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你还在迷信民国教育神话？(以史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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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段存在，无论好还是不好，并没有很多值得怀念的地方，它对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实在太过微弱，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华民族最屈辱的经历之一。

　　然而，时隔几十年以后，中国社会又泛起了一股逆流——怀念亡国时代。

　　一个被侵略者打得无法自救的国难时段被怀念，一个靠美苏拯救过来的中华民国政权被怀念，一个没有独自培养一位影响世界科技进程的民国教育被怀念，一个不能为国家存亡和经济发展提供任何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被怀念。

　　这，是一股逆流；这，是一种变态。

　　掀起这股逆流的人需要被揭穿，迷惑大众思维的画皮需要被揭开。

　　公知们带动知识分子群体神化民国教育最主要的手法是借助“民国名人”，尤其是借助他们在新中国取得的成功。这具有非常强烈的迷惑性，也最容易让人感到无法反驳。不过，他们眼中神一般的存在不能是孤立的存在，只要能给出对比数据，只要能剖析清楚同时代人类进步的速度，所谓“西南联大超越世界任何名校”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

　　如何对比？如何保证客观？

　　本文不想把时间跨度拉得过远，就定位在公知引以为自豪的民国阶段（1911年－1949年），就对比那个时间段的中外差距，就对比中国知识分子创造的成就与国外的差距。我可以保证，我的对比资料，但凡有一点文化素养的人都能看懂，只要有高中毕业学历的人都能看懂，并且这些成果全举世公认。

　　具体来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

　　一，1911年－1949年间世界基础理论突破简述；

　　二，1911年－1949年间教育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简述；

　　三，中华民国时期“教育神话”和“大师”简析；

　　四，新旧中国成就对比及总结论。

　　对比，是得出客观结论的最好办法。没有对比，就没有科学认知；没有对比，就不知道中外差距；没有对比，就会让更多人成为井底之蛙，“西南联大超越哈佛、耶鲁”的笑话就会愚弄更多人；只有对比，你才能知道同期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我不希望“无知的怀旧毒药”继续毒害国人。

　　①1911年－1949年间世界基础理论突破简述

　　●物理学黄金时代

　　1911年，索迪发现放射元素的衰变关系，同位素概念提出，后被进一步证实。

　　1911年，卢瑟福发现原子内部有一个核。

　　1912年，Ｊ.Ｊ.汤姆逊利用磁场作用测量氖气离子荷质比，第一次发现稳定同位素。他的学生阿斯顿于1919年发明质谱仪。

　　1912年，德国物理学家冯.劳厄发现Ｘ射线对晶体的衍射现象。

　　1912年，玻尔指出，放射性变化发生在原子核内部。

　　1912年，英国物理学家Ｗ.Ｈ.布拉格制造Ｘ射线衍射仪，1913年，Ｗ.Ｌ.布拉格开始晶体结构测定，固体物理学开始作为一门分支学科。

　　1912年－1915年，美国物理学家密立根利用复杂、精密的仪器和高真空的样品，检验了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

　　1913年，富兰克－赫兹合作，对电子与气体原子和分子间的碰撞进行了非常精确的研究，这个实验是“玻尔假设”的量子化能级的第一个决定性证据。

　　1915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最后构建完广义相对论，提出了对于任何坐标变换都是协变（即广义协变）的引力方程。

　　1916年，爱因斯坦写了一篇总结性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同年六月，爱因斯坦在研究引力场方程的近似积分时，发现一个力学体系变化时必然发射出光束传播的引力波，从而提出引力波理论，同年底，爱因斯坦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1919年，美国科学家赫斯发现了“超级辐射（宇宙辐射）”。

　　1919年，威尔逊用云室拍摄了α粒子的径迹，设想原子核人工嬗变。

　　1920年，美国科学家康普顿发现“康普顿效应”。

　　1923年至1932年，量子力学构建时代，也是物理学革命的黄金十年，爱因斯坦，玻尔，海森伯，玻恩，狄拉克，普朗克，康普顿等，大量科学家把物理学推向快速前进轨道。

　　1923年，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提出实物粒子也具有波粒二象性，认为与正弦粒子相应的还有一正弦波，两者总保持相同的相位，他的物质波理论成为许多科学家专攻的课题，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波动力学”。

　　1924年，英国物理学家布莱克特证实了其老师威尔逊的原子核人工嬗变，是人类历史第一次实现把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

　　1925年，德国科学家海森伯建立了“矩阵力学”，并提出了“测不准原理”。

　　1926年，德拜和吉奥克分别提出“绝热去磁法”。

　　1927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并协原理”，又称互补原理。

　　192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发现适用于所有服从泡利不相容原理的粒子的量子统计法，1933年，他又在泡利中微子假说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β衰变的基本理论问题，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和他的助手就制造了37种不同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1934年10月，费米发现中子通过石蜡后再射击原子核比直接射击产生的核反应要强一百倍。

　　1927年，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尼尔斯·玻尔两人的大辩论，这次索尔维峰会被冠之以“最著名”的称号。一张汇聚了物理学界智慧之脑的“明星照”则成了这次会议的见证，数十个涵盖了众多分支的物理学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爱因斯坦和玻尔是照片的灵魂人物。虽过去将近一百年，但是至今没有第二张照片能出其右。

　　1928年，狄拉克建立了“相对论性电子波动方程”，这方程自身给出电子具有半整数倍自旋和本征磁矩。1929年，他又提出了“空穴理论”。

　　1928年，物理学家索末菲创立了“金属电子论”，解释了比热问题。

　　1929年，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提出高速带电粒子回施加速器原理。

　　1930年，泡利提出保全能量守恒定律的假设，β衰变过程中，有一部分能量被一种看不见的新粒子带走。费米后来称这个新粒子为“中微子”。

　　1930年，德国物理学家玻特最早观察到中子。1932年1月18日，居里夫妇的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用玻特发现的辐射去射击石蜡，发现有质子被打出来。卢瑟福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用钋加上铍作为辐射源重做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发现这种辐射含有一种质量同质子相当的中性粒子，查德威命名为“中子”，1932年2月17日发表了他的结果。中子的发现为物理学又开启了一个新纪元。

