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放歌：社会形态的演变（三）

大参考

　　西周时期的封建制，与十七世纪以前的欧洲非常相似——神圣罗马帝国更似周王朝，而非秦王朝。也就是说，如果以封建社会作为坐标，中国比西方足足领先了2000多年。正如独立后的欧洲各国立即萌发了资本主义并迅速发展，我们一直以为应该在明朝中叶发展的资本主义，其实早在秦朝就该萌芽了。果真如此，中国将继续比西方领先1800年左右。但是，由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却诞生了“君主集权制”这样一个怪胎，并且延续两千年而无大的变化，其因何在？我想不外乎三点：

　　其一，长期凌驾于世俗政府之上的罗马教廷，直接或间接引发了欧洲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西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三大运动，每一次都与百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此相对应的是，儒家思想在强大且无任何制约的天子维护下，彻底遏杀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二，除教皇外，西方封建社会时期君主权力，还受到代表社会力量的议会（法国的三级会议、英国的国会等）的制约，其结果是“社会强于政府”。中国则反之，在君权神授的专制体制下，政府始终强于社会。前者的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后者的经济则完全按照统治者的意图前进或后退。

　　其三，重农轻商思想对中国经济的抑制。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提出了“强本抑末”的口号，本即农业，末即商业；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轻商政策，并把天下富户尽迁咸阳而加以管制；汉承秦制，不仅实行“盐铁管营”制度，更将商贾列为四民之末（士农工商）。如前所述，在政府强于社会的情况下，无论重商还是重农，社会都毫无反抗之力。于是，两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资本主义虽有种子却始终缺少可以萌芽的土壤。

　　我们以宗教改革为例，略述三大运动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

　　第一，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因宗教改革引发的百年纷扰，使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陷入衰退。各国终于认识到久战俱伤的教训，开始逐步采取宗教宽容的政策，并成为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源泉。这一宽容政策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意义，从仅仅因为对“地球是宇宙中心”有所怀疑，就被送上火刑柱的布鲁诺，就可以清晰了解。

　　第二，战乱使具有先知先觉的学者们，认识到新旧教徒没有哪方可以完全获胜，“统一教义”已经成为奢望，于是将研究方向从神学转向了自然科学，首选的则是与上帝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宇宙——天文学。天文研究促进了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发展，开普勒三大行星运动定律、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发现，温度计、压力计、望远镜的发明，莫不与天文学有关密切的关系。而上述种种，正是洋务运动时中国人所谓的“西学”。

　　第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席卷欧洲、历经三十年的宗教战争，使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推动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正是在这些民族国家中，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霸主相继崛起。民族国家取代神圣罗马帝国，类似于秦王国取代周王朝，前者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依据，但这种“必然”却因前文所述种种原因，而没能在中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弊大于利。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基督教教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那就是一个被绳子捆绑的人，通过反抗挣脱了束缚，从此一路向前。而当时的中国，则如一个安坐太师椅的老者，感觉不到束缚，也就没有反抗和挣扎。正如胡适所言：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当然，这种比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无论罗马教皇还是欧洲世俗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都远不及中国的朝廷。以明清为例，如果某个学者如马丁·路德一般，公然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就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展开公开辩论，其下场恐怕不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