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战略败笔

lameihua

　　01  旧事记

　　昨日翻文章，又看到清末那位叫杨延熙的小吏。此人原本口吃、说话不清楚，当时之所以能火一把，在于他当了一把谏臣，还是玩死谏的那种。然而他有没死成，而是成为一个笑话。

　　大凡死谏，总让人钦佩。但杨延熙的死谏，却让人想笑，想想却又笑不出。

　　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惨败，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沙俄趁火打劫，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郁郁而终。

　　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清廷与外国签订条约“皆使英文”，还规定大清“酌情于三年内选派中国学生学英文”。

　　如此一来，翻译就变成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于是在1862年，大清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招收学生学外语。主要是英文，也包括法文、俄文等。

　　与此同时，清廷也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搞洋务运动实现自强，就需要各方面人才；同文馆在1867年3月份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课程。这本是好事，毕竟数理化的用处比八股文强太多了。

　　但杨延熙受不了同文馆开设的这些“西学”，他在1867年夏天，用尽毕生智慧给朝廷写了一篇又臭又长的奏折（长达5千字）。

　　奏折开篇就用天灾示警来批判清廷不该设同文馆——

　　“从今年春天到夏天，一直干旱，没有下雨，还常常阴霾蔽天，御河的水也干了，京城里还出现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场昏天黑地长达两个时辰的大风。这种不祥的天象，肯定是因为施政上出了失误。京城中的街谈巷议，都说是设立同文馆的缘故，说向洋人求学是走上了‘师敌忘仇’的歧路。”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文痞胡搅蛮缠扣帽子。但杨延熙不是文痞，他自认忠肝义胆，为国请命。他知道同文馆的后台是奕訢、李鸿章等人，自己惹不起；便在写奏折之前准备了一副棺材，表示自己玩死谏。

　　英法入侵，大清危急时，他没有为大清毁家纾难。

　　敌人离开留下一堆烂摊子，大清要变法图强时，他开始忧国忧民，准备棺材寻死觅活。杨延熙在奏折里列出10大不解，其实就是10顶款式不同的大帽子。

　　02  扣帽子大王

　　杨延熙的第一大不解，讲先帝爷咸丰因洋人入侵逃往避暑山庄，总理衙门搞洋务，相当于“忘大耻而务于小耻”。嘴炮未动，口水先行，先给总理衙门扣一顶大帽子。

　　他的第二顶大帽子款式很搞笑：天文、数学、方技艺术这些东西，明明是中国最厉害、最先进的（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西学的那些轮船机器，和我们的太元、洞极、潜虚相比，在“幽深微妙”方面就未必及得上。——简单说，洋人很烂，搞洋务那是屈尊降贵。

　　第三顶大帽子有点疯疯癫癫：轮船机器，是洋人赖以压制我们的工具。我们向他们学轮船机器制造之术，不过是以轮船对抗轮船，以机器对抗机器，这是没用的，胜不了他们。中国几千年来没有搞轮船机器，疆土不也是一代大过一代？想我本朝康熙时代不准西洋轮船靠岸，洋人们不也得“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最近这些年我们被洋人各种欺负，全是因为沿海的将帅督抚“开门揖盗”。——服气不？

　　当然杨延熙也开出药方：如今的当务之急，不在学天文知识，而在改革人事；不在学数学知识，而在让政治回归清明。

　　此外杨延熙的大帽子还包括，但不限于——

　　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乃忠君爱国的骨干；洋学生容易被洋老师“施以蛊毒、饮以迷药”，消耗他们的“忠义之气”；让尊贵的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去向洋人学天文数学，他们被洋人污染之后，将来成为公卿大臣、督抚大吏，必然会和洋人“联合响应”，一起作乱。

　　在文末，杨延熙回到风水上，“同文馆”其名，是宋代奸臣蔡京当权时用过的监狱名，叫“同文馆狱”；是个专门残害忠良的地方，不吉利。所以请皇帝与两宫太后下旨，废除同文馆这个坏东西。

　　如此这般，连保守派领头人慈禧太后都被气得脸发绿，要宰了杨延熙。好在周边又有人告诉她，杀了他反而成就了其谏臣美名。慈禧硬生生忍了，杨延熙却瞬间名扬天下。

　　杨延熙的奏折堪称晚清最臭的文章之一，典型的打着爱国之名，行碍国之实。每一行文字都透露出浓浓的悲哀。但更大的悲哀在于，它竟然在那个时代引起强烈的共鸣。连远在湖北的曾国荃（曾国藩之弟）都在阅读，在家书里称赞杨廷熙“有胆有识”。

　　其实当时洋务运动的反对者中，杨延熙只是小角色。同文馆最大的反对者，是一个叫倭仁的道德楷模。

　　03  道德模范

　　倭仁，同治皇帝的老师，蒙古正红旗人，27岁就高中进士（相当难得）。学术上，他是京师理学派扛把子。他的道德人品连曾国藩都非常钦佩。

　　曾国藩在日记中对倭仁评价极高：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咸丰皇帝继位时，倭仁上奏折阐述：正人君子如何好，刻薄小人如何差，治国安邦非要重用君子，远离小人。

　　至于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倭仁没说，只表示相信皇帝一定能慧眼识珠，把他们识别出来。这一通高水平的马屁把年轻的咸丰感动得一塌糊涂。