　　1931年，劳厄完成了Ｘ射线的“动力学理论”。

　　1931年，英国物理学家Ａ.威尔逊依据能带论，解释了金属、绝缘体和半导体的区别。

　　1932年，是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开创新纪元的一年，人类建成了两种不同类的粒子加速器：英国物理学家克约夫特和爱尔兰物理学家瓦耳顿建成了倍压加速器，美国物理学家劳伦斯建成了第一台回旋加速器。

　　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宇宙射线中发现了正电子。

　　1932年，海森伯和苏联物理学家伊凡宁柯各自独立提出了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核结构模型，解决了“质子－电子模型”所存在的核自旋等问题上的矛盾。

　　1932年，法国物理学家内耳发现了反铁磁性。

　　1933年，法国物理学家基保德和约里奥.居里夫妇等人分别观察到正负电子相遇共同湮没而产生“光子”。

　　1933年，迈斯纳发现完全抗磁性。

　　1934年1月，约里奥夫妇用α粒子轰击铝，获得了天然不存在的放射性元素磷30。

　　1934年11月，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发展了海森伯的交换力思想，提出了“介子场理论”。1947年被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证实。

　　1934年，荷兰物理学家哥尔特和卡西米尔提出正常流体和超导液体模型。

　　1934年，美国物理学家巴丁和魏格纳计算出金属结合能。

　　1935年，伦敦兄弟提出了描述超导体的宏观电动力学方程——伦敦方程。

　　1937年，美国物理学家巴丁研究在金属电子－声子相互作用中电子对离子运动散射的问题。

　　1938年12月，哈恩和施特拉斯曼提出核裂变，其后，玻尔、费米和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等人分别证实了核裂变可能，这一系列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1939年，英国的唐特和德国的门德尔松发现了“超流动性逆效应”。

　　1940年－1941年，苏联科学家朗道发展了凝聚态物质的第二类相变理论，发展了液态超流动性的宏观理论，对凑聚态物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1942年，费米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慢中子，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可控核裂变反应堆。

　　至1947年，人类已经知道的粒子有：光子，主角电子，正电子，质子和中子，反质子，反中子，中微子，反中微子，核力介子，宇宙线介子及其反粒子。这是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肖克利和Ｊ.巴丁发明了点接触型晶体管。

　　1949年，美国的肖克利小组首先提出了“pn结整流理论”。

　　●化学黄金时代

　　1913年，合成氨生产成功实现，开创了人类人工固氮的新纪元。

　　1913年，莫拉莱斯发现元素的原子序数在数值上恰好等于它的核电荷数。

　　1913年，法国化学家佩兰和英国化学家路易斯提出“单分子反应辐射论”。

　　1913年，德国化学家玻登斯坦提出“链式反概念”。

　　1916年，德国物理学家和美国化学家利用原子模型解释化学价键。

　　1916年，德国化学家柯赛尔首先以原子序数代替原子量作出新的元素周期表。

　　1919年，匈牙利化学家赫韦希开始利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示踪元素。

　　1919年，瑞士矿物学家从矿物的消光性推出晶体的空间群。

　　1919年，美国化学家朗缪尔提出“共享电子对设想”。

　　1921年－1924年，化学家瓦伯发现铁对生物氧化有催化作用。

　　1922年－1925年，德国化学家施陶丁格提出“大分子”概念。

　　1923年－1945年，科学家将元素从86个一直扩充到完整。

　　1923年，美国物理化学家德拜和他的学生休克尔成功地得出了强电解质溶液的当量表达式。

　　1923年，英国化学家劳里和丹麦化学家布伦斯特德各自独立地建立起扩大的酸碱理论。

　　1924年，苏联生化学家提出“生命起源理论”，同年，他提出了“团聚体”概念。

　　1925年，英国化学家泰勒提出“催化作用活性中心理论”。

　　1925年，瑞典化学家斯韦德伯发明超速离心机，测定了蛋白质分子量。

　　1926年，挪威化学家哥德施密特从各种离子晶体的离子间距推算出八十多种离子半径，提出了“结晶体学定律”。

　　192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特勒和伦敦合作，用量子力学研究氢分子取得“量子化学”的重大成果，构建了两种化学理论：价键理论和分子轨道理论。

　　1927年，英国生化学家凯林提出脱氢酶、细胞色素和氧化酶都是呼吸链的组成部分。

　　1928年，圣乔安发现维生素参加生物氧化反应。

　　1929年，德拜提出分子偶极矩概念及其测定方法，分子电磁性测定技术得到发展。

　　1929年－1931年，美国物理学家盎萨格提出“不可逆过程倒数关系”，对自然界大量存在的不可逆过程的热力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1929年，美国化学家科里夫妇研究了人体代谢中的循环过程，通称为“科里循环”。

　　1930年，化学家首欣舍伍德通过实验证实了均相催化反应生成中间化合物的假说。

　　1930年，美国的阿诺德和爱默生提出“光合单位”。

　　1932年，查阿里阿生提出玻璃的“无规则网络学说”。

　　1933年－1942年，德国生化学家舍恩海默引进了“代谢池”和“有机物体内流动”概念，开辟了新陈代谢研究引入示踪元素的道路。

　　1934年，化学家罗曼证明了ＡＴＰ能促进磷酸肌酸分解，1935年，他又测定了ＡＴＰ的分子式。ＡＴＰ的发现，是肌肉生理研究的革命。

　　1934年至1937年，匈牙利生化学家圣乔奇证明了二羧酸同呼吸作用的直接关系。

　　1935年，科学家全部阐明糖酵解产生乳酸或酒精的机理及步骤。

　　1937年，瑞典化学家蒂舍里乌斯发明“电泳法”。

　　1939年后，分析化学取得重要进展，光学分析法、电化学分析法和色层分析法构成了分析化学的新面貌。

　　1939年，英国生理学家希尔测到绿色植物光合作用的放氧。

　　1941年，英国化学家霍沃思阐明了单糖环状结构。

　　1941年，英国化学家马丁建立了完整的“色层析法”。

　　1949年，英国物理学家霍奇金成功测定了青霉素的晶体结构。

　　1949年，美国化学家利比利用碳同位素推算物质年龄。

　　1949年，美国生化学家肯尼迪和勒宁格尔开始把生化反应同细胞结构相结合。

　　●数学黄金时代

　　1917年，数学家契维塔提出向量平行移动的概念。

　　1918年，德国数学家外耳提出仿射联络，“微分几何学”取得快速发展。

　　1919年，美国数学家亚力山大引进了“透镜空间”，证明存在两种不同胚的透镜空间。

　　1925年，数学家内特把“表示论”与“结合代数”和“模论”统一起来。

　　1925年，芬兰数学家提出值分布理论，定量地给出函数取值的限制。

　　1925年，美国数学家莫尔斯通过对极大极小法的研究，形成了著名的“莫尔斯理论”。

　　1929年，苏联数学家格尔芳德在解析数论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解决了一系列经典数学问题。

