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双杰：致死率2.96%的新冠肺炎，为何令人如此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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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确诊存量连续下降，我们与疫情的抗争终于出现了曙光。

　　起初专家称“可防可控”时的质疑、流言四起后的警戒、武汉封城后的恐慌、外地人员回城后的紧张……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岗位的人们，在这次疫情中都经历着不同的心路历程。

　　随着局势略微缓和，一些反思人们面临病毒侵袭时恐慌心理的观点受到热议，甚至有文章描述新冠时写道“到最后就是又一个流感病毒，甚至是又一个普通感冒病毒而已”。

　　新冠最后会成为普通感冒吗？

　　认为新冠“不值得恐慌”的理由无非是几点：一是美国流感每年要死几万人，CDC没有什么好办法，美国人甚至对此没有恐慌。二是新冠病死率低于SARS等烈性传染病，毒性也会随着病毒增殖传播逐渐减弱，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对新冠的防控力度也不大。三是慢性病、癌症、阿兹海默症、交通事故等隐形的“杀手”不断蚕食着人类的生命，却没有新冠肺炎这般备受全球瞩目。

　　我们为何如此恐慌？新冠病毒值得我们恐慌吗？

　　壹

　　最强烈的恐惧源自未知　——我们怎样感知风险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　——《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丹尼尔•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

　　凌晨三点，李远在武汉的家中彻夜难眠。正玩手机的他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新闻：武汉政府发布公告，1月23日10点起，铁路、机场等离汉通道关闭。这个近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因为严峻的疫情被迫切断与外界的人员流动。他不敢确定公告的真假，但“封城”却着实让他慌了神。

　　李远是武汉人，在长沙工作。春节前几天，他和妻子回到武汉家中，准备接母亲回长沙过年。

　　回到武汉后，他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武汉的朋友都在议论这件事情，定好的同学聚会也取消了。李远恨不得马上带着妻子与母亲离开武汉，但母亲舍不得离开，夫妻两人劝了两天也没能劝动。

　　看到封城的消息后，李远立刻喊醒妻子与母亲，收拾行囊准备开车出城。母亲还是有些不情愿，李远说，“现在不走，以后就走不了了”。几天后，李远回想起做出逃离武汉决定的晚上，他说，自己从来没后悔过。

　　凌晨的武汉高速收费站排起长龙

　　当天10点，武汉正式封城，而李远已经回到位于长沙的住处，一家三人进行自我隔离。离开武汉时，他还在劝更多的朋友“能离开就离开”。在网络上，他看到人们对封城前离开武汉的人口诛笔伐。有些来自武汉的疑似患者，明知自己已经出现症状，却仍然在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逗留，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将怒火与恶意宣泄到全体武汉人头上。

　　恐慌与焦虑在武汉城内蔓延开来。出城的高速拥堵异常，各大超市的食物与生活用品被一扫而光。共有30万人在封城当日离开武汉，但他们大多也只是被人类面对风险时的本能反应所驱使罢了。

　　李远一家人在小区内隔离了十几天，靠软件在超市买菜，没有和其他人发生过接触。疫情缓和后，他发现自己鄂A车牌的车被别人恶意损坏了。

　　李远坦承，自己离开时，也无法确定家人是否感染了病毒，但面对多数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的城市封锁，新型病毒致死性究竟多强，留在武汉能否得到及时救助、物资供应是否跟得上等一系列未知因素，他能做的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哪怕面对最坏的结果，家里有人感染了，他也相信长沙的医疗条件能够治好家人。

　　对于这些人而言，选择离开武汉，虽然要背负道德风险与舆论的谴责，甚至是法律风险，但意味着自己或者患病的家人大概率能够得到更好的救治条件。

　　选择留在武汉，意味着在发热门诊人满为患的武汉各大医院之间辗转，还要面对未知的封城管控与物资匮乏。

　　事实上，从武汉成功逃离的肺炎疑似与确诊患者不是少数。上海累计确诊的334名新冠患者中，有110名是外地来沪人员，有一位女孩在微博晒出安置隔离的星级酒店与不错的餐食。110名来沪人员中仅有1人死亡，离开武汉的患者病死率与湖北以外地区相当，远低于湖北省内的病死率。

　　人脑从来都不是精密的运算机器，在判断风险时总会参杂各种各样的情感因素，恐慌情绪也往往相伴而生。毫无疑问，新冠病毒以及政府应对疫情的后续措施，精准地命中了最能激发人们恐慌心理的要素。

　　“风险”是不确定情境下可能造成不利结果的事件及其发生的可能性，“风险认知”即个体对风险的主观感受、评估与应对决策。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的心理测量范式是目前广受认可的风险认知研究方法。按该范式划分，风险具有“灾难性”（后果严重程度）、“可控性”（后果的不确定程度）、“可知性”（对该风险的了解程度）、“主动承担”与“被动接受”、“慢性危害”与“短期危害”等衡量维度。

　　研究表明，人们对“未知”、“不可控”、“被动接受”、“短期危害”的风险更加敏感，从而在主观感受上高估它造成的危害，加剧恐惧等负面情绪的产生。新冠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极为相似，但又表现出超过SARS的极强传染性，人们对它仍是一知半解，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武汉封城虽是必要举措，但后续物资供应、医疗资源的不足让人们察觉出事态失控。

