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评：千亿繁华成泡沫，日本制造业衰亡的背后，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

大参考

　　11月21日，三菱电机的子公司“TOKAN”被曝造假。

　　没错，就是今年7月份刚和中国缔结战略合作的三菱电机，那个要帮助中国进军高端制造业的三菱电机，它的子公司出了个大丑闻。

　　TOKAN主要业务是替三菱电机生产橡胶类零件，这些零件使用范围涵盖很广，铁路、车辆和电梯等领域都会用到。

　　此次“TOKAN造假”事件，是其产品在没有经过性能检查的情况下，就转交给三菱电机使用，直接发给了客户，而且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十年。

　　这两年来，日本制造业造假的新闻频频出现。TOKAN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严重的一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毫无疑问，所谓的“工匠精神”已经成了笑谈，事后的道歉倒是成就了“躬匠精神”。

　　如此整体性、塌方式的口碑倒塌，虽然不确定是否“后有来者”，但至少是“前无古人”的。

　　纵观全球，日本制造业堕落速度之快，创造了难以企及的纪录。在戎评看来，“日本制造”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日本制造：由盛转衰

　　日本在二战开始前，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之一。二战结束后，日本制造业水平一落千丈。

　　受战争影响，日本本土工业设备至少有5成被破坏，1946年日本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甚至不足战前最高水平（1934至1936年平均水平）的4成。

　　尤其是被认为是制造业基石的钢铁产业，当时日本的产量仅仅只有战前最高水平的15%。就这么十数年时间，日本制造业被打烂了。

　　但这个战败国看似是“乞丐”，祖上却是真真正正地“阔”过。也正是因此，昭和时代日本对制造业的要求和目标都很高。

　　1955年至1973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高达9.8%，制造业生产增长10倍。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工业基础基本追上欧美水平。

　　除了对低端制造业进行布局，日本更是想发展全方位的高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虽然门槛低，但是污染大、收益薄，家底逐渐殷实的日本自然是想着“产业升级”了。

　　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文件和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中都提到了“科技立国”战略。

　　包括原子能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与飞机制造业在内，日本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资金也不断投入到这些领域之中。

　　1983年，据日本《通商白皮书》统计，在159项关键技术中，日本同时领先于美国、西欧的有39项，与美国、西欧接近的有38项，落后的为16项。

　　从整体来看，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创造了一系列经济奇迹。而这份“奇迹”的基础就是“日本制造”，它也处在了最辉煌的年代。

　　但是全方位的高端制造业体系，却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护。这可不是一场短暂的“战役”，而是漫长的“战争”。

　　先从财力上来看，在日本巅峰时期，毫无疑问是有这个能力的。那时候，日本十分看重对技术的引入与研发。

　　1967年出台《技术改善补助金制度》，1968年制定《国际竞争能力制度》，1972年建立《保护扶植产业制度》，这三项制度让日本政府大量补贴企业进行研发。

　　日本为高技术产业研发提供的资金究竟有多少？70年代末，这些资金占到了日本全年研发费用的40%！

　　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例，那时候由日本政府牵头，联合三菱、松下等7家大型电器企业，总共投入700亿组建联合研发机构，而其中日本政府就投入了300亿！

　　在1975年到1985年期间，日本政府在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项目上，补贴了5.91亿美元，占到了全部研究经费的22%。有投入就有回报，日本制造业一时间风光无二，经济节节攀升。

　　但正所谓“盛极必衰”，戎评在《戎评|以中制美！日本导演的这出好戏，被中国忽悠了二十年》一文中已经提过了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打击，这里就不再赘述。

　　随着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体量的衰落让日本投入到制造业的资金开始匮乏。在90年代，日本制造还可以吃过去的“老本”，毕竟其他国家要追赶上来需要时间。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弊端逐渐显露。日本制造业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科研投资增长乏力，高端制造业搞产品研发，资金是必不可少的“燃料”。

　　人心不足蛇吞象

　　在讨论科研投资增长乏力前，需要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日本仍然是全球研发最密集型经济体之一。

