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抗疫中隐含的另一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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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私与健康：两难的选择

　　赫拉利说：要求人们在隐私和健康之间进行选择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赫拉利的意思是说，在疫情中，我们经常面临着一种选择，要隐私还是要健康？因为在抗疫的种种措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以牺牲个人的隐私作为代价的。通过手机对个人的行踪进行追踪，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健康码涉及不涉及隐私？涉及。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抗疫所需要。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抉择，如何取舍，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种取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那些抗疫措施的效率和实施效果。

　　在这次疫情中，很多人都能感觉到，东亚地区的做法与欧美国家的做法有很大差别，甚至诸如像隔离、封城这样看起来差不多的措施，实施起来，具体做法和效果也大不一样。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人说，东亚人，尤其是中国人，怕死，听话，这两个因素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宅在家里就宅在家里呗，只要活着就好。而一些西方人就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这么长时间在家里不出来呢？所以有人说，在欧洲，隔离封城的极限时间是两周。其实，除了这两点之外，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隐私的观念不同，在隐私与健康之间的权衡取舍不同。

　　但不管怎么说，你可以发现，在这次疫情中，如同在很多场景中一样，健康与隐私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甚至是一种非此即彼、有你无我的关系。而且从总体看，往往都是隐私向健康屈服。于是，人们就看到，以权力和市场为双重动力的对隐私的侵犯，不但进展神速，而且甚至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以至于赫拉利不得不想出诸如皮下监视、紧急补丁这样一类匪夷所思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匪夷所思的进展。

　　但赫拉利认为，在隐私和健康之间的这种选择，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我们可以选择保护我们的健康的同时，阻止冠状病毒流行，而不是通过建立极权主义的监视制度，我们也可以选择增强公民的权力。

　　赫拉利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从隐私与健康的两难选择中走出来，在保护好个人隐私的同时，在保护好个人最基本的自由的前提下，能够战胜疫情，能够保障自己的健康？而这个问题的更深层的内涵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抗疫模式似乎体现的都是下面的机制：个人牺牲自己的隐私、自由和权利，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步调整齐的机器式的整体，来应对病毒的来袭。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更多保护个人隐私、自由和权利的前提下，以公众的自律和自愿合作为基础，形成一种能有效对抗病毒的抗疫模式？

　　佛系抗疫，尝试又归于失败？

　　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讲瑞典的佛系抗疫模式的。这是频频被人们谈起的佛系抗疫的有一案例。这一案例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些希望吗？

　　因为我对瑞典的情况不熟悉，我就直接引用文章的内容了。

　　文章说，很多中国人会对瑞典模式有疑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没有强有力的权力、没有强有力管制功能的政府是软弱的，民众是会不买账的。而民众不买账的后果就很严重，社会就会乱。

　　而瑞典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的抗疫就体现着另一种逻辑。早在3月12日，瑞典就已取消大规模检测，只检测收治患者和属于危险群体的患者。而且，作为申根国，它至今仍然保持边界开放，也没有特别严格的强制隔离令。此外，瑞典抗疫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幼儿园、小学、初中不停课，高中大学却停课。

　　这个现象可以用来诠释他们的抗议逻辑。在他们看来，学校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而初中以下的孩子，自律能力差，小学和幼儿园一旦停课，就必须有一个家长留在家里陪孩子。这样会使得原本就紧缺的社会人力资源更加紧张，尤其是处于抗疫第一线的医疗系统、政府部门和老人院护工等行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瑞典只把有足够行为能力的大学生和高中生留在家里，初中及以下还得乖乖上学。

　　这让我想起赫拉利说的另一段话：最近几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精心实施了一些最成功的遏制冠状病毒流行的措施，它们虽然使用了跟踪应用程序，但更多地依赖于广泛的测试、诚实的报告以及有见识的公众的自愿合作。这也是赫拉利抱有希望的地方。而且和亚洲那些地方比，瑞典似乎更符合赫拉利所抱希望的那种模式：政府更强调服务的职能，专家的作用比较大，尊重个人的隐私和自由。在这种模式中，专家给出建议，政府配合执行，民众信任专家的权威，也服从政府的引导，从而自觉遵守各种建议与规定。政府也相信公民的自觉，不需要通过禁令和管制来进行约束。

　　思路是温馨的，但现实是冷酷的。最近的数字表明，瑞典的抗疫处于困境当中，瑞典现在的死亡率是其大多数北欧邻国的两倍左右，曾创下一天死亡170人的记录。瑞典政府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事实证明这是注定走不通的死胡同？还有希望吗？

　　肥皂警察是一种什么警察？

　　但理论和道理不是这样的啊。

　　赫拉利说，集中监控和严厉惩罚并不是使人们遵守有益规则的唯一方法。当人们被告知科学事实，并且人们信任公共当局告诉他们这些事实时，即使没有"老大哥"看着他们的肩膀，公民也可以做正确的事情。一个有上进心和知识渊博的人群通常比受过训练的无知人群要强大得多。

　　道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赫拉利又举了用肥皂洗手的例子。肥皂洗手，这是人类卫生学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这个简单的动作每年可以挽救数百万的生命。虽然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发现用肥皂洗手的重要性。以前，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无需洗手就从一台外科手术转到另一台外科手术。今天，数十亿人每天洗手，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警察正在监控，而是因为他们了解事实。我用肥皂洗手是因为我听说过病毒和细菌，我知道这些微小的生物会引起疾病，并且我知道肥皂可以清除它们。

　　问题是，这样的道理如何呈现出力量呢？

　　赫拉利说，但是要达到这种合规与合作水平，你需要信任。人们需要信任科学、信任公共权威以及信任媒体。在过去的几年中，不负责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坏了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现在，这些同样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可能会倾向于走专制主义的道路，争辩说我们不能信任公众会做正确的事。

　　赫拉利接着说，要建立人们对科学、公共当局和媒体的信任，而不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现在并不为时已晚。我们当然也应该利用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应该赋予公民权力。我完全赞成监控自己的体温和血压，但不应该使用这些数据来创建一个功能强大的政府。相反，这些数据应该使我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个人选择。每当人们谈论监视时，请记住，相同的监视技术通常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视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视政府。

　　好了，打住吧。因为不仅你，就是我也觉得赫拉利说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仔细想想，扯得再远，也还是我们面临的最现实的事情啊：用越来越匪夷所思的技术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不同方向的潜力似乎都很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冒过冷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