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云雾：如果是中医治疗，李文亮可能不会死

lame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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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SARS疫情肆虐的时候，无论国际国内，死亡率都很高，在条件很好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西医治疗的死亡率都在20%左右。只是在中医的介入之下，使得中国国内的死亡率明显低于其它国家的死亡率.。遗憾的是，这一事实至今未得到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当年SARS疫情，有一则极为鲜明的对比。中国“非典”最早的重灾区广东省广州市，叶欣、邓秋云二位护士长同时被“非典”感染，但她们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叶欣坚持采用抗生素，病情始终没有好转最后光荣殉职。而邓秋云采用全部中医治疗，并停止一切抗生素和激素，从而获得康复。

　　2003年，钟南山院士领导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非典88例死亡10例。其中用纯西医方法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因为死亡率高，钟南山请来同属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中医科帮忙，5名中医入驻负责查房和中医治疗。中医介入治疗的71位病人，只死亡1例，死亡率为1.4%。

　　《71例SARS患者中医药介入治疗的临床研究》记录了钟南山请中医科介入后采用的治疗方法。论文第一到第五作者是中医科的5位医生，而钟南山院士是第8作者。

　　“2002年12月22日—2003年5月30日在我院临床确诊的SARS患者88例,对其中经中医药介入治疗且资料完整的71例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

　　根据病变及病程,将SARS分为3期按中药辨证方、中药针剂、中成药配合西医治疗。

　　很明显，正是由于在全程使用中药，才使得钟南山团队2003年SARS后期抗疫取得了卓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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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南山团队初期治疗为何死亡率高达53%，他们是怎么治疗的呢？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论文《38例重症SARS患者临床救治回顾分析》记录了早期38例的治疗情况：从2002年12月至2003年4月治疗38例SARS患者，死亡8例。（38例中一部分已有中医介入）

　　他们在治疗中使用了大剂量的激素“冲击”疗法：

　　38例全部使用激素治疗，平均用量240毫克每天，而且持续了3-4周。8例达500毫克每天，最高冲击治疗达1000毫克每天。

　　看看现在的诊疗建议激素用量，你就知道钟南山当时使用的激素有多大了：建议3-5天，1～2毫克每公斤体重每天，60公斤的人每天就是60～120毫克。

　　参与救治北京第一例非典的解放军302医院姜树椿教授也被感染。他说如果治疗中用了160mg/d的激素，就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

　　事实上，从北京市和全国统计数据看，西医不断加大激素的疗法，即使挽回生命，最后导致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精神压抑等后遗症的比例也相当高。

　　据统计，仅北京市地区，2003年非典后遗症患者就高达300余例。这个数字超过了当年全国死于非典的人数。这还仅仅是北京市的情况，如果统计全国的数字，情况会更加惊人。

　　遗憾的是，李文亮选择的正是西医疗法。根据李文亮本人的头条号叙述是这样的：“16号之后呼吸困难加重，完全不能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一直到24号，我被转到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

　　可以说，这种疗法，即使能够挽回生命，最终致残的可能性也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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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媒体报道，李文亮1月12日查病毒，高度怀疑染上新冠病毒而住院，当时身体应该还比较正常。16日就呼吸困难，进入重症室，可见病情发展速度之快，在重症室一直到24日。这期间花费极为昂贵。据李文亮透露，自己购买免疫球蛋白，已经花了五六万。其它是免费的。

　　如果全部费用计算起来，其昂贵程度极为惊人，瞬间就可以导致一个普通家庭倾家荡产。

　　事实上，在国家未宣布免费治疗之前，有不少家庭已倾尽所有家财。但是，治疗效果并不好！早前大量媒体曾报道过一例通过ECMO（人工肺）挽救一名病例。实际上，这种挽救只是一时的救转，离痊愈还差得很远。由于病情反复发作，最终死亡的概率仍然相当大。而ECMO的使用费用是极其高昂的。如果没有免费医疗的政策，很可能到时候，命也没了，家里也倾家荡产了。

　　对比同一批被感染而倒下的医务工作者曹丽蓉，因为治疗方式不同，生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曹丽蓉是武汉市第一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1月14日，感觉情况不对的曹丽蓉冲到放射科做CT，结果显示双肺磨玻璃样，病灶还不小。