　　就算是在10年前的经济危机中，日本仍然重视对研发的投入，其科研资金占比从未跌落到GDP总量的3%以下。

　　可是日本的体量就那么大，GDP总量增幅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研发投入增长有限。

　　2006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报告中称，美国研发投入33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中国以1360亿美元位于第二，日本以1300亿美元屈居第三。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对各国政府投入的研发资金情况进行统计。2008至2013年期间，日本研发投入收紧。

　　今年10月，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称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增长12.3%。而同期的日本，R&D经费增长仅为0.6%。

　　今年《日本经济新闻》也曾报道，2017年全年，亚洲企业的平均研发支出增长了4.1倍，而日本企业只增长了12%。

　　实际上在10年前，日本松下的研发费用是苹果的7倍，但在10年后，苹果的研发费用已经较过去增长了15倍，而松下的研发投入却缩水了25%！

　　2017年，日本全国在研发费用上的投入总额是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06年开的11年里，日本研发费用增长仅仅只有38.46%。

　　再看看中国，从2006年代136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100亿美元，增幅超过了3倍！“日本制造”丑闻都是从何时开始的？日媒给出的统一答案是“至少造假10年”。

　　日本研发资金投入放缓与“日本制造”堕落在时间上的重叠，绝不是巧合，两者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因果关系。

　　“日本制造”有两个核心：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戎评在前文已经分析过日本政府与企业对创新的追求，这里就不再赘述，只需要明确一点：创新精神的基础是资金。

　　创新是对新技术的探索，也是对新理论的研究。但随着技术应用越来越接近科学理论的上限，创新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所需资金也会越来越多。

　　除此之外，技术创新还需要另一点来托底：科研人才。对于高端制造业来说，长时间、大规模的资金是的最大依靠，而科研人员则是最宝贵的财富。

　　资金投入所带来的最显著成果，就是科研从业人员人数的增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才也是跟着资金跑的。而这些科研从业人员，则能够不断地创新。

　　《2015年科学报告：面向2030》的统计数据中，中国自2011年开始，科研人员数量就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欧盟。而日本呢？2007年还拥有全球10.7%的科研人员，2013年就降到了8.5%。

　　毫无疑问，“日本制造”的两条腿已经折了一条，至于另一条“工匠精神”？早就断了。

　　没有工匠的“工匠精神”

　　“日本制造”并不是只有丰田、尼康、三菱等大型企业，而是一整个自下而上的产业链。

　　在日本，大型企业掌握的是核心技术。而非核心零件，则需要向其他中小企业进行采购。这就形成了日本企业典型的“下包制”。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渡边幸男将“下包制”定义为：围绕着一种产品的生产，由社会分工关系形成的一种非对等主体之间的订货交易形式。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以大型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外围的长期关系。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虽然没有投资关系，但是两者能够紧密结合，甚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是在制造业上升期，这样的产业结构相当不错。由于大企业长期而稳定的订单存在，有助于中小企业抵御市场风险，并促进后者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

　　不少日本的中小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只生产一种产品，专攻一门技术。这些企业里的老员工，各个手上都有绝活，被广为传播的“工匠精神”也来源于此。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不景气，中小企业的订单也逐渐减少，待遇也停滞不前。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并不是老员工的退休或者离职，而是整体的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去年《日本新华侨报》报道称，日本127万家中小企业后继无人，不得不荒废其产业。

　　而在2016年，日本全国有29583家中小企业宣布休业或者停业，其中竟有大约一半的中小企业是在赚钱盈利的状况下宣布停业的。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据，日本中小企业占到日本企业总数的90%以上，经营者大多处于65~69岁的年龄段。

　　按照日本准备执行“70岁退休”政策，到2025年代时候将有245万名经营者进入退休年龄，占到了中小企业总数的60%以上。而其中过半的经营者，尚未确定自己的继承人。

　　造成这一局面的真实原因，就是中小企业难以招入新鲜血液。日本中小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传承企业，对劳动者的熟练度要求非常高，而日本的年轻人很多并不愿意从事这些行业。

