哄】。

　　【这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这么大的照片。题目“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是说。” （学生大笑，叫好，鼓掌） 】接着他说：【我可能是有点知名度。要没有知名度的话，《纽约时报》、《基督教箴言报》，大家都知道，这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大报，不会用那么大的篇幅来扭曲我、来骂我。正是他们这么骂我，我才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重要性】。

　　在紧接着“开场白”的演讲第二部分“动乱的警告”中，何新特别一再强调自己对世界和中国的大事件的预言的准确性：

　　【记得去年我在北大报告厅作演讲时，正是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因为那个时候，我感到，思想文化界中已经出现一种毒化的气氛，动员人们起来激进造反的气氛。】

　　在1988年11月发表于《香港民报》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

　　【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 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

　　【我对我当时发表的这套东西很感到自豪，我在历史面前没有愧色。它们发表出来在当时的舆论界无疑是一种不和谐音。但它们经受住了近年历史发展的检验。今天我介绍这些，并非意在炫耀。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历史是有逻辑的，是可以预测的。】

　　【顺便说明，当时我也把它送交了一些领导人】。

　　在演讲的第五部分，即“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中，何新还说出这么一段：

　　【你们知道，“美国之音”播过骂我的文章。法国巴黎电台。英国BBC点过我的名。香港、台湾的刊物就更不用说了。有一个西方记者亲口告诉我，1988年我在《明报月刊》的文章发表，当天就被日本、美国、苏联在港新闻和谍报机关传报各国。他们干嘛这么注意我？无非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站在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上讲了有利于中国人的话。因为我揭露了他们对中国心怀叵测的战略意图。于是他们就要毁掉我！我今天正式宣告，如果我有一天失踪，被绑架，被暗杀，甚或发生“自杀”，那都将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也不要求你们承认我。但是，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这就够了！ （场上发出掌声） 】

　　在以上巨大篇幅的文字中（我只截取了很小一部分），通过借北大讲台的地位、港台报刊的敏感、欧美报刊和电台的国际性，以及他可以通中央的天的本领，何新成功打造了自己的“学术权威性”。

　　那么，这些预言到底有怎样真实的准确性呢？他刻意打造的自己这个学术权威是不是真权威呢？是不是经得起或者经受住了当时的现实（今天看来的历史）以及今天的现实的检验呢？

　　2012-6-19

九

　　对一个人做道德批判，无论多么理性，都是要冒风险的，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所以，为了避免读者误以为我对何新搞纯粹的道德批判，在上面我只是把何新如何建立自己“道德完美化身”的技法做了一个扼要说明，给出的评语却是十分简短，说那不过是一场对青涩莘莘学子的“绝世道德大调戏”。这说法是不是污蔑了他吗？他在演讲中成功完成对自己的道德塑造，可他真就那么道德高尚吗？看看这段前面引用过的话吧：

　　【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

　　在一群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纯洁无瑕的学生面前，居然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威胁，装扮自己的斗士形象。这哪里还有一点道德可言？哪里还有一点斗士精神可言？分明是又一个军队大院出来的混世魔王王朔在抖那点可怜的机灵，分明是一个江湖黑帮老大在穷凶极恶对人大施淫威。况且，诸位读者，如果你此时此刻代表的是最高当局，你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整个的国家机器都在为你撑腰，你在北大的讲台上，还会害怕几个学生“起哄，架秧子”吗？还会害怕有人组织黑社会“暗杀”你吗？还会找不到在秀才堆里威慑淳朴学生们的说话底气吗？

　　十个指头都不能一般齐整，何况社会有11亿人（当时），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个体，即使修养再深厚，在事事顺遂心愿的时候，也不能保证对于身边丑恶事情不出情绪性恶语，何况在目击甚至直接经历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灵魂与肉体的野蛮的大屠戮之后。何新精心挑选展示出来的那些当时个别人的言行（我不怀疑其真实性），不过是出于最基本的良知，出于一点该有的血性，用了或许并不恰当的方式，表达了对何新一贯充当邓和邓党的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个老江湖，就紧紧抓住这些个别人的个别言论不放，把“个别”混同“一般”,把“殊相”当“共相”，践踏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普遍正义和良知。何新这一副老江湖的嘴脸，表明他已经失去最基本的良知，他在刻意抬高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很可能和他原本是一个阶级的小兄弟们的最基本的良知也给诬蔑了！谁见过那些介入过“风波”或者不满于“红牌叫停”的知识分子，或者对他写过匿名信的“激进人士”或者学生，在当时或者后来参加过黑社会？组织过什么暗杀活动吗？这种魔鬼化别人，上帝化自己的勾当，只有何新这种最无良的文人和他的老板那种最无良的政客才干得出。

　　我无意对于何新这一个人的具体心性道德提供批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我要批判的是以其为代表的一个阶级的道德，而不是其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很多人都知道，以儒家正统道德规尺去衡量，当年北洋政府首脑、安福系的头子段祺瑞，具有极高的个人心性道德修养，但是段祺瑞对被他压迫、被他剥削的广大无产阶级，表现过任何高尚阶级道德吗？显然没有。很多人都看过美国人的电影《教父》并为之痴迷，黑帮分子在自己的黑帮团伙面前，一个个平等友善，在公众面前一个个谦谦君子，在家人面前是孝子贤孙，是好父亲，是好妻子，可是当他们为了自己的黑帮利益，犯罪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的犯罪又只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吗？我想，无论是段祺瑞身上，还是《教父》中黑帮人物身上的那种个人心性道德和阶级道德的对比，都适合何新这一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何新为什么那么痛恨文革，为什么非要把为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政治前途和命运着想的文革叫做法西斯专政。文革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文革，任何对文革的否定，无论怎样花言巧语，无论怎样借林彪、“四人帮”说事（参见何新《警惕文革翻案风搞乱中国》），都是直接对毛泽东的否定，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就是说毛泽东是法西斯。这就是何新的阶级道德。他只要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其一切赞美毛泽东的话语，都是欺世盗名，都是在无耻地装扮自己，都是在最卑劣地欺骗幼嫩的思想者和纯洁无瑕的青年灵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年这个完美的道德化身，如今却自称“鄙人下愚，猪狗不如”（见其《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何以这样呢？皆为历史使然。中国走到今天，已然完全不在他当年的“预测”之中，当年的他那个高耸入云端的道德化身，比对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现在的无数底层无产阶级的血和泪的遭遇中，真正高处不胜寒，真正是“猪狗不如”，他再不主动放低自己的身段，走下神坛，就一定成为高高在上的、等着老百姓万箭齐发的活靶子。所以，长于分析现实、“预测”未来的他，毅然而然，悄然无声“翻筋斗”下到地面，金蝉脱壳，试图逃过老百姓的视野和追击，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为老百姓“揪出”万箭齐发的新靶子，即其所言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和权贵”，仿佛那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还有“权贵”，都不是他的同伙，执行的都不是他的“邓老板”的“新社会主义”路线。这又衬出何新的阶级道德的另一面，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是连自己的资产阶级兄弟都是敢于出卖的。谁能告诉我，他嘴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那些“无耻精英”，那些“欺民的资本家和权贵”，不是他何新自己的阶级兄弟？不是和他何新一条资本主义路线上的人？（“鄙人下愚，猪狗不如，但平生就是蔑视一些无耻精英和欺民资本家和权贵”——见何新《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要是站在道德高点上，只要露出一个道德瑕疵，就会身败名裂，而把自己放在流氓位置，就可以确保自己使用任何无耻的、栽赃的手段，都具有某种“合道德性”，并同时规避任何别人的道德攻击。这种勾当，不过是混世魔王王朔之流的惯用手段，身为“道德化身”和“学术权威”的何新，居然借来使用，可见何新内心虚弱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从人格和阶级上讲，何新原本就和王朔是一条路上的，只是外包装不同而已。

　　（关于“新自由主义”等，随着本文的全面展开，将在适当时候给予必要的讨论，看何新金蝉脱壳是否就能够推卸掉其本该负有的责任）

十

　　何新对于重大事件的“准确预测”，是他在“绝世演讲”中，征服北大学生，俘虏今天草根左派的一个“绝活”。那么，他炫耀的那些“预言”有怎样的历史背景？“预言”本身到底有怎样真实的准确性呢？他的预测真的经受住了当时的现实（今天看来的历史）以及今天的现实的检验吗？

　　我先给出一个对比，再倒回去看他在演讲中展示过的、前文已经引用了的各种“准确预测”的本来面目。

　　在1990年“绝世演讲”的第三部分“殷鉴不远”里，何新说：

　　【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

　　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

　　中国的前景如何？……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注：这里从何新原文选取的三个段落，先后顺序本博有调整，以便意思更为连贯)

　　何新需要的“稳定”终于如其所愿，如邓小平所愿获得了，而且自1989年开始，一经“稳定”下来，就是20多年之久，后面还不知要“稳”多少年。

　　他的意思是说，稳定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切重中之重，只要大家不闹，中国不乱，中国就会暂时度过难关，跃升为太平盛世，你爹我爹都有地方领养老金、退休金，人人有住房，社会秩序就会良好，千百万的公务员、市民、工人都有生计，不会流离失所。只要“稳定”，中国就不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更不会像东欧那样，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在2011年，也就是他1990年演讲之后的22年，何新在《警惕文革翻案风今年搞乱中国》一文里说，有人为文革翻案：

　　【其社会背景是基于：多年来的改革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无序市场，搞乱了中国经济。当今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严重，金融危机频频发作，高利贷风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GDP崇拜导致拜金主义横行，官场腐败丛生，公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尖锐对立，官民对立严重。穷苦阶层民不聊生，青年毕业就是失业，失去发展出路，工农地位沦入入九地之下。对外屈辱求和，加入WTO后经济依附美欧，有被殖民化危险】

　　何新2011年写出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没有联想过自己1990年的“绝世演讲”。

　　读者诸君，你们能相信以上时隔22年的两段话，居然是出自同一个“伟大学者”吗？前一段话信誓旦旦的“预言”，只要有“稳定”，后一段话表述的内容就是断不可能出现的，而如今就出现在他自己的眼里，走到他的笔端。这就是名满天下，“准确预测”了众多世界和中国的大事件，“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的何新先生！

　　我曾在《江河“万里”，万里江河》一文里，调侃大名鼎鼎的黄万里说：【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黄万里先生，出名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学问，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伟业，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因为毛泽东而出名；二是因为反对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后来又反对了三峡水库工程。我也并不是赞成一切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实际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伟业，就是一生什么都反对，我想这和一个一生爱好买彩票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总归有一回两回是反对对了的，就是中彩了，如果一个人一生买彩票，一生都不中，这个人也就太背运了。】

　　何新相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也依靠毛泽东出名——何新在毛泽东时代获得一个反革命的名声，成为他在后一个时代起步的政治资本；不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黄万里是搞水利的，却几乎一生什么水利工程都反对，结果在反对三门峡工程上“中彩”了，何新作为表面搞思想实际搞政治的，什么都预测，结果在89年前后的大预测中，预测到了一星半点（远不是如他所说“预测对了”，后文详解），也中了个“彩”。

　　我曾和我国某名刹里一位即将成为住持的高僧探讨宗教，问了他一个关于基督教徒做忏悔的问题。我说，一些基督教徒什么坏事都敢干，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每次犯了罪，都要去做忏悔，非常虔诚，获得灵魂的拯救，但出了教堂，还是依然故我，什么坏事都干，又再去忏悔，如此循环直到死，高僧怎么看待这些基督教徒的忏悔？忏悔有实际作用吗？高僧沉思了一会，沉静地说：“还是有作用的，比如说，一件衣服，脏了，你是不是要洗？如果不洗，很快就脏得不能再穿，而反复洗脏，就能保证一件衣服穿很长时间”（高僧的话，因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引述，这里我用引号）。

　　原来，犯罪后忏悔就是为了再犯罪，为了更持久的犯罪，更持久地干最无耻的勾当，还把罪责推给上帝，让上帝去为他们承担罪责（注意：高僧实际的意思不是我调侃的这样，我做这一种调侃，不过是说何新的问题）

　　何新现在的“鄙人下愚，猪狗不如”的忏悔，是不是也这样呢？他犯下了罪责，却把今天中国的罪责全部推给了别人，说那都与他自己、与他自己的东家老邓无关，他用心何在呢？

　　2012-6-20

十一

　　上文把何新时隔22年关于中国社会面貌的两段话，放在同一个取景器里进行了对比，得到了一个对比度十分鲜明的讽刺画：善于预测，把握着社会脉搏的何新，22年前信誓旦旦说不能发生的事情，惨烈的逐渐发生在了中国现实社会里，“凝固”为22年后一个无数人的悲惨世界和少数人横行霸道的极乐世界。这就是说，何新预测的社会发展完全走向了他预测的反面。他的历史大预测其实完全破产了。

　　现在，我就给他自己得意不已，在“绝世演讲”中刻意渲染炫耀的那个“预测”，去一去神秘面纱。那个预测表述如下：

　　【（在1988年11月发表于《香港民报》的一篇文章），作为一种假想的政治预测……我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预言了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

　　动乱前夕（4月5日），当时在北大演讲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篇《当代中国战略形势分析》，发表时间是在 1989年3月，也就是动乱即将发生之前。在文中我明白地预先预告了东欧将变色和苏联将濒临解体。我警告人们，90年代可能不是一个做美梦的时期，而是一个充满前所未遇的巨大危机、困难和挑战的时代。】（为了意思连贯紧凑，突出主题，【】内文字我做了删减并适当调整了的顺序）

　　他的某些粉丝，到现在还以为他凭着这个“预测”，依然可以傲视“江湖”？例如，有个Golden网友，读了我此文前面的一个章节，就感到很不爽，给了我这样一个“热情洋溢”的评论:

　　【在你自己没有能耐预见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时，去这样批判一个预先为中国乃至世界告警的人，你有何脸面批判人家？ 在88年你能预见到国家会出现动乱？在2000年，你能预见到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中东将要出现的巨变？ 共济会，不是他和全世界的学者一起去挖掘其历史沿袭与目标，你能知道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被谁操控和他们的新世界秩序的目的？我希望你也是个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问题的真正的智者，而不是这样一个只会去批评别人的人。】

　　读者看好了，这位何新的粉丝，不但把何新88年的预测，作为头号预测摆了出来，还一连列举了其他好几个预测，并几乎把何新近年来“拯救”我们苦难的民族，“解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所有“伟大功勋”也列示出来了。这些伟大功勋，我是不能一一“歌颂”的，但其“新国家主义”和“共济会揭秘”则是我本文晚些时候决不能不“歌颂”的。

　　1988年底至1989年初，一批杰出的中青年才俊，和当时出国潮中的主流不同，不是因为国内没有地位、不是因为看不到个人前途、不是因为向往西方的物质文明或者婚姻爱情方面的原因，飞往世界各地，而且怀着“去国”而不再“还乡”的坚定。我的一个同学当时飞往美国之前，对我说：“我不过是地震前的耗子，蛇类，要先走了，大学里，你就是我的榜样，你比我聪明，我知道你比我更清楚感到了地震就要来到，但你不会走。我没有你的意志，只好当逃兵了”（在一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好友这样的告别辞是一个人永生不会忘记的）

　　注意了，这不是1989年年中以后的事情，而是之前几个月的事情！读者或许明白了我意思。是的，当时，许多人都对那场风波有非常清晰的预感，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都能够、都有条件、都有兴趣，把自己的预感像何新那样写成文字“预测”，凭借自己的特别的条件，登载在香港知名的报刊杂志上。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心底，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友情中，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对亲人的祝福里，一些人的预测写在对国家对民族的大爱中……。所有这些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做着普通的工作，毅然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打击！许多这样的预测，比何新写在香港杂志上的预测要准确得多。“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心灵之中的，却是地狱的火也烧不掉的。

