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双杰：蔓延、失控、死亡......美国抗击病毒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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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上，播放的“中国加油”标语】

　　壹  历史重演

　　截止到2020年2月7日晚18时，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31253例，疑似病例26359例，死亡637人。

　　目前，“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是2003年全球SARS确诊人数的两倍多，死亡人数也已经超过中国大陆因感染SARS死亡的人数。但疫情尚未结束，钟南山院士在2月2日接受采访时称，疫情仍处于上升期，未来10天至两周出现高峰。万幸的是，目前看来，尽管新冠病毒的传染能力比较强，但重症率、致死率低于SARS，也低于H7N9、MERS、H5N1等流行性疾病。

　　毫无疑问的是，这场灾难给神州大地带来的伤痛将远远超过SARS。回顾十七年前那段与非典抗争的日子，我们会讶异于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

　　2002年12月15日，广东省河源市报告了首例疑似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随后，有关这种“非典型肺炎”的言论在互联网悄然蔓延，却遭到了官方的封杀。足足一个半月后，2003年2月10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才首次发出新闻通稿，正式公布非典型肺炎。这期间，广州各大医院发热病房早已人满为患，市民中流传着白醋、板蓝根可以治疗这种怪病的传言，药店一包板蓝根从10元不到疯涨到40多元，超市白醋脱销……

　　可两天后的03年2月12日，中国男足与巴西男足的友谊赛却在疫情最严重的广州——天河体育场照常开赛，场内五万名观众座无虚席。

　　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来中国工作、旅游都是安全的”。他见到场内有记者带着口罩，又说，即使不戴口罩，也是安全的。同时，仅仅在北京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309医院，就已经有60个非典病例。4月6日，WHO将北京列为疫区。

　　就在非典于北京、广东、香港等地肆虐横行的同时，全球其他国家的疫情远不及中国严重，美国无一人死于SARS。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从新冠肺炎爆发中再度看到了刻意隐瞒疫情、地方政府与卫生部门决策迟缓、不作为等等“顽疾”，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非典、新冠，在亚洲国家以外鲜有病例？

　　为什么疫情总是要在一个城市爆发后才能得到重视？

　　为什么美国CDC面对非典可以做到控制疫情蔓延，实现零死亡？

　　贰  正视差距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所属的一个机构，其总部设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目标是提高联邦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促进疾病预防及教育活动，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

　　【美国CDC疾控大楼】

　　面对SARS、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还是此次的新冠肺炎，美国CDC的响应都可谓模范。

　　SARS爆发的2003年，正值美国“9•11事件”及之后的炭疽事件后的一年半，举国上下对公共卫生系统与传染病防控高度重视。在WHO发出针对中国SARS流行的全球预警后不到两天，CDC就启动了反生物恐怖指挥中心，并做出以下举措。

　　一是对全国医院与临床医生发出SARS预警与疑似病例诊疗指南，针对民众发布防控知识手册。

　　二是排查国内人员的东亚地区接触史，为近期有疫情国旅游、工作史的人员发放SARS预警卡。

　　三是针对疫情国发出旅游警告，并对从疫情国入境的人员进行隔离与防疫检查。必要时切断与疫情国之间的交通。

　　四是及时授权地方卫生机构隔离检疫，并要求每日通报疫情信息。

　　五是及时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与疫苗研发。美国迅速掌握近期往返香港历史的人员清单与地址，并取血样进行追踪观察。疫情在香港爆发后，CDC仅用12天就测出SARS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展开临床药物测试。

　　面对今年的新冠病毒，以上几条措施，CDC也是一个不落的严格实施。同时，作为疫情爆发地的我们是如何对待的呢？

　　对潜在生物与传染病威胁重视不足。2019年12月31日，武汉就有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出现，八位针对不明原因肺炎警告普通民众的医务工作者一度被认定为造谣传谣，签下训诫书。

　　【2月7日，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感染新冠状病毒肺炎后去世】

　　早期信息透明度差。1月18日前，武汉已有多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但出于1月11日起召开为期七日的某会议考虑，相关部门表示新冠肺炎“可防可控、暂无人传人”，期间病毒果然“贯彻会议精神”，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竟无一增长。19日至钟院士提出“存在人传人可能”期间，“万家宴”、“团拜会”等人员密集的活动照常举办，错失了控制疫情的黄金时期。

　　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物资储备不足、缺乏预案。武汉的几家大医院，在疫情爆发后几天纷纷出现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物资短缺问题。适逢春节假期，产能一时跟不上，靠全国各地的存量仅仅能满足医护人员的防护需求，普通民众一“罩”难求。

