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商鞅徙木立信论》赏析

lameihua

　　1912年春，时年19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六月，毛泽东以《商鞅徙木立信论》为题参加作文比赛，被国文老师柳潜评为满分头名，柳潜的同事们阅后，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满分头名没有任何疑义。现全文摘录如下：

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全文完】

　　翻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通过搬移木头来树立威信一事，不禁感叹我国国民的愚昧，感叹执政者的煞费苦心，更感叹数千年来民众的智慧不觉悟、国家几乎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那就请让我完整地阐述我的观点。

　　法令，是替人民谋求幸福的工具。如果法令是好的，那就必定能更多地造福于人民。人民正担心统治者不颁布这样的好法令，或者法令颁布后不产生效力，所以人民必定会尽全力来保障和维护法令，一定要使法令达到其既定目标为止。政府和人民互相依靠，怎么会有不信任的道理呢？如果法令不好，则不但没有幸福可言，反而会让人民产生利益受损的恐惧。于是，人民必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项法令，即便我想要相信你的法令，又怎么会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同商鞅与秦国人民之间，本来两者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却要运用利害关系相反时的做法，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制定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要在我国四千年的史料记载中，寻找那些造福国家人民的政治家，难道不是应该以商鞅排名第一吗？商鞅所处的秦孝公时期，正值中原局势最混乱，战争最激烈之际，全国上下疲惫，已经达到不可言说的程度。要想在这样的形势下战胜各国，统一中原，不是太困难了吗？于是，商鞅颁布新的法令，这些法令严惩违法乱纪之人以保护人民的权益，鼓励耕织以增加国民的财富，崇尚军功以树立国家的威望，将贫苦懒惰者收为奴隶以杜绝人力物力的消耗。这些都是我国前所未有的重大政策，人民为什么会害怕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头的方法来树立威信，我从中明白了执政者的苦心，也明白了我国人民的愚昧，也明白了几千年来人民心智黑暗，国家几乎走向灭亡惨境，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话说回来，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刚开始出现时，老百姓总是会有恐惧心理。人民是这样的人民，法令是那样的法令，我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我只是担心徙木立信之事，如果被东西方各国中那些文明程度高的国民听到，必定会捧腹大笑，又或者尖锐讽刺。呜呼，我不想再说了。【译文完】

　　又，毛泽东此文仅465字，然其师柳潜的评语竟有143余字，亦摘录如下：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精理名言，得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潜又将该文推荐给时任校长符定一，符定一在文前批注：“传观”。

　　我在撰写《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一战国变法》之《商鞅变法》一章时，曾将主席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引用其中。奈何在正式出版时，虽经反复争取，终究不得不忍痛割爱。今日既开新号，遂以对该文的赏析作为首篇。

　　在赏析主席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之前，大家不妨先试着思考一下，假设这个题目让你来写，你会怎么写？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通常会从这几个方面着手：一、叙述商鞅徙木立信的过程；二、讨论立信是何等重要，三、分析通过徙木这种手法来立信的高明。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可是，反观主席的文章，他一出口就非同凡响。开篇就说，我读史书，读到商鞅商鞅徙木立信这件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一下子，就给读者以震撼的感觉，震撼之后不禁产生疑惑，心想：“真的假的？有那么严重吗？我怎么就没觉得？”于是，你就很想继续读下去，看看他到底怎么说。

　　于是主席接着说：法令，是替人们谋求幸福的工具。如果这项法令好，那么民众就会全力支持这项法令。如果这项法令不好，那么民众就会全力反对这项法令。为政者只要把法令的内容跟民众解释清楚就好了，又何必还要来个徙木立信这一举呢？

　　读者有没有发现，主席考虑问题的角度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让我们写此类的文章，通常就是从正面强调诚信、威信、信任、信用的重要性，把徙木立信作为学习仿效的经典案例。不过，主席考虑的却不是这一层，他认为，如果民众智慧已开，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那么商鞅只要阐明政见、颁布政令即可。为什么商鞅在改革之前还需要弄徙木立信一出呢？就因为民智未开，你直接跟他讲道理，他既听不懂，也听不进，更不想听。商鞅自己就曾对秦孝公说过：“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为此，商鞅不得不采取那种看似不合理的做法，许诺将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就奖励十金，之后又将奖金提升至五十金，为的就是要加强民众对于变法者的信心，相信只要按照他的法令从事，就一定能够富强。至于为什么按照这些法令从事能够变富变强，民众眼下听不懂没关系，只要照做就行了，慢慢就会懂了。所以主席说，感叹我国国民的愚昧，因为以旧中国国民的愚昧，根本无法理解执政者的大战略；感叹执政者的煞费苦心，因为执政者不仅要有大战略，还得用小把戏来取信于民；更感叹数千年来民众智慧的不觉悟、国家几乎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因为民众的智慧不觉悟，会给执政者的施政带来极大的民意阻碍，导致执政者的改革变法难以推行。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下主席的求学历程：

