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锐评：给西医上一课：新冠肺炎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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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全世界死亡数已经很多了，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是216万，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考虑到全球主流的医疗方法乃是西医，那么我们可由此推测，西医对新冠肺炎的认识非常不清楚，治疗机理十分糊涂，甚至南辕北辙。

　　因此，给西医上一课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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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的理念看，西医采取对抗性疗法，所谓“抗病毒”、“清杀病毒”的理念，存在重大误区。

　　因为病毒个体很小，往往深入人体各个细胞。让药物与病毒进行对抗，就等于让药物与病毒同时对人体细胞下手，左右夹攻。这样对人体的损害将会加倍甚至增加数倍。（相对而言，药物对细菌的攻击，精准度稍高一些。因此对于细菌性疾病，对抗疗法稍微有效一点。）

　　尤其是新冠病毒非常凶狠，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都可能造成损伤。一旦到了发作期，疾病的发展往往非常迅速。西医认为，这样严重的病，需要加倍用药。这就更增加了药物对人体的攻击和损害，导致患者死亡率奇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武汉疫情初期，纯西方医学疗法，新冠病人死亡率很高，其中重症28天死亡率高达61.5%。比如年轻、无基础病的李文亮，被西医七治八治，就给治死了。

　　英国的数据，《英国医学期刊》2020年4月30日发表的文章显示，16749位入院病人中，33%死亡，死亡率超过了埃博拉。

　　不仅如此，进了ICU的病人死亡率45%，其中上了机械通气的病人死亡率53%。

　　这是相当恐怖的数据。

　　中医的治疗理念具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医不是直接让药物与病毒对抗，而是通过药物增强人体的防御能力，帮助人体与病毒对抗。在这样的理念之下，药物就不会损害人体（或损害很小），而且会增强和改善人体的机能。

　　在西医对抗疗法之下，即使治好了病，也往往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就算这样，西医也往往将其吹嘘为“治愈”。而中医疗法的后遗症要小得多。如果中医治疗造成后遗症，或者说和西医治疗那样“治愈”病人，被患者告到法院，非吃官司不可。

　　而对于新冠肺炎这样严重的疾病来说，西医就不止是产生后遗症的问题，而是直接造成大规模死亡。

　　2

　　具体到对新冠肺炎的疾病机理，西医也是很糊涂的。

　　新冠肺炎，这个命名有问题。表面上看，患者在临死前的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急促，因此似乎是肺出了毛病。因此，西医的基本处理方法是不断设法给肺部输入氧气。比如上呼吸机，甚至上人工肺（ECMO），等等。

　　但是解剖发现，诸多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栓形成）。

　　之所以最后出现呼吸急促等问题，乃是由于血液供应不足，或者说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下降，导致全身器官的工作能力下降（包括肺部）。这本来是需要通过增强循环系统的输送能力来解决的问题，西医却一味地试图通过增加肺部供氧量解决，完全是南辕北辙。

　　打个比喻说，某个地区受灾，需要从其它地区调拔粮食。结果由于汽车数量不足，使得运力严重不够，无法把足够数量的粮食运到目的地。西医只知道“粮食不足”这个问题，于是拼命地把粮食运到栈场。结果粮食越堆越多，那边灾区却仍然饿殍遍地。甚至由于栈场负荷过重，导致问题更多、更复杂、更严重。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栈场堆积的粮食无法及时运输到灾区。

　　同样的道理，新冠肺炎其实主要不是肺本身肌肉呼吸能力有问题，西医却拼命地在肺上面做文章，动不动就使用呼吸机，甚至上ECMO，同样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灾难。一解剖才发现，很多人死亡是因为使用呼吸机，而被痰堵死了气管。西医的办法不是救人，而是加速了死亡、增加了死亡率。

　　从根本上来说，这其实也是西医方法和理念所造成的。所谓“科学方法”，实质就是分科处理、割裂整体的方法。什么内科、外科、五官科、骨科，名目繁多，把人体割裂开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其实头痛可能是因为肝肺出了问题，脚痛可能是因为心脏出了问题。但西医不管，因为各科被割裂，治疗头痛的医生不管肝肺，治疗脚痛的医生不管心脏。这样怎么能把病治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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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科学”方法其实不太适合医学。尤其对于复杂的病，必须运用哲学的、整体的观点去思考和处理，前思后想，思此及彼，在普通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医的方法。

　　中医认为，新冠肺炎的根本病机不在肺部，而在于寒湿。新冠疫情是一种“寒湿疫”。

　　寒，是因为气血运行不畅，能量传递不到周身。湿，是因为人体的脾、肾有问题。中医所讲的脾、肾往往都不是指具体的器官，而是指人体的内环境。脾主要代表胃肠所处的内环境，肾则主要指的是全身各重要器官所处的内环境。包括肝、肺、子宫等，当然也包括肾脏本身。

　　要治疗寒湿之疫，必须充分调整人体内环境，驱寒化湿。

　　清肺排毒汤的核心理念就是驱寒化湿。葛又文说：“只要临床症状得到控制和改善，患者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只要寒湿疫毒顺利排出，核酸转阴是必然的，这样病亡率就会大大下降。”

