牲产队：“扫黄”式打击教培，是对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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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教培产业迎来严监管时代。

　　以前，我们经常看见“扫黄打非”，可如今，非法补课也成了重拳打击的对象。

　　对家长而言，补课是为了孩子成绩更好。对老师而言，凭知识和劳动赚钱，也无可厚非。

　　可教培产业坏就坏在，资本过多地介入，对公立教育的主体地位，发起了挑战和破坏。

　　教培机构一边重金抢占优质老师，一边贩卖焦虑怂恿家长，结果导致补课从一个软需求，变成了一个硬需求。因为补课收入远远超过学校薪资待遇，老师就会将工作重心放在教培机构，分散校内工作的精力。

　　极少部分老师为了提高补习收入，甚至将重点放在补习班上讲，课堂上不教。这不仅严重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还让金钱直接腐蚀了教育体制内的一线工作者，提高了家长的教育成本。

　　打击教培产业，其本质在于让教育的内卷，回到课堂上来。

　　教培产业并没有创造全新的产业价值，只是将校内教育拓展到了校外，将校内焦虑延伸到了校外。

　　学生的素质技能没有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也不会因教培产业而改变。

　　在打击教培产业的具体体现上，主要就是打击校外补课。

　　但这种对“校外补课”的打击，落实到地方，却出现了变形。

　　有些部门拿“扫黄打非”那一套，来对付补课老师。仿佛一夜之间，老师成了老鸨，而学生成了失足青少年。

　　在感官上，这就像秀才遇了兵，毫无招架之力。

　　在安徽含山县，一个补课老师就在补课过程中，遭到了当地防疫人员踹门而入。当着所有补课学生的面，补课老师被当场锁喉，场面十分粗暴。

　　学生们被吓得不敢说话，一个个坐在课桌前，恭恭敬敬。

　　此时在媒体曝光后，舆论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踹得好！就是要用铁腕手段，砸了老师的补课饭碗。另一派则认为，踹门而入，锁喉老师，过于粗暴，这可能成为学生们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深刻记忆。

　　为平息舆论，含山县又发了一条通告称，此事不是针对补课，而是为了加强防疫，禁止群众聚集。

　　可是，踹门的部分防疫人员却连口罩都没带，这个说法实在难以服众。

　　在“双减”政策下，打击校外补课，已经在各地政府形成政策的一致性。可是，补课需求从来没有消失。

　　为什么孩子、家长、老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顶风作案”？

　　因为补课的需求没有变。“双减”政策打击的是补课供应，可补课需求几乎没有减少。

　　我们只需要扪心自问，如果自家孩子成绩差，哪个父母希望他去读职高？又有哪个父母希望他去电子厂打工？

　　对补课需求最急迫的并不是富裕人家，而是普通人家。因为在高考旗帜下，普通人家的孩子，最需要高考这块跳板去改变命运。

　　像北京或者上海的孩子，他们有升学焦虑吗？有。可他们的焦虑来源于上名校还是上非名校？是出国留学还是去外省读书？

　　如果仅仅从上大学角度来讲，只要拥有一个北京或者上海的户口，就几乎没有压力了。

　　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乡镇、县城以及三四线城市等地区，绝大部分普通人都只有读书这一条路。

　　大家会发现，中国教育体系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县一中”的高考实力非常突出，很多尖子生都来源于县一中。

　　一些县一中的高考成绩甚至不比省会名校差。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补课。很多农村孩子能吃苦，也愿意补课。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会组织集体补课，收费远远低于校外的教培机构。

　　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想提高学生们的成绩。因为在县城，一所重点高中的升学率，就几乎代表着当地的教学水平。

　　同时，重点高中的校长一般都能在当地教育局中任职。也就是说，补课，其实是当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所共同支持的。

　　他们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村学子能够考上心中理想的大学。

　　这种以学校为单位的补课行为，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公平性。因为它是校内教学时间的延长，所有学子都能接受同等的学习机会，老师也无法通过开小灶模式，谋取私利。

　　在全国各地区教育资源不公正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孩子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课，有利于弥补农村教育资源的某种匮乏。

　　深圳中学的老师，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华的，还有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海外名校毕业生。可县城中学的很多老师，可能连211/985都没考上。

　　用“扫黄”式的行动来打击补课行为，尤其是县城补课教育，很可能让农村学子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补课其实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下的产物。

　　如果北京、上海、深圳的学生，都拥有同等的教育机会，大家又何苦去补课呢？

　　打击教培产业，应该落实在防止资本在教育领域的无序扩张，而不应成为妨碍农村学子上大学的梦想。

　　将补课限制在校内的合理范围内，既可将校外资本排除，又给那些真正热爱学习的人，留下了一片清净之地。家长也不用为了孩子的学习，操碎了心，以致于到处去打游击。

　　由学校统一制定收费规范，老师补课，多劳多得，也解决了老师用知识去赚钱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