　　戎评在前文提到，日本制造业最辉煌的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那一批工匠到现在都是中流砥柱。但时间是无情的，今年都是平成30年了，“辉煌一代”的工匠都老了。

　　这没有工匠的“工匠精神”，也就只能是在脑子里想象了。此外，日本经济不景气也导致了另一重结果：日企劳工结构的改变。

　　毕竟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当总体收益下滑时，资本家们就会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尤其是成本支出中占大比例的人事成本，是削减的重中之重。

　　逐渐崩塌的劳工制度

　　日本的劳务制度很特别，分为“正社员”、“派遣社员”和“契约社员”三种。

　　“正社员”是铁饭碗，不仅与企业签订终身制合同，薪资每年有所增长，企业还会为其缴纳社保。除非是企业破产或者员工自己辞职，不然这份工作能干到退休。

　　“派遣社员”和“契约社员”就不同了，前者由劳务公司调配，派遣到其他公司工作；后者则是合同工，隔几年就要续约。同“正社员”相比，这两者的待遇和归属感都不高。

　　但是“派遣社员”和“契约社员”有一个优点：成本低。这是日本经济崩塌后，无法无视、甚至不惜饮鸩止渴的优势。

　　1985年，日本制定的《劳动者派遣法》中允许13个行业雇佣派遣员工，1986年将行业面扩大到16个。但2003年的时候，由于制造业持续不景气，政府继续放宽标准。

　　也是从那时起，日本派遣社员的数量出现井喷。2000年时日本派遣社员约有33万人，2008年时这个数字激增到140万，到了2013年，日本派遣社员数量达到了252万人。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2014年，派遣社员、兼职、打工等劳动形态在内的全部非正式劳动者为1962万人，占据日本全部劳动力的37.4%。

　　而这一比例仍在继续上升，今年已经接近40%。“正社员”越来越少，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员工群体对企业的归属感下降迅速；二是阶级固化进一步加剧。

　　“工匠精神”依赖高素质的产业工人。什么叫高素质？不仅拥有过硬的生产技能，而且对产品质量体系以及质量改善拥有高的标准。

　　什么样的人才会对产品提出高的标准？除了坐享其成的管理者和严格要求的客户，必然是对企业拥有极高归属感的产业工人。

　　小时工、合同工、临时雇用来的生产人员，会对产品提出高标准吗？就这样的现场，工人们能做到“各人自扫门前雪”就不错了，犯了错可没人会“补位”，产品能“及格”都是运气。

　　除了对企业的归属感下降，“正社员”减少无疑会加剧日本本就严重的阶层固化。上世纪60年代，日本涌现出名为“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意识，在70年代与80年代尤为突出。

　　什么是“一亿总中流”？那时候日本企业完全施行终身雇用制，参加工作都是“正社员”。这就让九成左右的日本民众，也就是近1亿人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

　　毫无疑问，日本经济活跃带动了阶层流动活跃，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随着“正社员”的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也发生了巨变。

　　日本社会学家桥本健二在新著《新日本阶级社会》中称，日本社会正在出现庞大的“下层阶级”，人数多达930万人，占到了就业人口的20%。

　　这些“下层阶级”出现贫困的概率高达38.7%，而女性的贫困率高达50%。伴随着“正社员”的减少，“下层阶级”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而这也意味着，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也逐渐走向“破产”。社会阶层固化对生存力的打击就很大了，没向上的流通渠道，又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工匠精神”去“卖命”呢？

　　再怎么精益求精，生产者本身的财富也得不到增加。而失去了活力的产业工人，最终给“日本制造”留下的，只能是暮气沉沉的空气。

　　日渐枯竭的人力资源

　　戎评前文所提到的三点，从本质上来看都和“钱”分不开。没错，日本制造业的堕落，与资金的缺乏是离不开的。但制造业的基础，并不只有“钱”。

　　无论是日本、韩国、欧洲还是中国，二战刚结束的时候都没“钱”。但在研究各国制造业发展规律时，不难看出原始资本仍然是可以积累的。

　　国家底子厚的，如英法日等国，原始资本积累得就快一些，发展得也快一些；底子薄的，像中韩两国，原始资本积累得就慢一些，发展得自然就慢一些。

　　但终究而言，制造业的基础并非只有“资本”这一个。想要搞生产，原材料和生产机器固然重要，但究其根本还是要落实到“人力资源”上。

　　近10年，日本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终究还是要落在“人力资源”上。日本的“人力资源”缺口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适龄劳动力数量降低和劳动力成本增高。

