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中国战略通史》第5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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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共工争位

　　在关于上古的史料记载中，“共工”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名字。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由此可知，早在炎帝、黄帝的时代，就已经有共工了。

　　《淮南子·天文训》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兵略训》：“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由此可知，共工曾经与颛顼发生激烈冲突，最终被颛顼所诛杀。

　　《史记·楚世家》记：“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由此可知，在帝喾执政时期，共工再次作乱。帝喾派重黎去平乱，但未能将乱军杀尽。

　　《史记·五帝本纪》记：“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由此可知，在帝尧执政时期，共工极具名望和实力，以至于能成为帝尧之子丹朱被否决后的第一候选。不过，帝尧很讨厌共工，说他巧言诡辩，居心不正，貌似恭敬，欺瞒上天，不能用。”

　　《淮南子·本经训》记：“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史记·五帝本纪》记：“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由此可知，在帝舜执政时期，共工曾以洪水作乱。帝舜外出巡视回来后向帝尧请示，将共工流放于北方。

　　显然，能与五帝皆发生联系的共工绝不可能是一个人，必定是一个氏族部落。而且，这个氏族部落的实力非常强大，所以历经颛顼、帝喾的诛杀后，依然能让帝尧和帝舜忌惮。那么，共工究竟是个怎样的氏族部落呢？

　　共工氏居于共地，即今河南辉县。就历史沿革而言，辉县长期以“共”为名。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因国人暴动而逃亡。这一年，被认为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史称“共和元年”。之所以命名为“共和”，历史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史记·周本纪》上所记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即周厉王逃亡后，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执政；另一种是《竹书记年》《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所称的“共伯和干王位”。一般认为，这第二种说法更加可信。共，是国名；伯是爵位，和，是人名；即周厉王逃亡后，由共伯和代行王政。春秋时，共为卫国所灭；战国时，共隶属于魏国。秦汉以来，先后被称为“共县”、“共城”、“共州”。1189年，金章宗完颜璟即位，为避其父金显宗完颜允恭的名讳，故将“共城县”改名为“河平县”，后又因县内有苏门山而改名为“苏门县”。1215年，苏门县升格为州，因苏门山下、百泉河畔的魏惠王祠有清辉殿，故以“辉”为名，称“辉州”。由此可见，辉县以“辉”为名是近八百年的事，而在此之前的四千年时间，辉县都是以“共”为名，充分说明了关于共工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当地的影响力。

　　黄河发源于今青海省中南部的巴颜喀拉山脉，自西向东流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为黄河上游，自河口镇流至今河南荥阳市广武镇的桃花峪为黄河中游，自桃花峪东流入海为黄河下游。如下图所示：

　　在历史上，黄河上游和中游的水患极少，至下游则水患频仍，泛滥成灾。其中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黄河自中游以来，纳入了不少支流，像山西的汾水、陕西的北洛水、渭水、河南的南落水、沁水这些都是著名大川，它们的纳入使得黄河水量变得非常丰富。二是黄河自中游以来，一直受到大山的约束，然在出太行山而进入华北平原后，黄河再无可对其形成约束之大山。于是，当黄河中游在夏秋之际因遭逢暴雨而形成洪峰，再以居高临下之势涌入下游的华北平原，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洪水泛滥了。

　　黄河泛滥的结果，是使得黄河下游频繁改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黄河，大约形成于十九世纪中叶。而在此前有记载的五千年历史中，黄河下游就像一条巨龙的尾巴，无数次的以山东丘陵为中线作宽幅摆动。最北时曾扫过天津，经由渤海湾入海；最南时曾扫过江淮，侵夺淮河的河道入海。除此之外，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故而夹带了大量的泥沙，这些泥沙被淤积在入海口处，使得华北平原的海岸线不断向东推进，这一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如下图所示：

　　共地，正好就处在黄河出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的转折点上，这里正是水患开始的地方。

　　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

　　——《汉书·地理志》

　　共伯既归帝政，逍遥于共山之上。山在国北，所谓共北山也。

　　——《水经·清水注》

　　苏门山，县西北七里，一名百门山，有百门泉，泉通百道，《卫风》所咏“泉源在左”者也。或谓之百泉。……共山，在县北七里。亦名九峰山，又谓之共北山，苏门之别阜也。杜佑：“淇水源出于此。”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辉县》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在共县的西北七里为苏门山，苏门山是太行山的支脉，苏门山下有百门泉，亦称百泉，因其泉通百道而得名。在共县以北七里为共北山，因其位于共县以北而得名，亦称北山。共北山是苏门山的余脉，也是淇水的发源地。淇水向东流至黎阳时注入黄河。