　　中医的名词比较难以理解，我们用比喻来形容一下吧。

　　寒湿之疫，就好比冬天下连绵的大雨，把下水道都堵住了，又寒冷又潮湿。导致的问题是，水越涨越高，人无处可以躲藏，就只有浸泡在水里，结果导致更加寒冷，就容易出大问题。

　　这时候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把下水道疏通。但疏通的时候可能会把人冻僵，所以做疏通工作之前，应该让操作人员身子先热起来。

　　治疗新冠时具体怎么办呢？就是先要用一些让人能感觉燥热的药，让人的气血运行起来。

　　以清肺排毒汤为例，其中包含中药细辛。细辛的主要作用有祛风，散寒，行水，开窍，很容易让人感觉燥热。

　　在清肺排毒汤处方中细辛的用量是6克，超出药典的标准。在葛又文看来，想要破除湿毒郁肺，就要温肺化饮。应对疫情，3克达不到效果，前三付建议用到6克。

　　这就好比在疏通下水道之前，必须让作业工人身体充分热起来，才不会被下水道的水冻僵。等到下水道疏通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同理，新冠患者在喝完前三付汤药后，后面再喝清肺排毒汤，细辛的含量就没必要那么高了。

　　接下来，该疏通下水道了。人体内的下水道主要就是指经络。疏通经络就可以化湿。当然，如果更具体地说，化湿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疏通经络（类似于疏通下水道）；二是把湿气直接排出体外（好比把下水道中堆积的水直接舀到别处），一般出大汗可以起到这种作用。这里不作更详细讨论。在实践中，清肺排毒汤中的五苓散主要作用就是化湿。

　　清肺排毒汤由四个古方构成：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每个方又由若干种具体的中药组成。在应对疾病时，每个方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构成互补。有的主要驱寒，有的主要化湿，有的起着其它作用。

　　这样由若干个小方组合成一个大方的配药方法，可谓极具想象力和创新性。

　　我们总结一下：

　　简单来说，寒主要是气血问题，需要改善血液循环系统。

　　湿主要是经络问题，需要改善经络系统。

　　这两个系统改善了，人体就有了生命力，能够与病毒进行搏斗，将病毒驱之体外。

　　人体内有三大通道：

　　信息通道：神经系统；

　　能量通道：血液循环系统；

　　物资（组织液）通道：经络。

　　新冠病毒之所以凶狠，主要在于它会破坏人体的能量通道和物资通道。所以治疗新冠肺炎的要诀在于维护和打通这两大通道。绝不能象西医那样隔靴搔痒，一味在肺部做文章，离题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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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头看看西医治疗方法的谬误。

　　1月23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张诚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在重症治疗的方法上，主要采取了四方面措施。

　　一是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提高患者氧和能力；

　　二是实施免疫治疗，在国家专家组的指导下，有部分重症病例已经使用恢复期血浆提高治疗效果；

　　三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辨证施治，一人一方；

　　四是抗病毒治疗、对症治疗，必要时采取ECMO治疗。目前4例危重型病例和8例重型病例都进了ICU病房接受治疗。

　　这种治疗方略，明眼人一看，其实就是西医主导，中医不过是陪衬和摆设。

　　不要轻视这套方略，它是由国家级专家和省专家共同制定的，已经是西医治疗方案的顶级配置。但这个顶级配置，在治疗新冠时依然漏洞百出。从1月22日到1月24日，短短三天时间，吉林省的重症病例就从7.7%上升为15%！

　　问题在哪里呢？

　　（1）所谓“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提高患者氧和能力”，主要措施无非就是吸氧。前文已经说了，这一措施就好象在栈场堆积粮食，而远处的灾区依然饿殍遍地。新冠治疗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氧气，而在于氧气的输送能力，这需要通过改善血液循环系统解决。西医完全是南辕北辙。

　　（2）使用恢复期血浆提高治疗效果。这种办法，其原理是：已患过新冠肺炎的人身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用患过新冠肺炎的人身上的血浆，注入新的病人体内，就可以帮助抗病毒。问题在于，他人的血浆乃是外来之物，人体内会自然产生排异反应，这种排异作用，对于一般病人或许可以接受，但对于危重病人而言，这种打击可能会致命。这种治疗方法，不符合中医对危重病人“扶正”为主的思路。

　　（3）抗病毒治疗、对症治疗，实际就是试图用药物去直接杀死病毒，其结果却是药物与病毒对人体实施夹攻，加速病症的恶化和病人的死亡。

　　（4）所谓“必要时采取ECMO治疗”，实际已经是西医的最后一招。然而这一招，同样是南辕北辙，没有抓住改善人体循环系统这个主要矛盾。

　　那么，对于呼吸困难，可能连药都吃不了的病人，中医该怎么办呢？确实也需要改善呼吸功能。

　　此时，中医可以用针灸疏通经络，帮助病人改善呼吸，往往一针见效。这种改善呼吸的方法，绝不会象西医那样，出现痰液把气管堵死的情况。一旦呼吸顺畅，立刻喝清肺排毒汤，改善循环系统，病症即可迅速缓解。