　　我不排除有何新的粉丝如这个Golden网友读到这些文字，会说我在搞臆想，自证我的聪明智慧。我无意于此时此刻，打断文字的逻辑连贯去搞自辩，我先承认我这是臆想的智慧自证。

　　前文，我一再提到被思想界视为“黄金十年”的80年代是毛泽东缔造的自由思想时代的延续，没有经历过70年代和80年代的人，是不能都懂得中国的20世纪的，更不懂中国今天的现实（但不是一切经过了的人就一定都能读懂）。这里我引用一段艺术家徐冰的话，来夯实我的观点（徐冰，1977年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90年移居美国，2007年归国任中央美院副院长、教授，其艺术成就，尤其被美国高看的艺术成就，绝对斐然，有兴趣者不妨自己检索一下）。

　　【古元追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我仿效古元……，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实验中……，每个人都成为实验的一个分子……，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去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而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80年代，大量西方理论的涌入、讨论、理解、吸收，对我来说，又只是一轮形式上的“在场”。思维中已被占领的部分，很难再被别的东西挤走。在纽约有人问我：“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搞这么前卫的东西？”我说：“你们是波伊斯（德国艺术家，提出‘社会雕塑’的概念）教出来的，我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了”】（见徐斌：《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该文是控诉毛泽东时代的愚昧的，可是“愚昧”却给他这个蜚声国内外的艺术家注入了艺术灵魂。他的文字内容和艺术成就本身，已经推翻了文章题目给出的“毛泽东时代是愚昧时代”的结论——略注）。

　　在毛泽东时代自由思想和造反精神的惯性作用下，1978年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不久又出现“北大三角地”；1985年在合肥，出现了安徽科技大学校内学潮，该学潮很快被平息，没有形成大的影响；又过了两年，1987年元旦，北大部分学生和其他高校部分学生联合，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有市民在现场临时参加队伍，队伍由历史博物馆北侧东长安街西行进入天安门前金水桥附近，绕广场行进到大会堂正面，大约有几十名学生被制服警察和便衣警察抓捕。天安门后午门前场地，被用做公安的现场指挥部，并停靠囚车，被抓捕的学生和市民都在那里集中。这次事件，在当时北京即使普通老百姓中都流传盛广。后来，被抓捕学生全部被各所在高校领回，没有给予刑事处罚，社会人士则基本都被监禁，体现当时高层对于学生和市民参加此类活动不同的处置态度和方法。我目击了这次活动的全过程，包括警察抓捕学生和市民的过程，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识别出什么样的人是便衣警察，当时我是国务院所属某部委机关小干部。这次游行示威，发生在北京，又不像合肥那样，只在校园内部，而是上了街，到了天安门，因此，在社会上造成一定影响，直接导致胡耀邦下台。

　　大家都知道，1984年35周年国庆阅兵，北京大学队伍打出“小平您好”，成为“世纪佳话”，也是知识界对邓小平改革的某种背书，时隔仅仅一年，合肥高校率先在北大的背书上画叉，而1987年这个叉就由北大的学生自己接着画了，到1989年，这个叉叉居然画出了一场大风波，并让何新获得了伟大的名声。

　　1988年又发生了什么呢？放开物价！就是赵真人在邓大人撑腰下的蛮干：物价闯关。7月，名烟名酒价格放开，全国骚动，抢购名烟酒风潮席卷全国各大城市；8月，即将全面放开物价的消息，“小道”传遍全国，导发全国性抢购几乎所有商品，从火柴、油盐酱醋、肥皂，到袜子、毛巾、夹克、毛线、毛毯、洗衣机和吸尘器（这在那时是奢侈类商品了），无所不包。一些大城市如上海，迫于情势，不得不恢复凭票供应，或者凭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购买。同时银行出现挤兑风潮，所谓“老虎出笼”。

　　有了这个社会动荡的直接感受，知识界、政治界、文化艺术界等各个社会敏感部门的即使再迟钝的人士，都能感受到社会在集聚一种力量，不久的某个时候就会有更大的社会事变爆发，如果稍微敏感一点，关心政治多一点，朋友圈子大一点，在社会各界走动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我83年20岁大学毕业，住单身宿舍，筒子楼，一个人住20多平米的单间（羡慕死现在为住房发愁的大学毕业生了吧？），下班后单身互相串门，我记得我第一次喝咖啡是在一位川大的物理系同事宿舍里，他自己煮的，咖啡豆子也不磨，就直接扔在普通铁锅里放上水，在电阻炉上煮。那个时候我还组织同乡会，原本是和本县在京老乡联系，后来发展到一个大的网络，与在京的许多湖北老乡建立联系，老一辈的有在国务院机关的、团中央的、解放军报社的、中国青年杂志社的等等，还有作家协会的，不少高校的各年级湖北籍学生，也曾加入了，我们经常周末集会，谈的基本都是知识界名流、社会思潮、国家政治、社会发展。

　　1987年夏天，我入读研究生，1988年我出任某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当时，北京大多数高校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主席都是竞选的，我就是竞选上岗的），兼任该高校本科学生会主席。1987年元旦的示威事件，导致胡耀邦下台，但是事情却越来越复杂，高层对于高校动态更加关注了，所以，1988年、1989年就有越来越多部里和中央官员到学校来了解学生动态，我向其汇报学生动态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后来上升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就凭这些我纯粹个人的经历，就已经清晰感受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当时的何新是什么人物？不必细究，只看两点就够了：第一，他可以在香港发表文章，说明他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国内外的社会动态资讯，尤其海外关于中国事件的动态评论，他可以随心所欲获得并加以分析，而不仅仅是看我当时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的《参考消息》，我能偷听到的VOA，BBC海外短波报道的片段；第二，他说了他那时可以将自己的密件直送中央，到最高领导人那里，这说明他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看到当时的所谓大内参，通过阅读大内参，对国家政治形势一目了然（大内参是大开本，大字号的，专门给上了年纪，眼睛不好的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看的）。如果我有这两个条件，那么加上我以上个人的兴趣、努力、勤奋和小圈子，我敢说没有什么中国的和世界的事情不在我的“预测”之中。

　　此外，1989年事情的爆发纯粹偶然，如果胡耀邦去世的时间不在那一年呢？历史就将完全不同，何新的所谓准确预测，是不是要大打折扣？我记得89年春节后开学不久，上面来人了解学生动态，我还汇报过说学生思想十分活跃，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何新说了89年4月5日他也在北大演讲，为什么是这个日期？1976年所谓的“4·5运动”就是这个日期，显然何新的到北大是上面清楚知道学生的情绪动态后，要他来北大稳住北大学生，不让他们纪念1976年的这个日期的事件的，以免给上面造成麻烦。这就是说，何新那时活动在北大，显然和来我们大学了解学生情况的上面的人，承担的是同一使命，那时的何新就已经是邓小平改革派豢养的特别牧师了。

　　各位对何新的预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朋友，知道了以上的这一切之后，你们还觉得何新的预测神秘莫测吗？

　　2012-06-22

十二

　　在写作上一小节的时候，我依然感觉到了1980年代五湖四海广大学生从历史使命感里燃起的激情，也感到了那个年代的脉搏还在微弱的跳动。一直以来，我甚少谈论自己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为了帮助那些对文革没有真正深入思考，对于1980年代也缺乏直接感受，却在何新这样的“权威”里失去自我、失去思维能力、思想能力的年青朋友们找到一些基本的思想和思维的独立性，我就借助我自己在1980年代的一些直接经历和感受，截取那个时代的几个片段，做点相关的理性分析和归纳总结，来告诉大家，何新白纸黑字写在香港杂志上的所谓“预测”，不过是那个时代里，众多真正在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的普遍感觉，毫无神秘之处，也谈不上什么“预见性”，之所以对于后来一些人来说，显得高深莫测，如同神话，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这些人成长在一个知识沙漠化，思想功利化和技术化的年代，自身站立的高度太低太低，自己的思想资源太贫乏，自己的现实感悟力太弱太没有穿透性。

　　历史不是某一个人的人生考察，也不是各个社会成员个体人生经历的简单叠加，因此，一些人会觉得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不足为信，那么请参阅以下资料，获得更具体的判断：

　　【1986年12月，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988年3月5日，在拉萨分裂主义分子制造旨在寻求“西藏独立”的骚乱（这一年，物价闯关，7月抢购名烟名酒风潮，八月，全国商品抢购风潮，银行挤兑风潮。前文已交代），10月，中央决定清理整顿公司，12月中央认为廉政建设刻不容缓】（见《我们的八十年代》一书，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拥有我指出的“两个特别信息源”的何新，在1988年11月，于《香港民报》发文，“预言了街头抗议和暴力运动，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他的言论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丝毫的“预言性”可谈吗？那不过是对那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如实的记载。任何一件较大的历史事情都不会即生即灭，1987年的学潮的势能，没有因为有人被抓捕和胡耀邦“被辞职”就去完，而是转入地下了；1988年的物价闯关造成全社会人心惶惶，高层腐败传闻又频繁进入公众视野，群众的不满越积越多，并在暗中发酵，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2、3月事情”并没有结束，每个人都能“预见”到更大的事变还在后头，未来发生的任何大小事变，都可以牵强或者不牵强的算在“2、3月事变”的头上。这难道不是说，即使普通百姓，都可以成为何新一类的预言家吗？问题仅在于普通百姓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愿望和兴趣，像何新那样把自己的预言发表在某个知名刊物上，立存照，以便做事后的炫耀！

　　【1989年1月6日，科大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致信邓小平，要求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和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之际，搞一次全国大赦，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包括“西单民主墙”事件中的魏京生。

　　1989年2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到访的美国新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此，我们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他的恶果。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全面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顺便说一句，这一年3月8日，拉萨实现戒严）

　　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何新1989年4月5日到北大演讲。在1990年的“绝世演讲”中，他说在这1989年的演讲中“我好像预言了中国将会发生某种事件，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注意何新预言的日期和上述重大事情日期之间的前后顺序，将这些情形链接到我指出的他的“两个特别信息源”，那么就不难看出，他的所谓预测和邓小平的公开的政治谈话相比，简直是一文不值。邓小平已经以政治语言公告给了全世界，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重大事变，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何新不过是用学术语言把邓小平不宜直接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了而已。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个可以和最高领导人双向互动的何新，不过是把国家内部的最高机密以所谓学术研究成果的形式发表在香港的杂志上，获取个人的学术权威的桂冠！类似的机密，在内地从来都是不能公开的，但在香港则是畅行无阻的，香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担任着特别职能是尽人皆知的。我可以设想，若真是独立的研究成果（如我右而左做出的），那些可以发表何新文章的杂志不见得敢登载。

　　此外，前面已近说过，胡耀邦的去世是个完全偶然的事，没有这个偶然，何新的“预测”就大打折扣了，而所谓“第二次文革和天安门事件重演的可能性”中的“可能性”，则是一根可以从一天拉到10年、30年、100年，乃至万万年的橡皮筋，是和现在许多人津津乐道的那个被鲁迅批驳的一钱不值的“推背图”一样的文字游戏，对于我们这样的理工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地质年代的基本单位是百万年，从类人猿到现在的人类，不过200万年历史，“现代人”的历史不过50万年，这就是说，地质年代纪年上省略一个小数点，就把人类彻底从地球历史上抹去了。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何新的“可能性”还值一文嘛？再者，89年的事虽然是文革自由思想的惯性结果，但是其发动、发展、组织方式、发动者、发动者意图、主要参加者、主要参加者意图等各个方面，和文革有多少可比性？何新是搞文革研究的“专家”，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说是“第二次文革”呢？甚至把任何的社会不稳定都往文革上扯呢？难道文革应该对邓玉娇挥刀、乌坎村农民事件、万盛并区事件负责吗？这让人进而引申联想，何新的文革研究，恐怕一点可靠性都没有。我是专心研究过逻辑和哲学的，讲究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今天何新的诸多追随者有几个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哲学功力，对何新及其各项研究成果做出相对正确的判断？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最喜欢借西方学者的语言卖弄自己的学问，德里达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借用的学者，我也学学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也借德里达的deconstruction （解构）把何新的绝世“准确预测”“解构”了一番。何新是骡子还是马，现在也不必我来下结论了吧？何新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预测不是事后诸葛亮，才特意点出了自己的文章题目，所载何处，也借此再次自己给自己做权威背书，确立自己的所谓“权威”地位。他大动“智者”的情感说：【我的文字，我的作为已经留在了历史上！我对得起你们，无负于这个民族和共和国，也对得起我的良心】

　　我只恐怕，看过我这里的“解构”，读者会觉得何新的良心和他自己的预测一样，并不为历史所宽容！不过是又一桩历史的讽刺。

十三

　　许多所谓的知名学者——说神棍也无不妥——昨天说过的话，今天就忘掉了，今天说话的话，明天又忘掉了，但这不妨碍他们说出即使最矛盾的话，做出最南辕北辙的预测,依然还是有许多的追随者，更不妨碍他们继续名利双收。何新就是这样的一位。现在，我就借郎咸平这个“经济学时尚权威”的一些言论来获得另一个喜剧效果，强化一下我的读者对于何新的“预测”的认识（我已经调侃过几次郎咸平了，那些调侃也算是一种“预测”，所幸到现在为止，我对他的“预测”还没有被“证伪”）。

　　郎咸平在其2003年的“著名清华演讲”里，批判中国的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说美国人“信托责任”超强，所以才有美国股市金融的铜墙铁壁。结果，没隔几年，就在2008年从华尔街爆发起了世界金融危机，其导火索恰恰就是肇事的美国金融家们全无郎咸平歌颂的那种“信托责任”，他们有的只是和其他“劣等民族”一样的贪婪和欺诈，不守起码的法规和人伦道德，尽搞庞氏骗局，就是那个传销诈骗一类的东西，害得欧洲许多国家到现在还没走出危机，而更多的国家又要陷进去，局部的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化经济大危机。自2008年以来，谁还看到过郎咸平谈美国人的“信托责任”和美国股市“藏富于民”？要再谈那个什么“信托责任”和“藏富于民”，那他就是真下贱到极点了（我这里批判郎咸平和美国经理人没有“信托责任”，不是说我们中国经理人就有“信托责任”。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什么国家的经理人都是一个德行，唯利是图，为了300%的利润，就不惜冒上绞刑架的风险。这才是我的本意，别误解我)。

　　几年前，中国房地产如火如荼的时候，郎咸平说了，钢筋水泥打造出来的繁荣昌盛是危险的，必须控制和打压房地产发展，不然中国经济马上崩溃。几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他预料的崩溃，现在他就180度大掉头，改变预测，说中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不能继续调控，必须要维持房地产的繁荣昌盛，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不崩溃。人们是信昨天的郎咸平，还是信今天的郎咸平？其实哪个都不能信，郎咸平不过就是一条神棍。

