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评：日本为何举国反华？看看侵华日军背后的金主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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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已出现了工商业之发展，在京都、大阪、长崎和江户等城市产生了一批较大型的商号和企业组织。他们与所在地的封建武士，保有相当密切的联系，相互间通婚联亲的亦间或有之。到了幕末时期，也有追随封建武士出资支持皇室复辟运动的。及至明治维新，继续用财力捐献、贷款、认购债券等不同方式来支持新政府。

　　为了报偿这种支持，政府也让这些商号组织代政府向农民收税。当时税收皆以现款支付，而付款者只有食米。有些商号因此从速成了米商，并从兑换食米与现金间，颇有所获。其中特别受惠的如三井、小野等。到了1872年，政府兴建银行，以种种方便，使这批熟悉市场与金融业者进入银行业。受惠者除了三井、小野，尚有岛田、住友、鸿之池等。而这批人在日后也就称为了财阀。

　　事实上不论是在维新武士的扩张主义时期，或是政党当权的经济扩张主义时期，或是军方当政的军国主义扩张时期，财阀皆受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并且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剥削榨取他国的工具。所以财阀与日帝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本文就来说说近代日本财阀从发展到解体的过程中，是如何帮助日本侵华的。

　　1868年之后，当时日本的维新政府成立未久，长洲、萨摩、土佐和肥前等处的封建诸侯在武士怂恿下，带头将自己的封地归还天皇。皇室为了报偿这些诸侯，或任命为原居地之地方首长，或任命为新政府中之军政首长。新政府又向英国银行借得一笔贷款，对归还土地之诸侯，分别给以适当的现金补偿，故在明治时期，这批旧时的诸侯成了第二种腰缠现金的投资者。同时，这批旧时代的贵族有过管人和治理的经验，因而不少能以投入新型企业。而当时的政府做的最多的则是协调企业间的纠纷，或强行归并以增加实力。对那些与本国企业相争之国外对手，则尽力加以限制与阻挠。

　　明治天皇

　　而这批以武士背景而转为新型企业最成功的，应该就是是土佐在长崎发展业务的岩崎弥太郎。在他领导下的一批武士组织了航运公司，日后成为日本第二大财团的三菱会社。以武士背景发展成大企业的尚有安田、浅野等，都在武士集资支持下获得发展。另外最大的财阀则是三井，这个家族因为是旧时代的大商号，并有银行业之经验，维新之后，参入一批新退休的武士，并将公司改组，所以能与维新政府中之要员结上关系，自此步上成功之途，后来成为日本最大之财团。

　　当然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涉泽荣一（本年度大河剧主角）。

　　他与安田、浅野同样有农村的背景，但在正式获得武士身份后，与皇室挂钩，并自染料事业上获利，继而为其封建领主在银行贸易上有所开展。由于其出众之才能，终于被新政府收罗至大藏省服务，得到维新领袖大限重信和井上馨等的赏识。

　　在1873年，涉泽荣一组织了第一银行，出任总裁。又协助三井与小野双方银行业合并改组。日后又组织了日本最成功的棉纺业，涉泽一生创办了上百家的企业公司，为明治时期日本最成功和最有名望的实业家。

　　涉泽荣一

　　由上所述可见，日本新兴的企业界，不乏旧日的武士。

　　故说日本近代之大企业家，不少是与维新政府的领导阶层同出一源，致使双方容易合作无间，是有相当依据的。可是近世日本财阀的形成，也是因为当时的维新政府对工厂私有化政策的推行。

　　由于维新后的各种建设，特别是对北海道的发展使得国库空虚，到1880年，维新政府面临空前的经济危机。

　　此时，松方正文出任大藏省，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又将政府所有非战略性的工厂，廉价售与私人经营。

　　当时日本有资金和稍具管理经验的，非昔日的封建武士，即略有基础的企业会社，当时政府出售之公营企业，大多仅以原投资之半价出售。

　　到了1883年和1884年，尚有不少未能出售之工厂，其时不少价格降到原价之1/5，半送半卖的成为私人企业。由于买价之低廉，大多公司短期内即得利润。在这过程之中，住友购得全国最大的铜矿—别子铜山，浅野和之原得到其他矿场，深川得到缀丝工厂，古川得到水泥工厂，广岛群获得爱知纺绩，三井得到富冈纺织厂，又有三池煤矿。