　　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新冠比流感、慢性疾病、交通事故更能引起我们的负面情绪与恐慌心理。

　　在WHO统计的世界十大死亡原因中，心血管类疾病名列榜首。中国心血管类疾病患病人数超过1亿人，死亡人数约400万，病死率约为4%。心血管疾病患病群体中老年人居多，慢性疾病容易让人忽视风险。

　　美国2019～2020的流感季造成2200～3000万人感染，其中1～2万人死亡，病死率约为0.1%。流感有药物、有疫苗、死亡率低，我们已经不再将流感当作未知的威胁。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约为8（国家统计局数据）～20万（WHO数据）人，年死亡率约0.01%。人们的出行需求不可避免，交通事故是偶发的、相对可控的、主观上愿意承担的风险。

　　截止2月21日15时，新冠全国累计确诊人数75571人，死亡2239人，病死率2.96%。其中湖北省病死率为3.3%，其他地区为0.7%。新冠的感染率不高，致死率也只能说是中等水平，死亡人数相对少。但它传染快且隐蔽，甚至未出现症状的感染者都可以传播病毒，只能依靠增强患者自身免疫系统挺过难关，满足“未知”、“不可控”、“被动接受”等人类增加其风险性认知的条件。

　　人类的几大“痛点”被新冠精准命中，直觉上就将新冠列为“红色警戒”。

　　贰

　　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鲜活的生命　——集体情感与效用层叠

　　爸爸，我把你弄丢了。你去找妈妈，然后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豆瓣用户小杭的日记

　　几天前，一个名为小杭的女生的豆瓣日记火了。小杭的文字简朴平凡，却记下了武汉疫情爆发的二十天里，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变故。

　　小杭在她1月19日的日记里写下：作为一个住在华南海鲜市场不到五百米的人，突然有些开始有点小小的紧张了。

　　1月23日小杭写道：封城了，好害怕。谁能救救我们，妈妈越来越不舒服了。

　　1月24日：妈妈在办理住院了，既多了份希望又多了份担心……（省略）在车上回头看了爸爸一眼，从没见过他那么疲惫苍老的样子……

　　1月25日：昨晚开始妈妈就没回消息，我爸打电话也没有接。又要崩溃了。

　　1月27日：我爸做了CT，双肺感染了。

　　1月28日：妈妈走了。

　　2月2日：送爸爸住院了，就像24号爸爸送妈妈住院一样，那天雨特别大，我都没来的及多看妈妈一眼。今天也下了一点小雨，爸爸在病房拼命地赶我走，叫我不要再来。

　　2月7日：爸爸，我把你弄丢了。你去找妈妈，然后等我，我们一起回家。

　　短短的二十天里，小杭的父母相继因新冠肺炎去世，一个温暖的家庭不复存在。豆瓣网友 清如许留言：我已泣不成声。知名媒体的热门版被类似的报道占据，甚至有湖北电影厂、武昌医院护士一家四口相继感染去世的事例。

　　《财新网》的热门评论文章

　　截止2月21日15时，武汉确诊人数45346人，死亡1684人。1684/45346，是武汉的新冠病死率。但只要读过这些武汉普通百姓的故事，1684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的背后是成千个破碎的家庭。每个人都害怕成为这道算式上的分子，害怕成为统计报表上象征意义的符号。此刻，情感冲垮了理性，主导着我们的思考方式，也放大着我们面临新冠的恐慌与焦虑感。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对于同等“收益”与“损失”的感受是不同的。人类因损失所承担的痛苦感受强烈程度约为获得相同水平收益时愉悦感受的两至三倍，这种心理与行为倾向广泛存在于多个情境中。

　　研究人员认为，“损失规避”反映了人类大脑进行风险评估的基本特征。我们因风险处理不当产生强烈的后悔、挫败等负面情感。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小概率事件时，很容易将它过度放大或是过分轻视，因此我们容易沉浸在一、两例肺炎死亡患者给我们带来的共情、焦虑、恐慌等情感中，而忽视了另外98例治愈的患者。

　　人类的这种情感是普遍存在的，抓住公众对于能够引起集体共情的话题的偏好，一些媒体也会有针对性地大量报道这样的个例，公众以此更加确信自己的偏颇认知，继而产生更大规模的集体情绪。法学家蒂莫•库兰将这种集体信念的自我增强机制称为“效用层叠”。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与自媒体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效用层叠”的影响也被放大了。短短一个月时间，公众号、朋友圈、微博有着太多“小杭”的故事。在地区集中性爆发、传染性强的新冠疫情面前，人们的危机感与恐慌程度也会成倍上升。

　　叁

　　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　——新冠之严峻不是简单的概率题

　　父亲，我在救别人，而对于你我毫无办法，一路走好。　——武昌医院防疫一线护士的微博

　　“我们为何如此恐慌？”的问题有了答案。那么，新冠病毒值得我们如此恐慌吗？我们真的反应过度了吗？

　　“美国CDC对流感爆发无作为，每年死一两万人，也没见美国人害怕啊。”