　　就是傻子也看得出，郎咸平是拿了房地产大佬们的钱，用早先大言不惭积累的“人气效应”，代理现在进退两难的房地产的大佬们向上面施压。这不需要证据，郎迷、郎粉千万不要为难我，对我搞什么“谁主张谁举证”。记住：“在巴黎，残酷的事情做起来一点也不残酷”，你让我到哪里举证去？郎咸平兜售知识、智慧和良心，是为了房地产大佬们，与歌德笔下出卖灵魂换金钱进而获得想要的任何东西的那个智慧化身浮士德，干的是同样的勾当。何新也一样，他在北大身上“披着黑袍”，脸上“涂着红油彩”，说是去当“思想和灵魂牧师”，干的不过也是浮士德的出卖灵魂的勾当，他是为了一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发言，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个人钱财利益。谁要是信了他为邓小平的大屠杀做无罪辩护的法西斯狂妄叫喊，那么昨天夺了那些学生和市民的命的铁疙瘩，今后一定会夺你自己或者你儿子孙子的命，“谁也跑不了，老子跑了，儿子还，儿子跑了婆姨还”（《闪闪的红星》中地主胡汉山复辟时说的话）。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指示要求教育改革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始。通过以上几个小节“解构”何新，何新的“权威”恐怕要大打折扣吧？此其一。其二，即使他是个权威，他也是资产阶级的权威，是应该且必须被批判的那种权威。文革曾让他的阶级本性原形毕露，今后也只有在文革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他经过新包装的阶级本性和学术权威才能再次原形毕露，他当然不想原形毕露。这恐怕是他那么害怕文革，把那些与文革没有毫毛关系的社会动荡事情，也要往文革上扯的根本原因。

　　前面指出了何新的“五步必杀招”，随后就将他通过“第一步”精心缝制的道德外衣撕得粉碎，再将他通过“第二步”树立的学术权威砍倒。没有了这个立足之地，其“后三步”必然踏空（当然，何新的粉丝是不会这样认为的）。也就是说，本文到此为止，已经从“形”上完成了对何新的揭露，是人是鬼，其“形”已现。下文，就将开始从“实”上，继续展开对何新的揭露，是人是鬼，切开他的外衣看其血肉，其“实”必现。他的“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中对爱国主义的歪曲，“新国家主义”中对毛泽东的利用，“新社会主义”中对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改装和歌颂，“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改革”之论和“共济会揭秘”等等，我都将一一加以“解构”。

　　2012-06-23

十四

　　邓大人在“铁血红牌” 叫停风波后，提出一个举世闻名的“气候学理论”，其基本意思是：这场“风波”迟早是要来的，它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决定的。时隔一年之后的1990年，这一声音居然还在继续被何新准确无误的放大到北大学生之中，他说：

　　【从去年4月到今天，我一直注视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怨恨我，因为我反对了你们。可是你们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你们为谁这样做？谁在为你们鼓掌？——我们民族的敌人！有人要借你们的手，拆碎中国，灭亡中国。而你们，却把他们看作中国的救星，在帮他们】

　　【据我观察，去年那个事件后面活动的……不是只有你们大学生……它后面有很深的国内外政治背景】

　　上个小节已经用资料表明，何新在“风波”之前所作的所谓“预测”和“警告”，不过是他以他自己的语言传达了其老板邓大人的声音。何新这些话不也是邓老板事后总结出来的“气候论”的完整翻版，又比“气候论”更加嚣张吗？

　　何新一直在扮演传声筒的角色的同时，积累个人的“市场资源”。他简直是在冒称上帝之子，在众生面前代替上帝发言，可他还大言不惭的指控反对他这样做的人是【冒称上帝的人】。他把自己打扮成从思想上拯救中华民族的智者——这一角色扮演直到我写作此文的时候还在进行中——指斥“众生”不过是迷途的羔羊，做起了“民族敌人的帮凶”。

　　关于“89风波”，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在表面的“事实”上不能自拔，更被何新之流的“权威”的巧舌如簧，强词夺理所震慑，认定“风波”事情中的学生，就是被国内外试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势力所完全操控，因此，学生流血就是活该，就是自找，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繁荣昌盛（用现在时髦的包括何新在内的左派语言来说，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该把这些该死的“右派”小崽子学生赶尽杀绝。

　　何新这类毫无无产阶级人性、只有法西斯残暴的假社会主义者，就这样一直试图垄断爱国主义的解释权，把任何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的利益或者违反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意志的言论和行为，统统诬蔑为卖国主义的、民族分裂主义的汉奸言论和行为，是“普世主义”搞乱中国的阴谋（对于当时学生具体行为，我会有另外的专门章节来讨论，此处请读者暂不要追究我怎样看待学生的具体行为，着重关注我对于何新及其老板的揭露）。

　　《红灯记》里日本宪兵队长鸠山想要得到密电码，把李玉和抓捕，酷刑拷打，李玉和不招，就把李奶奶抓到遍体鳞伤的李玉和面前，玩攻心术，好言好语，试图从李奶奶嘴里获得关于密电码的蛛丝马迹，如意算盘又没有成功。鸠山这个法西斯加害者，就指斥李奶奶没有母爱之心，为了没有用的密电码，居然铁石心肠，看着儿子受苦受难。他折磨李奶奶后，又“正义凛然”斥责李玉和没有孝道，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居然忍心看着自己的母亲受尽折磨后将和自己一同被杀害。

　　何新及其老板就是鸠山这样的仁义道德家，他们分明是加害者，却把自己打扮成拯救者。为了论证我这样说不是搞欲加之罪，请读者就和我一起通过考察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看看当年的“大小气候”是怎么形成的，那个“拯救”邓小平，是不是就是一手制造“大小气候”的人，也就是真正的加害者。第一件，1978年“西单民主墙”事件；第二件，1979年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第三件，1980年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两天独家专访。以这三件事为线索，其他同期发生的关联事件和稍后发生的改变历史的其他事件，如1980年为刘少奇平反、同年审判“四人帮”、1981年《历史决议》等，将顺带进入考察视野。这几件事，是认识和理解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中国之所有重大事件和社会现实的关键事件，也是回头去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文革不可或缺的历史回溯隧道。

十五

　　关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我初到北京时，因为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圈内听到一个议论，说是邓小平借助“西单民主墙”最终掌握了最高权力，但目的一达到，就过河拆桥，把那些在“民主墙事件”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送进了监狱，其中有魏京生。但是，由于“民主墙事件”前后官方舆论控制严密，有理有节，没有留给公众可以轻易抓到的把柄，很久时间我未能在任何地方找到这一事件的详细公开资料，对于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没有搞清楚，直到1990年代，我出国公干，在某国的旧书店淘宝，淘到一本当年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加拿大《Globe and Mail》（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John Fraser (中文名傅睿哲)，于1980年出版的《The Chinese——Portrait of A People》(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印象。

　　该书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第三章，页199至页271）来描述这一事件及他自己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和当时世界各大新闻社如路透社、华盛顿邮报、英国广播公司、苏联塔斯社等新闻记者之间如何信息共享，以及这些资深记者与自己国家驻华外交官之间关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演变分析。全书配发有多幅图片，更记载着作者关于这一事件的即兴零散评论。作者认为“西单民主墙”事件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重大历史事件。下面我以此书提供的珍贵史料为依据，结合作者当时的分析和我个人几十年来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审察，给出一些参考观点，供各位读者共享。特别要说明的是，该书于1980年出版于纽约，是否重版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1980年版。也就是说该书的分析是基于作者当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做出的纪实性分析，而不是后来根据历史的实际结果，填塞新东西，对于当时中国政治走向做出的事后诸葛亮的分析。指出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还要指出，作者对于我们中国人和毛泽东治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偏见，但这并不妨碍其对于1978年后我国政治走向做出的判断具有特别的准确性和历史价值。相比之下，何新的那些“预测”其实狗屁不值。

　　Frazer英文谐音中文Fu Ruizhe。作者说，给他取这个中文名的朋友告诉他，这三个中文字的意思是“幸运的哲人”，故我把Fu Ruizhe(Fraser)中文名相应翻译为“傅睿哲”，我并不知道其当时实际使用的是哪三个字。傅睿哲的前任 Ross Munro在粉碎所谓“四人帮”之后，因为某篇报道严重得罪我国当时政府，被迫离开北京，傅睿哲是这位倒霉蛋的继任者，于1977年12月携妻子伊丽莎白到达北京。当时北京主要有三个外国人活动区域，分别是建国门外（使馆区）、毗邻的祁家园（那一带有友谊商店和国际俱乐部）和三里屯（现在以酒吧一条街闻名世界，吸引许多喜好东方猎艳的外国人到那里寻欢作乐）。了解北京的读者对这些地点都应该比较熟悉。傅睿哲初来北京，也主要生活在这一带。

　　1978年10月傅睿哲携妻子公差到越南一个多月，差点错过他的“幸运11月”。11月中旬他和妻子从河内出发乘火车回到北京。11月18日，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 Roger Garside（罗杰加赛德）告诉他：“北京正在发生大事，我还不敢手捏把卡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的骨头都在告诉我，留神正在发生的事”（引号表示完全据原文句子直接译出，下同。据作者各处散见文字组合译出我需要表达的连贯意思，或者根据逻辑需要做承上启下的背景铺垫内容，如上，不以引号标注，下同）。

　　加赛德是傅睿哲一个主要的外交渠道消息来源，后来也成为傅睿哲的私交。此人在文革期间由英国政府派驻中国，他见证了文革期间中国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亲见了1976年的“4·5事件”，他嗅觉敏锐，擅长中国政治事态分析，在傅睿哲眼里保持着最良好的中国政治事态演变预测记录。加赛德还告诉他：“可以相当肯定，此时此刻，中国最高层正在紧急会商。大字报中有一两份直指吴德。”在加赛德眼里，1976年的“4·5事件”导致邓小平下台，吴德曾在毛泽东罢免邓小平权力的时候表现活跃，吴也是靠近“四人帮”的人物，“四人帮”倒台后，他迅速调整政治立场，试图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因此，吴德的起落当时是中国政治的风标。

　　11月18、19日，法新社北京负责人Georges Biannic(乔治·比安尼克)告诉傅睿哲，攻击吴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和长安街上西单路口的一堵墙，打算带他过去看看。傅睿哲说，听到这个消息他有一种来到北京以后从来没有过的莫名其妙的不安，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一事态。好在这位法新社北京办的局长先生和伦敦《每日电信报》的资深记者Nigel Wade (奈杰尔·韦德)先生，手把手给他示范如何介入此事。“多亏他们，我才度过了困惑不解的头几天，明白了政治大字报正来势汹涌”。“除了攻击吴德，大字报还隐含着批判毛泽东，虽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傅睿哲是这样描述当时的“西单民主墙”的：那是大约7英尺高的砖墙，实际上由一个路口的两堵墙组成，向东通向电报大楼，西边则是西单大街。墙的背后，每天傍晚即使高峰期过后，都总还有几十辆公汽返回站内，而墙的正前方长安街上则又有一个公汽总站。白天，无论有无大字报，都有许多人在这一区域活动，工作日一般在大约傍晚六点人群达到高峰值。

　　“我和我的翻译朋友那天是大约8点到点西单民主墙的。当时只有几十个中国人在那里看大字报，有什么情况是很容易捕捉到的”，“连续几天和比安尼克，还有韦德，来来回回西单墙，我已经能够识别哪些大字报是旧的，哪些大字报是新的，于是我急速奔向新的。许多大字报是攻击“四人帮”的，这不足为奇，因为精确地说过去两年多以来中国政府干的就是这事儿。头一天，比安尼克第一个发现，有一张大字报试图越过雷池，不只是简单指控人人唾骂的替罪羊“四人帮”，而是指向那个让“四人帮”攫取了一级权力的人。那张大字报，由自称附近汽修厂工人的人贴出，赞扬中国政府近期安置文革受难者的努力。其中有一段，加了下划线，足以抢人目光，写道：‘由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形而上学和其他种种原因，他支持四人帮排挤副总理邓小平’”。

　　傅睿哲随后写道：“在今天看来（指1980年-右而左注），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但在当时，在中国国内，则是石破天惊的。让人敢于发出这种声音的原因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周前平反了1976年的‘4·5事件’，当时的反革命事件现在成为了革命的、正确的。受到官方的鼓舞，民众开始希望得到一种解释。吴德轻而易举就成了打击目标，他是负责平息1976年‘4·5事件’中民众示威的官员，现在已经被免去北京市市长职务，但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席位”。

　　对于这种大字报，“在当时我当然不能看作只是公众意愿的确切表达……，忽然间，我们站在了一张长长的大字报前面，它是新贴的，胶水还在从两侧往下滴。我拿出笔记本，请我的朋友开始翻译。”

　　“我们的国家正在步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正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中国人思想中，如果没有巨大的精神革命，我们伟大的革命就会停止不前，因而不会有最终的胜利。伟大的精神革命，必将导致伟大的社会革命。我们必须站起来，砸烂精神的枷锁，……，试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怎么可能上升到那样的权力位置？试问，毛主席是否清楚江青的本来面目？试问，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怎么可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邓小平副总理的权力？试问，没有毛主席点头，“4·5天安门事件”怎么会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对于这样一份大字报透出的信息，傅睿哲保持最高度的敏感，他说，翻译一结束，他就冲向电报大楼，第一时间向他的加拿大《环球邮报》总部发出电讯稿，并随后电话报告比安尼克和韦德他看到的内容。不过，傅睿哲一度后悔不该告诉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综合分析中国政局老道的圈内快枪手，怕他们的报道先于傅睿哲自己的报道见报，毕竟韦德当年是第一个报道“四人帮”倒台的西方记者，他的报道见报之后几天中国政府才确认“四人帮”倒台的事实。但是，傅睿哲马上安慰自己：在中国哪个西方记者可以单兵作战呢？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报道，谁不需要朋友呢？只是选择朋友要慎重，他们两个都是可靠的朋友，韦德的骄人业绩不说，比安尼克正在经营着简直是最强大的新闻机器，在这段时间显示出他有最广泛的消息源。这样的朋友不交还交谁呢？“那一晚，我安详的睡了个好觉，这可是近一周来的头一遭”。

　　2012-6-28

十六

　　为了让读者找到一种“在场”的感觉，在上个小节，我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带着读者伴随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傅睿哲一道，走近只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现在已经灰飞烟灭的“西单民主墙”。那只是开端。借这个开端，我已经给出了非常重要的几点交代，第一，当时的政治背景是，1976年“四人帮”被非正常手段中止权力后，中国政坛最高决策层经过两年短暂的“安定团结”，正酝酿着一次决定此后全部历史的权力争夺大决战。第二，由于前北京市市长吴德的敏感政治身份和在1976年“4·5事件”中执行了主席的路线，这一决战的序幕之战正围绕吴德展开，其最终的目标是围歼华国锋集团；第三，砸烂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三点之中，“上帝”邓小平被人簇拥着，作为“精神实体”无处不在，作为“物质实体”已经呼之欲出。这一节就要迎接邓小平这个“上帝”肉身的出场。

　　傅睿哲说：“大字报狂飙起来之后，那个周五，我请了在华的全部加拿大留学生到我们新闻社吃饭……，电话铃响起，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韦德，他告诉我，天安门广场里出现一张巨幅的长达60码的大字报，就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正对面，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那里看呢。” “放下电话，我回到餐厅，告诉加拿大留学生们这个消息，10秒之间，他们抓取衣帽背包，箭步下楼，直奔《环球邮报》的丰田汽车。只有两人决定骑自行车，其他人都堆进车内，四个坐前，六个挤后，驶入夜幕，直奔天安门广场……”。

　　“当我们大家把各自记在笔记本上的各个部分的内容凑在一起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大字报作者要选择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地点……”。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或者作家，他们先以标准的方式赞扬毛主席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在1949年光荣的站起来。然后，话锋一转，说即使毛主席已经躺在了对面的水晶棺里，他也不是神，他伤害了中国人民，必须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他是七分功三分过。傅睿哲强调，这张特别的大字报多次重复要对毛“七三开”，这和他早先在西单墙上看到的要求重评毛泽东的“数字魔术”如出一辙。