　　自知情况严重的曹丽蓉果断进行自我隔离。

　　和李文亮不同的是，曹丽蓉没有去医院输液，也没有依靠抗生素。因为她从多年的医疗经验中判断，病毒感染会导致白细胞降低，抗生素一吃，白细胞会降得更低。

　　于是她决定完全依靠中药进行治疗。

　　于是普济消毒饮，去掉黄连，晚上用艾条泡脚；

　　从黄芩、紫菀、射干、浙贝、玄参、前胡、桔梗、甘草等中药草中选药调配方子继续吃；

　　由于轻微怕冷，所以又在玉屏风散和苇茎汤的方子上加了黄芩；【对这个方子，笔者问了一下专业中医，他认为怕冷加黄芩似乎不妥，黄芩是清热的凉药。】

　　升降散和麻杏石甘汤加当归、鳖甲等方子交替饮用……

　　14天之后，曹丽蓉复查血液和CT,肺灶奇迹好转。

　　对比李文亮的治疗方式，曹丽蓉的花费少很多，只是其零头，但其效果却是天差地远。花钱少的，救回了性命；花钱多的，丢了性命。事实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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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丽蓉并不是个案，事实上，自中医中药大举介入这次疫情诊疗之后，病死率出现了大幅的下降。这次新冠疫情早期死亡率高，和西医疗法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是中医大举介入，现在的死亡人数可能会相当惊人。正是由于中医的大举介入，使得死亡率不断下降。中医中药，有奇效、大效！是真正的抵抗生物战争的长城。

　　2003年SARS疫情，邓铁涛教授团队采用纯中医疗法，取得73例全部治愈，无死亡、无后遗症的绝佳战绩，就是另外一个被人称道的明证。

　　在这里不妨用形象的比喻，从更深的医理探讨，为何治疗冠状病毒肺炎，中医会明显优于西医？

　　西医的疗法，是一种攻击性疗法。杀死所有病毒，就意味着治愈。但是，必须注意，药物对病毒发动攻击的同时，也会严重损害身体，使身体的机能、免疫能力下降。在西医的治疗体系之下，人体受到病毒和抗病毒药物的双重攻击，元气损耗非常大。

　　尤其在重症的情况下，免疫力相对病毒，已是敌强我弱，此时仍然采用进攻疗法，就必须孤注一掷，倾尽全力，最大限度加大用药量，此时，对身体的伤害也达到极限。

　　事实上，当冠状病毒肺炎（包括当年的SARS）达到重症程度的时候，西医已经很难挽回，死亡率极高。

　　西医疗法，我们可以用当年李德在江西苏区指挥红军的战术相类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断发起短促突击，结果自己的有生力量不断被消耗，最后只剩下三万红军。如果继续下去，必然是彻底的失败。

　　例如，在救治疗李文亮的过程中，由于李文亮病情急剧加重，为了挽救其生命，医院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激素、抗病毒药物。西医就是这样，病情越严重，使用的药剂量越大，直到病人无法承受。这种短促突击方法，在病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情况下，致死率是非常高的。钟南山团队初期采取纯西医方法治疗17例，死亡9例，就是一个证据。

　　对于李德所导致的严重恶果，后来毛泽东恢复了中医疗法，辩证施治，才使中共和中国工农红军转危为安。

　　事实上，西医疗法，只有在我强敌弱时，才有明显效果。否则，即使治愈，也往往会落下严重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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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就不会象西医那样严重损耗元气。好比当年毛泽东率领仅存的一点有生力量，越战越强，不仅逐步恢复生机，最终还夺取了全国政权。

　　那么，中医疗法又是如何使肺炎重症患者转危为安的呢？

　　中医的辩证疗法，可以用毛泽东的游击战争、运动战、人民战争相类比。

　　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敌进我退"，不与敌人直接对抗，是为了最大限度保存有生力量。在中医来讲，就是要最大限度维持人的心脉要害。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抓住一切机会，使自己的力量壮大，并削弱敌人。这个机会不能乱抓，必须讲究时机、策略和重点。

　　当病人康复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的生命活力，就可以采取运动战的疗法。加大用药量，在保住人体基本机能活力的同时，加强对病毒的作战力度。这种作战不同于西医的短促突击方法，它讲究的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主要利用自身的免疫力与病毒作战。而不是象西医那样，要靠外来的药物直接与病毒作战。

　　原则上来说，只要身体免疫力足够强，任何病毒来袭都不可怕。这就是中医的人民战争和系统论观点。

　　在中医看来，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任何组织器官都不是孤立的。任何组织器官出现问题，都不利于病症的治疗。要发起对病毒的攻击，人体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例如很多时候，明明是出现了肺炎问题，高明的中医却可能从胃肠问题治起，增强人的消化力，以保障人的基本营养和生命力。这好比打仗时，为了打大仗，先从粮草问题抓起，聚足粮草之后，再对敌人发动攻击。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提出一个"缓进急战"的战略，也是在特殊条件下制定的一种适当战术。其实，这种战略经常被中医所用。任你万敌来，我自一法去。先增强人体机能，培植雄厚的免疫力，到时无论来的是什么敌人，都能够轻松战而胜之。

　　李文亮如此年轻，如果使用中医疗法，生命保障基本可以说无虞。中医没治好的，基本都是一些年老的、身体机能差，原来就患有慢性病的。可惜，李文亮医生选择错了治疗方法。一叹！

　　事实上，中医（除庸医外），没有轻症收治而转为重症的。李文亮最初住院时活蹦乱跳，经过西医的多日治疗后，死了。如果是中医出现这种情况，非被骂成庸医杀人、跳大神的不可。这就是目前血淋淋的中西医命运不同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