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哥：伤医案件再发：我们不仅要抵抗肺炎病毒，更要清理某些人的「思想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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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整个春节期间，我们的心，都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牵动着。

　　虽然到了大年初五，不管是确诊人数、疑似人数增长的速度放缓了，但是从大年初六开始，在局部地区却再次发生了数据增长的现象。

　　面对这次疫情，从京、沪、深这种一线城市，到最广大的乡镇农村，几乎所有人都在寻求和其他人的物理隔断。县市之间互相隔断、县城与乡镇隔断、乡镇间互相隔断、村与村间隔断。

　　我们无法评判这种做法是否完全合理，但是我们看到，只有一种人在逆行，那就是广大的医务人员。

　　最让我们感动的，依然是医务人员。

　　一线的医务人员，在医疗物资紧张、人手不够的压力下，工作强度非常之大。

　　在救治被新型冠状病毒侵袭而染上肺炎的患者时，由于防护服数量有限，而又不可或缺，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就是如何在防护服的保护下，连轴转工作9个小时以上，不吃、不喝、不拉。

　　虽然这种病毒的杀伤力，比不过SARS，但是传染性却是后者的数倍，因此，医生们在接触重症患者时，最起码要做好医学二级防护，在重症监护室进行一些危险操作，例如气管插拔时，更要做好三级防护。

　　每次早上穿戴好防护服的整体流程，比飞行员佩戴氧气面罩，还要复杂，时间最起码达到20分钟。一旦穿上了，一天只能脱下一次，那就是休息的时候。

　　由于防护服只让医生露出双眼，他们之间无法一眼看出对方是谁，只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在防护服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以便识别。

　　如果仅仅因为中途需要吃饭、大小便和躺平休息，而脱下防护服，那么这一整套价格昂贵、极其稀缺的防护服，就算作废了。在物资极其紧缺的现在，每一个防护服都要尽到最大的使用效率。

　　为了节省一套防护服，一线医生连续工作9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休息，已经成为了1个月来的常态。

　　当结束一个班次的工作，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时，全身遍布了被病毒污染的飞沫、体液。他们自己还无法独立一次性将防护服脱下，必须在同事的指导下，按照步骤、循序渐进地脱下。只要一次顺序不对，就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被感染的风险之中。

　　驰援武汉的上海医疗队员，当她们结束了一天的紧急工作，褪下防护口罩时，模样太让人心疼，护士的脸庞被口罩勒出了深深的印记。

　　有人可能想问，他们自愿放弃春节假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连轴转加班付出，是不是因为待遇高呢？

　　明哥找来了国家相关部委的官方通知。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下发《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经费保障政策的通知》，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

　　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300元予以补助；

　　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其他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中央财政按照每人每天200元予以补助。

　　这种待遇也就比普通的工薪阶层略好一点而已，然而，和他们的付出和奉献相比，可谓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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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让人痛心的案件，再一次出现在抗击肺炎病毒的第一线。

　　1月29日的下午，在武汉市的第四医院的西院区，发生了一起恶劣的伤医案件。

　　一名柯姓家属，因为68岁的岳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不治身亡后，情绪失控，殴打两名主治医生。

　　让人惊悚的是，在殴打过程中，患者家属刻意撕扯医生的防护服，让医生的身体暴露在隔离区的重污染环境之中。

　　事发之后，被殴打的一名医生，除了身体受到外伤正在接受石膏治疗外，还出现了发热症状，被迫进入隔离区，进行2周的观察时间。

　　被殴打的医生，不仅不能再执业就诊，自己也必须请求医院配置医护力量进行观察。

　　本来，在高传染性的冠状病毒疫情面前，医护力量本来就是极其稀缺的资源，「驰援武汉」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呼声。

　　1月24日晚上，我军派出3支医疗队共450人，分别从上海、重庆、西安三地乘坐军机出发，于当晚午夜时分，抵达武汉机场，25日就投入到武汉地区指定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较多的地方医院，开展了救治工作。

　　同样在1月24日除夕夜，上海组建了一批来自全市52家医院、136人的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他们分别来自呼吸科、感染性疾病科、医院感染管理科、重症医学科和护理专业等。

　　3天之后的大年初三，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又紧急动员了各区医疗机构组建以护理人员为主的医疗队，50人迅速集结完毕，他们来自上海40家医院的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科、内科等，在武汉配合做好医疗护理工作。

　　一个高水平的医生，可以收诊、观察和治疗十数个病患，多一个医生，就多十数份的希望。

　　因为，武汉的医护力量，不仅仅要面对真正患有病毒性肺炎的患者，更要面对成百倍不明原因而患上了普通感冒、流感患者们，因为恐慌心理，来到各大医院集中要求就诊，从而客观上形成了对武汉所有医院的资源挤兑。

　　我们国人要做的，不仅仅要在自己未患病时，不轻易去医院挤兑医疗资源，更要发动自己所有的力量，捐助医疗用品，比如护目镜、防护服、医用口罩，呼吁全社会提高对医生、护士的支持力度。

　　这样不仅仅可以让他们在一线流汗的同时，不至于再流血、流泪。

　　1月29日，湖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维护医疗秩序的通告》。其中明确：

　　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在公共场合向他人吐口水、患有或疑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故意伤害医务人员，造成轻伤以上严重后果的，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恐吓医务人员，情节严重（恶劣）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只是和一般治安案件一样，追究刑事责任，根本无法震慑那些目无法纪、丧心病狂的医闹分子。

（图源：微博 一目千言）

　　疫情当前，医务人员在前方浴血奋战，他们身上凝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有一个医生在，就有可能十数个患者得到救治。

　　也就是说，医生对于社会的意义，要超过普通人。医生身上，有着对于社会的巨大外部性。

　　一个医生被殴打了、被杀害了，损害的不仅仅是医生，更是未来可以被接诊的广大患者。

　　伤医、杀医案件频发，不断冲击着全社会的心理，那么未来愿意选择从医作为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年轻人，将越来越少，其对社会的危害，将日渐放大，遗患无穷。

　　如果说，以前的杀医案件，真正在鸣不平的、为医生呐喊叫屈的人，局限在于医疗圈、学术圈，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突破到外部去，那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发生如此恶性案件，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再不呼吁警方、法院严肃处理，不坚定地站在医生一旁，那么从医者的心脏渐渐冷却，将成为我们社会所有人，不可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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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曾经说过：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在当时的他看来，无论医疗水平如何高超，假如民众在思想中沉睡，精神上麻木，那么都是无可救药的。

　　无奈的他，最后选择了弃医从文，用犀利的文笔和黑夜中无尽的呐喊，来唤醒国人。

　　距离他发表《呐喊》著作，快100年过去了。他的话，依然回响在我们的耳边。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更要清理少数国人大脑中遗留下来的思想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