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高考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

lameihua

　　伯陵说：

　　吾生而弱乎，

　　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

　　1

　　今天的封面图，来自衡水中学生演讲的截图：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我们一边奔跑一边呼喊是为了什么？是假装吗？是作秀吗？我们是为了改命啊。”

　　这个小伙子站在台上讲的激情澎湃，家长在台下听的痛哭流涕，可能感觉小伙子的话说到心里去了。

　　但是我看了几遍视频，总觉得哪里不对。

　　那种激昂的神态、夸张的肢体动作、设计非常精妙的话术，都在说明他不是自己口中的土猪，很可能是城里的一颗白菜。

　　此番演讲，他不过是站在“土猪”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充斥着浓浓的二愣子气息。

　　不过小伙子的演讲，还是说出一个考生和家长的共识：高考可以改变命运。

　　和考生家长的共识相反，大部分工作多年的朋友，基本不相信“高考改命”的说法，下面是前几天读者的留言，按照阅读/点赞的比例来看，还是得到蛮多人认可的。

　　那高考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其实这件事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讨论，恢复高考至今44年，改变命运在战略上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在战术上依然存在机会。

　　我们说起改变命运，往往是说穷人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后考公—升职—做省/厅/处级领导，或者下海创业—发家致富—做大公司老总。

　　这条路子确实存在过。

　　我们说过无数遍，上一代人参加高考的时候，正面临国家转型时期，各个领域都极度缺乏人才，只要读过大学就是天之骄子。

　　而且那时候政府在搞干部年轻化，市场在承接国外产业链，政商领域都有大把机会，供上一代年轻人抢占滩头。

　　几十年下来，高考成功的学生只要吃苦努力，再加上脑子灵活，几乎都能改变命运，最起码也能摆脱农民的身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公粮。

　　他们那代人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大概率能遇到一堆带“长”和“总”的同学。比如厅长、部长、局长或者国企总经理、私企老总等等。

　　极有可能高中一个班50人，其中有20多人是“长”和“总”，高考改命在前几十年是很正常的。

　　人才供给和市场需求不成正比，才是上一代人高考改命的背景。

　　但是教育普及以后，高考成功的学生指数级增长，不仅满足了市场的需求，甚至出现严重过剩，导致非985、非硕博大学生的含金量极度贬值，自然就承担不起改变命运的重任。

　　我们这代人，别说一半高中同学做“长”和“总”了，全校能出三五个就烧高香吧，大部分人只能勉强找一份工作，糊口而已。

　　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参加高考的人，和几十年前没参加高考的人，手里能改变命运的牌其实差不多。

　　这就是为什么说，高考在战略上改变命运已经不可能。

　　2

　　既然一纸文凭的含金量降低，那就必须附加一些其他东西，才能进行战术性改命。

　　比如高考分数高一些、大学的学历高一些。

　　社会环境稳定以后，不论政府还是企业，更需要按部就班的螺丝钉，在系统的惯性下维持系统正常运转，那么用一刀切的方式，筛选出及格的人才，就完全够用了。

　　大家都是一个脑袋两只胳膊，用人单位用什么方式筛选呢？

　　只能是分数和学历了。

　　虽然高考分数和大学的学历，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但起码能证明你学生时代的能力，并且未来可期，给用人单位提供一种安全感。

　　于是分数高的录取，各方面都不行的刷掉。

　　就像女方要求车和房才愿意结婚一样，女生本质上要的不是车和房，而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及经济实力带给女生的安全感。

　　所以房子大、车子好的男生，往往有更宽的择偶范围，更容易娶到颜值和智商都高的妻子。

　　分数高、学历高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优越的工作，以及肉眼可见的光明前程。

　　国家级领导基本都出自清北，普通劳动人民来自初高中，便证明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通过高考进入清北的学生，人生上限是国家级领导（概率很低但理论上可以），下限是衣食无忧。

　　而高考失败的学生，人生上限才是衣食无忧，下限则是没有下限，失业、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都可能遇到。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分数高、学历高不就是战术改命么？

　　比如选择一个城市。

　　我们在《和毛泽东一样想点大事》里说，人生永远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你只有发了上等愿，才有可能享到下等福。

　　如果一开始就以“经营小日子”为目标，大概率是经营不好小日子的。

　　我10年前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关系很好的哥们。

　　其中一个刚毕业就回了老家县城，家里给找了某局的工作，月薪1500块钱，工作几年不用考试就转成正式编制，月薪涨到2500块。

　　在他的家人们看来，孩子的生活已经稳定，接下来就可以结婚生子了。

　　可这哥们活的很抑郁，每天上下班之外就没什么事了，工资还不高，感觉结婚以后根本不能养家糊口。

　　即便想做点什么副业吧，也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因为在我们老家县城，除了挖煤和事业单位，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

　　直到有一天，哥们想用大学的影视专业知识，尝试一下影评类自媒体，问我有没有搞头。

　　那时候自媒体还是蓝海，只要内容不错，每个领域都有上升空间。

　　我就说，做吧，可以搞。

　　哥们每天忙到晚上12点，短时间内就积累了不少粉丝。

　　结果悲催的事情来了，他妈发现孩子睡觉太晚，以为他大半夜不睡觉在做坏事。周围邻居也在议论，说那家人晚上12点还亮着灯，有毛病吧，肯定是不务正业。

　　于是他妈就每天晚上查岗，监督哥们早点睡。这哥们也受不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没做多久就放弃了。

　　是的，小县城里12点才睡觉，和神经病是划等号的。

　　现在这哥们30多岁了，月薪还是2500块钱，人生估计也就这样了。

　　而另一哥们毕业以后，在某事业单位工作两年，实在受不了，便和几个同学结伴去了北京，花十几万买了一套设备，然后通过学长学姐的介绍，开始接剧组的单子，跟着各种不知名剧组到处跑。