　　黎阳，即今河南浚县。浚县在商代被称为“黎”，自汉高祖设黎阳县后一直都以“黎阳”或“黎”为名。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黎阳所属之通利军升格为浚州，治所仍在黎阳。明洪武二年，浚州降格为县，始称浚县。

　　黎阳往东四十公里，即为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秦汉时期，濮阳是黄河沿岸的重要城市，东郡的治所。《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卫迁于帝丘”，杜预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因此，濮阳就是帝颛顼的居住地。

　　今天的百泉河自河南辉县市百泉镇南流，在今河南新乡县合河乡注入卫河。但卫河在西汉时是没有的，其始于东汉末年曹操北伐袁氏时所开凿的白沟。《水经·淇水注》记：“淇水又南，历枋堰。旧淇水东南流，径黎阳县界入河。……汉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坊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故时人号其处为枋头。”此后，白沟不断修建，隋朝时称永济渠，宋朝时称御河，明清时称卫河，并沿用至今。也就是说，今天注入卫河的百泉河和淇水，在西汉时都是直接注入黄河的。《水经·淇水注》记：“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隆虑县，即今河南林州市。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画出西汉时期的黄河流域自共县至濮阳段的河流走势图：

　　《汉书·地理志》中提到淇水是从北山所出，但是从西汉时期的地图上看，淇水并没有经过作为苏门山余脉的共北山。《读史方舆纪要·辉县》中提到百泉即“《卫风》所咏‘泉源在左’者也”。“泉源在左”出自《诗经·卫风·竹竿》，原诗是：“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朱熹注：“泉源，即百泉也，在卫之西北，而东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卫之西南而东流与泉源合，故曰在右。”可见在《诗经·卫风·竹竿》所描写的春秋早期，百泉河是流入淇水的，但是从西汉时期的地图上看，百泉河与淇水并不相交。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春秋时期的百泉河的上游并非南流，而是向东南流；淇水的流向也并非东出太行后再南下，而是先南下穿过共北山，至共县西南与百泉河汇合，然后一起向东注入黄河。只是，这些河流的具体走向，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精确考证了。

　　春秋时期尚且难以精确考证，再要考证五帝时期，那就更是难如登天。况且，五帝时期的黄河流向，又与春秋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同在黄河流域的共县和濮阳，两地的命运必定会因黄河而紧密相连。

　　共工氏既居泉通百道之地，又毗邻经常泛滥的黄河，必定饱受水患之苦，亦因此积累了大量治水的经验。他们将高地铲平，低地填高，构筑土围子，以阻挡洪水，保卫家园，史称“雍防百川，堕高堙庳”。正是由于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治水技术，故而“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对于黄河下游的各部落来说，共工氏安，则可助其平治水患；共工氏怒，则可为其增添水患。因此，《管子·揆度篇》上说：“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

　　可是，一旦出现极端气候，譬如百年一遇的持续暴雨，就会使得共工氏过去的成功经验无法奏效，修筑的土围子再难阻挡洪水，以致百泉河的洪水失控。百泉河的洪水一旦失控，就会导致淇水乃至黄河下游的泛滥，进而加剧位于黄河沿岸的濮阳的水患。如此一来，势必会激化居住在帝丘的颛顼和居住在共地的共工氏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引发战争。

　　关于颛顼与共工的战争经过，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唯一详细些的，就是《淮南子·天文训》中的这段神话般的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对于文中提到的“不周之山”，有学者认为，是有一座山名叫“不周山”，它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上，昆仑山的西北。理由是王逸在为屈原《离骚》中“路不周以左转兮”这句作注时写道：“不周,山名,在昆仑西北。”可是，昆仑山位于今新疆与西藏的交界处，东段延伸至青海与四川。不周山若在昆仑山西北，则距离共地的直线距离至少在2000公里以上。显然，共工氏绝不可能因为与东边120公里的颛顼交战，而跑到西边2000公里以外去触山。

