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月一帆 于 2013-8-7 14:09 编辑
（九）毛泽东思想的适用边界及其解决之道（下） 斯人已去，究竟后来又上演了些什么“正面与负面”的剧情呢？ 何新说：“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也即，“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因此，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广大的工人，农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其中的“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大致对应着“促进发展”和“急剧下降”。 而两厢比较，不管是何新看到的现状还是毛泽东预言的场景，两者都是一致的，同时都有着深深的忧虑。说明二者为之或兼顾或奋斗的终极目标相距不远，也即大致都选择“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一参照系，只是双方坚持的主导者或实施主体不一样。后期的这个主导者前者称之为“党内民主派”，后者称之为“修正主义”，但若“人民民主”总该不致于出现“急剧下降”吧。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估计背景不一，目的和手段也就会发生耐人寻味甚至自然而然的错位和互换，大概很多人会因此纠结不已、困惑不已、嗟叹不已。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手段和目的不能倒置，手段永远是为目的服务的，而达成目的的手段却不是唯一的，在约束变化之下某手段也不必然就是最简洁有效的。因此，一方面，不管是为着大多数，还是少数人的责任缺失。如果彼此对立起来，出发点再好，其最终结果也还是不能实现各得其所。“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另一方面，“为人”以至“为己”这个目的是应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为己”的境界何如？“从心所欲，不逾矩”。 当然，围绕上述核心价值似乎就理所当然地引申出一系列配套的诸如人民民主专政、生产资料公有等等基本制度或自然逻辑了，之所以加上“似乎”一词，在于马克思在推理时是经过了一层又一层的假设的，假设链条越长，初始和结论间的不一致风险就越大（提醒，深受西方研究方式熏染的知识分子尤其要时刻提醒自己看待问题的假设前提，否则，自己的某些坚守往往违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克己”原则）。然而，即便属于逻辑延伸，但也不是必然要不折不扣执行的，否则那所谓的自然逻辑就成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了，这需要结合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约束来定。比如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1965年5月25日在谈到生产资料所有制表现形式时，就有这么一段他对当期约束的判断与界定：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而且“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 毛泽东的这段话几乎推翻了人们心目中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非此即彼的固有区隔！在毛泽东看来，本质上，制度甚至包括一些基本制度都是为核心价值这个目的服务的，是手段。因此那些制度在实施上或采取单纯、或作为主流、或仅是辅助……必须要看当期各种约束条件在满足核心价值上的匹配程度。这就是毛泽东对待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基本逻辑。显而易见，在早已超脱的毛泽东那里没有绝对的左倾或右倾、公有或私有、集中或民主、平等或贵贱的严格区分以至迷惘，更不会死搬本本教条，也绝不会随着别人大肆标榜的普世标准下充当玩偶，只有面向其核心价值实现下的坚定意志和挚诚追求。然而，1956年肇始于浙江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却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却因一场抗春旱成就了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大创举而备受追捧。但造化弄人，历经三十几年沧桑巨变后，今天的“包产到户”似乎重新陷入了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的境地。 就像《三国演义》第一回首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然而，至于什么时候该合，又什么时候该分；如何合，又如何分；能不能合在一起时快乐，分离后也同样快乐；既不掉入虚无的分分合合，也不执于僵化的已分已合；……却是众说纷纭。注意，即便《资本论》第一卷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所有制的叙述和论证也绝非简单的公有和私有二分法，其核心思想的立足点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非分配制度，以此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下的个人所有制。坦率的讲，逻辑上是严密的，但具体约束下的辩证应用却极难掌握，极易滑入“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简单化操作。 说到以“包产到户”为代表的“集中与分散”以及毛泽东判断的上述背景，还有一个非常能反映视野宽窄高下、理论实践紧密与否的典型案例——缘起于 1958年以来“大跃进”运动和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 这是该书对“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出笼及其结论判断出台生动得意的炫耀描述，更详细内容见该书第三部分。撇开具相，“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是该报告的核心。 “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回顾前面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那番背景判断，那么这里所讲的“原则问题”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后世纠结于或“包产到户”或“大集体”的孰是孰非，究竟为何反反复复进退失踞，到此也该释然了。 关键是，28天跨年的“七千人大会”最后竟然“偏离”了书面报告的核心立场，却以反对“主观主义”而结束了，又重新回到了如何获得系统全面、客观正确的认知和纠正错误的工作方法这个起点上。这种局面居然出现在那个非常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年代倒真是有些讽刺的味道了。实际上反映出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事物即便调查研究、深入走访、详细讨论了，其所闻所见所知也不一定就代表自身获得了事物的真相。而后世不管揭秘了多少档案，其自以为是的所闻所见所知往往使“史料”在各种特定价值取向、特定思维惯性、特定认知立场……下进行“意、必、固、我”式的组合，成为“书写”的历史。因此，对待更复杂的巨系统，需要达到相当的认知高度或深度时，一个人的认知能否处在“绝学弃知”的状态或者具有“不迁怒，不二过”的素养是异常关键的，也是彻底战胜自我屏障的最后也是最难的阶段。 会后，毛泽东手书未定稿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赠周恩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至理名言也，然非一般见识和魄力所能及也。转变成大白话，就是理儿是那个理儿，话好说，刺儿易挑，但眼难及，事儿更难办，现实的问题、难题真真摆在每个人跟前去决断以至达到上上下下都满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良好效果时，水平如何如何，高下立判。 然而，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孙中山认为，“替手段的正确性作出辩护的，在于目的本身”。换言之，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计手段。也即，“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马丁·路德曾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 2500年前曾子《礼记·大学》中早就在讲，“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毛泽东在这个方面似乎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也没像武则天那样看似爱谁谁地留下个“无字碑”了事。而是翌年，开始另辟蹊径地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投入到更为艰巨的灵魂改造中去了！改造谁的灵魂呢？抑或是古稀之年的毛泽东对自己的终极改造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直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才是华夏文明自古以来人文进步和追求中始终如一的精神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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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7 1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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