　　“七三开也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探讨‘三’的具体内容，即给中国造成苦难的那些错误”,“正如这份大字报所具体关心的，‘三’的大部分只限于文革。他们说文革中儿童被洗脑，任何敢对现状提出疑问的人都被迫害，青少年被塑造成残忍的野蛮的红卫兵，国家的文化遗产被扔进茅坑，老人遭欺凌，艺术家遭侮辱，他们的尊严就是他们的死亡判决书……”

　　傅睿哲在对这份大字报获得整体政治动机判断后，立即到电报大楼将电讯稿发到加拿大总部。大约在凌晨1点30分，他又返回广场，想再研究一下那份大字报。这次返回让他见证到中国历史上不为人知而又非常关键的一幕。当时，只有二三十人在现场，其中还有一个外国人，就是莫斯科塔斯社的Artur Blinov（阿图尔·布里诺夫）。傅睿哲说此人真实身份并非记者，他精通汉语，善于告诉西方记者一些他们找不到的大字报的内容，有的时候，也利用西方记者不懂汉语，夹进去一些他自己的私货。阿图尔向傅睿哲透露一个消息：在毛主席纪念堂里面，有一张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华国锋，而目击这份大字报的外国人只有一个古巴记者。这一消息毫无疑问是傅睿哲最感兴趣的，虽然还没有得到实在的证据证明它的确存在。

　　就在傅睿哲和这位塔斯社老兄交谈时候，刚才说的“关键的一幕”出现了：差不多10辆政府官员的红旗轿车，悄悄越过马路牙子，直接驶进广场停在那幅巨大的大字报前，后面是两辆面包车，五六个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和十二三个其他人从车里下来。这些人中有一个摄影家，带着一架功能强大的相机，所有人分组协助他爬上带来的梯子的半腰处，对大字报逐页拍照，而且每页拍摄两次。他们迅速完成各项工作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就如同他们不声不响地来。

　　根据傅睿哲此后的记载来看，虽然他没有直接的指出，读者却可以明显的看出，在这巨幅大字报出现并被那一干人等拍摄之后，整个大字报运动出现关键性转折。当我读到以上一行人下车，我本能的感觉是公安局来取证留底，以作秋后算账，随即，就产生第二个感觉，觉得可能是高级别干部代表中央出来了解实情，以便给最高层提供决策依据。傅睿哲用作家的笔调东扯西拉了许多其他东西，当他最后写到这个专业摄影师的拍摄如此郑重其事，又特别低调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这些人是邓小平身边来的，拍摄的照片很快就会放到邓小平眼前，然后复制无数份散发到一切必要的人手中，并且很可能在最高级别的两大阵营的政治谈判中，假冒整个社会的民意，成为杀伤力巨大的“民意炮弹”，发射到对手阵营，让对手无力招架。当继续读到后面内容，知道邓小平不久就显身，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随之而来的“西单民主墙事件”的进一步发展时，我就一点也不再怀疑自己的判断了——虽然这些照片实际到底怎样发挥“民意炮弹”作用，炸倒对手，并无更进一步具体历史资料帮助证明我的推测（注：当时贴出该系列时，从这个章节开始，我用“上帝”代指邓小平，避免麻烦。遗憾的是，最后还是惹出麻烦，被封博。现在，我尽量将“上帝”恢复为邓小平，以便于阅读）。

　　星期六（11月25日），傅睿哲去了十三陵，从十三陵回到公寓，几乎是刚一踏进门，电话就响了，是前文出现过的加赛德打来的，他说：

　　‘伙计，见鬼，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最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而你却不见踪影。’”
　　傅睿哲问：“到底怎么了，罗杰？”
　　加赛德说：“西单墙，小伙子，西单墙。简直难以置信。民众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了。每个人都在谈……，自己亲自去西单墙吧，不妨和人做个小聊。几千人，水泄不通。我一生中见到的最不同寻常的事情。”
　　……

　　此后，傅睿哲又接了两个电话，分别是比安尼克和韦德的。“他们瓢泼大雨似的倒给我迷人的细节。……市民在西单和几个外国人交谈，这几个外国人中有外交官，学生，还有记者，谈论的话题，尽其想象，无所不包，谈话气氛轻松自如，毫无不安。”

　　傅睿哲穷于应付又接过几个其他电话，可刚一放下话筒，电话就又响了。“这回可不是又一个气喘吁吁、让我漏听了好多精彩内容的家伙。他是 Robert Novak（罗伯特·诺瓦克），《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他总能去一些神秘的地方，接触到当地某些人物，看清未来事态的演变……，他约我一叙”，“第二天下午3点30分，我准时到达……，他特别热心想知道我对邓小平的看法，因为他觉得第二天他将有一个良好的机会与这位铁腕副总理会晤”。

　　罗伯特·诺瓦克第二天的确获得这次会见机会，“上帝肉身”邓小平就这样出场了。

　　傅睿哲当时在回答诺瓦克关于第二天会见邓小平的问话时，有短短几句话，特别值得留意，它像是一个超强的信息场，回馈给有心的读者无限的信息量，傅睿哲说：“这倒有点特别，你知道，常驻记者很难获得会见国家领导人的机会。这些领导人是专门为像你这样的大口径炮准备的。有人告诉我，你是相当反苏的，这意味着他们喜欢你呆在这里。因此，邓小平同意见你，我一点也不惊讶。”

　　在那个时代，在中国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大国，完全可以和苏联平起平坐的时候，在中美关系远没有到达蜜月期，按说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也不该有蜜月期的时候，“美国华盛顿邮报” 和“专栏作家”的机构名称和头衔，就已经足以引发人的想象力了，而邓小平之所以要会见这个专栏作家，却是因为这位美国记者还有强烈的反苏情节，这就更有新闻价值了！那么邓小平通过诺瓦克这门新闻大口径炮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会晤及其内容的透出会在眼下的“西单民主墙”事件中起到怎样的推波助澜作用？又会在中国政治走向上，即羞羞答答放弃社会主义、半推半就奔向资本主义，发挥怎样的影响呢？进而对社会主义集团兄弟国家尤其苏联会有怎样的伤害呢？

　　在谒见邓小平之前，这位专栏作家诺瓦克和傅睿哲一道又一次前往西单墙现场，获得最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以满足邓小平先生的特别爱好。诺瓦克在谒见邓小平之后，立即就去大庆油田从事我们今天无法得知的工作去了，他把见到邓小平的情形和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意见，通过电话告诉了傅睿哲。傅睿哲再到西单民主墙，转达给现场集会者。在那里傅睿哲把长句截短，他每说一个短句子，翻译就翻译成汉语，几个志愿者人就靠手和嘴做成的扩音喇叭，高声喊给现场无以数计的静静竖着的耳朵。狂热，除了狂热，还是狂热，一种盲目自信终于砸烂了毛泽东这个“精神枷锁”的狂热，狂热的人们把傅睿哲高高举起，封他“无冕之王”的称号，狂热的民众，簇拥着他这个邓小平的代言人，十几个人一排，各个昂首挺胸，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着“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邓小平万岁”的口号，朝电报大楼游行而去，目标是天安门广场……

　　可以说，诺瓦克这个会见未必比后来邓小平获得并巩固实际最高权力之后，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详后）更缺少历史份量或者政治内涵，但恐怕是难以启齿的不光彩的原因，这一会见不便渲染，因而鲜为人知，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邓小平和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或者说邓小平到底给他“发出”了怎样的“指令”。但这些未知却丝毫不妨碍这个会面的历史性，因为自此之后，如上所描述的，“西单民主墙”那里发生的事情有了新的含义：“西单民主墙”成为邓小平利用学生和市民示威运动，攫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种新含义是一把历史的钥匙，谁捏着这把钥匙，谁就能开启那一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后来才看清其背后真实面目的历史大门，也就能明白邓小平在掌控绝对权力之后，是那么害怕别人也仿效他借用学生和市民示威，来终结他自己的权力，在1989年“风波”中，当得知赵紫阳从朝鲜归来后对于学潮表现出了暧昧态度的时候，就对赵紫阳痛下政治杀手，终结赵的政治生命。所谓的改革派也由此发生分裂。

　　叶利钦当年还需要自己的肉身直接爬上红场的坦克，振臂一呼，才应者如云，才击败政治对手，才很快迫使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相比之下，叶利钦还算不得高手，邓小平才是高手，他在1978年不必挪动其伟大的肉身亲自到西单民主墙，只通过《华盛顿邮报记者》专栏作家诺瓦克的嘴——这个人又通过另一张嘴——告诉西单民主墙边无以数计狂热的民众，说“西单民主墙事件”开始以来所发生的大字报事情是好事，就完全控制了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并随后上下结合，轻松击败中国政坛上新老一切政敌，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只挂一个军委主席头衔而已），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首席掘墓人。

　　再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苏联的崩溃。导致苏联集团垮台的主要力量在内部，那么就国际力量而言，邓小平对于苏联垮台的掘墓人作用远在浪得“搞垮了苏联”的美名的美国前总统里根之上，这一方面表现在1989年之前，他不遗余力的投奔美国（后要讨论其1979年访美），明里暗里挖苏联的墙角，另一方面表现在1989年“风波”事件之后，苏联民众十分害怕同样的铁和血有朝一日在莫斯科重演，因而当叶利钦打着为了伟大的苏联人民的旗号，振臂一呼的时候，苏联民众就不再有第二选择了。因此，也可以说邓小平实际上也是世界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关键的铲除者。

　　进而，作为历史的审查者，我们必须看到，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在1978年的中国，已经实质上发生了，今天左派“拒绝颜色革命”，无疑首先是对“颜色革命”本身的无知，其次是对“颜色革命”祖师爷，也是就是“上帝”之“历史功绩”的最不实事求是的抹煞，更是对其“高尚政治人格”最无耻的诬蔑。

　　前文里我说，【关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我初到北京时，因为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很快就在知识分子圈内听到一个议论，说是邓小平借助“西单民主墙”最终掌握了最高权力，但目的一达到，就过河拆桥，把那些在“民主墙事件”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关键人物，一个个送进了监狱，其中有魏京生】。这个传闻的前一半通过这一节的讨论，大家已经看到，它是有具体证据证实的，至于“但”字后面的另一半，我想，试图去证明它已经显得毫无必要了。

　　2012-6-29

十七

　　通过上两节，我给出了1978年有关“西单民主墙”的历史片段。即使从这个远非全貌的片段里，读者也能清晰看到，正是邓小平本人自那个时候开始，就在精心策划并联合国内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政治力量，诋毁毛泽东本人、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1989年邓小平自己所谓“大小气候”的实质性的最早起因，它后来的发展演变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风、民俗等等一切方面，简言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为其锋芒所指。换句话说邓小平正是这个“大小气候”的始作俑者。何新批判“大小气候”的制造者，把他们说成是卖国贼，把参与学潮的学生说成是帮了试图搞垮中国的外敌的忙，却把邓小平这个真正的“大小气候”的实际制造者别开，还为他屠杀的暴行辩护，何新的邪恶用心和政治嘴脸何等的昭然若揭啊。

　　为了保持叙事逻辑的连贯性，本节需要在时间上先跳越1979年，顺着上节的思路去追溯邓小平制造“大气候”（反社会主义的国际气候）的另一个关键举措：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独家专访。

　　这个专访地点是人民大会堂，时间是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两个上午，总用时超过4个小时。这件事是邓小平向西方（注意是向西方）展示自己决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抱负的一次真情大表白，作为1978年以来“思想解放”的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偷偷载入“中国改革共产党”（特色党，邓党，我记做B2）的历史史册，对于该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专制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向国内公开的材料中，邓小平对法拉奇说：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指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那些经历过1980年代的人，对这些动之以情的语言，是不是至今还耳熟能详？长期以来，民众和普通的思考者被这些公开披露出来的表面的东西所迷惑，甚至还从中得出印象：邓小平不愧是毛泽东的最忠实的学生和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继承人。
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出席了这个专访，若干年后他回忆说：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邓小平同志这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已经过去17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 《回忆邓小平》 (上) 钱其琛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钱其琛的回忆毫无疑问是在给普通民众得到的“邓小平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这一印象继续背书，接力棒似的继续背书。这样的背书无论出自怎样的权威或者名望，都已经为历史本身所无情地撕碎：自专访以来，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但丢了，而且丢得非常的彻底。

　　钱其琛还说： 【法拉奇的采访录很快于8月31日和9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分两次全文发表，很多国家报纸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无论从谈话的内容，还是从谈话的风格来看，都是世界上少有的。”法拉奇本人也非常得意，她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中国的领导人中有位邓小平是非常幸福的！”意大利总统府的秘书长马卡尼科更是赞不绝口地说：“法拉奇是个难以对付的人。她同不少领导人在采访时都谈翻了，可是她对邓小平特别钦佩、尊敬，这很不容易。” 】

　　钱其琛毫不吝啬自己的和别人的赞美之词，更不吝啬在披露专访内容时闪烁其辞，重复那些已经为大众所熟知的东西，隐瞒实质性的关键内容，即使在引述《华盛顿邮报》的连载报道的时候，也刻意隐瞒了华盛顿邮报的醒目且一针见血的题目：
《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

　　西方人说，肉体乃灵魂之门。《华盛顿邮报》显然对钱其琛钟情的那些华丽辞藻毫无兴趣，它只像X-光机那样透射邓小平的肉体，窥见其骨髓，然后踏进邓小平的灵魂。《华盛顿邮报》显然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它的编辑们以如此一个题目在头版连载这一专访内容，可见他们对专访内容意蕴的推崇，对他们自己准确踏进邓小平灵魂之充满自信。该文被西方报刊广为转载，转载题目是：
　　《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子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的认识》。

　　转载者在所加评论中，更有这样画龙点睛之笔：
　　“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

　　注意最后“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这一句，这是对我国自那时以来持续不断的30多年改革开放最精准的预测，它绝非是何新的所谓预测所能比拟的，它也彻底嘲讽和颠覆了上面钱其琛“邓小平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一谄媚之论。

　　《华盛顿邮报》的题目“邓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毫无疑问在当时就指出了一个关键政治动向：自那时以来或者更早，毛泽东已经被邓小平及其所在的集团确立为“封建专制魔王，其流毒必须清除”。这是后来一切诬蔑毛泽东文革是“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确切思想来源，这个来源不是任何别人，正是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原话是：

　　【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1980年我国老百姓还远没有从较早前的大张旗鼓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中回转身来，甚至不少人还在歌颂和捍卫毛泽东文革的成果，中国的最高层的权力人物邓小平却已经秘密向世界宣告“毛泽东晚年滋长了封建家长作风，这一作风直接导致了文革，文革是错误的”。这是何其讽刺啊！老百姓被邓小平耍弄得何其可怜啊！

　　还要特别指出，在法拉奇专访的时候，原本允许旁听的中国记者都被赶走，因此专访是名副其实的专访，而且中方参与人员包括钱其琛和翻译施燕华，都不得携带录音设备，也不得做翻译时必需的速记之外的任何笔录，全部采访内容文字的核对权和文字的第一解读权，完全属于法拉奇一个人。

　　本来1976年在“四人帮”被非正常手段“粉碎”之后，西方就立即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1978年初“邓小平集团”的人，发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时候，西方世界就特别睁大了眼睛，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新动向，并都派出最精干最有政治头脑的新闻记者直接进入中国，广泛接触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和事，贴身关注和分析中国政情，为西方政治家提供第一手决策材料。1978年底“西单民主墙”又出乎意外惊诧全世界，西方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留学生，受到邓小平的鼓舞，踊跃参与北京的大字报运动而不受任何阻拦，再到这个1980年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独家专访，内容在西方公开后，西方终于确知了中国“改革开放政府”的底牌。

