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放歌：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大参考

　　司马迁三十八岁继父职为太史令，四十七岁以李陵事下狱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协助武帝处理政务。论地位和重要性，中书令均强于太史令，但因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曾致信太史公，望其“推贤进士”，司马迁因受辱而未回复。直至任安因太子事下狱，被判死刑，才有《报任安书》。

　　此书以千回百转之笔，表达出作者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九曲回肠之情。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通过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十个排比，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其内心痛楚和愤慨让读者感同身受。

　　司马迁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复任安，也没有如任安所求“推贤进士”，原因只在自卑。这种自卑感同样通过排比表达，直如火山爆发一般，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不仅如此，作者还以大量典故，使感情的喧泄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

　　极度的自卑、痛楚、愤恨……作者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皆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从另一个角度言，如文中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上圣贤，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再看之后的雪雪芹、周树人等，若非家道中落，又怎能成为一代大家？我们不怀疑司马迁的才能，更对其屈辱感同身受，但谁又能否定，正是这屈辱与才能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太史公的不朽巨著？

　　《报任安书》不失为一篇奇文，后人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可谓精辟之至。但几人能够想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若西伯不拘、仲尼不厄、屈原不逐、孙子不膑、不韦不迁、史公不刑、左丘明目，我们是否还能看到这些“发愤之所为作”？

　　福祸相依，佛家称之因果，一切皆空；道家称之为“道”，贵在“不争”；俗人喻为“塞翁失马”，福祸未知；儒家更为透彻，直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