　　三菱LOGO变迁示意图

　　在这政府廉价转让过程中，最特殊的当是三菱所受到的优待。

　　早在1874年日本远征台湾时，旧日幕府留下的长崎航运不克为政府运送军队，重任给了新建之三菱会社。在出征完成之后，新政府将公有之13条船只赏给三菱。次年，三菱进入国际航运业，政府遂每年津贴25万日元。

　　到了1876年，政府为了平定萨摩之乱，又由三菱代为运兵。乱平后，政府又将另外9条公船赏给三菱。

　　到了1885年，政府将其另有的航运公司与三菱合并，并把每年的资助增加到88万日元。

　　到1887年，政府又将长崎造船厂低价售与三菱。自此三菱在航运与造船业上不仅在国内遥遥领先，甚至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

　　这些公司，凡有特殊成功者，不仅由于政府廉价之售让，又有不同的资助和保护政策的施行，还有特殊当权者的协助。如三井由于和维新元老井上馨的特殊关系，能以在招标三池煤矿时，透过大藏省，得知其它公司之标价而获标。三菱得处处受到恩宠，乃因其老板岩崎弥太郎与维新领袖大限重信有深厚的私交。到了20世纪，财阀集团更与高级官僚结有姻亲，故更能合作无间。

　　从以上所言，大致可以看出维新时期新兴企业的一定模式：往往先由新政府设立工厂，训练基本技术人员，翰入外国技术，到达某种程度的成功时，即卖出作为私营。而早期日本之私营银行家、实业家，多与维新政府之官僚同出一源，多由旧有之武士阶级转化而成，故他们具有相同的背景、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这批新兴的企业家，自称为实业家，以别于传统的工商阶级。他们是武士银行家、武士实业家，与武士官僚相同。

　　这可谓明治时期新型实业家最大的特色。所以在他们眼里，站在自己岗位上，达到“富国”的目的，与在朝之官员同样是对国家的贡献。他们对于国家除了出钱出力，也常为政府作咨询之工作，在收集商业情报，提供政策性建议方面，皆不遗余力。故到甲午战争结束之时，这些新型企业之代表，如三井八郎右卫门，三菱的族长和没很荣一等，皆得以封爵，并被任命为贵族院之议员，以表明企业领袖的社会地位。

　　大限重信

　　到了中日订立马关条约之后，基于最惠国条例，日本得到西方帝国主义数十年来在华所获之一切特权。而日本进一步要求开放内陆港口，如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地，规定日本可以在诸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原料、廉价劳工，推销其产品到中国庞大的市场。其产品不仅成本低廉也无需支付关税。加之缔约国有权在中国的内河航运，中国政府对之完全失却控制。

　　战后中国又被迫支付大笔赔款，日本不仅用来扩张军备，准备下一步与俄国之决战，部分赔款收入也用来建设轻重工业。其中最有名的重工业是九州的八播制钢中心，其日后也成为私营企业。此外，大笔款项用于支持棉纺织业的扩充，使其产品成为日后日本主要的箱出品，足见日本的军事扩张与经济之扩张是互为表里的。

　　战后日本除了占领朝鲜和台湾，其原有之领土野心还包括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虽因该些地区已有他国利益在先，日本未能尽达其目的，但藉着马关条约所得之特权，中国的若干地区已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

　　换言之，中国的不少地区已成为日本“非正式帝国”的部分。日俄战后，日本强行控制了辽东半岛，不久建立了南满铁路和关东军，双管齐下榨取东北的资源。到了1910年，中日间的贸易总额已超过了日本与其直接属地之贸易额，为台湾和朝鲜总和的5倍。

　　早期日本自中国所要的以棉花、铁砂、大豆、煤等工业原料为主。此外，中国提供日本的还有廉价的劳工和无限的市场，日本运往中国的，初期多以纺织品与海货为主。

　　从1900年开始，中国还成了日本主要的移民地区。故短期内，日本在华人数超过了英国。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华之人数已超过西方各国在华人数之总和。此外，日本在华工厂数字，到20世纪开始之后，也不断增加，并且快速超过了西方国家。

