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邪吟：大历史与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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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小改革（一）

　　【题记】谨以此系列文章纪念人类人文先哲、革命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

　　一、借问“文革”何处有，伟人遥指“改开”后

　　按照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主流说法，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与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不能分割的，“两个不能否定”集中代表了这一观点。对此，我们可以暂且不去揣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时候，执政者提出这样的观点究竟有何政治意图，也用不着去关注右派们对这个观点的猛烈抨击，同样也没兴趣去理会“特色”的“喉舌”，甚至包括某些左翼人士在那儿生拉硬扯、一厢情愿地为此观点作无法自圆其说的论证与诠释，我们只需要沿着这个思路，向更广、更深的角度和范围去大胆地思索一下，就会逐渐地产生“山外青山楼外楼”的豁然开朗之感，就会慢慢地进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境界。

　　这个境界、或者说这个结论就是——改革开放不但不能与前三十年分割，而且，还与其中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紧密相连，须臾不可分离。从严格意义上讲，后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种特殊形式的延续和发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这股历史性大革命的潮流中，改革开放仅仅是一朵外表鲜艳夺目、内涵携泪裹血的浪花。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至现在，对当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原因的揣测与评价，除去极右势力用“专制独裁”、“暴政”、“法西斯”、“灾难”等恶毒的词语进行穷凶极恶地辱骂、诋毁和诽谤之外，就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及其后相当一部分的“特色”大员们，都不得不扭扭捏捏地承认，文革的初衷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不过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危险，毛泽东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因此，“斗争扩大化”了，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一场“历史浩劫”。

　　持这种观点的人，在文革中后期乃至现在，依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数量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当初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红卫兵“上山下乡”发轫，到“粉碎四人帮”时达到高潮，再到改革开放十年后开始的怀疑、反思，其数量是在不断的增加与不断的减少之间徘徊，否则就无法解释1976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也无法解释1978年后游行队伍中学生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的原委。当今的一些左派们避而不谈或歪曲这些历史事实，同样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这就是说，当文革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不久，以林彪事件为标志，事实上宣告了文革阶段性的失败，毛泽东说对文革“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实事求是地说明了这种状况。

　　时至今日，当人们回过头来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绝大多数正直善良、不以小我的荣辱得失作衡量标准的人，都会取得一个共识，如同笔者在拙作《文革之我见》中所写到的：文化大革命“打到走资派”、“踢开党委闹革命”，“斗私批修”等等理论和实践，“除了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而获得的拥护以外，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抵触、不满和反对。这说明执政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在没有亲眼目睹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复辟会使得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一生的事业付之东流之前，是根本不相信或是不愿相信“继续革命不停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现在，应该补充一句——当千千万万劳动者没有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什么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什么叫做“三座大山”，什么叫“主人”什么叫“奴隶”的时候，同样是不能完全理解文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文革是一场超越历史时空的悲壮之举。”

　　既然明知文革是“超越时空”之举，结果自然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时刻都会发生，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对走资派痛下杀手、斩草除根呢？如果说文革之初给走资派的2号人物保留党籍是为了治病救人的话，那么他“死不改悔”、第二次被打倒之后，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给他有翻身的机会呢？

　　我们没有资格冒充预言家或事后诸葛亮，去揣摩一代天骄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更没有资格和理由去责怪他老人家心慈手软。我们只能循着历史的足迹，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发现高手布局的奥秘，从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中寻求答案。这个答案就是：毛泽东选到了一个最好的反面教员。

　　当正确的指导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得不得大多数人所拥护、支持的时候，正面的教化是收效甚微的，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个反面教员，用血淋淋的事实促使人们猛醒。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毛泽东善于、也多次“发挥”了反面教员的作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蒋介石用飞机大炮把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炸出了原形，炸醒了广大党员干部，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出山，重新掌握指挥权。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又是蒋介石，用“马日事变”和“剿匪手册”，给许多心存幻想的共产党人上了生动、教训极其深刻的一课。蒋介石、王明这些反面教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好的老师，他们教会了人民该怎样去正确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同理，改革开放忠实的执行者们也是人民的最好老师，他们教会了人民在文革开始阶段领悟不了的学问。

　　事情如果是仅仅选一个反面教员便可万事大吉那样简单，那也未免太低估“胸中百万兵，掌上千秋史”的毛泽东了。高手布局，讲究的是楔子、绊子、关口险隘多管齐下，其目的在于使对手尽管能够肆虐于一时一处，但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关节点上寸步难行，最终在收官阶段屠尽长龙，让对手在较量的棋坪上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惨结局，从而毕其功于一役。