　　“新加坡总理表示不停工停课，不关闭营业场所，这种经济损失，新加坡负担不起。中国停工停课，能够承担得起吗？”

　　而质疑者不了解的是，在武汉，情况之严峻远超省外的其他地区。在疫情蔓延最快、消息最不明朗的那几天里，武汉百姓过的提心掉胆的生活，是其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父亲，我在救别人，而对于你我毫无办法，一路走好。”

　　章芹护士发出的微博

　　武昌医院消化内科的护士章芹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终于有时间拿起手机发出这条微博，向关心她的人发出父亲逝世的消息。她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前往一线，护理新冠肺炎的感染者，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她的父亲是一位尿毒症患者，在武昌医院依靠肾透析维持着生命。

　　随着疫情的发展，武昌医院、天佑医院……一家家有条件为章芹父亲做肾透析的医院都成了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实在无处可去的章父只好回到家中，等待最后的时刻。

　　1月29日，章芹父亲在家中去世。

　　到2月14日，整个武汉市定点医院床位数为13859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放的床位数1159张，投入使用的9家“方舱医院”床位7600余张，其他方舱还在陆续开放中，总床位共22600张。

　　而武汉的现存确诊人数仍有37800人，还有15000个床位的缺口。13000个定点医院的床位，背后是13000个像章芹父亲这样的重症病人生存的希望；15000个缺口，是15000个家庭的救命稻草。

　　全市、全国的医疗资源都被集中起来救治新冠患者，但还有很多像章父这样的重症患者没有医院收治，甚至没有发声求援的途径。新冠的爆发，蚕食的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医疗资源、社会资源。

　　评价新冠疫情的风险，远不是比较几种病的传染系数、感染率、死亡数这么简单，还要考虑防控疫情当中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成本。新冠的传染性、危重症率之高不得不使我们做出这些牺牲。湖北的3.3%病死率，还是以惨重的代价、“逆行者”的无私奉献才换来的。以低死亡率，来质疑采取防控措施的必要性，可谓因果倒置。如果真的像日本、新加坡一样不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武汉的疫情恐怕真的要到没法收拾的地步。新冠真的值得我们保持适度的“恐惧感”。

　　诚然，公众的过度恐慌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国内目前的防控不会存在所谓“过度防控”的弊端。钟院士也指出武汉“仍未完全解除人传人风险”，不可掉以轻心。我们需要的是保持严格防疫措施的前提下疏解公众的焦虑心理与过度恐慌情绪，而不可学别的国家放松管控，麻痹群众对于新冠风险的认知。

　　肆

　　恐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情感　——对新冠保持警惕

　　恐惧情绪是人类对于当下威胁的即时回应　——亚里士多德

　　适度的恐惧感，对人类的生存是有益的，这也是在数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人类一直保有恐惧这一情感的原因。

　　远古时期的早期人类在野外狩猎时，一旦发现同类的尸骨，就知道附近也许会有猛兽出没。这种恐惧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人类应对潜在威胁与求生的本能。对未知的病毒产生“恐惧感”，我们会将其视作“生存的威胁”，提醒我们去认知、防范它。

　　而在“轻视”新冠病毒的日本、新加坡，病毒正悄然展开攻势。

　　“我曾在SARS爆发期间前往中国，在埃博拉爆发期间前往非洲，我从未感觉到害怕，因为我是传染病专家，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不被病毒感染，但在钻石公主号上，我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日本神户大学传染病专家岩田健太郎在登上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一天后，录制了一段讲述钻石公主号内部情况的视频，并上传到Youtube。岩田在视频中表示，船上没有将有病毒感染风险的“红色风险区”与无病毒感染风险的“绿色安全区”明确分开，在走廊上甚至可以和确诊病人擦肩而过，甚至还有不带口罩在公共场合活动的人。这段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但很快就被删除。

　　目前，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首批443名检查结果呈阴性、无发热及咳嗽症状的乘客已于2月19日下船，其中410名日本人在横滨车站“就地解散”，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回家，引起日本民众哗然。殊不知，中国已有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的先例。

　　钻石公主号乘客准备下船

　　日本除钻石公主号之外的确诊人数也达到94人，原定于近日举办的东京马拉松、天皇生日祝贺等大型活动也被取消，中国已经开始“投桃报李”，向日本输送医疗物资。不知是否还会有人吹捧国外后知后觉的防控态度呢？

　　在当下人员流动加快，企业逐批复工的关键期，不能因疫情略有缓解就掉以轻心。恐慌不可怕，无知者无畏。普通人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缓解过度恐慌情绪，不信谣不传谣，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社区的防疫工作，才是对攻克疫情最大的支持。

　　参考资料：

　　1.《思考，快与慢》，丹尼尔•卡尼曼，中信出版社
　　2.《我国民众对SARS信息的风险认知及心理行为》，时勘、范红霞等，心理学报
　　3.《风险认知研究概况及理论框架》，谢晓非，心理学动态
　　4.《为什么新冠病毒令我们如此恐惧和焦虑？》，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