　　1930年，匈牙利数学家发展了“算子代数理论”。

　　1931年，荷兰数学家范德瓦尔登出版《近世代数学》，影响深远。

　　1933年，苏联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为“概率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概念论的公理化及极限定理和随机过程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法国数学家莱维、美国数学家杜布和苏联数学家辛钦都是“现代概率论”的重要奠基者。

　　1936年，美国数学家丘奇发表“丘奇论题”——“可计算数论函数”与“一般递归函数”两者是同一回事。

　　1936年，英国数学家图林提出“图林机”概念，给可计算性一个具体模型，可认为是计算机的鼻祖。

　　1936年，冯.诺依曼把希尔伯特空间公理化，并把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建立在函数分析之上，开拓了“算子代数”的新分支。波兰数学家马祖尔和苏联数学家格尔范德进一步论证了“函数分析”的独立存在价值。

　　1939年，波兰数学家爱伦堡极大推动了“拓扑学”的发展。二战中和二战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共同努力推动拓扑学取得惊人成就。

　　1940年，法国数学家施瓦兹系统发展了“广义函数论”。

　　1940年代，美国数学家希尔和日本数学家吉田耕作共同发展了“半群理论”。

　　1941年，德国数学家布劳尔创造了“模表示论”，给群论提供了更强有力的工具。

　　1944年，日本数学家角谷静夫对二维情形把马尔科夫过程与位势理论联系起来，形成了概率论的一个重要方向。

　　1948年，美国科学家尼奎斯特、哈特利、阿姆斯特朗和数学家申农经过长期的努力，最后发表了通信的数学理论，也就是信息论的诞生。

　　1945年－1949年，代数拓扑学，代数几何学，代数数论，群论，泛函分析等学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学的应用也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运筹学成为一个庞大的分支，控制论和信息建立起严格的数学理论，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对数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计算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

　　中国人民，请注意！二十世纪的上半期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数理化发展最快的时代，大师辈出，理论繁多，其中大量理化领域的成果最后都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奖成果，当今时代和未来时代几乎大部分理论框架都将继续沿着这些重要的路径前进。

　　作为占有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民国，在世界高速进步的同时代并未靠自己的教育科研体系贡献出一个影响全人类的经典理论，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说当时的教育是神一般的存在？有什么资格吹嘘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靠一群出国留洋学者传播外国大师创造的新知识就能证明中国人也是大师辈出？

　　基础科学理论在全世界的爆炸式发展应该让我们对民国教育感到羞愧，而不是羞耻地引以为自豪。贫穷可以成为理由，落后也可以成为理由，但明知落后和贫穷，还恬不知耻地把些许的小亮点吹捧成中华民族的教育样板并鼓励复制落后模式，那就没有一丝的理由了。

　　②1911－1949年间教育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简述

　　●世界科技与工业应用的发展

　　1912年，美国德福雷斯特和奥地利的迈斯纳发明了再生式放大电路。同年，美国科学家费森堡成功研制外差式放大电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无线电报事业飞速发展。

　　1915年，美国架设了横跨全国的电话线，国际通讯也同时建立，可实现美国与法国间的通话。

　　1918年，法国的阿伯拉罕发明了多谐振荡器，能产生多种方波。

　　1919年，德国的肖特基提出帘栅极思想，1926年，英国科学家朗德实际做出帘栅管，这就是四极管。

　　1919年，英国科学家研制成功双稳态触发器。

　　1920年，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的康德拉正式开设广播台。

　　1920年，巴克毫森板栅振荡器实现有效接收微波，微波研究进入人们的视野。1929年，法国人克拉维尔实现了微波通信。

　　1920年－1930年，进入实际建造电视系统阶段，这个时期称为低分辨率时期。1930年起，电视开始大量进入市场。

　　1920年，德国科学家普朗特奠定了空气动力学基础，建成了风洞实验室，为涡轮叶片设计奠定了基础。

　　1920年，法国人塞甘设计出空冷式飞机发动机。二战期间，发明了在飞机发动机中装置增压器。

　　1921年，美国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马可尼公司，贝尔电话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威斯汀豪斯公司，阿姆斯特朗公司，构成了电子工业基础，电子技术快速发展。

　　1921年，美国科学家霍耳成功研制出磁控管。

　　1921年12月，美国和英国之间成功实现短波通信，从此，短波长广播成为长距离广播的主要形式。

　　1922年，英国科学家基耳研制成功负阻振荡器。

　　1922年，美国科学家马可尼提出将电磁波用于军事探测，美海军验证了这一设想，这种装置称为收发分离连续波雷达。

　　1923年，德国制造出第一个充氦气的飞艇。

　　1922年－1945年，美、德、英、法等国的合金钢技术取得飞速发展，并充分应用到军事领域。

　　1923年，光电摄象管的发明是电子技术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它使得人们能够对图象进行扫描并对图象象素转换成相应的电流，从而为电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4年，德国科学家研制出纯氧化铝陶瓷。

　　1924年，英国科学家安森发明了锯齿波电路，后来又做成了脉冲放大器和变换器。

　　1925年，美国开始研制脉冲调制技术，并于1936年成功研制出脉冲式雷达装置。

　　1925年，美国开始形制稀土光学玻璃，1938年，开始生产镧系玻璃，1940年，开始生产复合材料玻璃钢。

　　1926年，美国人哥达德第一个将液体火箭理想付诸现实。

　　1926年－1945年，燃汽轮机和喷气发动机得到迅速发展和使用。德国哥廷根大学研制的涡轮喷气系统促成了世界上最早喷气机的诞生。

　　1928年，美国科学家沃兹里金成功研制出电视显像管，之后又改进了电子摄像装置，再后来，又成功研制了正析摄像管和超正析摄像管等等。

　　1928年，德国科学家拉登伯格和克夫曼观测到由于受激辐射引起的负色散现象。之后，法国科学家法布里坎和美国物理学家兰姆等人都在往发明激射器的路上，为激光器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1年，美国陆军和美国地理学会共同研制出红外胶片，在二战中，可用于军事伪装。