　　然而英法联军打到京师，这位古板的同志依然是那套拍马屁的风格；还在大谈“治本”之论，把咸丰气得够呛。咸丰死后，道德出众的倭仁成为“帝师”。

　　既然是帝师，搞论战就该拿点干货出来。倭仁帝师站在立国之本的高度，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认为西学东进，会使得知识分子数典忘祖，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

　　恭亲王奕訢被他搞得很烦，就反驳说，“该大学士上次的奏折里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要学算术不必师从夷人。那么，该大学士肯定知道哪里有超越洋人的算术人才。臣请择地另设一算术馆，由该大学士负责聘请教师、招生授课，以观其成效。”——你行你上。

　　倭仁一听要干实事，傻眼了；赶紧表示自己并不认识“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随便推荐。这就是晚清道德模范的成色，也体现出守旧派的强悍。

　　实际上这场同文馆之争，并非简单的守旧派与洋务派博弈，而是体现出那时人们对科技的无知、恐惧与漠视。

　　偌大的一个大清，对科技无知到这个程度，是非常不可思议滴。

　　开设同文馆，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起点，是大清自救的最后希望。

　　那些守旧派打着爱大清的旗号，最终合力把大清推向灾难的深渊。

　　纵观中华帝国数千载，最大的失误就是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世纪大变革，帝国却沉淀（注意这个词）了一大批强悍的保守派。那群人讲道理头头是道，办实事一窍不通。

　　造成这种千年失误的原因是什么？

　　04  千年因果

　　首先，很多人会想到汉朝独尊儒术，吹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造成精英与凡夫阶层脱节。每个王朝都培养出一大堆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他们争论“古经”与“今经”的差别，热衷于给每一位皇帝涂脂抹粉。

　　其次，也有很多人想到宋朝重文轻武，从而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夸夸其谈。倭仁同志其实就是理学的忠实信徒。

　　再次，还有人想到明清闭关锁国，搞得中国和外界脱节。中国沉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欧洲已经开搞工业革命。

　　这些都很有道理，但如果把这几条加在一起，就会得出另一个结论——抑商。

　　独尊儒术也好，重文轻武也罢，闭关锁国也罢，其实都在抑商。

　　或者说，抑商就是中国历史最大的战略性败笔。

　　因为抑商，社会流动性大幅下降，社会结构变得很脆弱。

　　因为抑商，整个社会缺乏科研动力与实践欲望，沉溺于农耕文明而无法自拔。

　　05  痛点

　　当然中华帝国时代的抑商和重农连体而生，叫重农抑商。

　　重农很好理解，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多种粮食（重农）才能增加活命几率。

　　话说重农就重农呗，干嘛抑商呢？按照历史逻辑线条——

　　战国时代，重商的齐国和楚国输给重农的秦国。大家以史为鉴，历代以农为本，让大家一股脑去种地。

　　然后就是汉朝提倡独尊儒术的腐儒们、宋明推动重文轻武的腐儒们、清朝推动闭关锁国的腐儒们，只知夸夸其谈而不懂实践，轮番登台演出，扼杀了科研动力。

　　即便是接近资本主义萌芽的两宋与明朝中后期，纯粹的商业也没得到真正的传承发展，所有商圈都是红顶商人或儒商。

　　正是在如此情况下，一场甲午战争失败，就让数十年洋务运动变成竹篮打水。

　　最特殊的例子，就是福州船政局。

　　1866年，也就是保守派和洋务派关于同文馆之争的前一年，清廷设立福州船政局，作为帝国的军舰建造基地。

　　在左宗棠等人的运作下，它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先后建造了兵船、炮舰、巡洋舰等共计40艘，是当时整个亚洲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基地。

　　但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福州船政局便一蹶不振，逐步失去造船能力。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很简单，船政局成立之初没有经济收益，全靠财政拨款。

　　船政局最初的费用，依靠福建海关每月拨款5万两白银勉强维持；后来又从茶税中每月额外拨付2万两；完全就是“以官养商”的模式，被当成兵工厂。

　　为改掉这种弊端，左宗棠等人提议，通过建造商船发展经济。这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有利于船政局蜕变成一个经济体，实现财政平衡。

　　但是这个建议遭到总理衙门的禁止。

　　面对倭仁时，总理衙门是变革派。

　　但面对经济问题时，总理衙门则变成保守派。因为总理衙门的管家们根本没有商业思维，更不愿意为了船政局的财政平衡而面对倭仁等人的口水。

　　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面临巨额赔款，无力“以官养商”，船政局瘫痪，东亚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就此沦为废墟。如果能开发出造商船的功能，那么即便甲午战争失败，船政局依然可以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制造业龙头骨干。

　　为什么会如此？答曰，没有纯粹的商业思维就没有市场经济，就无法推动制造业发展。

　　历史教材上有句名言——落后就会挨打。

　　更准确的说辞是，制造业落后就会挨打。

　　06  思索

　　现在回过头看，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中国历史最大的战略失误便是抑商。

　　当然也不全是事后空谈。现在制造业仍然是国之根基。

　　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前所未有地重商。换个角度想想，其实就是把过去几千年抑商的欠账给补上。

　　不再抑商的今天，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的一切工业产品。

　　反思这些历史——

　　一方面很有意思，锤炼一下思维，感觉自己还没有进入混吃等死的状态，吹牛时多了一个话题；

　　另一方面也挺没意思，现在搞事实体制造业的群体，似乎日子并不是很好；至少远不如搞房地产与金融业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