　　再者就是地方卫生机构的权力有限，此处暂不细表。

　　美国CDC隶属联邦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独此一家，再无分支下属机构。CDC雇员属于联邦雇员，职业包括医生、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等等，高度专业化、细分化，雇员人数近八千人。

　　中国的疾病与控制中心虽然也叫CDC，但与美国CDC可谓天差地别。2003年以前，中国的卫生系统沿革前苏联的“防疫站”模式。正是03年的非典疫情暴露了国内卫生系统的缺陷，国内流行病防控体系开始参考美国CDC进行改革。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卫生系统难以脱离固有的国家-省级-县市的层级模式。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CDC，难免导致合作效率低下，协调困难。地方CDC权力不足，即使发现了疫情，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此事件预案需要由地方卫生部门上报中央卫生行政部门，再向中央报批，而难以及时采取大面积隔离街道、甚至整个城市的措施。基层疾控中心的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一般，许多卫生机构的一把手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面对紧急情况毫无办法。

　　万幸的是，我们在国家层面的行动力在全球首屈一指。当武汉方面无法用纸包住火一样的疫情时，国家果断对千万人口的武汉三镇实施“封城”，切断其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方式。国家还要求，七天建成武汉版的“小汤山医院”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武汉火神山医院已于2月4日交付】

　　正是这样的动员能力，成为挽救武汉、挽救神州大地的救命稻草。

　　科研方面，我们也正向世界前列迈进。早在1月10日，国内就有科研机构完成从一位患者处提取的新冠病毒样本的基因测序工作。隔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全测序信息。

　　然而，同属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拥有79.5%的序列一致性等等特性并没有引起武汉的重视，流行病学研究也迟迟没有开展。至少，那时的武汉没有任何防备，而病毒却已悄无声息蔓延。

　　1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及武汉病毒所联合公布，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但很快被指该药物未经临床试验。然而各大药店，“双黄连”被抢购一空，人们戏称，没抢到双黄连，却抢到了“双黄莲蓉月饼”。

　　与此同时，美国制药巨头吉列公司发布声明称已经与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中国展开使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中的临床试验，并取得初步成效。Remdesivir，被某些网友音译为“人民的希望”。

　　这一幕幕魔幻现实的场景，是否是传承这片土地上流淌了五千年血脉的人们注定要经历的痛？

　　叁  惨痛教训

　　美国虽有相对完善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但在了解现代流行病史后，我们会明白，传染病防控的每项措施都建立在惨痛的教训之上，时至今日，仍然有令人类束手无策的传染病。

　　美国有过两段失败的传染病防控史。惨痛的教训，对我们当下的疫情也应有所启示。

　　病毒，不具有细胞结构与DNA，其遗传物质为RNA，通过逆转录或注入宿主细胞DNA，利用宿主细胞完成RNA转录与蛋白质合成，从而进行增殖。RNA一般不具备双链结构，稳定性较差，在病毒增殖过程中极易产生突变-再传播，给诊断、防控带来一定困难。

　　新冠病毒，与同属冠状病毒的SARS病毒拥有79.5%的基因相似度，中间宿主未知，自然宿主可能同为中华菊头蝠。有观点称，新冠病毒可能是自SARS病毒变异而来，但尚未有研究证实这一观点。

　　【《柳叶刀》刊登的2019-nCov冠状病毒彩色成像图片】

　　狐蝠科的果蝠，是另一类“丝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丝状病毒家族中，最臭名昭著、令人闻而色变的非“埃博拉”莫属了。

　　1976年，这种病毒悄悄出现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雨林深处。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死神席卷了埃博拉河沿岸的55个村庄，感染了318人，带走了280人的生命，致死率接近90%。患者最后会在全身细胞破裂、大量器官出血、衰竭中死亡，理查德•普雷斯顿在记录埃博拉的纪实文学《血疫》中形容埃博拉患者病房的惨状“让人怀疑上帝的本性，也让人看清大自然的本性”。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它的传播方式。患者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致命的病毒，它能够通过体液、血液、破损的黏膜、呕吐物、患者咳嗽呛出的混合物传播。在医疗条件落后的非洲，一人感染几乎意味着全村都不能幸免。

　　【扎伊尔扬布库教区医院，护士重复使用针头导致埃博拉传播】

　　同是1976年，类似的疫情在苏丹爆发，夺去151人的性命。这种疾病的病原体很快被分离出来，并根据爆发地分别命名为埃博拉扎伊尔型与埃博拉苏丹型，它们的致死率都超过50%。

　　1976年的埃博拉只造成几百人死亡，完全是因为它杀死宿主的速度太快了，病毒还没来得及扩散开来。没有人知道，它已经悄然屠戮了多少村庄，最终，扎伊尔埃博拉病毒也随着55个村庄的破碎消散在雨林深处。