　　1932年－1938年，美、德、英等国的塑料产业快速发展，有机氟塑料（简称“塑料王”）诞生。

　　1933年，英法之间建立起第一条微波通信线路。

　　1933年，德国开始制造烧结刚玉，硬度仅次于金刚石。

　　1933年，德国的冯.布劳恩开始设计制造火箭，1942年，成功发射第一枚液体军用飞弹Ｖ－2，后大量用于军事，1944年到1945年间，德国向英国发射过4300多枚Ｖ－２飞弹。

　　1934年，负反馈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实现宽频带多通路通信。

　　1935年－1939年，数字电路快速发展起来，之后的计算机诞生又让数字电路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德国工程师楚泽研制成功第一台纯机械式结构计算机。

　　1939年，英国科学家兰德乐改进了磁控管，使其用于军事雷达。

　　1939年，德国已经拥有对入侵飞机早期报警的雷达预警系统。二战，微波雷达取代了超短波雷达。

　　1939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电子工业取得蓬勃发展，之后，电子工业开始民用化。美国和英国开始研制彩色电视机。

　　1939年，德国劳塔公司解决了铝的冶炼难题，开辟了廉价铝的新时代。

　　1939年－1945年，二战期间，军事上出现了许多超出指挥员知识范围的技术问题，运筹学应运而生，最早的研究开始在英国，主要用于雷达优化，大大提高了空军战斗力。后来，美国的兰德公司把运筹学研究组织系统化，倡导了系统分析法，成为美国军事部门的重要咨询机构。运筹学后来产生很多分支：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对策论，排队论，搜索论，库存论，决策论，统筹法，等等。

　　1940年－1943年，耐热、耐磨和耐老化的丁基橡胶进入军事应用，二战时期，合成橡胶成为重要的战略产品。

　　1941年，美国从海水中提取出镁，开创了工业生产镁的重要途径。

　　1942年，美国科学家莫斯利第一个提出电子计算机方案，二战中，他领导的小组为军方服务。三年后，人类计算工具历史性变革的巨型计算机宣告峻工，起初用于军事弹道计算，后来经改进成为服务于各种科学计算的通用计算机。

　　1944年，哈佛大学的艾肯建成了自动程序控制计算机，两年后，他又领导建成一台全部使用继电器的计算机。

　　1945年6月，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方案诞生，按这个方案制成的计算机通称为冯.诺依曼机。

　　1946年，美国成功地探测到从月球返回到地球的雷达信号。

　　1946年，美国首次发射Ｖ-2，一年后，实现发射可回收。

　　1947年，钛金属开始进入量产。

　　1947年，苏联正式发射Ｖ－2，并用于空间科学探测。

　　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巴丁和布拉顿发明了点接触型晶体管。

　　1947年，美国科学家伍德第一次实现空中对地球进行非常规摄影研究。一战时，美英德都实现了红外侦察摄影，二战时，美德双方均开始研究夜间侦察目标。

　　1948年，美国科学家研制成电感抽头正反馈振荡器。

　　1948年，控制论以一个独立的科学正式诞生并且在战争组织中起到重要作用。

　　1948年，苏联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利用陶瓷做金属切削刀具。

　　1948年，维尼纶纤维首先在日本实现工业化生产。

　　1948年，工业生产自动化技术开始得到发展，这一年，被认为是形成经典控制理论的起点。

　　●二战期间各大国的生产能力

　　美国：四年时间内，生产了10.84万辆坦克及自行火炮、238.23万辆各类车辆、25.7万门身管火炮。航空兵方面，生产了32.4万架飞机，包括9.9万架战斗机、19.7万架各型轰炸机、12.39万架运输机和5.7万架教练机。美国还生产了6771艘各型作战舰艇，包括124艘舰队和护航航母、8艘战列舰、48艘巡洋舰和349艘驱逐舰。比较知名的如“谢尔曼”坦克生产4.9万辆，B-17重型轰炸机生产了12731架，B-24重型轰炸机19256架。

　　苏联：飞机年产量最高可达40300架，坦克28983辆，火炮122500门。二战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2.5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飞机生产总量超过13万架之多。平均计算，苏联在苏德战争期间平均每年要生产出2.7辆坦克、近2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还不包括数量更为巨大的军用车辆、轻装备、弹药等必要的军需物资。毫无疑问，这个数据反映出了苏联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在战争中，人们对于苏军印象最深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顽强的战斗力，它在主战重装备方面唯一引起人们注意的莫过于T-34坦克了。T-34坦克的特点在于机动性好、性能可靠、结构简单、易于生产，全重也大大小于“豹”式，可以被大量的生产和投入使用，据统计，战争期间，苏联总共生产了超过50000辆的T-34，和美军M-4谢尔曼式坦克一道，成为二战中产量最大的坦克。在东线，正是漫山遍野、如潮水般冲击的T-34坦克淹没了性能上远比它强大但数量有限的“豹”式和“虎”式坦克，T-34坦克成了二战苏军的形象代表。

　　日本：车辆生产为60000多辆，二战期间，日本生产了604门口径大于105毫米的野战火炮和70至105毫米口径火炮6512门，其它小口径火炮13550门。二战期间，日本每年可生产1065辆中型坦克和1024辆轻型坦克。二战期间，日本共生产航母29艘，共生产飞机近6.5万架，绝大部分葬送在太平洋战争中。（东北兵工厂被日本占领，按日本制式，为日本生产大量常规作战武器。）

　　德国：坦克顶峰生产能力为7600余辆，生产飞机113514架，其中，53728架战斗机，12359架战斗轰炸机18235架轰炸机，6299架侦察机，1190架水上飞机，3079架运输机，3145架滑翔机，2549架联络机，10942架教练机，1988架喷气机。陆军主战装备领域，德国先后生产出的“豹”式、“虎”式坦克在当时都属于具有领先设计理念和最强大攻击力的陆战装备。海军装备领域，德国虽然没有时间和条件建设出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但是即使在其建成的屈指可数的几艘大型水面战舰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德国军工展现出的一流制造工艺和技术水准。“俾斯麦”号战列舰引起了英国的极大恐慌，英国曾引以为荣的巨大的“胡德”号竟然在几分钟之内就被“俾斯麦”号精准而凶狠的火力送入海底。在潜艇的制造方面，德国生产的潜艇算得上是二战时期最优秀的潜艇了。它在大西洋上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及在同盟国阵营中引发的恐惧和忧虑充分说明了这点。空军装备领域，喷气式飞机的成功开发和使用让德国在空战装备的研发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除了众所周知的Me-262，德国还曾生产出一种称为“乌鸦”的战斗机，其官方编号为Ta-183，1944年完成样机，是世界上第一架后掠翼喷气式战斗机。它的机载武器为四门30mm机炮外加500公斤航空炸弹。飞机最大航程990公里、最大速度950公里、最大升限14000米。新式兵器领域，导弹武器的诞生也深深打上了德国印记，是德国科学家把人类战争带入了远程制导时代，V-1和V-2导弹分别成了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鼻祖。

