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邻近年底，医保局又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

lameihua

　　邻近年底了，医保局又给所有人送出了一份大礼。

　　12月28日，医保局公布了2020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结果，有119种新药首次纳入医保，创下谈判药品数量之最。

　　更让人欣喜的是价格。

　　据悉，这119种新药在谈判中平均降价幅度高达50.64%，其中14种目录内的、单药年销售额过10亿的独家药品降价幅度也达到43.46%。

　　在这次降价谈判中，医保局的专家们又一次发动了神级砍价技能。

　　医药代表抠抠索索的把价格下降五毛，医保局专家马上就“笑里藏刀”的警告他：

　　“别挤牙膏似的，这样不容易谈判成功。”

　　医药代表说，我们给到的价格已经是全球最低价了，医保局专家轻描淡写的回应：

　　“全球最低价，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从去年年底医保局专家的“我是代表14亿中国人这个市场在和你谈”，到前段时间把心脏支架价格爆砍90%，再到这次119中新药大规模批量砍价。

　　强势的医保局，大规模的集中砍价，让喜笑颜开的病患家属人人说好。

　　而就在短短几年前，医改不力、看病难看病贵，这还都是人人经常提起的话题。

　　国家在这几年里，究竟做对了什么？

　　2014年的两会上，钟南山直接向医改开炮：

　　“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是不是有效的得到解决了…近五年来的医改没有明显突破，有些地方甚至做的更差了。”

　　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医改，外界给予厚望，国家也雄心勃勃的提出了“一个目标、四梁八柱”的构想，而且投入巨大，光2009-2011年三年间，国家就新增投入超过13800亿元，成本不可谓不高。

　　但最终取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出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在于体制。

　　国内的医保体系在建立之初就处于一个高度分割的状态，人社部管医保项目的目录，发改委负责定价，卫计委负责招标采购，医保部门只负责掏钱埋单。

　　业内人士对此也有微辞：“花钱的制定不了价格、定价的不管使用规范”。

　　如此“九龙治水”的局面，是多年来医改推进缓慢的最重要原因。

　　而就在钟南山怒批医改不力的同一时间，一套行之有效的医保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已经初步成熟了。

　　福建三明，那里是孕育中国医改新思路的摇篮。

　　2011年8月，三明市副市长詹积富出任三明市医疗改革小组组长，这是个苦差事。

　　此时的三明市城镇职工医保基金账户上，已经有超过2亿元的亏损，面临穿底的风险，而其中支出的大头，就是药品和医疗耗材。

　　詹积富大刀阔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实行联合限价采购，压缩药品价格中的灰色空间。

　　在詹积富看来，全国300万医药代表就是高药价的最大推手。

　　“医生是白衣天使，他们受过那么多年教育，觉悟能比一般人差？要不是那三百万医药代表在旁边像蚂蚁一样围着他们，贿赂他们，他们会给老百姓开神药吗？”

　　而要对高药价下手，就必须要把定价、采购、支付三大职责统一到一个独立机构上，才能进行高效而强势的砍价。

　　在三明市医改小组牵头下，隶属于不同部门的24个医保经办机构被整合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直属于市政府管理。

　　医保里账户里的钱怎么花怎么省，全都由管理中心全权负责。

　　药品耗材想要进入三明，医保金管理中心必须得先点头。

　　詹积富的集权改革立竿见影。

　　2011年，三明的医保基金尚且“收不抵支”2个多亿，到2012年已经做平，其中药价的下降居功至伟——2011年药费9个亿，2012年降到7.5亿，2013年更是只有5.7个亿。

　　到2018年，三明市医保账户累计结余22.46亿元，人均医疗花费1500元，不到全国的一半。

　　三明模式的成功迅速吸引来了上层的目光。

　　2016年6月，三明的经验在全省铺开，福建省成立省级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

　　2017年年底，中央深改组和相关部门，陆陆续续来到三明，调研这里的医疗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18年2月的19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避免政出夺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这也为整个国家的医改工作定了调：必须有一个强势部门全权负责。