　　然而，埃博拉如同更改了面目的恶魔，重现人间。这一次，美国本土暴露在了埃博拉的魔爪之下。

　　1989年10月4日，美国弗尼吉亚州位于华盛顿特区内的雷斯顿（Reston,Virginia）城的灵长类动物检疫中心接收了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热带雨林的100只猴子，用于药物和疫苗研究。然而这批猴子中的29只相继死去，束手无策的兽医向附近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求援。科研人员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检验了死去猴子的脾脏样本，并分离出了与埃博拉类似的丝状病毒。他们用埃博拉两种亚型感染者的血清和同为丝状病毒的马尔堡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对样本进行了抗原抗体反应测试，结果病毒对埃博拉扎伊尔感染者的血清有了反应，这表明，它与埃博拉扎伊尔型具有相同的抗原。

　　猴舍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发热、疲劳、呕吐等埃博拉早期症状，而此时的普通美国人，对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致命病毒几乎一无所知。

　　更离奇的是，被感染的猴子被隔离在一个个铁笼子里，甚至分散在不同房间，埃博拉是怎么传染这么多猴子的呢？科研人员不安地猜测，这种埃博拉病毒可能由于变异，产生了通过飞沫传染的能力。

　　首个检测样本的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南希上校建议立即封锁猴舍，并立即向华盛顿的民众公布这一消息。毕竟，埃博拉扎伊尔是一种致死率接近90%的烈性传染病，如果能够通过空气传播，后果是无法预料的。

　　但是CDC首先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的理由是，在目前仅有一人出现疑似症状，并且没有出现埃博拉特征性的内出血症状的时候，盲目发布埃博拉的信息会造成民众恐慌，由此引发的抢购药品、暴力冲突、交通事故等造成的死亡人数与经济损失将远超不确定的疫情，当下只要控制住疑似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就可以了。

　　幸运的是，尽管在这位工作人员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埃博拉病毒，但他的症状却奇迹般地自行好转了，少数其他感染者也并无大恙。

　　科研人员发现，这种病毒是埃博拉病毒的一种新亚型——命名为埃博拉雷斯顿型，只对灵长目的猴类有致死性，而对感染的人类只有一些温和的症状。

　　面对突变如此频繁，行踪如此诡秘的病毒，人类不亚于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CDC面对埃博拉雷斯顿的战争，绝不能称之为成功。万一雷斯顿亚型的变异没有消除对人类的致死性，对于华盛顿的冲击将是难以想象的。

　　1989年的雷斯顿事件，也为美国CDC新的疫情处理流程、生物安全实验室规范奠定了基础。2014～2016年、2019年，埃博拉扎伊尔型分别在在西非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卷土重来，致上万人死亡，美国则在处理本土的输入性病例时取得了较好成效，仅造成4名医护人员感染，1人死亡。

　　【运送埃博拉患者】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出美国CDC处理疫情的标准：走流程、算“经济账”。一切按照规划好的预案与防控流程处理，如果预案有漏洞、或者处理疫情造成更严重的经济损失，那对不起，就算是CDC也无能为力了。从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H1N1流感爆发的例子中，我们也可略窥一斑。

　　肆  病毒疯狂

　　1月31日，WHO宣布武汉新冠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自2009年以来，WHO先后五次宣布PHEIC，分别是:

　　2009年始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
　　2014年始于西非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
　　2014年始于巴基斯坦的小儿麻痹症疫情
　　2016年始于巴西的寨卡病毒疫情
　　2019年始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

　　其中，H1N1甲型流感疫情是WHO在非典爆发后更新《国际卫生条例》后首次发出PHEIC警告。2009年3月17日，该新型流感在墨西哥首次得到确诊。一个月后，H1N1在墨西哥发生群聚性感染，并扩散到美国，最终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流感。

　　2009年的流感季中，全球H1N1甲流确诊病例超过135万例，死亡超过1.5万人。美国确诊病例为101182例，死亡2544例。流感季后期，甚至无法检测每个病例，因此实际感染人数远不止135万。

　　“流感”两个字，看起来和常见的感冒一样，都是小毛病。但流感，与天花、鼠疫等甲类传染病相比，对人类的杀伤力一点不弱。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大约6～10亿人，死亡人数高达4000万人，占全球人口的1.5～2%，死亡率高达3%～5%。因患西班牙流感死亡的人数是在一战中牺牲人数的四倍，加速了一战的结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美国CDC应对新型H1N1流感，自然也不会轻视。发现本土第一个感染病例后的第三天，美国CDC将疫情报告WHO；第六天，开始疫苗研发；第八天，向公众披露；第十天，WHO宣布甲级流感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收治、隔离病患，自然也是刻不容缓。