　　《山海经·西山经》记：“西次三经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泽，西望帝之捕兽之丘，东望䗡渊。……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毗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这座位于崇吾之山西北三百七十里的“不周之山”，显然也不会是共工氏所触之山。那么，这座山为什么叫“不周之山”呢？郭璞注：“此山形有缺不周帀处，因名云。西北不周风自山出。”《说文》记：“帀，周也。”周，就是周全、完整的意思。在郭璞看来，此山形状不周全、不完整，有大风可以从山间穿过，故称“不周之山”。既然“此山”因形状不周而名“不周之山”，那么我们合理推测，其它名为“不周”的山，极有可能也是因为形状不周而得名。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郭璞注：“《淮南子》曰：‘昔者共工与颛顼争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坏不周匝也。”在郭璞看来，《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提到的这座名为“不周”的山，就是《淮南子·天文训》中提到的共工与颛顼争帝时所触的不周之山。郭璞会这样认为，或许是与文中的“有禹攻共工国山”一句有关，但姚尧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因为共工氏所居住的今河南辉县，无论如何不能算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不过，郭璞的这段注解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它再次论证了“不周”之名并非专属于某座特定的山，而是可以被用来形容多座形状不周的山。甚至在郭璞看来，共工所触之山原先并不叫“不周山”，因为它原先是周全的，是在共工怒触之后“天柱折，地维绝”，这才名副其实地叫作“不周山”。

　　前文提到，共工氏采用“雍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阻挡洪水。那么，当洪水得治时，围堵洪水的堤坝就是周全的。一旦洪水失控，堤坝就会变得不周全，成为“不周之山”，这才是《淮南子·天文训》中所称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的真实含义。至于共工为何要怒触不周之山，原因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地处下游的颛顼指责地处上游的共工治水不力，以致下游各部落饱受水患之苦，甚至质疑他是否为自保而以邻为壑。共工本已为治水殚精竭虑，而今却平白无故受辱，恼羞成怒之下，索性破罐子破摔，主动决堤以泄洪。另一种是共工与颛顼交战后不敌，无奈之下只得决堤泄洪，借水为兵以求得自保。

　　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共工决堤泄洪的结果必定是导致黄河流域千里泽国，彻底得罪了所有部落。于是，颛顼率领众部落共同诛杀了共工，这就是《淮南子·兵略训》上所说的“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

　　然而，颛顼可以诛杀共工，却无法诛杀洪水。即便洪水褪去，也需要专业的治水人才帮助指导才能重建家园。可当时掌握治水技术的人才，就只有共工氏。而只要不是持续暴雨导致的洪水泛滥，共工氏那套“雍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用来治水还是很管用的。于是，在共工氏上一代部落首领被颛顼诛杀后不久，新一代的部落首领又成为华夏部落集团的“水师”。《国语·鲁语》记：“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有，同“域”。九有，即九域，九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号称后土，由于他能够平治九州的土地，所以被当作土地神祭祀。

　　因此，颛顼的诛杀并没有导致共工氏的凋亡，之后帝喾和帝尧的打击也没有让共工氏没落，共工氏在华夏集团内部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地位和威望，根本原因就在于华夏集团还得仰赖共工氏的治水能力。除非，又来一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洪水，使得共工氏“雍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治水方法彻底无效，人们才会对共工氏彻底失望。这一幕，在帝尧执政的晚期终于到来，出现了“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的局面。帝尧在讙兜的建议下，试着以共工为工师治水，结果治水不成，被舜流放于北方。

　　《史记·五帝本纪》记：“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在此之前，共工都是用以指代居住在共地的那个特定部落，或者该部落首领的名字。可在《五帝本纪》的这段记载中，共工既不是人名，也不是部落名，而是官职名了。帝舜问：“谁能够为我管理百工？”众人都说垂可以，于是舜就任命垂为共工。由此可见，共工氏之前一直是在华夏集团负责管理百工的，可是等到帝舜执政后，彻底废除了共工氏对于这项职权的世袭，改由非共工氏出身的垂来管理百工，使得“共工”从部落名变成了职位名。

　　自此，在五帝时期一直威名显赫的共工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地位之兴衰，皆在于治水之成败。当共工氏面对滔天洪水而束手无策时，历史将治水的重责大任交给了鲧禹家族。鲧治水九年而不息，结果被帝舜流放处死。禹承续乃父的事业，治水十三年而后功成，遂得以即天子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