　　5

　　表面上看，西医做得十分精致，连病毒的基因片断、分子结构都弄得清清楚楚，肯定十分高明。其实很多时候，这纯属装13。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以计算机编程来比喻吧。七十年代编程，多用二进制机器码，编一段程序，一个极小的功能，能耗死无数脑细胞。二进制，0，1，0，1，能说不精细吗？但这样的电脑究竟有多少用处呢？

　　八十年代，开始用高级码编程，也就是可以直接用人类看得懂的字母编程，效率就高了千百倍。一段高级码，相当于数十倍长度的二进制码。

　　九十年代开始，人们创造了可视化编程模式，并将大量的功能封装起来，形成一个个功能函数（或控件），需要的时候，编程者可以直接调用相关的功能函数（或控件）。这样，就使编程工作相对二进制编程提高了千万倍。这就是高级编程。

　　高级编程，并不需要知道每个控件的具体工作原理，只需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就可以。

　　拿药来说，就是说，人们并不需要知道每种药的分子组成是什么样的，只需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就可以。然后把几种药组织起来形成方剂。这就是高级思维、高级组方的原理。

　　葛又文的思维层次则更高级，他不是以药为单位，而是以方为单位（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进行组合，形成高更级的方（清肺排毒汤）。

　　西医非要装13，好好的高级方法不用，固执地回到类似于七十年代那种二进制的编程方式，要求搞清楚每种药的分子结构。基层（分子结构）与顶层（方剂）的关系如此遥远，鬼才搞得清楚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闹出的笑话很多。比如，人参与胡萝卜的分子结构相似，所以西医认为人参的药用价值与胡萝卜差不多。

　　平时搞这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西医还能蒙住不少人。可面对凶悍的新冠病毒，西医的鬼画弧立即就显出了原形。

　　事实上，人类的因果思维需要一定的架构和层次。因此，高级方剂的拟定也就必须构筑在药物高级宏观的表现之上。以药为基础，或者甚至象葛又文这样，直接以方为基础，构建新的方剂，才符合人类的思维规律和把握能力。

　　6

　　从宏观思维角度看，首先要把握药剂对人体的宏观影响，包括具体的症状表现，以及对各个器官组织的影响。然后把相关因素联系起来思考，思前想后，思此及彼。从而全面把握病症的特点。

　　而西医则反其道行之，急着去研究病毒的分子结构、基因组成，研究这些微观的东西。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新冠病人到现在死了二百多万，西医仍然毫无办法。

　　笔者并非全然反对进行微观研究，但研究一定要老老实实，能研究到什么程度就研究到什么程度。不要装13。西医非要把自己的方法称为“科学”，而把中医的方法称为“伪科学”，这样就过分了。

　　按照中医的宏观研究方法，对于疫情，首先应该研究清楚，它属于寒疫、湿疫还是温疫。近三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多是瘟（温）疫，包括建国后的一些流行性疾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肠伤寒以及肺炎、麻疹等疾病，皆属于温病范畴。其基本特点就是会造成内热。身体内部发热，发烧，致使器官运行紊乱。这类病往往需要采取降温措施。

　　而新冠肺则与三百年来的主流疫情截然不同，它属于寒湿疫，绝对不可轻易采取降温措施。相反，要让病人在初期充分发热、发汗。

　　这就是中医抓住宏观、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

　　而西医呢，急着搞清楚病毒的分子结构、基因组成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只好跟着感觉走，呼吸困难就上呼吸机，甚至上ECMO；病毒繁殖太快，就加倍用药杀灭。结果病人不是被痰液憋死，就是被药物杀死。或者多种并发症大爆发，导致突然死亡。

　　事实证明，古人并不比今人笨。西医以所谓科学昌明为由，要求抛弃古人“向前看”，结果砸了自己的脚。由于这次的新冠病毒属于寒湿之毒，不同于三百年来的瘟病之毒，还只能从古人那里寻找灵感。葛又文所裁取的四个方剂，就是一千八年前的医圣张仲景拟的方子。

　　这是因为张仲景所处时代，主要的传染病属于寒湿之疫。那时疫情确实非常凶猛，反复发作，人口大幅下降。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六千万，到三国时，锐降为八百万。毛泽东曾说过：“原子弹不如刘关张的大刀长矛厉害”。其实，导致这一时代中国人口锐减的更重要原因并不仅是战争，而是传染病。

　　不过人类也逐渐会摸索到一些抗疫的方法。张仲景应该是当时对疫病认识最深刻的一位。

　　魏晋时代，名士多喜服“五石散”。服用之后，据说能散寒气，补不足，祛病延年。不过服“五石散”后身体易发热，如果穿窄衣，易导致皮肉发烧擦伤，所以那时的人喜穿宽大的衣服。现代人以为那时的人非常潇洒倜傥，其实他们心中实在是苦不堪言。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些古人。是他们的不断实践，指导和提醒了今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付新冠病毒。

　　中医，其实是国医，护佑中华民族、护佑国家强盛之医。而西医则是外来之医，掺杂着强烈的利益侵蚀动机。经过新冠一疫，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整个的医疗理念，高举国医大旗，才能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永远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