　　现在北京混了8年，基本在影视圈的二级市场站稳了，每年稳定收入几十万块钱，而且是旺季工作半年，淡季休息半年。

　　年入几十万在北京不算什么，也买不起房子，但是相比农民家庭来说，他已经改变了一丢丢的命运。

　　选择城市，是一种不可逆的单向选择。

　　如果刚毕业就回到老家县城，会逐渐适应慢节奏的县城生活，再想出来就难了，并且会感觉到强烈的不适应，因为他已经选择“享下等福”，便不可能向上兼容。

　　而选择去大城市“发上等愿”，就会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北上广混不下去，可以退一步去苏杭。苏杭混不下去，可以再退一步去常州太原。如果常州太原也混不下去，还能去四线地级市。最后实在没办法的话，再回县城也来得及。

　　这是不断向下兼容的过程。

　　而且大城市犹如波澜起伏的大海，根本没有稳定可言，你不知道浪潮会把你抛到什么地方。

　　小县城犹如门口的池塘，风平浪静没有变化，要是没有父辈的资源积累，基本就沉到池底一辈子翻不了身。

　　你说城市选择重不重要。

　　比如选一个职业。

　　上周在《毛泽东最重要的人生决断》里说到，选中一个有爆发潜力的行业，有很大的机会改变命运。

　　那什么是有爆发潜力的行业呢？

　　目前来看，大部分人都不能确定，但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让人更便利的服务性职业/产业，会越来越有价值。

　　前几十年的主流生活观是自力更生，什么事情都要亲历亲为，给孩子吃米粉都要自己炒。这么做的好处是省钱，坏处是费时间。

　　但是现在人的时间和精力多贵啊，每天上班累成死狗，哪有功夫亲历亲为？

　　那么花钱买时间、买资源、买心情愉悦，就是一个大趋势。

　　于是就出现了送外卖的美团、快速了解一件事的抖音短视频、“X分钟看完一部剧”的二创影视剪辑、抚慰心灵的鸡汤文章等等。

　　甚至知识类自媒体，本质上是把复杂的知识提炼总结，然后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出来，让没时间读书的人，也能吸收一些有用的碎片化知识。

　　樊登读书会、B站知识类UP主，其实就是做这个的。

　　在这个趋势下，凡是能给大众提供无微不至服务的，收入和前程基本不会太差。

　　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战术改命的路径了：高考成功读大学—选择流动性良好的大城市—用自己的知识服务大众。

　　这恐怕是当代年轻人改变命运的最优解。

　　现在看“50万年薪的清华保姆”，是不是可以理解了？

　　3

　　话说回来，即便踩准每一个节点，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改变命运，那是不是可以躺平呢？

　　当然不能躺平。

　　人生最大的危机来自不确定性，最大的惊喜也来自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能不能改命，你才会抱有极大的期待，付出百倍的努力。

　　一旦确定不能改命，或者确定可以改命，相信我，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躺平。

　　只有维持这种不确定性，才能保证国家的活力、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及个人努力奋斗的欲望。

　　1977年高考恢复以前，社会就是太确定了。

　　城里人始终是城里人，农村人始终是农村人，工人的子弟可以“顶班”，农民不能当兵就只能做农民，甚至还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这种太确定的社会，非常不利于促进国家的活力，于是领导班子恢复了高考，用高考来破除阶层固化，给社会增加不确定性。

　　你只要努力读书，国家帮你改变命运，至于你是“土猪”还是“白菜”，一点都不重要。

　　此后几十年的国家活力和阶层流动，很大程度上拜高考所赐。

　　但是随着“高考改命”的神话成为真理，大批校外辅导机构的出现，给原本不确定的高考，增加了无数确定因素。

　　比如校外辅导机构的学费昂贵，便会导致教育资源向富裕阶层倾斜，优秀教师被挖到辅导机构，导致寒门子弟在学校得不到优良的教育。

　　这就是极大的不公平。

　　长此以往，高考便和隋唐科举一样，成为富裕阶层排座次的游戏，而不是和宋明清科举一样，做为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利器。

　　那样的话，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句空话。

　　国家当然明白校外辅导机构的危害，于是在前段时间表示，要对校外辅导机构进行专项整顿，精准打击，全面铲除校外辅导机构，让国家的教育资源回归学校。

　　相对于高考来说，铲除校外辅导机构，意味着国家在破除已经形成的确定因素，恢复公平竞争的不确定因素。

　　以本届政府的执行力度，这事基本是板上钉钉了。

　　甚至往大了说，反腐、扶贫和反垄断，都是在破除社会的确定因素，增加不确定的因素。

　　可见国家的目的，始终是让社会流动起来，而高考就是社会流动的最大阀门。

　　那么在国家“促进流动”的政策之下，个人如何利用“不确定性”改变命运呢？

　　其实也没其他办法，只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奋斗，用100次输出碰1次改命的机会，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

　　如果你决定躺平，那就是自己把人生给确定了，连100：1的机会都遇不到，还谈什么改变命运呢？

　　现在国家有能力促进流动、保持不确定性，你都决定躺平了，等再过几十年国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普通人改变命运更难。

　　躺平，极有可能是重压之下，不得不躺的确定因素。

　　不要信什么“不让躺平就是割韭菜”的言论，每个人都是韭菜，出来混免不了被割的命运，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割，还是可以选一选的。

　　都是做仆人，人民公仆和人民富豪的仆人，能一样嘛。

　　正如全国甲卷的高考作文材料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完全可以用“可为与有为”写一篇文章。

　　而我们个人，也应该读一下全国新高考1卷里，来自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作文材料：

　　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