　　英国：生产了47862辆坦克和自行火炮、47420辆装甲车辆（指布伦式载具和“袋鼠”这类装甲人员输送车）、147.6万辆其他车辆（主要是卡车）、22.6万门火炮和23.9万门迫击炮。在航空力量上，英国生产了17.7万架各型飞机，其中包括3.88万架战斗机、3.38万架攻击机、3.82万架轰炸机和1.26万架运输机。海军上，英国制造了包括41艘舰队航母和护航航母、6艘战列舰、102艘巡洋舰、291艘驱逐舰、238艘潜艇在内的890艘各型主战舰艇

　　在二战中的国防科技成就，人们很容易首先想起来的恐怕就是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大显神通的预警探测设备——雷达。如果没有雷达的有效运用，英国是打不赢不列颠战役的。除了雷达，英国人开发出的另一种水下目标探测装备也同样关键，那就是声纳。出于对一战中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给大英帝国造成的恐慌，协约国在1917年就成立了“协约国潜艇探测委员会”，专门研究寻找对抗水中隐蔽的潜艇的技术对策，战后英国继续投入巨资研制，利用超声波在水中传播的物理特性开发潜艇探测装备。终于在30年代初期使声纳技术达到实用阶段。到1935年，就已经有半数的英国舰只装上了声纳。这一技术为同盟国最终击败德国潜艇战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中国：自主生产飞机0架，所有的飞机均为美苏等国援助所得，自主生产坦克0辆，航母生产能力为0，从未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海战，石油自主生产能力为0，钢铁生产能力略大于亦接近于0，所有新式武器的研发能力均为0。全国教师、科学家再加上所有大学生，集合起来也没有为中国抗战研制出一种代表性的进攻利器。

　　当大家看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生产能力时，不知作何感想？强大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支撑，或者说庞大的人才体系支撑。中华民国的孱弱，表面看是体现在生产力上，而实质则体现在民国教育的极度落后上面。整个抗战时期，民国教育界对国家存亡的支持始终只能表现为无奈的“呼号”，没有人能造出痛击日本人的先进武器。

　　③民国教育神话之西南联大解析

　　民国教育被神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南联大被神化，而西南联大被神化，又源于该时期的学生大量出国留学和在新中国建设高潮时期被充分激发并取得成功。

　　不过，所有的这一切，并不代表民国时代真的存在教育神话，当代国人被网络上流传的文章所误导的根本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把与西南联大有关的所有知名人物都归因于西南联大的成功，或者说归因为中华民国教育的成功，归因于西南联大师生的成功；

　　2，把西南联大学生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培养过程，完全不考虑这些学生后期的工作和科研大潮；

　　3，随意给成功人士安“大师”称号已成为当下国人最不严谨的爱好，“大师”被广泛滥用。

　　民国教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军阀混战时期，教育只是一种存在，即使是北大和清华，也难言教育成功，当时的清华，还不算真正的大学，是留美预备学堂，而北大多数时间处于学生运动高潮；第二阶段是规范定型时期，各大学逐步走向平稳和规范，能保证基本教学活动的进行；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都处于勉强生存的状态，能保证基本教学进行就实属不易，经费紧缺，学生参军；第四阶段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回迁，全国各大学再次陷入内战纷争，教育处于无序自保状态。

　　在中华民国教育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中，恰恰遇上世界教育与科技处于黄金时代，尽管欧美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欧美的教育和科技却没有因战争而失去创新精神，如果只分析各大国的情形，有且只有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没有为近代科技发展做出值得称道的贡献。

　　就算如此，今天的国人仍然谎称民国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神话，仍然把“西南联大”树为民国教育的神话，仍然鼓吹西南联大的成就可以超越哈佛、耶鲁和麻省理工，仍然借此贬低新中国教育事业。

　　下面，我就选取西南联大作为样本，从几个方面对民国教育的本质进行剖析：西南联大的名师并不是西南联大教育的结果；西南联大毕业的“大师”简析；西南联大的科研情况。

　　●西南联大的著名老师

　　在很多国人眼里，西南联大名师的光环也都是西南联大教育成功的标志，名师多，成就必然巨大。然而，这些名师之所以有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接受了最直接的留洋教育，不是中华民国新科技、新知识培养出来的成果。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介绍西南联大杰出校友时，几乎所有人都把西南联大的教师列为西南联大的校友，这是不妥当的，他们是教育者，不是被教育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前已经留洋。

　　下面，就把大家耳熟能详的西南联大知名教师介绍一下：

　　理工类

　　梅贻奇：清末留美，比业于武斯特工业学院。

　　吴有训：1921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叶企孙：1918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赵忠尧：1927年留美，在加州工学院学习。

　　饶毓泰：1929年留德，在Leipzig大学研究原子光谱。

　　吴大猷：1931年留美，在密西根大学学习。

　　王竹溪：早年留学英国，从事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研究。

　　赵九章：1935年留德，在柏林大学学习。

　　任之恭：1926年留美，在哈佛大学学习。

　　张子高：1911年留美，在麻省理工学习。

　　杨石先：1918年留美，在康奈尔大学学习。

　　黄子卿：1921年留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

　　曾昭伦：早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习。

　　华罗庚：1936年留学英国，在剑桥大学学习。

　　李继侗：1921年留美，在耶鲁大学学习。

　　刘仙洲：191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

　　周培源：1924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陈省身：1943年留德，在汉堡大学学习，后赴法国，再赴美国做研究。

　　以上名师，之所以知名，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都有留洋经历，并且都是在国际知名高校学成归国，他们能成为国内的一流学者，一方面因为他们确实学习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学术知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时中国非常落后的学术环境，一个科技完全空白的中国，只要有科学知识的种子播下，开出的嫩芽就能让人振奋。