　　1902-1909年，他在家乡韶山冲的私塾读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1910年秋，他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受到康、梁思想的影响。

　　1911年春，他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后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但亦未放弃对康、梁的崇拜。当时，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文中提出应该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有革命党人来学校做演讲。在连续听了四五天的演讲后，他决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

　　随后便是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南京政府解散，这使得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应该继续求学。当时，有许多新开办的学校，在报纸上登广告招生，他也就四处报名投考。他曾报名投靠警官学校，在受试之前又改变主意，在一家制造肥皂的学校报名，想当一名肥皂工程师，因为报纸上的广告说，制造肥皂会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富国富民。紧接着，他又报名参加过法律学校和商业学校，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在省立一中时写的。但他只在一中待了六个月，就离开了学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很不喜欢一中，因为那里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还不如自己自学。于是，他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苦读，在这里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等人的著作。

　　由此可见，主席在一中的这六个月，时间并不算长，除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外，留下的史料并不多，故而历来研究者对这段时间并不是太重视。不过在姚尧看来，主席的思想正是在一中的这六个月期间发生了巨大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他在1912年春退伍时，是真心相信中国的革命已经胜利，将来的重点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的，因此他在报考学校时考虑过治安、实业、法律和商业等各种专业，却独独没有考虑政治和军事。可是，当他在1912年六月发表《商鞅徙木立信论》时，竟然用如此强烈的语句感慨民众的愚昧和执政的艰难。可见他已经意识到，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的统治，但革命的任务尚远未完成，将来的重点或许仍不是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而在于改造民众的思想。亦如鲁迅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然而，当时一中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更关键的，是没有老师能够回答他该如何改造民众精神，拯救民众愚昧的问题，因此虽然他很受老师的赏识，却也只待了六个月就离开学校去图书馆自学，苦读西方名著了。

　　1919年4月，鲁迅创作了小说《药》，讲述了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而最终那个蘸在馒头上的，正是革命者夏瑜（秋瑾）的血。小说揭露了民众的麻木和愚昧，却也反映了革命者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与群众严重脱节。革命者为民众争取自由和解放，可民众却认为革命者说的不是人话。革命者被牢头打了，民众却都在兴高采烈、幸灾乐祸。革命者要劝说牢头，则又被视为疯了。夏瑜虽然英勇不屈，可这样与民众脱节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

　　鲁迅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可他在写《药》时，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经过去了八年。此时，鲁迅的思想已经非常成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他与革命党、与秋瑾本人都有很深的交情。因此，鲁迅能够写出《药》，我们是很好理解的。可是，1912年夏天的毛泽东，距离他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不到两年，距离他知道孙中山、同盟会刚满一年，距离辛亥革命爆发仅过去八个月，距离他认为的革命胜利才过去两三个月，而此时的他，还不满十九周岁！

　　读懂了主席早年的这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能够深刻领悟到，为什么老人家一辈子干革命，反反复复、念兹在兹地就是群众路线。1943年6月，主席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但我们相信，这颗群众路线的种子，是当年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时就已经深深种下的。那么，同时期他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做什么呢？

　　1906年，时年19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结识了被孙中山视为左右股肱的陈其美。1912年1月，蒋介石受陈其美指派，将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光复会，同样是著名的革命团体，1904年在上海成立时，蔡元培担任会长，陶成章担任副会长，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秋瑾、徐锡麟皆为主要领导。相比之下，秋瑾、徐锡麟是幸运的，毕竟他们是英勇就义、青史留名，而陶成章却死于革命同志的暗杀，其革命历史也遭到各种封锁、掩埋、扭曲和篡改。

　　1942年，抗日战争仍在相持胶着之际，蒋介石只因美英释放的外交善意，就置当前抗日大局于不顾，掂量着如何在抗战结束后搞独裁，具体表现就是组织笔杆子写作《中国之命运》，甚至公然鼓吹“中国有三民主义、国民党、蒋总裁以后，便用不着别的主义、别的政党、别的领袖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只需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总裁。”然而事与愿违，正是由于这部被他给予厚望的图书出版，使得大量原本对其极为崇拜的知识分子站到了他的对立面，最典型的就是闻一多，而英美各国也对他极为反感。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在日记中承认：“中国之命运出版以来，最反响者，一为英国，二为中共，此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不过，他依然自我感觉良好地说：“凡事利害不能完全避免，自信此书对于国家与民族之影响，将愈久而愈大，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共召开七大，毛主席将开幕词定名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文中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4月24日，毛主席作七大政治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论联合政府》，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