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月一帆 于 2013-7-28 08:4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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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毛泽东思想的适用边界及其解决之道(中)
显然,上述作用在明显的敌对势力处理上其效果非常明显,典型如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尤其对于少数具有资产阶级倾向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人上,则极容易被人利用或被具相化操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个相对高端的社会角色担当为各类从政者、做官者、为学者、牟利者……提出了几乎是整齐划一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特别是“全心全意”的界定,更是加重和抬高了有“资产阶级倾向和官僚主义作风”或者严重自私贪婪之人的修养要求和层次。而恰恰是那些少数,却往往是体制内掌握或自以为掌握知识、权力、势力或者财富者,甚或是无知无畏的流氓无产阶级。但正是基于这些东西(对前述种种“主观、教条、经验、宗派、官僚、命令、山头、个人、脱离群众、资本、修正……”之主义的执着)的厚重或对其一知半解,反而会使有些从政者、做官者、为学者、牟利者……在冲破“眼耳鼻舌身意”之“分别、执着、包袱……”上又多了些许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因为看到了这本质的一层,尤其如何把这部分人改造成为“新人”,就如文革甫始的《5·7指示》所示。根据《矛盾论》,毛泽东无法更不能用阶级对立的方法实施,只有而且只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这时必然要遵循一些非阶级对立的既定方针目标。因此,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 “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现在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观点联系不起来,不晓得讲了多少次,多少年。统一战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教条主义这一套,一等到写文章、演说、开会作议论的时候统统忘记了,没有治病救人的意思,没有帮助别人的意思,一棍子打倒。” “要文斗,不要武斗。”…… 通俗的讲,所谓整风或者文化大革命,就是奉行思想改造的路线,也即消除掉上述种种非“克己”的主义或倾向以获得如何正确认知世界超越自我的方法,而非简单的消灭肉体。因为,思想的改邪归正,才是其最终目的,才能做自己的真正主人翁,才能成为“新人”。 但是,顺利发动“文化”之革命绝非易事,一定程度上截然对立性的矛盾易识别和操作,而涉及辩证统一的人民内部“是非”问题,特别是“分别、执着、包袱……”的思想改造则远非如此简单。通观“文化大革命”和三次大的“整风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尤其文革时期“敌我”与“是非”之间的界限已被严重模糊,而且把思想上的问题同肉体冲撞、人格侮辱、生存威胁等挂钩,简单化、上纲上线甚至刻意扭曲的具相化操作成为主流。 关于这点,泛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或某某回忆录中反映得最多,比如,不让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距离毛泽东制订的方针初衷越来越远——历史版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几乎无一例外地留下遗憾,出现人身攻击,人身伤害,以至大批“冤假错案”: 1、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2、建国整风运动中。总体上不管整风还是整党都还是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拥护,之后的几年,几乎是政治运行环境最清明的时期。即便如此,在诸如大肃反中也造成了一些失误。 3、“开门”整风运动中。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知识学术界人等,被打成右派,含怨或含冤受难。 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决定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结果,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毛泽东就十分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运动一开始,真正倒霉的却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大大小小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真正的武斗也是从批斗他们开始的。——真真的现实版的乾坤大挪移,何其怪哉! 也不奇怪,“人民决定历史,是就总的发展方向而言的,但是在许多时候,自发混乱的人民革命,很容易被有组织的精英集团(或流氓)纳入与人民利益和愿望完全相反的轨道。” 有些人一直都在恨之入骨,咬牙切齿地声讨四次运动造成的负面影响,无疑它们确实都曾经发生过,毕竟所有的伤痕文学或某某回忆录同时扯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清醒认知的一点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同下面所谓执行层的操作,根本就不是相对应或一脉相承的甚至是刻意扭曲反向的,诸如“大跃进、浮夸风、样板化、人造阶级上纲上线……”——从既有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根本找不到毛泽东发过任何批示或写过哪怕一篇文章表示相信和支持,相反却看到是毛泽东大量的信件或文章对上述现象的纠偏。更甚者,诸如一些较为直观的“打砸抢”究竟是谁干的?主使者是谁?在迎合什么?后来的“左左右右”有意无意的对其广度、深度或力度存在避重就轻、定向夸大夸张、选择性的各执一词甚至肆意诬蔑,也都是各自既有认知水平或立场下之蛮常态的事情。认知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剩下或陷入到无知无畏于事无补的相互讥讽谩骂了。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显然,无论毛泽东是持辩证或对立统一,持挽救灵魂,还是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还没有脱离如下的思维定势: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二程曰:“古之仕者为己,今之仕者为人。” 为“己”和为“人”,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区别。但是,看似范围狭窄的“为己”,由于其内涵的深刻性,使得其涵盖面非常之广,即便如“不必为己”的“天下为公”它也是必须基于“为己”的。也就是说“为己”是覆盖“为人”的——“为人”是特定或较高社会角色下“为己”的必然要求和担当;同时,“为人”的极端化,会使得不具备或不愿具备其角色、其高度、其担待的个体被强行或被裹挟去实施,一定程度上有扩大化和忽视个体能力和意愿差异的倾向,尤其是在全民性的推行下更是如此,即便毛泽东的本意是要改造那些为政甚至是主政的、为学甚至是主学的……当权派;而“为人”,在绝对数量上确实代表了尽可能多的大多数,但同时总有一部分被区隔在“为人”之外,这一部分中,有关键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担当特定或较高社会角色的甚至是体制内的个体自身。这样,就使得其代表性和适用性总是存在着动态上的破缺; 而就是这个似乎微不足道的破缺却往往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最大隐患,何况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更何况还附加了一个“唯物主义”背景下的阶级对立,尤其在“斗争”氛围浓厚的思维惯性里更是如此。这个破缺,并不是简单的辩证对立统一就可以统一得了的,因为在前六识的逻辑内,一般人陷入具相化的“贪嗔痴慢疑”之五毒执着等是必然的,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出现非“为人”的行为也总是可能发生的,具有“不迁怒,不二过”素养的人也是极少数。这时,对立化思维惯性成为主流氛围的话,那么,其被层次不一的执行人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中时,就不能指望辩证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高度能得到有效体现了,毕竟,能深刻理解并运用对立统一哲学的人士实在不多,更何况是被执着固执甚至无知无畏的执行层去执行。如此,即便毛主席自身有着菩萨般的境界与胸怀,其负面影响也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至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理想状态就更是奢望了。 (待续,更多内容恭请移步:hyf.caogen.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