　　人文类

　　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吴晗，卞之琳，郑天挺，闻家驷，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周炳琳，张奚若，陈友松，黄鈺生，汪懋祖，余冠英，肖涤非，沈从文，李广田，彭仲铎，施加汤，陈寅恪，钱穆，费孝通，朱光潜，等。

　　从以上名录观察，大部分名师都可以认为是接受晚清教育出身的文人，他们的国学功底非常扎实，即使到了民国，他们自己以及教给学生的知识都还带有强烈的中华传统教育痕迹。

　　不过，这些人到底能不能算“大师”，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仅在中国有名，恐怕还不能随意安个“大师”名头。前人国文功底深厚，后人的国学功底太浅，加之后期的文学表达模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追溯民国文学，会让后世人产生不一样的阅读感觉，“传统文化崇拜”的复兴带来了“大师”的误判。即使勉强给他们安个“大师”，并不表明西南联大的人文教育就取得了成功，西南联大毕业的人文类学生中并未出现超越时代的知名社科人才，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人文类名人身上都有“清遗”痕迹。硬要说民国教育有成功，那说是成功地养了一批只有嘴皮子功夫的知名文人。

　　对民国人才的态度，杜撰文章太多，稍有点成绩，就被说成是“中国的啥啥啥”，凡未人尽其才的名人，都被认定为“可能的诺奖得主”。话题太多，不一一剖析，就以典型人物束星北为例做个说明。

　　束教授晚年曾自称是爱因斯坦的科研助手，并且是当年的唯一助手。后人据此把他称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然而，他真是爱因斯坦科研助手吗？

　　下面的内容是束星北得意门生许良英对其老师晚年说法的考证

　　束自己回忆：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他在爱氏身边工作了一年。

　　然而，实际情况是：束于1928年10月还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本科未毕业。

　　关于在爱氏身边工作的助手，束回忆说：只有自己一人。

　　然而，实际情况是：1928－1929年间，爱氏身边有4位研究助手，都是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没有束星北。

　　关于束星北到底帮助爱氏做什么工作，束自己回忆：帮爱氏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

　　然而，实际情况是：爱氏在柏林大学兼教授只是名誉职，未在校中正式开设课程，不存在只对本科生才会有的批改卷子问题。当时束连大学本科物理系的课程还没有读完，不可能在“计算”上对正在探索“统一场论”的爱氏提供所需要的帮助。

　　关于束星北大学毕业的时间，束自己回忆：1928年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大学。

　　然而，实际情况是：他1930年1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许良英当年是束星北的弟子，1942年毕业于浙大。他十分敬佩和尊重束老师，在解放初期政治审查中曾经保护过束老师。是他，最早撰写了较为全面介绍束星北生平业绩的文章（“束星北先生传略”，载于《浙江大学在遵义》），在客观描实的笔触中倾注了对束师的一片真情。对于束星北回忆爱因斯坦的文章，他起初也还是相信的，在那篇传略中，也提到了束氏“在柏林时，曾慕名拜访爱因斯坦”。

　　然而，许良英又是一位极有原则的人。其研究领域在科学史，且以研究爱因斯坦为主攻。他敬重束老师，但当束老师与爱因斯坦相偕闯入科学史研究尤其是闯入爱因斯坦研究的视野时，尊师之情并不能遮蔽他作为科学史家来审视这份新史料的眼光。此时许良英的选择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得出了“此文漏洞很多，根本不可信”的结论。（许良英1992年12月信件，《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邗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纪念束星北逝世10周年专辑，准备把束氏回忆文章收进去。许良英为此给编者写了一封长信，论列《爱》文之不实，信中最后说：“鉴于这篇文章根本不可信，建议你们编的纪念文集不要收进。如果一定要收，请把我这封信也附上，以供后人研究参考。”

　　1997年10月，许良英收到了胡大年从美国寄来的一份重要资料。胡大年原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专业方向是研究物理学史，与许良英有师生之谊。胡后来到美国攻博，研究论文还是绕着爱因斯坦转。他在爱因斯坦档案馆检索文献时，查到了束星北在1943年12月17日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

　　1943年12月17日束星北在贵州湄潭给爱因斯坦的信

　　现按中文信函格式译录于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

　　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原文为“It is to be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不过，我从少年时代到从事自然科学研究，都一直受到您在自然哲学领域巨大成就的激励。我们殷切期望您能做一次能为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荣光的访华之旅，乃至能在敝国安度余生。我们很感谢您的伟大发现，您的到来无疑会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会得到全体中国人的崇敬。与西方国家的观念有所不同，中国人只崇敬那些拥有伟大思想的人。例如，对孔子，我们不只是在口头上表达虔诚，而且几乎在中国的每个城镇都建有文庙。虽然我们不能为您提供像美国那样的现代舒适生活，但我确信您会喜欢中国人的。如果您有意来华，我们将与政府安排相关事宜，以解决您来华过程中及在中国期间的所有不便。

　　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束星北敬上

　　1943年12月17日于中国湄潭

　　有关此信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考察，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紧密相关者，是信文的第一句话“It is to be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这已经给出了极其明确的表示：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过去无缘相识。这个“过去”的chance，当然也包括1928年和1929年。

　　不必再多说什么，结论是当然的：在1943年写信给爱因斯坦的束星北，并不承认他曾有一段“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那“日子”里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

　　爱因斯坦的成果举世公认并伴随着人类脚步不断地前进，束星北又有什么成果影响着人类？束星北被反复拿出来衬托民国教育的星光，无非是想借此后时代对民国人才的摧残。

　　部分国人已经进入一种怪圈：把暗的一面极限悲剧化，把亮的一面极限喜剧化。

　　部分公知的扭曲宣传：凡在新中国受委屈的科学家都是大师，都是被耽误的诺奖得主。

　　我非常想问的是：束星北之前到底做出了什么成果？中国不承认他的成果，世界科学界承认了吗？毛泽东时代，他被打压，那之后那么长时间，他的成果为何还没被举世公认？束星北的滑落，到底是因为被打倒还是他自身的原因？网上传言，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接收时间的计算是束星北干的，说是那个问题难倒了中科院的所有人，没有他，洲际导弹就发不了。事实果真如此？屠守鍔先生不会答应，中科院也不会承认，历史影像不会说谎。那么多西南联大的人才在新中国科研和建设事业中都得到了重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何束星北不受重用？谁跟他有仇？要说妒才，“两弹一星”的元勋哪个不是才华横溢？

