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中西抗疫：在理念层面的三个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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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已经有一个多季度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抗疫的模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在其间，情势的对比也几经变幻。

　　开始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情况极其被动，特别是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举世瞩目的重灾区；但在武汉封城之后，形势迅速逆转，疫情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在中国的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由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几乎全面失守，几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于是一些国人呼唤，为什么不抄中国的作业；现在的情况是，西方的疫情，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开始有得到控制的迹象，这时有人又在怀疑，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是不是悄悄地完成了群体免疫；如果是这样，中国会不会成为没有形成免疫力的孤岛，在一些国家由于获得免疫力而复工开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变得很被动？

　　上面这一段，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回答或探讨这些问题，作者也不具备这个能力或知识储备。之所以要对中西抗疫情势的变幻做上面这样的概括，是想为讨论中西抗疫模式中理念差异问题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

　　大家知道，在这次抗疫的斗争中，中西方的抗疫模式是明显不同的。对此，不仅有很多的讨论，甚至存在激烈的争论。对此，先说明两点。第一，本文不对两种模式的功效做评价，因为抗疫还没有完，现在也没有必要做什么结论。现在不是比较优劣的时候，而是互相学习的时候。第二，尽管两种模式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是体制，但本文的讨论不从体制的因素着眼。本文的讨论将主要限于两种模式中的理念层面，因为这个问题不但非常有意思，而且对理解中西抗疫模式的差异乃至抗疫中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中西方不同的抗疫模式中，实际上隐含着三个理念层面上的差异：

　　第一，非典化假设与流感化假设的差异。

　　我原来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这里简单点说。

　　在中国，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占支配地位的，可以称之为一种非典化的假设。也就是把这次疫情看作是一种与非典相近的烈性传染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形成这样一种假设是顺理成章的。2003年的非典即爆发并主要流行于中国。人们对非典那场疫情记忆犹新。所以，这次的新冠疫情一发生，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非典。

　　相反，在一些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假设，即把这次的疫情看作是一场流感，至多是一场大号的流感。他们的流行说法是，新冠的死亡率与流感相差无几。这样的话，新加坡的李显龙说过，日本政府说过，美国政府也说过。这在西方也是很自然的。2003年的非典离他们很远，而流感在最近几年则是他们反复经历的。

　　两种假设的差异造成民众反应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你们怎么还是漫不经心？而在西方人看来，一场流感有什么大惊小怪？现在看，新冠确实不是流感，但从80%的轻症者看，又确实和流感差不多。

　　第二，对病毒是消灭还是顺应的差异。

　　在疫情面前，中国与西方在技术上面对的局面和困境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换句话说，面对病毒，我们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性手段。但尽管如此，中西方还是形成了两种很不相同的做法。

　　中国的做法是消灭的思路，战而胜之的思路。用当时的说法就是，要闷死病毒。也就是通过隔离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从而置病毒于死地。当然，这里面有事发突然不得不如此的客观因素，有举国体制提供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多少年来中国人形成的一种理念也是分不开的，即人定胜天，只要努力，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种信心与17年前战胜非典的成功也是分不开的。

　　而西方国家的观念则是，病毒是无法消灭的，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然后与病毒共处。在免疫力形成之前，延缓疫情的爆发，拉平曲线，防止医疗挤兑，优先救治重症者。群体免疫的做法，有的国家虽然在明面上放弃了，但实际上是做而不说。甚至有人说，只要不是实行普遍检测，救治重症放弃轻症的，都是实际的群体免疫路线。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准确，比如美国的普遍检测，与群体免疫并不矛盾。甚至有人认为，武汉的解封，在事实上也有实行群体免疫的含义。

　　第三，不惜代价与兼顾权衡的差异。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体制中，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惜一切代价，一直是我们通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也是我们的体制优势。尤其是在武汉当时那种天昏地暗的图景之中，人们更是容易倾向于，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住疫情的蔓延。在当时，虽然也有人提出，封城的代价太大。有人提出要防止出现次生灾难。但这些声音都显得及其微弱。这种不惜代价思维的逻辑是，如果不能抑制住疫情，别的都无从谈起。

　　包括我本人在内，当时也是这种想法。我搜索了一下，当时我就此发了好几条微博：“是否在节后推迟上班，此事关系重大，我不敢冒然提出建议。但恳请有关部门仔细权衡，慎重决策。本来不想说这个事情，但看到人们传来的北京西客站的浩荡人流的视频，内心不禁一沉。还是呼吁一句，仔细权衡，慎重决策”。“再次呼吁非必要部门推迟上班。抑制住疫情的蔓延应放在第一位”。

　　而西方国家在抗疫的过程中，则要努力权衡利弊，要兼顾不同目标的平衡。比如，尽可能减小对经济的影响，要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等。当然，中国模式中也不是不考虑这些问题，但中国模式中的思维模式更偏向于毕其功于一役，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其他问题。

　　当然，上述理念层面上的差异，与种种客观因素，包括体制的因素是分不开的。但我们要知道，观念和思维模式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这里的分析是集中在理念的层面。

　　而理念层面的问题，往往是与需要验证的假设分不开的。事情还没有完，很多问题还需要实践来回答，比如：中国现在阶段性的胜利是不是意味着病毒真的可以消灭？中国的疫情现在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阶段？西方的群体免疫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西方的拐点到来了吗？整个疫情演变的前景究竟会如何？如果疫情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来回答和验证。

　　但不管怎么样，有时想，亨廷顿讲不同的文明，还真有点道理，不同的人，脑子里想问题的方式还真的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