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记住了：这个头号战犯叫做“日本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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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七七事变”，继“九一八事变”后再次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在付出极为惨重的人命牺牲和极为高昂的财产损失后，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然而，除了收回被割让的台湾、澎湖列岛外，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没有获得日本一分钱的战争赔款，数量惊人的被掠夺黄金、珠宝、文物、古籍仍未归还，甚至日本政府连一个真诚的道歉都吝于付出，那个直接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罪责的头号战犯日本天皇裕仁，更是因美国出于自私目的而被轻易免予起诉审判。

　　但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国王有何资格自称“天皇”？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为何还要将那个“日本头号战犯”称为“天皇”？！

　　毫无疑问，“天皇”一词源出古代中国，汉朝的纬书中就将三位至尊的天神称为“天皇、地皇、人皇”，使得“天皇”具有最高的神格，人间的帝王就只能称为“天子”。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当时归附唐朝各民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公元674年（咸亨五年），唐高宗李治上尊号为“天皇”，皇后武则天被尊为“天后”，李治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尊为“天皇”的皇帝。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日本倭奴国使者来汉奉贡朝贺，汉光武帝赐予“汉倭奴国王”金印。《三国志·魏志》记载，公元239年（景初三年），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赴洛阳朝贺，魏明帝赐予“亲魏倭王”金印。

　　此后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历代中国王朝皆有对日封赐。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明成祖朱棣遣使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赐予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足利则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正式承认日本为中国的藩属国，双方签订《永乐条约》，促使明朝与日本的贸易获得快速发展。

　　迨至清朝，仍然使用“日本国王”来称呼和册封日本执政者；只是到了慈禧太后执掌大权的同治年间，积弱畏强的心理促使清朝皇帝开始默认“日本天皇”称号。

　　在日本方面，“日本天皇”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公元689年颁布的《飞鸟净御原令》，显然比唐高宗李治的“天皇”尊号晚出15年。而成书于公元712年的《古事记》，这部完全用汉字写成的从建国神话到“推古天皇”时期的“日本第一史书”，包含了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等无从考究的“史料”，也顺便编排了“历代日本天皇世系”，与其说是一部“日本古代史”，不如说是日本第一部神话文学作品。

　　所谓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说法，也是到了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才形成，“天皇”作为日本统治者的称号，此时才正式写入日本宪法之中。考虑到日本自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即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唐使，日本社会的政体、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深受中国影响，此一史实早已世所公认，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日本统治者自称“天皇”，无非是对中国文化的刻意模仿。

　　但即使是日本人自己，在历史上其实也并不把“天皇”当回事。日本自十二世纪末先后经历了三个幕府时期，历任幕府将军完全将“天皇”视同傀儡，架空其权力长达682年之久。

　　如果自称“天皇”仅仅是日本人妄自尊大的心理投射，我们当然可以不予理会，也无须干涉。但问题是自1868年日本实施“明治维新”之后，重新掌握最高权力的日本国王睦仁，即推动日本走上了一条由“天皇”操纵并主导的军国主义道路，后来的裕仁更是发动了侵略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法西斯罪恶战争。

　　事实上，在1936年以前，在日本国内一直都是“皇帝”和“天皇”并用，日本的外交文书也都是使用“皇帝”称谓。但在1936年，也就是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的前夕，为了对外确立国家形象优势，对内蛊惑国民顺从效忠，日本军国政府开始面向国际社会公开使用“天皇”称号。于是，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被神化为“大东亚圣战”，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被称为“皇军”，日本政府更是在台湾、琉球、朝鲜等日本殖民地内全面推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皇民化运动”。

　　由此可见，日本方面推行“天皇”名称，并非仅仅是使用一个国家元首称号这般简单，而是一个在国内外推行军国主义道路的政治手段，也是一个为其侵略扩张行径服务的文化策略。

　　另一方面，与自封“天皇”、尊崇日本相配合的是，日本朝野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逐步推动用“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国之称谓，务求以此达到“尊日贬中”的政治目的。

　　其一，“支”在汉语里的本意是分支、末端，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暗喻日本为“本”，中国为“末”的意思，日本也就翻身跃居中国之上了。

　　其二，日本方面长期使用巨额金钱收买西方记者发布各种有利于日本的通讯稿，当时的法、德、英、美四大西方通讯社均沦为日本的宣传工具，日本得以通过各种虚假宣传向广大西方读者灌输“日本文明开化、中国野蛮愚昧”的恶劣印象。

　　事实上，由于近代中国不懂得媒体宣传作用，往往在国际舆论上“缺席失声”，日本对西方的“洗脑”自然十分成功，以致许多西方人至今对中国人还是存有“留大辫、扎小脚”的古怪认知。

　　其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学者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国民性研究的书籍，将人性中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加在我国“国民性”中，极力向日本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灌输“中国人卑贱无能”的负面形象，务求通过这种“日本人尊贵、支那人低贱”的全方位洗脑，把日本国民以往对中国的尊崇和好感转化为鄙视和厌恶，将日本青少年培养成为进行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杀人机器”。

　　其四，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方称为‘支那事变’）”发生后，日本朝野实施所谓“文坛总动员”，大批“从军作家”开赴中国前线，成为“对华舆论战”和“思想宣传战”的生力军。他们在《论支那人》等文中提出“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等口号，清楚表明日本不仅要武力侵略中国，还要通过文化侵略彻底摧毁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其流毒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台独势力以及港独分子竟然还在使用“支那”一词来侮辱祖国！

　　具体到裕仁这个“日本侵略战争最高统帅”，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中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将其列为头号战犯。英国首相艾德礼、苏联元首斯大林分别致电驻日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要求经公审后绞死裕仁。

　　然而，麦克阿瑟考虑到日本社会可能因审判处决天皇而陷入混乱，保留“天皇制”则可起到凝聚日本保守反共势力的作用，因此为了巩固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同时扶植日本成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的工具，麦克阿瑟致电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无恐吓地表示“如果盟国决定逮捕和作为战犯处决天皇，那么驻日盟军统帅部将需要增援100万作战部队……”，建议放弃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果然，杜鲁门很快就复电批准了麦克阿瑟的意见。

　　如此一来，不仅使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变成了保留天皇制的有条件投降，也导致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数十年里，一直打着“拥护天皇”的旗号而抱持顽固的军国主义复辟妄想。

　　有见及此，在铭记“七七事变”国耻的今天，中国社会全面取消“日本天皇”称谓，改称为“日本国王”，完全是一个理所当然、合乎民心的对日举措。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支那”一词所包藏的日本祸心，并加以坚决抵制，那就没有理由不去改变所谓“日本天皇”的惯称。

　　正是因为“支那”与“天皇”这两个名词，构成了日本对华侵略阴谋的“一体两面”，同样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华舆论战、心理战的核心部分，所以我们要有效打击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就必须对此予以坚决抵制和全面改称。

　　当然，政府层面和官方媒体或者一时未能更改，我们可以先从民间舆论做起，首先是自媒体作者今后在文章里一律取消所谓“日本天皇”称谓，直称“日本国王XX”即可。如“明治天皇”改称为“日本国王睦仁”，“昭和天皇”改称为“日本国王裕仁”。再说了，如何翻译外国人称和地名，完全是一国主权之体现，只要不涉及歧视或侮辱成份，别国无从干涉。

　　在此，呼吁有血性的中国公民和爱国媒体都来响应支持！！

　　2017、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