　　日本社会老龄化极为严重，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争事实，戎评也不再过多赘述。而这一现象，就意味着日本本土适龄劳动力正在不断减少，“70岁退休”政策也是因此而出。

　　“延迟退休”是延缓适龄劳动力减少的无奈之举，但另一个问题却难以通过政策解决：劳动力成本增高。常言道“物以稀为贵”，市场上什么最值钱？当然是“不可替代”这个词。

　　目前日本劳动力有多短缺？今年10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显示，日本有效求人倍率为1.62。

　　这个数字说明，日本空缺岗位数是日本求职人数的1.62倍，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日本劳动力极为短缺，市场都在“抢人”。

　　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预测，日本劳动力人口2030年将减少到5954万人，2060年将进一步减少到4017万人。

　　为了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日本通过了一项新法案，首次允许海外的蓝领工人获得签证，其中重点是护理、酒店和建筑等行业。

　　但是，劳动力紧缺不可避免地让劳动力成本提高。戎评在前文提到，日本企业通过削减“正社员”数量，来压缩人事成本，但企业的生产利润仍然不可避免地会降低。

　　资本可是逐利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为了利润而造假，对于资本来说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嘛？

　　崛起与衰落：不是循环的循环

　　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这些存在的问题都是“日本制造”从高处坠落的内因。那么它又有着怎样的外因呢？

　　要回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妨先看看日本制造业究竟在哪些领域造假。

　　最先曝出“造假丑闻”的是高田安全气囊，然后则是三菱汽车和铃木汽车油耗，再然后就到了日产质检员，这些都属于汽车制造领域。

　　到了2017年，神户制钢弄出的数据造假，无疑是去年全球制造业最大的丑闻，而这属于钢铁产业。

　　除了这几家外，斯巴鲁被曝质检和里程造假，三菱材料和东丽轮胎接连曝出数据造假，日立集团被查出工业用铅蓄电池的检测数据造假，日本KYB工业株式会社也被曝出数据造假。

　　不难看出，日本制造业的“重灾区”，主要集中在汽车、钢铁和工业设备这三个领域。这为何是这些领域问题频出？主要原因是这些领域被中国企业冲击得最严重的。

　　201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8.1亿吨，全球产量占比达50.5%；

　　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为2901.54万辆和2887.89万辆，占全球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产品销量的变化，还有产品售价的改变。以前日本制造还拥有技术优势，“不可替代”就意味着高额利润。

　　过去10年，日本制造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利润也一跌再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中国制造业规模太大，做出来的产品都能卖出“白菜价”。

　　当年美国人用《广场协议》毁掉了日本制造业的根基，现在中国制造业的兴起就成了压垮日本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相关经济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制造业增加值为30799亿美元，同比增长6.8%，排名全球第一。

　　而中国制造对日本制造的冲击，也能从两国制造业占比变化中看出端倪。

　　当年中国GDP增速多少？6.7%。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关联可见一斑。随着中国制造的增加，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

　　有时候历史就是如此讽刺，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制造踩着美国制造的尸体崛起，现在却成了中国制造的垫脚石。

　　也有不少人担心，在未来的某一刻，中国制造业是否也会如此？这是否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循环呢？

　　戎评没有这样的恐惧，日本制造最大的失败在哪？与野心不相衬的体量！

　　日本人口就那么多，劳动力资源有限，市场有限，GPD总量也有限。

　　拿有限的资源去竞争全方位的高端制造业，和让一个天生的跛子去争夺世界长跑冠军一样，完全是不顾客观规律。

　　有多大能力就制定多大的计划。正所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日本制造业的堕落，在它崛起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