　　日本企业在华发展之政策与西方帝国主义相比较，主要差别有三：

　　第一，日本不用中国的买办阶级，一切自理；

　　第二，日本不用劳工的中间人，直接自己招募劳工；

　　第三，鼓励日本员工学习华语穿着华服，熟悉中国习俗，甚而鼓励与华人通婚，目的皆在易于刺探商业情报。

　　甲午战后，日本在华的经济发展，主要有三大公司集团，并以上海为中心，沟通长江流域和世界各地之贸易。以航运业来讲，开办最早，事实上，早1875年始，三菱已开通横滨与上海的航线，也运三池出产的煤到中国。自马关条约获得中国内河航行权后，即刻进入长江。

　　1898年开始，大阪航运会社，也进入长江。三并由于1900年后与中国之贸易大增，自1903年起，也开始了自己的航运业，抬送棉花、木材、水泥、米糖、大豆等产品。不久三家航运公司开始发生利益冲突。

　　日俄战后，由于日本航运与法国亚细亚航运公司竞争凶猛，日本政府借此机会于1907年，将大阪航运公司强行归并于三菱的日本邮船会社，以增强日本航运业竞争力。自此日本邮船会社成为在华的一个主要日本企业。

　　战后三井核心产业

　　此外是银行业。

　　由于日本在马关条约后所采取的是金本位，而中国一直用的是银本位，双方在贸易中，银行业的服务变得十分重要。日本在1880年成立的横滨正金银行，捷足先登，在甲午战后为日本在华的贸易公司，提供外贸方面的各项服务。该银行与三菱老板岩崎家族有紧密之关系，故常由岩崎家族人员出掌其业务。到了1911年，该银行包办了日本外汇总数之一半，为日本在华最大的银行。

　　除了银行业与航运业之外就是零售业。

　　其中三井无疑是最强大的财团。维新后不久，三井经一批旧武士的渗入与改组，由银行业、零售百货商转入矿产、棉织业。到1895年后，由于中国市场大开，同时日本政府提出各种棉织品运销中国的优惠条例与鼓励，最先是自1896年开始，取消纺织品的出口税，在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利用西方国家因大战而腾空的市场，日本政府提出各样的补助与津贴，设法扩充日本在华的各种贸易和企业，日本在华所得之利润因而大增。

　　而利润越多，投资也越多。之后的三井物产种类从芝麻、啤酒、化学、玻璃等工业产品到提供电器材料、铁路设备、矿产、军火及造船等重科工业，又为武汉扩建电话系统。自此三井除了贸易，也从事各种轻工业、电器工业和重工业等贸易，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三井所有的信用贷款，几乎完全没有限制，故更增强了其贸易方面和投资方面的灵活性。

　　到了日俄战争结束，日本确立了在辽东的势力。所以日本筹设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修建南满铁路，同时在辽东和南满铁路地区驻军。1919年正式组建关东军负贵东北军政事务。关东军由日本军部掌握，是日本维新后第二代新兴军人势力的代表。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势力所及不仅限于铁路修建及运输，亦包括沿路的租界地，出境的港口，是一个包括多面性的企业公司，如一个政府。满铁总裁是由日本内阁任命，故总裁也直接向内阁负责。到了30年代，满铁雇用人员高达25万。其研究部门特别庞大，为关东军占领东北拟订计划，同时对整个中国的国力，也作了彻底之研究，替日本军政府估计中国对日本的战力究有多少。

　　南满铁道示意图

　　之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成为战胜国，故民族主义高涨。接着苏联在中国之影响日巨，共产势力日渐扩张。北伐之后，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呼声四起。特别在济南事件之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此起彼落，如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群众运动，处处皆是。加上日本浪人和军人在中国各地的肆意妄为更激起中国各界的反日声浪。日本关东军中之少壮军人，尤恐在不平等条约下之现行制度从根发生动摇，故尽力设法将东北从中国划分出去，使之不受中国形势影响。然而中日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越来越深。

　　在这一时期日本，超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已经形成。各种极右派的组织在一般社会与军人群中，加速发展。自从裕仁继任天皇之后，军国主义的运动随着世局的变迁和日本经济的衰退，相对的更为蓬勃。一时极为兴盛的右派极端爱国主义社团的发展尤不可一世，当时最有名的组织如国本社是以效忠天皇和帝国为中心，其中不仅有高官政客，亦有知名将领，同时财团代表也不乏其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日本军方。