　　89“风波”后，被邓小平严厉批判的国际上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大气候”就是这样在邓小平本人的直接推动下形成，并一步步发展到形成1989年“风波”的（更多的论证材料见后文）。

　　钱其琛无疑得到专访中邓小平想法之精华。所以，这个矮个子外交家，在89年“风波”事情后临危受命于邓小平，并使出浑身解数，帮助邓小平摆脱外交困局，和美国尽释前嫌，成功达成和解，再次获得机会，在美国的继续支持下，老当益壮，不遗余力完成其在专访中表达过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念。从此以后，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由小步前进变为“裸奔”——所谓“裸”，就是“特色”的旗号成为无色的裤衩，皇帝的新衣，挂着和没挂着毫无二致，所谓“奔”，我以为当是比高速跑步行进更快更卖力的一种运动。钱其琛也因为这一“伟大壮举”，在圈内被誉为中国当代外交教父。

　　2012-7-3

十八

　　据施燕华说，法拉奇当时是通过自己的朋友的父亲，时任意大利总统的佩尔蒂尼这一特别关系才获得这个专访机会的。寒暄过后，法拉奇单刀直入，提出第一个“挑战性”问题：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法拉奇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至少说明第一），这个问题当时在西方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第二），通过这个问题的问答可以探知“中国改革共产党”如何对待毛泽东本人及其政治遗产，因而可以为西方政治家制定中国新战略提供关键性依据。

　　关于“第一”，我还可以引述傅睿哲的文字作为旁征。我前文引用了不少傅睿哲在《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傅睿哲在该书的第55页谈到，他1977年刚来北京不久，就在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嘴里听到一个“讽刺性笑话”，说那些胆大的中国师生在私下里谈论“四人帮”的时候，都是竖起五个手指。这就是说，所谓“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最大的那个没有提名的，是毛泽东本人。

　　傅睿哲碰到这个问题是在1977年，而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是1980年，是3年之后的事情了，可见这个问题在西方多么具有普遍性，并且不为西方人所遗忘，这正是因为“第二”表达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寓意。

　　不过，这个西方人关注的问题，决不是如法拉奇所说是“中国人民说‘四人帮’却竖起五个手指”。“中国人民”决不能被一小撮反毛泽东的人所代表。这一小撮人，就是傅睿哲指的那些“胆大的人”，他们早在1977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又在1978年11月“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运动中更加公开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我们必须站起来，砸烂精神的枷锁，……，试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怎么可能上升到那样的权力位置？试问，毛主席是否清楚江青的的本来面目？试问，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怎么可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邓小平副总理的权力？试问，没有毛主席点头，“4·5天安门事件”怎么会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见前文）

　　“西单民主墙”还要求以一种“70/30开”的方式重评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傅睿哲当时把这叫做“数字魔术”：肯定70是假，否定30是真，而30指向就是文革及其相关历史问题，这自然就要联系到大跃进和1962年的资本主义回潮。

　　西单“70/30开”重评毛泽东随后就变着戏法更加公开地出现在毛泽东纪念堂对面的大字报中：

　　【当我们大家把各自记在笔记本上的各个部分的内容凑在一起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大字报作者要选择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地点……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或者作家，他们先以标准的方式赞扬毛主席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在1949年光荣的站起来，然后，话锋一转，说即使毛主席已经躺在了对面的水晶棺里，他也不是神，他伤害了中国人民，必须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他是七分功三分过】

　　以上短短的两段文字涉及一系列的人和事件：林彪，“四人帮”（邓小平的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4·5事件（邓小平是“受害者”），而这都是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他（它）们导致邓小平“受害”，而邓小平“受害”是因为邓小平的政治对手都是法西斯，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法西斯，是因为“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五人帮”中的那个最坏的家伙，就是没有被提名的毛泽东本人，1956年以后就一贯封建家长作风，所以才导致文革错误，才导致邓小平“受害”。转了无数个圈，绕了九曲十八弯，还是露出了邓小平的真实用心，否定并诋毁毛泽东和文革。

　　通过这样的一番梳理，读者就能清楚看出“五人帮”问题，“说四人帮却竖起五个手指”的问题，是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出笼的，先在国内高层政治圈和思想文化圈形成局部舆论，再通过“西单民主墙”这样的大字报事件推向中国社会底层，并传播到全世界。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在邓小平1977年复出之后，而这个问题的政治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解除一定程度上还捆绑着邓小平手脚的毛泽东思想绳索，把邓小平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以让其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这个捆住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绳索，在当时政治权力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文革受惠派华国锋集团，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两个凡是”还是“绝对真理”，是政治高压线，华的权力也不容邓小平正面直接挑衅，邓小平就必须迂回包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为：以上这些不都是巧合，这个以“中国人民”民意面目出现、实际是反映一小撮人的意志的所谓“五人帮”问题，其炮制者是邓小平的门客、邓小平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甚至是邓小平本人。它周游列国，环视五湖四海之后，通过法拉奇的嘴又回到邓小平这里了。

　　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回答法拉奇的问话时，才没有让法拉奇失望，才那样的胸有成竹，泰然自若，侃侃而谈，沿着“西单民主墙”和毛主席纪念堂对面的大字报的既定思路，名义上肯定毛泽东“70”的功劳，实际上通过确立毛泽东“30”的过错而彻底否定了1956年以来毛泽东的全部历史功绩，并把毛泽东确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者（邓小平的说法是“50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之后家长制或者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由此可知，前文提到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专访使用的题目是多么的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要害。

　　“上帝”就“五人帮”问题的回答，完整文字如下，各位慢慢品味吧：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这些话并没有于1980年完整的出现在公开报道中，而是如钱其琛所回忆只是“在党内外进行了传达”。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片段的却明显是违心的赞美毛泽东的一些话，不但出现在公众视野，还被大肆渲染，给公众造成错觉。与此同时，表层意思之下的潜台词，却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出现在当时掌握着话语霸权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文章和学术研究成果之中，成为邓小平所谓“国内小气候”的主要思想基础。这些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刘再复，严家其等等，当然还有那个在“西单民主墙事件”中赤膊上阵的任畹町。这些人也都是邓小平不久后展开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在1987罢免胡耀邦官职后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着力要清除的人物，这从又一个侧面继续证明，邓小平在1978年“西单民主墙事件”之后过河拆桥，达到目的之后，就把那些其实是他自己阶级的走卒一个个干掉。

　　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的这些谈话“在党内外传达之后，获得一致拥护”（见前文钱其琛回忆），其精神实质于一年又3个月之后，即1981年11月，几乎完整无缺地写进了改变当代中国历史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中国就此“与毛泽东路线诀别”。

十九

　　法拉奇的专访既然长达4个多小时，内容当然就是极为丰富的，其中一个关于江青的对答是这样的：

　　【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法拉奇：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这个对答反映出邓小平的政治心胸和气量就是睚眦必报。顺便说一下，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毛泽东和江青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搞”，完全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文革的前夕和文革开始后的头两个月，主要居住在杭州、上海等地，江青就是陪同一起的，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江青是晚两天于20号才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当天会见中央文革部分成员，让刘少奇吃闭门羹的时候，江青还没有回到北京。再如，在1967年“三老四帅”在周恩来的策动下 “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江青就没有在会场，而是养病在家，和毛泽东在一起。“三老四帅”大闹之后，周恩来因为是“三老四帅”的后台，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汇报给毛泽东，张春桥等人就抢先如实汇报了给江青，江青觉得事态严重，就告诉毛泽东，说中央文革有重大事情汇报，毛泽东之后会见张春桥等人，听取详细汇报。这都说明毛泽东和江青当时的家庭生活是融洽的，不是邓小平诋毁的那样，两人不合，分居多年。此外，邓小平默认“五人帮”之说，就已经证明，不是“江青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搞”，而是江青真真切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搞。可见，邓小平说谎，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也完全不顾自己前后矛盾的程度。

　　1977年中法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兰特，鉴于对“中国改革共产党”对于四人帮处理手法的不满和对于毛泽东之后中国前途的担心，辞去了中法友好协会主席一职，在辞职信里，他有这么一段话，兹录于此，对照之下，回味万千：

　　【对“四人帮”提出的“他们企图进行政变”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那些成功地进行了政变的人总是声称那些被赶下台的人“企图以武力夺取权力”……过去和现在对这四个人进行批判的方法，与毛主席的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水平之低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没有能力对这四个人的路线开展任何严肃的批评】(夏尔贝兰特《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1979年)。

　　邓小平对江青的“零分以下” 判决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吗？没有！有一点“任何严肃的批评”吗？没有！贝兰特表达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非主流观念，却显然更准确指出了历史的真相。

　　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个将邓小平类比赫鲁晓夫的问题：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邓小平的回答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根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的回忆，邓小平当时“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参阅网上《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一文，该文原载《环球视野》2007年第2期《党的文献》）.

　　施燕华是从赞美邓小平角度提到此点的，我读来却发现，她笔下这个栩栩如生的微妙动作，无意中把邓小平内心的恐惧揭示出来了：他是多么害怕稍有闪失就会被全世界指斥为赫鲁晓夫啊。

　　邓小平1956年出席了苏共20大，正是在那次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不让兄弟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很快被苏共知情者密传到美国，在美国全文发表，苏共非核心层党员是慢慢从外电中得知这个报告的。斯大林之后苏共内部的公开分裂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的。这个报告不但对于苏联内政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对于冷战时期两个集团的博弈过程中资本主义集团渐渐占据意识形态上风，取得道德优越地位，起到过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秘密报告，就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和思想基础，让索尔仁尼琴在笔下诞生“古拉格群岛”。这个动笔于1962年似真还假的传说，可以说是苏联的“最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们，沿着秘密报告的思路“为民请命”，还原所谓“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随着斯大林的“法西斯本质”被这些历史学家找到的证据“证实”之后，“古拉格群岛”悲剧也就成为了所谓的“铁的事实”，斯大林先后清洗3000万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耸人听闻也就不可动摇。虽然赫鲁晓夫几年之后就被推翻，但是苏共内部由此造成的裂隙则不但没有愈合还越撕越大。当时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激进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他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后来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就是沿着赫鲁晓夫启动的所谓“政治改革”的思路进行改革，建立所谓“改革新思维”，最终改出了苏联之外的“国际大气候”和苏联之内的“国内小气候”，苏共完蛋了，苏联也解体了。

　　毛泽东虽然在革命年代吃了斯大林不少亏，听闻赫鲁晓夫报告后却坚决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领袖的威望，对于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嗤之以鼻，并在中国党内一针见血指出，这是“丢刀子，砍旗子”、自毁社会主义的恶劣行径。随之，毛泽东在中国党内展开了防范中国的赫鲁晓夫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达到高峰，换句话说，文革的一个重要直接目标，就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洗”（但不是肉体上消灭）中国各级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个赫鲁晓夫决不是像某些无知于文革的人所想象的，就是刘少奇这个特定的具体的人。长期以来，由于即使在最坚决爱戴毛泽东的泛左派阵营，也存在着对毛泽东文革的重大曲解，中国是否的确存在赫鲁晓夫式人物的问题，在很大的一个左翼人群中至今依然还是个问题，这个人群历来是旗帜鲜明的赞成邓小平对“风波”采取铁血政策，哪怕“红色成河”也在所不惜，并把任何向邓小平进行抗争者笼统视为“普世派”的“颜色革命”者或者“颜色革命”的帮凶。何新之流当然是这样的左派的最典型代表，乌有之乡和其他泛左翼论坛里也还寄居着大量这样的左翼分子。这正是邓小平的头顶直到今天还披着马列毛面纱的群众基础。打着毛泽东旗号拥邓小平的左翼，已经成为泛左翼中最无耻的一群。难道社会主义左派都该支持邓小平的这种大屠杀吗？难道这样大屠杀的人会是社会主义者吗？

　　那么邓小平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甚至是否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致命打击和对于毛泽东名誉的损毁，是不是更在赫鲁晓夫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致命打击和对于斯大林的名誉损毁之上呢？

　　在1980年，毛泽东虽然身死已三四年，却政治威望青山依在，任何政治人物，要敢直接否定毛泽东，必然直接出局并身败名裂。这一点，混在社会主义革命者队伍里，随着毛泽东转战数十载，被毛泽东正反教育过的邓小平最清楚。如果他敢于像赫鲁晓夫那样正面否定毛泽东，或者不公开的高调承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主张/同意从天安门城楼取下毛泽东画像，或者主张/同意推平毛泽东纪念堂，或者，……。这些事件只要出现任何一件，那么他就会被一般而言只会采取直线思维的最善良的老百姓当作赫鲁晓夫对待。他显然不会干这样的事情，他干的就是彭真献策的那样，“比任何人都要更加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在形式上把善良的老百姓乐意看到的东西一一保留，只在具体行动中一一清除毛泽东的影响，读者回顾一下“改开”以来否定大跃进、否定反右、否定反右倾、否定文革等等及其导致的颠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后果，并对比以上我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随后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那一段，是不是看到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矗立在面前？——实际上这些运动中的主要负面历史后果，邓小平都是主要的责任人，就如同赫鲁晓夫其实就是他所批判的斯大林的主要“历史错误”的主要责任人一样，赫鲁晓夫把不该否定的都否定了，把可能存在的错误都推给了斯大林，邓小平也完全一样，把不该否定的都否定了，把可能存在的错误都推给了毛泽东。

　　我甚至小人之心好奇推测：邓小平是多么需要把毛泽东搞臭啊！谁让他老人家那么早就防范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把邓小平公开当赫鲁晓夫的路子都给堵死了，只好暗暗的干了。可是，无论他怎样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耍尽花招，“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真就如同他的“彭真大将军”复出后曾说的那样“要高举得比谁都高”，历史难道没有雄辩地证明，他就是一个赫鲁晓夫吗？

　　其实，根本无需从后来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单从来自同一专访中的另外的关键信息也已经最早自证了邓小平的赫鲁晓夫面目，这些信息显示出邓小平在当时已经确立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清晰思路（从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尤其美国，恐怕正是依据这些信息全力配合邓小平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

　　【法拉奇：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法拉奇：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法拉奇：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这里对答的核心思想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初级阶段理论”的主旨思想。它被“中国改革共产党”奉为圭臬，并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借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成为该党的终极理论，它的俗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赵紫阳的说法，邓小平先于文字理论在行动中推动这个“初级阶段”的实践的时候，原本是要直接打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旗号的（也就是张木生现在极力张目的“新民主主义2.0版”，他以此标签别于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遇到了党内巨大的质疑：怎么？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又搞回到“新民主主义”去了？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规避这些质疑，邓小平改革派集团就提出这个掩人耳目的“初级阶段论”。请读者记住，该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十三大上，其实际实践则是在邓小平接受法拉奇专访前就已经在悄悄运作之中了（参见吴思相关言论和赵紫阳的“自传”《国家囚徒》）

　　最近读到一篇原载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文章，是简评哈佛大学Vogel的928页的学术巨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的（注：该书今年已经我国公开出版）。文章提到，邓小平的小儿子回忆说，邓小平曾在私下里 “骂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因为在邓小平看来，戈氏沿着赫鲁晓夫的思路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得不把老百姓奉若神明的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直接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样就会失去民心，社会就会失去稳定，所以只有他自己就是最聪明的：他把毛泽东高高供起来，让老百姓天天瞻仰，同时把老百姓当猪，喂饱他们（经济体制改革），他们就不嗷嗷叫了，社会就稳定了。然而，历史早在1985年就挠了一下这位“聪明上帝”的胳肢窝以示提醒，提醒无效，就在1987年公然嘲笑其“聪明”(参见前文谈到的87年学潮)，再无效，就在1989年掀起一场巨大风波，让其连同他的“聪明”一起身败名裂！