　　●西南联大的著名学生

　　王希季：1947年留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学习。

　　王浩：1946年留美，在哈佛大学学习。

　　申泮文：西南联大学习，国内工作，学部委员。

　　邓稼先：1948年留美，在普渡大学学习。

　　朱光亚：1945年留美，在密执安大学学习。

　　何兆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家。

　　吴讷孙：西南联大毕业后留美，在耶鲁大学学习。

　　巫宁坤：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翻译家。

　　李政道：1946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汪曾祺：西南联大文学系，文学家。

　　邹承鲁：1946年留英，在剑桥大学学习。

　　屠守锷：1941年留美，在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学习。

　　郭永怀：1938年留美，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康奈尔大学学习，并不是毕业于西南联大。

　　陈忠经：1947年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黄昆：1948年留英，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学习。

　　刘广京：西南联大肄业，留学美国，经济史学家。

　　戴传曾：1947年留英，在利物浦大学学习。

　　杨振宁：1945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陈芳允：1945年初，到英国A.C.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先在伦敦实验室做彩色电视接收机的线路工作，后转至曼撤斯特工厂雷达研究室，参加海用雷达的研制工作。

　　钮经义：1947年留美，在德克萨斯大学学习。

　　唐敖庆：1946年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朱光亚：1946年留美，在密执安大学学习。

　　王瑞駪：1946年留美，在华盛顿大学学习，未归。

　　刘东生：西南联大毕业，一直在国内工作，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笃正：1945年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学习。

　　涂光炽：1945年留美，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

　　以上名单基本代表了西南联大最优秀毕业生的集合，毫无疑问，这些科学家的成就离不开西南联大的培养，至少可以说明西南联大为他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除极个别人外，几乎所有的成功者都有留美、留英或留德经历，特别是留美学生最多，他们所研究的学术方向均在国外形成。

　　李政道先生杨振宁先生取得的诺奖级伟大成就，起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高校和美国导师的引导，或者说美国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的成全，没有那个环境，也就难以选择那个方向，因为在国内并没有哪所大学能够这他们提供那样的研究条件，他们在西南联大的老师都拥有厚实的学术功底，但在民国教育环境下，就不可能做出二位的科研成就。

　　除两位诺奖获得者以外，其他各位科学家的成就均是在新中国建设高潮中取得的，而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大量西南联大学生并没有做出大陆这样成功的科研成就，这就引出来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除了西方国家的科学影响之外，到底是新中国成就了人才？还是人才成就了新中国？照我个人看来，两者是相互的，西南联大的学生中出现了比较好优秀人才，但如果没有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知人善用，哪来人才的脱颖而出？哪来“两弹一星”事业和工农业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

　　1949年，蒋介石军队逃往台湾的时候，大部分教育、科研、文化和卫生四大战线的精英都跟随去了台湾，这其中也包含大量西南联大的毕业学生。结果呢？他们又做出了什么成就？他们为台湾的民国政府奠定了什么样的国防基础和工业基础？他们能为中华民族赢得什么样的尊重？

　　西南联大人才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要感谢的话，就得感谢两个方面：一是要感谢美英等国的培养和启迪，仅从科学的立场出发，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是西方科学技术让中国人才的翅膀变硬；二是要感谢新中国政府为优秀人才充分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和环境，人不用，才不尽。

　　●西南联大教学科研实况

　　西南联大，从搬迁到稳定，中间有一年多的颠沛流离，这个过程基本谈不上学习与科研，到了昆明以后，从借学校到建简易校舍，又花了不少时间，中间还在四川叙永设过分校，后又再迁往昆明。总而言之，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三校顽强生存的苦难史见证，当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于侵略者的精神坐标。

　　西南联大，三校职工合计约400人，最多在校学生曾达到3000人，但八年下来，最终正式毕业的学生只有2440人，参军学员约400人，总计在联大受过教育的人数约8000人，大部分学生肄业，这既与教学要求有关，更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中途掇学的占比较大。

　　西南联大成熟时期，教学方面，共设五个院、26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科研方面，三校共设五个研究所，分为文、法、理、商和工。

　　西南联大的困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战争干扰大，时常面临轰炸的危险，校舍分离，校区分散，住宿也分散，上课教室不固定，有些学生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当时的交通又不方便，很多时间耗费在路上；二是学校经费困难，并且是极度困难，物价尽涨，币制贬值，学校入不敷出，时常靠供贷度日。

　　西南联大的校舍极为简陋，学生住茅屋，教室铅皮盖顶，挤在一起上课，师生记述当时的情景，通常会讲：在牢房里睡觉，在破庙里上课。课桌是“火腿桌”，学生经常得站着上课，因为凳子不够用。图书杂志很少，参考书数量更有限，必读之书得事先预约，学生没有人手一册的教材，自己记下的笔记就是教材，教师也不发讲义。

　　从科研方面看，当时的西南联大，仪器设备极其简陋，也极为贫乏，理学研究部的研究，因为缺乏仪器，多限于理论方面，先后共发表了29篇有价值的论文。化学部的研究离不开器材，但由于缺少仪器和药品，研究工作做得比较少，张青莲先生做重水研究，还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少量仪器。生物学部就以自然为基地，对云南的植物进行研究，共发表了16篇论文。工学方面，主要成果有：一是编著教材，出版了8本，因印刷困难未出版的有14本；二是研究工作，成果主要是论文，很有价值的论文13篇，参与了腾冲水电站设计，建设了昆明水工实验室，参与了明良煤矿运煤车设计，设计了云南大戏院，跟交通部合作建设了公路研究实验室等。当时最好的研究设施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风洞，对空气动力、高空气象及直升机进行了初步研究，因为风洞太小，没有具体实用的成果。

　　虽然有困难，虽然教学科研条件差，但西南联大的学风非常严谨，教学准则非常严格，并且有一大批学术修养很高的老师，正因为如此，所以能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都积累了非常好的学习习惯，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如果按当时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来衡量，西南联大的教育仍然属于很落后的教育，整个民国时期，正是西方教育高速发展的时代，即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未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物理学方面，新的理论如雨后春笋，数学和化学领域的成就也层出不穷。因为有战争的催化，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武器等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教育仅仅只能悲苦地维持部分教学，无法产生属于自己的新理论和新应用，更无法为处于灾难中的国家提供国防支持和工农业生产生活支撑，即使是西南联大，也没有真正帮助到中国抗战。