　　然而，甲型H1N1流感的传播速度太快了，这时人们已经跟不上病毒扩散的脚步。第三十天，美国甲型H1N1流感感染人数超过10000人，疫情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以不可阻挡的速度蔓延开来……

　　借助日益发达的全球交通网络，病毒传播不再受地理条件的约束。第六个星期，甲型H1N1已经扩散到数十个国家与地区。最终，有214个国家与地区都出现了甲型H1N1病例。三个月后，WHO放弃要求各国报送确诊病例数量。七个月后，WHO放弃统计确诊案例数量。

　　2010年后，H1N1流感成了美国每年大流感季的“常驻节目”，与其他众多类型的流感一起，带走三万美国人生命。相比SARS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CDC对源自北美的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可谓是彻底的失败。究其原因，无非是：传播快、死亡率低，不受重视，也不想重视（死亡率约0.1%～1%，因具体感染人数不确定无法统计）。

　　从中世纪的黑死病（肺鼠疫）大流行开始，传染病防治的根本手段无非就是：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只要阻断了病毒在宿主之间的传播途径，那么继续救治剩下的病人，疫情就会得到控制。否则，就会像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感染所有易感人群，直至他们获得抗体，或是死亡。

　　武汉封城后不久，外网就有别有居心的媒体宣称这种做法是“不讲人权”的，然而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敌人病毒，可不讲人权。

　　切断传播途径，是控制传染病的第一要务。封锁一座武汉规模的城市，在“人权”国家可能是想也不敢想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何甲流H1N1能够在美国疯狂肆虐。

　　隔离等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减缓病毒扩散速度。在流行病学上，用一个数据“基本传染数”衡量病毒的传播速度，基本传染数是某种病毒在无控制措施、所有人都易感的情况下，一个感染者在平均感染期内所感染的新患者数量，称为R0。R0大于1时，这种病症的感染的人数将会以指数方式增加，成为流行病。经过隔离等预防措施后，一个感染者在平均感染期内所感染的新患者数量称为有效感染数。

　　常见的流行病中，SARS的基本传染数R0约为0.85～3。因为疫情的后期，北京实行了严格的隔离政策，SARS的有效传染数下降到1以下，从而遏制了疫情的发展。2009年甲型H1N1流感的R0约为3.4，因为没能及时采取隔离措施，造成了全球数百万人感染。

　　而1月23日发表的论文《2019-nCov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参数及预测的前期估计》预印本中表明，武汉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是惊人的3.2～3.8。

　　这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传染能力堪比流感，杀伤力强于普通流感数倍的“超级病毒”。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蓝色）与非典确诊人数（黄色）对比】

　　对比美国对甲型H1N1流感的处理，在时间节点上，我们没有落后太多。在疫情控制上，我们也只能称取得了初步战果。何况甲型H1N1流感是由输入型病例传染到美国，传染源尚且较为明晰，而新冠的疫源地就在武汉，可想而知，在疫情蔓延初期，从寻找病毒来源到防控隔离工作，我们的步伐是何等艰辛。

　　所以我们只能自信又遗憾地告诉大家，这场新冠肺炎，爆发在美国也好，还是在加拿大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好，在面对新型病毒，没有诊疗经验的情况下，恐怕没有国家能够自信地说，最终疫情的控制结果能够做到比中国更好。

　　西西弗评论在他的微博文章中总结得很明确：对于中国而言，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病毒，拯救尽可能多的患者。其中大义，不是放任H1N1肆虐全球的国家能够品味得出的。

　　钟南山院士在疫情发生后不久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一度哽咽落泪：“其实，（这场疫情）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大家全国范围一起帮忙、众志成城，武汉市能够渡过难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而遗憾的是，人类面对病毒，始终是那么渺小。

　　伍  结语

　　武汉封城，已经进入第三周。这场持久战，还会持续多久，谁也无法保证。

　　病毒传给人类的根本原因：接触病毒的中间宿主——俗称吃野味儿，也遭到人们的激烈抨击。

　　人类的抗体能够帮助自身的特异性免疫系统识别出入侵人体的外来病原体，从而消灭细胞。

　　而这些寄宿在蝙蝠、猩猩等野生动物上的病毒，却因人类不断深入、破坏它们的栖息地，最终传染到人类身上。艾滋病、埃博拉、SARS、MERS、新冠……这个名单永远不会有尽头。

　　病毒就像地球的抗体，对不断侵蚀其领地的人类发起攻击。

　　【刚果盆地的热带雨林】

　　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仅仅是一个“CDC”的差距吗？

　　或者说，美国有CDC的“加持”，就一定不会爆发类似的大规模传染病吗？

　　相信您阅读完这篇文章，心中一定自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