　　历史说：邓小平，你错了，人不是猪，这样以为的人，才是猪！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人吃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思想、哲学、文化、文明，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自由、平等……。戈尔巴乔夫固然是个傻瓜，可你丝毫不比他聪明，我还远未像故作高深的福山先生说的那样已经“终结”……，……

　　邓小平自以为是他给现在的中国人创造了财富（许多许多的人也都这样愚蠢地认为），可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地方T恤衫上，只印毛泽东的头像，而不见邓小平的尊容，为什么？这问题不知道邓小平临死之时是否想过！何新在1990年的“绝世演讲”里为邓小平辩护时说：“我是农民，我只知道老百姓要衣食住行”，据此判断，何新也是不能回答这个“为什么”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答案是：毛泽东搞了让邓小平和何新们感到恐惧的文革。毛泽东搞文革，有千万条理由，其中一条理由是，他从来不把人当一般动物看待，而是把每个人都当圣人苗子——八亿神州尽舜尧！他教育这些人，要成圣人就要反叛，就要反抗，就要蔑视一切既存的不合理和正成为极少数人专政绝大多数人的僵死的秩序，就要对一切价值不但要像五四先贤们那样进行重估，还要按照民族未来发展的需要进行“系统性再造”，正是在对于反叛精神的反复倡导和不惜失败的反复试错的实践中，文革满足了世界一切被压迫者的深层的心理需求，包括那些极度倡导个性自由的西方青年，毛泽东因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世界未来的方向……

　　2012-7-3

二十

　　即使曾经暴露在强光下仿佛通体透明的历史，也总是有许多暗角，它们可能与策划阴谋的密室相通，却不同于策划阴谋的密室本身，因为它们进入过公众的视野，甚至是轰轰烈烈的进入过公众的视野，只是没有被理性的光芒照亮，加之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认识主体的主观性、阶级性和理性能力的鲜明差异等等因素同时作用于这些事件，这类暗角就更被有意无意遮光了。

　　如果“大小气候”决定了89风波“迟早要来的”，那么谁是这“大小气候”的真正制造者？那个“拯救者”，难道不正是“大小气候”的制造者，因此其实也正是历史本身及其所有受难人的加害者吗？回答这一问题，我曾要求读者和我一道考察三件事。现在，第一件，即1978年西单民主墙，第二件，即1980年法拉奇对邓小平的独家专访，都已经重新投射进去一些理性的光，借着这光，想必这历史的暗角变得敞亮一些，大家对于这一问题也就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现在就要对第三件，即邓小平1979年一月的访美，做类似的阐释，以便对通过前两件事获得的初步答案做进一步夯实。

　　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标着邓小平配合其政治经济改革的外交思路完全成熟，完全奠定此后至今中国外交基石。阅读中美当事两国的主流媒体和相关历史记载，读者不难发现双方无不对这一事件尤其邓小平本人给予了无穷的赞美和歌颂。就美国那边来讲，这样的赞美和歌颂，无非是占用一些新闻的版面、音频视频资源和图书的纸张之类，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在我们这边就不同了，我们已经将那些赞美和歌颂意识形态化了，成为制约公众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指南针，成为国家战略指导原则，因此对于自那时以来小到中国外交运作本身、大到国家核心利益的伤害都是显而易见却又被公众所忽视。

　　我并不漠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性和历史推动作用，我还一直是把毛泽东用那一双大手推开被美国从外向内强行关闭的中国国门——推开的根本标志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看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壮举之一。它的必要性自不待言，它的历史推动作用我在多年前的《1949年时间开始了》一文里就说过：没有毛泽东这个伟大壮举，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路都找不到。我也一直以此作为证据之一，来驳斥那些“毛泽东闭关锁国”之类的对毛泽东的诬蔑。我决不反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没必要就老死不相往来。我更不会忽视毛泽东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对于全球历史的巨大的推动作用。问题是这个正面的推动力不是被邓小平放大了而是被邓小平缩小了，甚至被邓小平改变了方向成为了拉动历史倒退的反作用力。

　　1972年把尼克松“请到”北京来，标志着“中美苏三足鼎立”的世界大格局的最终形成，但还没有稳定下来。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作为主战场遭受到最大的战争破坏，欧洲人害怕战争再起的程度，可以从战后欧洲人的言谈行为中得到测量，更可以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不少哲学思考的证据。鉴于此，欧洲主要各国干脆或者加入“北约”躲到美国的保护之下，偷得安闲，成为美国这一极的内部力量，或者被苏联胁迫加入“华约”接受保护，成为苏联这一极的内部力量。“二战”后兴起世界民族独立运动，毛泽东又铁肩担道义，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早先独立还依然不发达的国家仗理执言（甚至还在发达国家内部支持民众运动，如支持1950/60年代的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有一种加入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利益圈，成为中国这一极内部力量的明显愿望。

　　几何图形结构中，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三角形中又是以等边三角形具有最高的稳定性。毛泽东“请”来了尼克松，但因为在涉及中国主权的核心问题上，即台湾问题上，决不和美国做无原则交易，所以并不急于和美国建交，只发表一个《上海联合公报》，那其实只是一个“备忘录”而已。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做局部性主权让步，为建交而建交，草率和美国完成建交，那么这样的建交就意味着中国放弃全部主权原则，建交就是投降，最终必然失去国家独立性，不但瓦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必然瓦解中华民族本身的大团结，给民族分裂主义打气，决不只是一个仅仅在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那么简单的问题。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这可在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历史记载和随后至1976年的中美互动历史中找到多种证明），所以直到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是同等力度的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两个世界霸权，原则问题上坚持他一贯的做法：毫不妥协。这就是说，在三角形的三极互动中，毛泽东坚持了“等边三角形原则”。

　　对比之下，邓小平放弃的正是这个原则。他把对美外交战略由等边三角形变为锐角三角形，而且锐角（苏联所在的那一角）越来越小，锐角的“对边”（中美这一“边”）越来越短，终于中美两角几乎合为一角，三角形几乎变成“两点一线”：线的一端为苏联，另一端是中美（发展到今天，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这就是说，毛泽东辛辛苦苦建立的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中美苏等边三角形” 不复存在的，自那时以来直到苏联解体“中美苏三角”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这需要先来看看他1979年访美前的热身运动，即1978年底中美建交的过程。这记载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下册）第三十一章“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第1041-1043页。

　　【……1977年6月，美国卡特政府在总结几年来的对华谈判后，拟定了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即一方面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外交关系，一方面不妨碍美国同台湾的关系，并把这一意见向中国领导人做了汇报。……美国……与苏联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略核武器谈判将于1978年进入签约阶段，而改善对华关系则可牵制苏联，符合美国利益。

　　此时，中国正在开始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为争取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在谋求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此对于美国政府发出的信息很快给予积极的回应。1977年8月，邓小平……强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1978年4月，卡特总统公开宣布：美国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5月，美国……向邓小平转达了卡特总统的关于接受中国所提三个条件的决心。邓小平在重申这三个条件后，明确表示希望能早日解决中美建交问题。7月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

　　……1978年11月，美国提出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草案。邓小平看了美国的草案后，当即决定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明确指出：第一，台湾问题是美国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第二，美国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第三，……正常化后，美国可以同台湾进行民间往来，并设民间机构，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军售；第四，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但是，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邓小平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待建交后解决。
经过多次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如下协议：（一），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往来；（二）中美建交公报发布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协议基础上，中美两国政府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达30年的不正常状态。】

　　以上文字显示出南辕北辙的明和暗的两重意思：

　　明：
　　（一） 邓小平看出美国在和苏联战略核武谈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在中美建交问题上，“（中国）皇帝不急（美国）太监急”，于是，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了中国国家现代化和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及时抓住了战略机遇，并在战略上牢牢掌握着谈判主动。
　　（二） 邓小平准确认识到了中美建交要害在台湾问题，于是主动出击，迫使美国步步退让。美国除了一个对台军售问题有所保留外，其他全部都满足了邓小平的要求。邓小平战术运用得当，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利有理有节，不但完美维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国家主权，而且终结了中美30年的互不友好的历史，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暗：
　　（一） 邓小平指示中，有实质内容的仅是“废约、撤军、断交”这六个字，其他全是文字游戏。这“六个字”的关键是“撤军”。“废约、断交”是形式，“撤军”才是支持“废约、断交”的实质举措。没有“撤军”，“废约和断交”，即使公告世界，也不等于实际执行。
　　（二） 对比政府准确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提出的四条要求和最后达成的三条协议，表面上所有方面都满足了中方提出的要求，包括仅有实质内容的“废约、撤军、断交”，但是这三点中最实质的“撤军”实际上已经为美国“保留对台军售权”所取代。此外，“撤军”可以做成游戏，即军队头天“撤出”台湾本岛，敷衍完协议执行，第二天还可以把更多的军队用航母送到台湾海峡甚至中国内海（这些都是后来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来，“撤军”完全是一纸空文。
　　（三） 协议的第一条使用了“美国人民”这一说法，它居然是源于邓小平的指示。这是一个明显的预留下来废止整个协议的条款，邓小平做指示的时候显然没有意识到，却被美国加以了充分利用。就是说，美国政府军事援助台湾的行为，如军售，不仅可以按美方保留的“军售权”公开进行，还可以指定军火商在“美国人民”与“台湾人民”的商业往来和非官方关系往来名义下暗中进行。甚至，武力协防台湾也可以用“美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进行，也完全不违背本协议的约定。

　　这就是说，中方所得到的只是卡特给的“一个中国的概念”，除此之外一无所获。更为糟糕的是，还有一个更漆黑的“暗”：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台湾断交的同时，由总统卡特签字生效了《Taiwan Relations Act》（台湾关系法），用以规范中美建交后美台关系。根据这一法令，美国政府在197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与其他主权国家同等的待遇。

　　这一给予台湾“主权国家”待遇的“关系法”让中美建交成为一场世纪马戏表演。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美建交协议的生成为自那以后我国与他国的所有领土纠纷埋下祸患。中国主权中的台湾主权，貌似局部，实际不是局部，而是整个主权。

二十一

　　通过建交完成热身，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携夫人出访华盛顿。打开我国任何一本记载这一访问的书籍、或者点开任何一个相关的网页，读者所能获得的都是堆砌了我国文字中最好的赞美词唱出的颂歌，至于中国副总理和美国总统到底会谈了些什么，当时讳莫如深，至今也未有足够透明的资料显示全部内容。

　　在访问外包装上，邓小平去了亚特兰大可口可乐总部，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参观了休斯顿约翰逊美国宇航中心。这些在当时都极具象征意义，其间邓小平还发出过激情召唤：“中国的大门是向全世界人民敞开的”。基于这些信息进行观察，当时的观察家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计划经济政策将出现一定程度松动，会向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微调，中美将开始全方位的经济甚至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随同访问的有当时在“政府内阁”中行政职务与邓小平相同、主管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副总理方毅。这使得出的结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向市场体制会走多远呢？这方面引发的想象随着1980年8月的法拉奇独家专访，邓小平透出中国义无反顾坚决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底牌的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参见前文法拉奇专访部分）。

　　1979年2月2日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表演，并通过挥动白色牛仔帽向观众致意的经典性动作，完成他自己的开明绅士的性格塑造。访问压轴戏是参加肯尼迪中心的大型文艺表演，据当年赵忠祥的电视解说词的介绍，这是美国打破惯例专门为他而办的，大概是破例特别答谢他在过去几天给于卡特总统许多的无法遏制的惊喜，顺带答谢他在中美建交谈判中的慷慨的“国际主义”行为。在这个文艺晚会上，大约200名美国黑白黄儿童合唱了歌颂毛泽东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颂歌，在中央电视台给出的镜头中，在美国儿童歌唱的时候，似乎没有清晰配放邓小平表情的画面，但据我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文字说，邓小平在听到这歌声的时候，表情立刻由轻松变成严肃，明显是不悦状。

　　这一访问是作为“创造未来之旅”载入共和国史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次访问的本质含义渐渐明朗起来：外交正常化是次要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也是次要的，主要的而且是直接的目标完全是军事的，而所有这些次要的和主要的显目标背后的隐目标是邓小平个人的权力欲望，它是由邓小平矢志不移的搞“特色社会主义”抱负所驱动的。

　　外交正常化的显目标上篇已经有足够的文字了，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显目标，我上面给出的文字也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都不再多费笔墨。军事的目标，我就以《环球网》上的一篇学术论文（注意是学术论文，不是一般网帖）披露的部分材料作为依据。该文题目是《1979年中越边境冲突中美中苏三角关系》，文后的说明指出【该文是中美关系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的“20世纪美国和亚洲的冲突和战争”学术研究会论文，2004年1月11-13日，哈尔滨，发表于《国家观察》2004年第三期】。

　　文章第一部分回顾了访美前“中美苏三角关系”基本态势，我归纳如下：

　　19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毛泽东开出的条件之一是美国必须从越南撤军。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中美关系在1972年获得缓和，越南却对于中美的缓和表示不满，到1975年越南放弃原来秉持的“在中苏之间中立的原则，倒向苏联”。（毛泽东生前因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诬蔑和种种对华的不友好行为和政策就与苏联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右而左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之后，苏联就在10月发出信号，要求苏中关系缓和，但态度十分恶劣，限定中方必须一个月内作出缓和的政策，否则苏联就将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对此，美国方面借基辛格发言表态，说如果中国“受到一个外部大国的威胁”，美国将会认为“那是一件严重的事”。（于此同时，美国又在和苏联进行战略核武谈判，需要中国的支持，增加谈判桌上美国的筹码——右而左注）。

　　文章第二部分标题：【邓小平访美，通报要“教训越南”】。第三部分标题【美苏对中越边境之战的态度和反应】。我打乱原文字顺序按照时间顺序截取以下关键要点：

　　【在中美建交的同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出发，决定有限度教训一下越南……，在1月29日上午和下午举行的两次中美会谈中……邓小平对卡特指出：越南侵柬，“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与美国新闻记者共进晚餐说：“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么一件事，苏联在哪里搞，我们就阻止它，挫败它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捣乱。……，越南起的作用比古巴还坏，我们把越南叫做东方的古巴。对于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

　　中美两国领导人经过两天的会谈，于1979年2月1日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指出：“双方重申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谋求霸权主义或者支配其他国家，决心为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民族独立做出贡献”……，此时，中国已在中越边境集结部队准备对越作战。……邓小平结束访美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了《关于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战斗打响后，国际社会注目的焦点是中美苏三方的微妙关系。美国实际上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得到了中国要“教训”越南的通报，因此已早有准备】

　　此后的文字就是详细说明并歌颂美国如何按照和邓小平在访问中的约定，向苏联发出强硬的外交和军事信号，阻断苏联任何介入中越边境冲突的意图。然后指出：【事实证明，越南靠苏联是靠不住的，而邓小平访美后迅速发展的中美战略协调关系倒是在炮火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79年4月16日，邓小平表示：“在我们教训越南时，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立场和表明的态度是满意的。……1979年邓小平又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对教训越南的意义做了阐述，他说：“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对卡特总统说我们要教训一下越南。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已经起了重大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以上文字不多，但字字如铁，从文章作者自己的判断、中美互动关系文件记录、邓小平亲口对新闻记者说的原话、邓小平自己回忆的对卡特说的话、战争中包括美苏在内的国际反应，以及战后的战果评估、战争的现实与长远意义等等多个信心源和观察侧面，铁一般的证明了这此访问的军事目的。