　　很多人把“中国饱受战争苦难”作为民国教育未跟上时代的最大理由。恰恰相反，相较于中国，美、苏、英、日、德等国的科学家们在战争中源源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推动本国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战争正是推动各国超越正常时期教育科研取得突破的良机，“二战”对世界各交战国的创新驱动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战争，只有中国例外。

　　④新旧中国的成就对比与总结论

　　对新旧中国的评价和对比，如果有一颗正常的心，其实并不难。但是，当下中国，人的思维都被搅浑，客观不再是精英公知的追求，“捏造和虚无”更为吃香，已经到了蛮不讲理和道德败坏的地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曾经跟一教授争论国民党军为何要从南京逃到重庆的问题，该教授认为，旧中国太贫穷落后，啥东西也不能造，根本无法跟日本碍拼，逃跑是正确的，是理性的。后来，我遇着一个机会去参加某部组织的教科书改革讨论会，该教授又托言，让我建议教材去掉“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说法。我问为什么要去掉？他说旧中国除了飞机、航母不能造，其它什么都能造，新中国根本不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的。我就反问他：过去，你不是讲蒋介石逃往重庆是因为中国太贫穷、太落后吗？你不是说旧中国啥东西都不能造吗？现在怎么又不承认当时一穷二白了呢？然后，他就无语了！

　　对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如果你心中有了“双标”，你就根本无法说出正确的话，任何结论都会带上你思维中固有的“正确定论”，这个顽固的结论，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对于新旧中国，虽然可以比较的事情很多很多，但我并不想记流水帐，也不愿意把民族和国家的老伤口重新撕开，我想先笼统地说两个结论。

　　中华民国时代：外国人不断地做出理论创新成果，我们没有公认的成果；外国人不断地把科技变成革命性的生产力，我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独立产业；外国人能不断地生产新式武器保卫国家，我们没有做出一件对抗敌的新式装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基本都能做到；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可以部分做到；外国人先做出来的，我们接着也能做出来，甚至做理更好。

　　旧中国，政府望着美国过日子、求尊严。

　　新中国，政府靠着自己独立自主地立于世界。

　　从过去二百多年世界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来看，中国大陆对于现代科技的贡献理论上讲接近于零，因为每一个现代产品的细胞中似乎并不包含中国元素，这里所说的元素是指最原始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一个现代产品中有没有中国原创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没有在科技革命中作出历史性贡献，但至少在跟踪性的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无论从理论还是工程，新中国都取得了超越历史的成就。下面就简单列举一下新中国前三十几年无愧于时代的部分科技成就。

　　部分理论贡献：

　　以中国数学家华罗庚与王元命名的“华——王法”；

　　以物理学家黄昆命名的“黄昆方程”；

　　以数学家陈景润命名的“陈氏定理”；

　　以数学家熊庆来命名的“熊氏无穷极”；

　　以地学家陈国达命名的“地洼学说”；

　　以数学家侯振廷命名的“侯氏定理”；

　　以女医学家修瑞娟命名的“修氏定理”；

　　以化学家侯德榜命名的“侯氏制碱法”；

　　以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命名的“吴氏通用理论”；

　　以生物学家冯德培命名的“冯氏效应”；

　　以生理学家蔡翘命名的“蔡氏核区”；

　　以生物学家童第周命名的“童鱼”；

　　…………………………….

　　部分工程技术成就：

　　两弹一星（1964年-1970年）；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

　　相控阵雷达（1972年）

　　屠呦呦的青蒿素提取与应用（1972年）

　　袁隆平及中国农业专家集体研究的杂交水稻（1973年）；

　　核潜艇（1974年）；

　　白银炼铜法（1975年－1979年）

　　激光照排（1979年）；

　　洲际导弹（1980年）；

　　运十大飞机（1968年－1980年）；

　　银河巨型计算机（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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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先生取得诺贝尔奖成就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做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获诺奖，最大的培养功劳在美国。相比之下，屠呦呦的成就则完全是新中国教育和社会实践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那就是院士数量问题，西南联大之所以被神化，还因为联大的毕业生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院士。院士，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科学家取得成就后给予的荣誉称号，首先，它跟新中国的科研教育事业进步有关，其次，它跟新中国的国防及工农医等建设事业有关，不只是简单与学校出生有关，更与时代有关。如果院士也可以作为评判指标，那新中国培养了近三千名院士，自然比民国时期多得多，怎么可以借此否定新中国教育？

　　可以非常自信地讲，新中国已经做到“人有我有，人无我有”，已经不需要看着列强的脸色行事，已经不需要害怕敌人打得我们毫无还手之力。共处同时代，中国已经可以做到跟任何对手公平竞争。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自信，靠的是教育，靠的是科研，靠的是独立自主。

　　总结论：

　　美化和神化“民国教育”是一剂乱世毒药，一剂让中国大众迷失教育方向的毒药。

　　更直接点讲，中国权贵阶层传播乱世的毒药，就是要籍此把中国教育引向崇尚精英的金字塔教育模式，是强烈排斥教育大众化发展方向的逆流运动。“乱世出英雄”不是指人人能当英雄，是多数人必须用悲剧命运去成全极少数人当大师。

　　旧中国，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少得可怜，教育塔顶上的精英就很容易成为文盲眼中的“大师”，一旦教育大众化，人民群众对塔顶集团的迷信也便逐步消失，这是权贵精英的恐惧所在。

　　当今教育和未来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权贵误导教育改革，是大量群众对正确方向的迷失，他们被精英的“大师教育”口号洗脑，深陷于“大师情结”之中，不知道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正在不知不觉地被边缘化，并不知道越来越广泛的教育不公平正在侵犯自己的权益，并不知道阶层固化的深层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失公。

　　阶层利益的两极化，表面看是政策分化所致，从人本身的进化度看，则是愚昧所致。中低阶层，只有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阶层的利益，才有可能动摇既得利益阶层的地位，如果要选择一个起点，那最好的起点就是教育大众化和公平化。

　　底层人，你若还迷信民国教育模式，那你处在底层就是活该，精英们正在把中国教育往民国模式上引导，竭力将两极分化的阶层关系进行严格固化。

　　是该清醒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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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于2020年8月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