　　得到了政商支持的少壮军人，为解救国家“前途”，对内是夺取政权，对外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目的在开发东北的资源以供帝国之需。故在1934年宜布了伪满发展大纲，说明种种基本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工业发展的原则与计划。到了“七七”之后，由于日本对煤、铁、电等需求的增加，伪满成立了“满洲国”重工业发展公司，由伪满和日产会社双方各出一半资本，故日产成了新兴的财团。

　　而关东军为控制东北，在经济上首先尽量扶殖新兴的财团，军事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皆承包给一些新成立之公司，不久这些公司皆发展成了新兴的财阀集团，如日产公司是当时新成立不久的公司。除了日产之外，本田等都是新起之财团。可是事实上日产到东北开始经营的总裁相川之所以被邀到东北，乃是因他的筹款能力闻名一时，而相川之能筹款是他与三菱有近亲关系。上面所提之窒斯亦与三菱有关连。至于丰田，又与三井有关。

　　此外，如从事化工业与电器业之森格，又与安田集团有姻亲关系，所以从始至终，整个东北工商业发展，未能逃脱财阀集团的法网。东北新兴的公司只是日本财阀集团的“子公司”罢了。

　　侵华战争期间，每当日军占领一地，其中若有矿场与工厂，军方即交财团处理。如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日本海军即将江南造船厂和上海机器工厂交给三菱重工业公司接管。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动员财阀在工业、贸易和金融各方面处理新建帝国的一切需要。

　　特别是在1943年，东条内阁组织了由七大财团代表所合成的顾问委员会，来筹划生产战时军火之需，并特别成立了军需省，自兼首长，而实际业务则由内阁另设之政务委员处理。此无定职之“不管部部长”是三井集团之首脑人物藤原银次郎。

　　由此观之，二次大战期间，主管战时计划与统筹战时生产的大权仍操在财阀手中，当帝国扩大时，他们所控的资本亦随之扩充。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盟军在亚洲大举反攻，对日本海外及本土的工业愈炸愈猛，对日本工厂企业之破坏也愈来愈凶。财阀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将所有工业完全国有化，一切工厂生产机构全由国家接收。工业国有化以国库为保证，工厂一切维修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并给所有私家分司一定的利润。但工厂经管权仍操在财团手中，战争结束后一切归还原主。

　　简言之，一切工业，仍在财阀控制之下，一切损失，全由国家负责。但资产的所有权最终仍属财团，并有法律保障。终于到了1945年盟军占领日本之后，在清理战犯过程中，财阀集团与军国主义集团被视为一体。占领政策是将财团一律解散，其领导人员受战犯之审理，公司股票出售。同时战后日本政府经过立法，废止连锁董事制，废止财力集中及托拉斯等。被解体之企业达1200家，三井、三菱被分散成240个公司。

　　可是战后不久，由于冷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加之1947年吉田茂任首相后，日本政客玩弄美国之高超技术，到1948年新的审查委员会成立，最后仅11家公司被解散。

　　到1949年日本一再修改反托拉斯法，并建立通产省，使得日本政府能全面地与各大财团合作。由于美国已决定重建日本，韩战爆发后，在日本不论是政治或经济战犯，全部释放。1952年，日本恢复独立，原有全部财团，加速合并。到1953年，影响财团发展的法律阻碍全部取消。战后日本财团，虽然外表有了变化，但其财力集中的本质，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关系，及其进袭国外市场的策略等，与战前并无二致。

　　吉田茂

　　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财阀集团处处受到日本政府的协助支持。同样，财阀集团成员本身与当权者是同出一个社会背景，多有重要的姻亲关系，同为扩张国家而努力。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财团一直控制着日本的财经系统和财经政策。故财团的利益与日本的兴盛，互相依靠，互为表里。日本的这一传统，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了一个短时的间断，今已重新恢复。今日的日本财团，虽也增加了不少新的名称，每个财团可能已不是某一个家族所私有，然而其经营方式和策略，并未更改。所不同的是它有了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经营手段，与政府有着更具效果的合作，因而更具威力，势更难挡。

　　中国在这种新的日本财阀集团之威势下，如何能发展一种公平互惠的生产合作和经贸关系，面临一种大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从甲午战争以来将近一世纪之中，日本对中国的巨大掠夺，造成中日间之工业经济今日如此之悬殊，使我们在重温日本财阀兴盛过程时，也不得不间：日本今后应该怎样补偿中国近世因日本侵略而受到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