　　此外注意一下访问的日程安排透出的信息，邓小平 28号赴美，29号上午和下午两次会谈，30号没有交代，31号参加记者晚宴，标志着会谈已经结束，相关新闻稿在拟定之中，2月1号中美发布《联合新闻公报》，2月1日当天，中国向中越边境集结部队，这标志本次访问真实目标从内容到形式全部完成。所以，2月2号开始邓小平就去放松心情，参观赛马表演，以及其他无关紧要的完全可以没有的项目去了。这说明这次访问的军事目的其实是唯一目的，其他显目标不过是掩人耳目的移动靶。

　　该论文是2004年写的，时隔访问时间已经25年了，自然只是陈述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不存在任何动机推测和目标判断问题。但是，我较早前提到的加拿大《环球邮报》1977-1979年常驻北京记者傅睿哲在他1980年出版的《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里（第147页），却是在事发刚刚不久就给出了动机推测和目标判断，他指出：“一些分析家甚至辩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事件，时间上紧扣并且直接指向邓小平历史性访美的日程安排，两者之间不是偶合，证据是，中越边境之战爆发在邓小平离美回国后仅仅几天之内，这给人以深刻印象：中美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几乎一致。”

　　这个“一致的利益”是什么呢？在傅睿哲、我引述的论文的作者、一切专事国际关系研究的记者和分析家们以及对此有兴趣的一般公众来说，这个“一致的利益”当然就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中美一致对付苏联。

　　中国社会主义的战车被邓小平开进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洛伊城，不是去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而是去联合特洛伊美国一同来社会主义阵营，摧毁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洛伊大王子卡特卸任后，小王子里根用他的箭，射中了苏联战神的阿奇里斯之足戈尔巴乔夫。苏联完蛋了。这一结果完全印证了邓小平的“启示录”：【对越自卫还击战，在军事上、政治上……对于国际反霸已经起了重大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这个“还会起的作用”竟然是如此的完美，恐怕邓小平本人也不曾料到。

　　根据邓小平自己的话来看，可以肯定的说，在他心中，当时所谓“国际霸权”只是苏联，绝对不包括美国，他已认定美国是“和平天使”，“上帝的福音传递人”。

二十二

　　邓小平实现达成个人的权力欲望，用不可撼动的权力终结毛泽东社会主义的隐目标，在当时的主要阻力在哪里？就在华国锋集团。当时，华国锋在毛泽东那里继承了合法性，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建立了个人权威，名副其实地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他名器在身，任何的公开的反对华国锋就是分裂党和国家。这让邓小平十分难堪，更让他的资本主义抱负基本无法实现。而且，经过了文革，他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些不利条件让邓小平在和华国锋的政治较量中实际处在很不利的位置，因此，他不得不在借助党内先于其本人获得“解放”的胡耀邦和原本保留在权力位置上的他的支持者叶剑英等人的支持的同时，还要：第一），向民间寻求民意支持——这就有西单墙事件得以轰轰烈烈开展的基本政治前提；第二），向中国外部世界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这就有他访美前中美匆忙建交和他的以军事打击越南为唯一真实目标的匆忙访美以及他接受法拉奇独家专访等事件的政治前提。

　　为了支持这些关键性的说法，下面我就要回眸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调动必要的历史资料以作论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时主要控制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手里的《人民日报》于9月22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语录，又于9月25日发表《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文章，提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办”。

　　但是，不到一个月，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就采取非常手段限制了江青、张春桥等人人身自由。华国锋将这个不合法行为说成是：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一说辞能够说服总是相信党中央正确性的老百姓，但显然无法说服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无法说服有相当级别的党内干部，以至于到1977年中央全会上，华国锋还在政治报告中，不得不剪裁毛泽东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断章取义，为他们的非法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例如、华国锋说“1975年5月3日，毛泽东曾批评四人帮分裂党的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叫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去团结200多个中央委员’，‘四人帮的问题，今年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就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就明年解决……’” 。

　　为了应对党内质疑，修复个人和党的合法性，华国锋一方面通过被后来指控为个人崇拜的行为方式大树特树自己的威信，例如在全国印发他的标准像，让他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悬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尤其当时在上中小学的学生对此应该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教室里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有实质含义的政治动作，稳定全党全国，例如1976年10月26日他指示宣传部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要连带批邓，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还发表讲话，提出“三个坚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1976年12月5日，华国锋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坚决拥护，不能违法，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些思想后来在1977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上以“两个凡是”的面目出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后来被邓小平改为《求是》）

　　“两个凡是”提出后，华国锋领导的党的合法性危机基本得以化解，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合法性最终得以确定，他粉碎四人帮的功劳甚至也经过这一过程得以放大。因此，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基本确立。

　　“两个凡是”在的确起到了修复党和华国锋的合法性、稳定全党全国的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高压线，横贯在邓小平及其支持者的面前，让他们很长时间无可奈何。于是，围绕“两个凡是”展开的政治动作，也就成为邓小平集团和华国锋集团的决定性的、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

　　第一阶段的斗争是围绕邓小平的政治复出展开的。

　　1977年3月10日-22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陈云和王震提出为“4·5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为由，挡了回去。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给华国锋写信（此前在1976年10月10日，限制四人帮自由后仅仅4-5天时间之内就写信吹捧华国锋的英明伟大。此后不久就开始在家里接见各路访客，为自己的复出进行组织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声称“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给华国锋灌迷魂汤，并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策应已经在党内为其复出进行活动的陈云、王震等人。

　　1977年胡耀邦在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兼任）后亲自筹建创办了《理论动态》杂志，专供省、军级干部和高级理论工作者阅读。1977年7月，该刊的创刊号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委婉提出不同看法。

　　由于“4·5事件”的一端是四人帮，另一端是邓小平，华国锋带头抓了四人帮，宣告了四人帮的错误，就意味着公告邓小平的正确。这其中的“政治机巧”，1976年9月9日凌晨，在毛泽东遗体前还和江青、张春桥手拉手以示政治同盟关系的华国锋，显然是后来才明白过来。因此，无论华国锋怎样修复合法性、提出并坚守“两个凡是”，都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无法构成决定性阻挡。因此，有邓小平坐镇在家亲自指挥，党内高层党政军一些实权人物积极奔走活动，并巧妙绕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高压线，邓小平终于在1977年7月16日-21日的第十届三中全会期间复出。这标志着邓小平集团获得阶段性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决定其复出的会上，邓小平做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假惺惺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拥护。

二十三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材料的文件，把粉碎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和揪出“刘少奇反党集团”并论，都作为文革的成果，还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

　　华国锋这一动作，无疑是堵死了邓小平复出后展示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于是，两个集团的下一阶段的斗争就是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表现为邓小平集团直接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先锋是胡耀邦，标志事件是1978年3月开始酝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炯华主编）是一本高度赞扬邓小平政治斗争艺术的所谓哲学著作。这本书对于1978年的这一事件有长达62页（页250-312）的冗长描述。我摘要一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从性质上看，决非属单纯的理论学术之争，如邓小平所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因此，这场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密切联系。说到底是一场政治斗争。……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当初，人民还沉浸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梦境中，华国锋也因提出“两个凡是”而得到不少人的赞成，因此，要公开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势必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就有一个选择突破口的问题。这个突破口应起到既能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同时又不至于授人以柄——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嫌……，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

　　这个“学术研究”告诉了读者一个铁的事实：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邓小平集团策划于密室、向华国锋集团发起的政治斗争，直接目标（现实目标）是“两个凡是”，掀掉华国锋的权威和权力，间接目标（长远目标）是除去毛泽东思想的统辖力量，为复辟资本主义清除政治障碍。

　　但他们的这一战役进行的并不顺利。

　　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1977年12月获任），他避开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关注，违反党内组织原则，私自准许其自己创办并掌控的《理论动态》于1978年5月10日发出长时间精心策划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让杨西光掌管的《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5月11日予以公开发表（杨西光1978年入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尚未结业即接受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身份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胡耀邦的秘密使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是参与胡耀邦的写作班子的五人核心之一，其他四人是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化）。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该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闻之立即“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造成党的分裂”。与此同时，新闻界权威、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深夜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出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在政治上砍到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这个电话后来被称为“电话事件”。

　　汪东兴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批评胡耀邦说：“这篇文章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当时华国锋在朝鲜访问，得到汪东兴和纪登奎的通报说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之后，指示要求持慎重态度，进而在稍后指示宣传部就这件事要“不表态，不卷入”。当时主管宣传部的张平化根据这一指示，向各地打招呼，要求全国各宣传口要“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熊复也在“施政演说”中暗示“不表态，不卷入”。

　　这些情况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除了他们的小集团之外的几乎党内的全面抵制。在这样的情形下，邓小平不得不亲自出马了。

　　1978年5月29日，华国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继续坚持1977年10月的立场，强调文革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说：“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仅仅三天后，就是1978年6月2日，就在同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与华国锋针锋相对，旗帜鲜明支持胡耀邦的真理标准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尖锐批评。

　　从此中央高层的权力争斗连最基本的遮掩都不要了，邓小平集团完全是赤膊上阵，根本不考虑什么党的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分裂，一心只想取得最高权力。

　　汪东兴作为华国锋的助手，深感邓小平亲自出马问题严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舆论，并于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强调新闻传媒的党性，要求“党报要有党性”，批评了《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要求“下不为例”。但是，就在第二天，即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17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还全文转载。2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大、人大、北师大、军科院、政治学院、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一些中央部委参加的座谈会，力挺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檄文，打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牌子反对华国锋，加盟支持邓小平。这一系列事件说明喉舌舆论已经不再完全掌握在华国锋集团手里了。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旁落核心发言权，更不意味着邓小平集团已经可以操控一切舆论。

　　1978年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强调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子、丢刀子”。同月，李先念针对汪东兴的讲话在国务院“务虚会”明确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此时此刻的华国锋还是强调各地要“不表态、不卷入”。

　　面对全国实际只有《光明日报》等几家报纸忙碌，可以说还是基本死水一潭，邓小平有点坐不住了，就在6月20日直接找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不要“下禁令”，设“禁区”，可是张平化根本不买账。

　　此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7月17日表态完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周扬以社科院顾问身份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几乎与此同时，地方上宋平在6月28日在甘肃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带动地方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跟风，在省委扩大会上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任仲夷7月25日在辽宁跟风，也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福建的廖志高，湖南的毛致用也相继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正如《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所言（页285）：【“……大讨论之所以在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应当说这首先是与邓小平、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实际上，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这场大讨论。”】

　　然而，这个“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如上所述不过是少数的机构、团体、省市和个人，相对于中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和无数相关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院所和机构来说，显然还是不够”广泛，如果用具体人数计算，那就更不够“广泛”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开篇就说过的，经过了文革，邓小平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不利条件让他无论怎样善于权谋，在党内关门较量中所得到的支持还是少数的，开门之后的较量中得到的支持依然是少数的，他根本无法在1978年就仅仅凭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哪怕真正撼动，更不用说一举击败华国锋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后来的马屁精们毫无疑问夸大了邓小平在这场较量中的战果，就如同邓小平本人曾夸大自己当年的战功，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一样。

　　更为震撼的是，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不但在6月20日当面不买“上帝”的账，还在稍后8月到东北三省发表谈话说：“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是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邓小平于是改变思路，调整战略。

　　1978年9月，《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当期复刊号，未经中央批准，专门刊登了一组“4·5事件”中所谓“人民群众”（就是那些当时还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在天安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文章，向社会发行。当中央发现口风不对，强令删改的时候，这期复刊号，已经有4万多册流入社会，在社会上造成特别意味深长的影响，有人把查封的杂志内容贴到了西单墙，但当是并未造成很大影响，西单墙也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还只是一堵普通的灰墙，更没有成为历史名词。

　　随后10月至11月，《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又陆续刊载类似内容，进而一部以“4·5事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公演，同时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这些事件如同真理标准讨论事件一样，明显是邓小平在主使，为他的人在中央提出为“4·5事件” 平反制造强有力的民间舆论支持。

　　更有甚者，胡耀邦控制的组织部已经于11月3号秘密完成了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所谓复查。此后仅一周，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议题是“经济工作”，因切合时代需要，会议开幕后中央一度再次出现团结一致的局面，大家围绕经济建设畅所欲言。

　　但是，陈云利用这次会议，违背会议议题向华国锋发动突然袭击。他在东北组的讨论中发言，提出薄一波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和王鹤寿案、彭德怀案、“4·5事件”要平反，康生虽然已经死了，但他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必须批判。

　　陈云一石激起千重浪。胡耀邦随即在会议上提出要搞清楚文革中的各种错案，杨得志提出武汉“720事件”也要平反，陈丕显要求上海“一月风暴”也要搞清楚……，顺着这个气势，邓小平集团有人就明摆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予推倒。

　　注意，所有这些意见中，即使本来的目标是否定文革，也并没有任何直接否定文革的言论，而只是对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提出纠正错误。在这样的精心策划的“逼宫”目前，华国锋不得不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于是，在这次会议期间：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共北京市委出面为“4·5事件”平反。至此陈云、王震等人1977年三月提出的这一问题历经快两年时间才最终得以解决。紧接着，有人就在西单墙贴出大字报，点燃“西单民主墙“的所谓“民主火焰”。借着“西单民主墙”的“民意”：

　　11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为“4·5”平反的消息。由此，“西单民主墙”更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北大出现“民主三角地”。在此情形下：

　　11月21日起，《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随后，北京和全国其它各种地下刊物雨后春笋般一夜突然爆出无数。在如此朝野结合、上下互动的党内外夹击之下：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对陈云等人提出的一些列问题作出表态，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但是，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华国锋寸步不让，要求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并要求会议讨论农业等经济问题。于是，西单墙事件迅速发酵，蔓延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内外。邓小平透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个人采访，通过诺瓦克和傅睿哲的嘴，告诉西单民主墙前集聚的无数民众，他邓小平是明确支持西单民主墙的：那是好事，应该鼓励。而且：

　　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忙里偷闲，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借机进一步煽动民众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鉴于这样一种态势，连起初还到过富强胡同6号，当面批评胡耀邦的胡乔木也在中央会议上改变态度，强迫华国锋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于是：

　　12月13日会议的闭幕式上，华国锋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作出检讨，汪东兴也相应检讨，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

　　至此，真理标准讨论开展以来一直没有解放的思想就此解放，一直没有冲开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就此冲开。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核心人物也换了角色，“上帝”取代华国锋成为了核心人物在13号闭幕会上做总结报告。5天之后，即：

　　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组织上确立后来归纳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思想路线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

　　就此，“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其缔造人为邓小平。

二十四

　　以上资料表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时期，邓小平集团向华国锋集团发动政治攻势，僭取党权国权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向‘两个凡是’宣战并平反‘4·5运动’”和“确立邓小平核心地位”三个基本阶段，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改革共产党”的登台亮相为阶段性终点。

　　现在，正式文件和书籍都对“十一届山中全会”大书特书，却对于此前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轻描淡写，甚至隐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谈。通过历史的梳理与回溯，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实际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只是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会前那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充满了阴谋和“宫廷”内斗，期间完成了继1976年10月之后又一次非法的权力更迭。

　　毛泽东生前预言他死后“右派”会利用他自己的一些言论否定他自己，打倒他们的政治对手。在1978年5月，邓小平完全不顾党内的团结，正面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发起攻击，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用极端恶劣的手法，剪裁马列毛理论，将社会主义体系肢解，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化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工具。

　　方法论工具，例如辩证法，完全如同科学技术工具，本身并不具备阶级性、价值意义和道德审美功能，这样的方法论工具，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结合，例如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变成历史唯物论的辩证法时，它才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价值论服务并产生社会主义道德审美功能，否则辩证法也同样可以为任何无产阶级的敌人所掌握和运用，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外一切反毛的人士都十分注意毛泽东的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