　　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正式挂牌成立，直属于国务院。

　　一把手胡静林是原财政部副部长，二把手施子海是原发改委副秘书长。

　　这样重量级的人事任命，国家对医保局的重视程度和改革决心不言自明。

　　以往四五个部委分管医改，职责划分不明，还存在内耗和掣肘。

　　比如老百姓抱怨医保不给抗癌药报销，但实际上医保名单里有什么这是人社部的事儿，医保想帮但有心无力，最后事情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只能埋怨国家。

　　只有把权力全都集中到医保局手里，让医保局真正说了算，医保局才有能力对医保账户里的钱负责，对整个医改的成效负责。

　　所以，医保局的谈判专家们能在药企面前能有如此的底气，关键在于国家放开了权力。

　　每一次振奋人心的医保谈判，本质都是医保局在以“团长”的身份向药企拿一个14亿市场的团购价。

　　医保局的霸气砍价，表面上看是以巨大的市场需求撬动支付端的低价，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大权在握的医保局有能力向整个医疗灰色链条动手。

　　詹积富早就一针见血的喊出，医改的第一步是药改，药改的本质就是反腐。

　　詹积富在各地推介三明模式

　　面向药企做集中采购，是争取流程透明，杜绝中间环节的吃扣拿用；把采购价格做公示，是便于患者监督，防止药企以各种回扣形式抬高实际药价。

　　2019年，医保基金总支出19945.73亿元，其中药品采购总金额9913亿元，占医保总支出的49.7%。

　　作为参考，三明市药品支出占医保总支出的28%（2013年）。

　　当然，全国市场与人口只有300万的三明并不能做直接对比，但能确定的是，整个医改中的药品价格，还有非常大的下降空间。

　　把医疗腐败链中的既得利益者清除，减轻医保和老百姓的负担，不再让老百姓买不起救命药，不再让慢性病买药拖垮一个家。

　　所以，医保局专家与医药代表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还会继续，“我是代表整个中国市场和你谈”这样的霸气砍价瞬间，也一直会有。

　　至于医生群体对收入下降的担忧，其实也大可放心，因为国家借鉴三明的经验，就一定会把其中正确的、有价值的部分都全盘推广到全国。

　　从2012年到2018年，三明市医保累计节约55.25亿元，医疗机构的医务性收入累计增加18.35亿元。

　　作为高门槛高强度的职业，救死扶伤的医生理应有一份高收入，药改就是要把医生们应得的收入，从灰色收入变成正当收入。

　　因为白衣天使，本来就应当是沐浴在阳光下的人。

　　说回詹积富说的“药改的本质就是反腐”这句话。

　　其实，整个药改都是中国反腐倡廉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这八年间国家的思路其实非常清晰，先从党的内部开始“打老虎”，让老百姓建立起来对党的信任。

　　然后我们开始从老虎到苍蝇，保证地方政府的纯洁，保证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可以最大程度的被落实。

　　这两步走完了，执政党的根基也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对这个社会中其他的既得利益者下手，比如反垄断，又比如医改药改。

　　这些既得利益者此前吃下的好处，都会一点点让他们吐出来还给老百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最近这些年，在公开场合党的领导经常说这句话，而这句话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党的初心是什么？是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使命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党的具体任务会有不同的变化。

　　比如说建国前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把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封建残余、资产阶级买办等势力都从中国清除。

　　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变成了发展经济，变成了效率第一，我们必须要把中国的制度同市场规律结合，所以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们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等市场发展的充分了，一些资本力量发挥完自由竞争的活力后，开始露出来一些弊病的时候，国家就要对这些得利者进行修理，保障更多老百姓的利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要任务。不同任务之间在过渡期交接的时候，就是需要大力改革，破除积弊的时候。

　　改革当然需要缓慢的推进摸索，也需要相当多的人承受阵痛。

　　但无论怎么做，共产党的初心始终都是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的人民利益服务。

　　这一点，绝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