　　邓小平集团自1976年十月以后从事的一切，尤其是利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将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修正”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面上是向“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向华国锋开战，实际上正如前文资料所展示的那样，是“丢毛泽东的刀子，砍社会主义旗子”，就是说是向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开战。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生前的预言。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标志着邓小平完成了初步的组织上的准备，也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基本建造。由于这个新党脱胎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权力外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如何都还明显的打上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印记，邓小平要借助这样一个党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就非要动大手术对她进行组织体系和指导思想的全面改造。

　　组织上的改造第一步是将自1957年“反右”以来直至文革被罢免权力的所有人，只要还健在的，都全部官复原职，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邓小平自己的死党（后来发展出来的“清理三种人”不在此讨论）。这一工作的具体实施人是胡耀邦。

　　胡耀邦早在1977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在中央党校开展了所谓的“整风运动”，目标是消除生前曾长期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的历史影响和清除还主要掌控着党校的“五七”干部。前文还说到，在1978年11月充满阴谋的“中央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已经秘密完成了对“61人集团案”的所谓重新调查，认为那是完全的冤案。据“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两个不管”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一文透露，当胡耀邦把这个结论汇报到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一度被胡耀邦的政治胆量深深震憾，问胡耀邦：“这样的案你也敢翻？”。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已经于1975年逝世的康生进行审查（不到两年之后，即1980年10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决定开除康生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撤销1975年对康生作出崇高评价的悼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更以具体落实“61人集团案”的平反为契机，顺势展开扩大化的平反运动，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所谓“冤假错案”，不分青红皂白几乎一律全部平反（——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位现在自豪的宣称自己是被准确的打成了右派的茅于轼）。

　　以下是三个典型事例中平反的关键人物，他们对后来的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直到今天的历史，依然是他们这些人的历史，读者不妨沿着他们的政治变迁做进一步深思：

　　“彭罗陆杨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61人集团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胡耀邦，张爱萍，万里。

二十五

　　大家知道，文革发动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把刘少奇的问题和邓小平的问题故意加以区分，对邓小平予以“封存保护”，让他做了“桃花源中人”。毛泽东的这个政治动作，让邓小平在文革的高峰期，避开直接卷入许多人事冲突和社会事件，为其积累了更多的人脉资源，确保了其在文革后“众望所归”。当然，毛泽东同样也清楚，自己教导过的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群众，是不会整体性全部轻易的完全背叛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思想的。这样，即使有胡耀邦的扩大化的平反运动，让曾被免职的老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纷纷汇集于邓小平麾下，他也一时难以做到枪指挥党。

　　没有枪指挥党的特权，邓小平就不能完成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大转型。正是为了改造党，并实现枪指挥党的目标，僭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还掌握在华国锋集团的剩余权力，邓小平才急于完成中美建交，急于打一场被后来一些评论人士称为向美国交投名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向美国交“投名状”这一说法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但为什么非要向美国，而不是向苏联交这个投名状，这是“投名状理论”需要进一步解释清楚的。当时，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关键大国，按说，邓小平向苏联借力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具有最好的正当性，而且苏联早在1976年的10月所谓“四人帮”一倒台就向中国发出恢复苏中关系的政治信号，但邓小平偏偏就是不尿苏联那一壶！他不是去找个机会教训曾给苏联出了难题的匈牙利、捷克或者阿尔巴尼亚，向苏联交投名状，而是拿曾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让美国人吃尽苦头的越南大开杀戒，把投名状交给美国！

　　显而易见的是，这是由意识形态倾向性决定的！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完全拒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是苏联修正主义化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也不能接受，他能接受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不能认同的是，搞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是两党制或者多党制？为什么不可以是一党制？中国共产党，过去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锋队，那么中国改革共产党，在他的带领下，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是改造并完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一般所言改造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只要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或者“人为地”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一，党就总有一天可以被操控在他的枪杆子之下，成为他实现个人抱负的纯粹的工具或者机器。这就是全部秘密中的关键秘密！所以，邓小平为了谋求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合二为一，才要向美国借力，向美国交投名状。

　　此外，即使不考虑其意识形态的亲美性，让其向苏联借力，一个现实的麻烦是，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修正主义化了，勃列日涅夫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向苏联借力，搞不好会被人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这种担心，在其后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专访的政治表白之中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他不去趟苏联的浑水，而是完全倒向美国怀抱，切割自己和社会主义叛徒赫鲁晓夫的任何哪怕外在的关联。而且，为了阻断当时人们可能对他不利的想象，他还特别高调声称“没有毛主席中国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长时间”，后来更认为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否定党的领袖的特别作用是傻瓜行为。

　　为什么通过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邓小平就可以实现自己枪指挥党的目标？一些读者认为通过对军队的调动，邓小平可以知道谁听话谁不听话。这样的解释显然失之简单，欠缺历史合理性。当时的军队是党指挥的军队不是任何个人的工具，邓小平要通过全党，通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调动和使用军队。在国内和平时期，如果军队大规模调动不是用于对外战争，而是用于对内派性专政，不论是谁，都是难以达到目标的。这一点即使在邓小平建立起枪指挥党的体制后的1989年依然还那么突出的表现出来了，当时就有曾参与抗美援朝的王牌军拒绝开进北京城，邓小平只好启用几乎是私家军的某些部队，完成所谓“平暴”任务。

　　中国自1840年以来集聚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直到毛泽东参与缔造并亲自完成改造的军队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之前，这种民族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与合理的渲泄。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在建国后又经历了几次局部的对外战争，最终证明是真正的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任何旧时代的私家军。邓小平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军队内，即使有叶剑英，刘伯承这样重量级元老的支持，依然内敛锋芒，不敢轻易僭越军权，而是精心选择越南祭旗，利用中越之间已有的边疆摩擦、苏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的不友好和苏联在中越关系之间所取的不利于中国的影响，以“教训越南”的正当名义，点燃当时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民族情绪，胁迫军委主席华国锋，通过合理的组织程序完成了对军队的大规模使用。

　　在当时，凡涉对外的战争，毛泽东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有任何人抗命不遵的，只会争相请缨。所以说“发动对越反击战是通过调动军队看谁服从谁不服从从而识别谁效忠谁不效忠”的说法基本上欠缺历史合理性！邓小平的目标根本不在调动和使用军队本身，而是在于通过这场局部的对外战争用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层搞“论功行赏”，进行“重新洗牌”，淘汰那些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不良待遇，依然对毛泽东保持“愚忠”的老一代实权军队元帅和将领，让少壮派成为自己的权力基石。

　　战争在1979年2月打响，1980年3月，邓小平就提议恢复被毛泽东废止的军衔制，其希望通过对少壮派授衔而达到个人实际控制军队的意图昭然若揭。对这场战争的过程有特别兴趣的人不难发现，在整个对越战争中，人民军队各个野战军得到同样的信任和使用，甚至因为1971年林彪事件而在军队中长时间无法抬头的原四野旧部，也得到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在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中已经成为不朽英雄的原四野的张万年的崛起并最后官拜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是邓小平通过这场战争，建造自己军队权力基石具体过程的一个缩影。

二十六

　　美国立国以来，其精英领袖都具有国际视野——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并要像毛泽东那样积极学习之！对于中国政治的风雨变故的关注，也时时能体现出美国精英领袖的国际视野，当年国民党独揽中国政权，小小延安的一举一动尚且都进入美国政治家的视野，1978年11/12月发生的中南海权力变局，当然更不可能逃脱美国政治精英的视野。虽然华国锋当时还占据着各种名义的一号位置，但中国政治权力的天平正在明显的向邓小平集团倾斜。美国人深深认识到这一点，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又那样的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全球利益。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那样急匆匆的要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政治家就显然乐意顺水推舟，通过美国的外部干预，加速中南海政治权力天平倾向邓小平集团的速度。于是，在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到访美国时，美国人给了他远非与其身份匹配的超过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参见前文）。美中两国关系的大政方针是和一位副总理敲定，而不是和中国的实际的党政军一号人物华国锋敲定。这一事实释放的政治含义，已经足够激发人们的想象空间。

　　1979年元旦美国《时代》周刊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文章：“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有这样的赞美词：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着——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世界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1979年2月5日，《时代》再次用邓做封面人物，标题：“他来了”。

　　如果说1978年11/12月“中央全会”期间的“西单民主墙事件”，是邓小平通过民间运动向社会上和体制内一切反毛泽东的势力借力，政治上孤立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华国锋，那么1978年底中美建交、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和2月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邓小平向美国借力，利用外部强权做后盾，发动一场局部的对外战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集团重新洗牌，建立邓小平的个人效忠势力，完成枪指挥党的法西斯体制建造的环环相扣的几个关键步骤。

　　在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美国人遵守了对邓小平的承诺，密切监视苏联的举动，给予邓小平足够的道义支持。至于美国监视苏联时所发出的强硬外交辞令（参见前文），是否确实阻挡了苏联人可能支持越南人的军事冒险，则完全是个无解的方程式！

　　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美国在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如日本和德国的军队作战时总是骁勇无比，所向披靡，在1990年代后的电子化战争中，对付科索沃、伊拉克也都是砍瓜切菜，但是，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无一胜绩，在朝鲜，他们飞机大炮对付不了毛泽东的小米加步枪，在越南他们甚至对付不了拿着冲锋枪披蓑衣戴斗笠的越南妇女——擅长于强奸非军人妇女则另当别论，在世界范围和苏联的冷战中，其冷战前沿不断被苏联蚕食，甚至后院古巴也成为苏联的铁杆军事同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记录之下，我实在怀疑，如果苏联真的介入当时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美国人会为了邓小平的个人权力（当然，无可否认，这种权力符合美国人的长远国家利益）和苏联打一场核战争！

　　苏联人到底又会怎样行动呢？他们曾经不守信用，让毛泽东背负沉重的军事包袱，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单独入朝作战，但也正是这场战争和后来的直接对苏联自己的珍宝岛战争，苏联人对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了本质的了解。许多人都曾认为，文革让中国军队松垮了，然而，对越反击战第一天照亮中越边境的炮火明确告诫世界，毛泽东的军队在1979年虽然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统帅，却依然拥有毛泽东的灵魂。在这样的前提下，我相信苏联是没有任何理由干预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综合以上就是说，邓小平谋求的美国对苏联人的监视，对苏联企图干预这场战争的意图的消除，实际上只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但这个假设，还是成功配合了邓小平在中国党内发起的围剿华国锋的政治内斗，帮助邓小平开始对华国锋权力一项一项的逐一剥夺——1979年9月，就是自卫反击战之后半年，华国锋即被迫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交出第一份权力。华国锋这份权力的交出，让邓小平真正感到了自己时代的最终到来，也就完全自信起来了。

　　于是，1980年2月，他已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做出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同年5月又为刘少奇举行国葬。通过这一政治举动，他将历史的时针公开拨回到1966年文革开始之前，而全国人民都还对他高唱赞歌！当时，王光美十分煽情的扑在刘少奇骨灰盒上落泪的照片传遍全中国，征服了很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的心！邓小平则借此在普通老百姓中耸立起慈悲的道德形象。

　　民心官心军心既然已经都被收买，在这一年的8月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专访的时候，邓小平就完全无所遮拦，尽吐心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呼之欲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抛向世界，对毛泽东“7/3开”盖棺定论，彻底否定文革！……，这些是把他自己定调的、已在同一个8月里正在进行讨论的《决议》精神透露给了外部世界和党内有限范围。这一年的11月，公审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幸存人物，次年即1981年1月两个集团的10名所谓主犯被判决。

　　1981年3月，怪诞的《军人誓言》诞生，内容如下：

　　第一，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什么服务；第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令，严格执行军队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爱护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三，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苦练杀敌本领，爱护武器装备，保护军事机密，团结同志，艰苦奋斗，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讲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四，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建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英勇善战，争取胜利。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往事，人民解放军与时俱进，把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改革共产党军队建设的绊脚石，扔进了茅坑。此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钢铁长城还是豆腐渣工程，只有天知道！

　　1981年5月，中国改革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通过《历史决议》，文革被彻底否定，毛泽东功过按照“西单墙民意”，也就是邓小平的个人意志，“7/3开”，反毛之风于是从中国改革共产党内公开刮向全社会。是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国改革共产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此后，中国的党政军权力系于邓小平一人：“党”权通过牵线操控木偶胡耀邦实现，“政”权通过另外两驾马车赵真人和万里实现（胡赵万当时被誉为上帝驭下的“三驾马车”），而统御一切权力的终极权力军权则牢牢操控在邓小平本人手里。最为极端的是，邓小平后来责令修改宪法，让他能合法以普通党员的身份任中央军委主席。枪指挥党成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可以确定地说，邓小平访美本身和访美前后的系列动作，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开了建国以来中国政治人物借西方力量尤其美国力量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预，僭取最高党权和国权的恶劣先河。这种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符合中国改革共产党的党派利益和迎合美国势力集团在华利益的行径，后来还成为中国改革共产党的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还在被发扬光大着。这是国将破的先兆。

　　美国利用邓小平向美国学习搞资本主义的心理，联合邓小平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搞垮了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多极世界就此告别国家舞台，美国一极独大（当然历史还没有“终结”，“重整河山靠后生”）。这正是我送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席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制度最关键的铲除者”称号的理由所在，也是刚才我说邓小平把毛泽东创造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的正面历史推动力缩小了，甚至改变了方向成为了拉动历史倒退的反作用力的根本理由所在。

　　邓小平和他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被美国用来完成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后，很快就先成为美国的弃卒，随之就成为美国的敌人。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2012-08-08

　　来源：右而左网站

我非传奇

何新这只老狗,历史会让他显形的,

小猪

不明白为什么“右而左”的文章大部分都是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就事论事嘛，别老搞人身攻击嘛……

qwe

文革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文革，任何对文革的否定，无论怎样花言巧语，无论怎样借林彪、“四人帮”说事（参见何新《警惕文革翻案风搞乱中国》），都是直接对毛泽东的否定，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就是说毛泽东是法西斯。这就是何新的阶级道德。他只要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其一切赞美毛泽东的话语，都是欺世盗名，都是在无耻地装扮自己，都是在最卑劣地欺骗幼嫩的思想者和纯洁无瑕的青年灵魂。

zhhzfang

感觉为了否定而否定。
这个世界上，在个人修养和艺术造诣上，追求纯洁是好事，也能成大事。
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等有群体参与特性的事情上追求纯洁会害死很多人的。这是客观规律。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没有从历史和生活中悟到呢。
务实和改进是相辅相成。脱离务实的改进会带来必然的失败。没有改进的务实会带来群体沉沦或伤害。
LZ是空谈误国的代表。

zhhzfang

1楼也太搞笑了。
何新招惹你家人了？还是发个帖有5毛钱。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阿门~

孤独地流

zhhzfang 发表于 2013-7-20 11:23
感觉为了否定而否定。
这个世界上，在个人修养和艺术造诣上，追求纯洁是好事，也能成大事。
在社会、政治 ...

说得很在理，你把我乃至很多人看了这类文章之后，对于行文的动机的质疑，很好地组织起来了。

人随风舞

了解一点历史

海客浪人

阶级斗争，是绕不开的，短时间可以缓和，但绝对不可以调和。 以为用否定文革，抹黑 毛，精心策划，搞改革开放，转移注意力，就能漫天过海，偷天换日，错了，大错特错！人民醒悟了，认清了谁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谁是走资派，篡权，为资本家服务。对比鲜明！！！

king

黑猫论者就是阴谋家，何新就是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