　　仔细回味或研究一下文革后五年中的种种迹象就会领悟到伟人的高超。首先，公布了“检讨书”、“永不翻案”的内容之后又“人才难得”，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委以重任——那是给机会让其表演，其中更深层的意图是让所有人记住这个过程。其次，借评水浒而批宋江，批宋江是假，批投降是真，为日后人们对照现实树立一个参照物。第三，以姚文元和张春桥的名义先后发表两篇重磅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与《论资产阶级法权》（据笔者推测，这应该是“命题作文”，因为张、姚二人既没有那样的理论深度，更没有那样宏阔的政治视野），从理论上先行界定“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的前因后果，其目的还是为后来人开辟一条认识资本主义实质的通道。第四，在四届人大上修改《宪法》，特别是把“四大自由”——大民主的内容列入——如果此后的当政者不改、或不敢改，那就无异于被捆住了手脚，无法任意妄为；如果有人胆敢改了，那也就同时让人民认清了篡改《宪法》者的真面目。第五，逐步“解放”了大多数被打倒的老干部——既爱护了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又不能把好人都让别人去做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干部一旦醒悟过来，必将是阻挡资本主义复辟的巨大障碍。第六，明知“英明领袖”不那么“英明”，是个“忠厚人”，迟早要被人一脚踢开，却把党政军大权一股脑儿交给他，其目的除了是再一次用事实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残酷无情之外，顺带让人们了解走资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及其凶残的道德本性。第七，多次、反复地谆谆告诫人民，“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修正主义如果在中国发动政变，我断定他们是短命的，”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是不会答应的，“造反有理”——这无疑是将一柄锋利无比、无坚不摧的“尚方宝剑”交到了军队和人民手中。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理论、法律和人事组织上的准备，才保证了“改开”最终的不失控——尽管内外反动派“沉船”、“撞墙”不已，一条“血路”杀了多次却始终杀不通——与其说天佑中华，倒不如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华民族的保护神！

　　借问“文革”何处有，伟人遥指“改开”后！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得今天的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理智、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自信。当“改开”已经左右为难、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毛泽东热一浪更比一浪高，毛泽东思想的回归已经不可阻挡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已经进入收官之战的最后阶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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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小改革（二）

　　二、“不须放屁，且看天地翻覆”
　　　　　　　　　　　　　　　　——毛泽东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改革，中国古代叫做变法。究其原意而言，是执政者通过一系列革弊兴利、即革除社会弊端的措施来改变发展方式，提高生产力，巩固政权统治的一种做法。这种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诸如秦之商鞅、宋之王安石的变法，其特征是在不改变社会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兴利除弊，其实质是对社会的一种改良。因此，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大历史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对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作局部小修小补的行为，它可能对整个历史发展大局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它绝不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

　　时至今日，当人类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路走来，回顾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主流时，就不难发现，数千年的古今中外史都在反复演绎着奴隶暴动、农民造反、工人革命的故事。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归纳、总结，人们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占人类总数90%以上劳苦大众政治上的争自由、要民主，经济上均贫富的诉求、抗争和奋斗，所有这些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这种诉求的终极境界，马列主义通过科学的论证，将其表述为共产主义，毛泽东则是用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及其这种制度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上所取得辉煌成就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着这种主流不但客观存在，而且无坚不摧。

　　凭心而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集团内部，确实是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囿于阶级立场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认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揭示出来的人类历史主流及终极目标，同样，也因为阶级斗争及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需要，他们又不得不仔细、深入地研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寻找对付革命的策略和办法。这一点在二战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迫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大势，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们对外不得不摒弃了野蛮的殖民主义掠夺方式，代之以“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经济侵略；对内则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与福利，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缩小两极分化来延缓阶级斗争的爆发。如此，不管其主观上是否乐意，却在客观上不知不觉地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长盛不衰、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假象。这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不战而胜”，成功摧垮以苏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原因。

　　也恰恰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因为毛泽东的阖然长逝而人亡政息，这才给某些蓄谋已久的人以机会、带领着懵懵懂懂却“欢欣鼓舞”的大众，开启了所谓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如果说这个“新时代”在1985年前后还有那么一点改良的意味、“改革”本意尚存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摸石头”摸到“深水区”还是未能“摸”出名堂，且越“摸”水越浑、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的三座大山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这哪里是什么“改革”，这根本就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惊天大骗局！

　　之所以称其为惊天大骗局，是因为这场持续了三十多年、荼毒了几代中华儿女、至今已经无路可走，却依然还在“深水区”里困兽犹斗的所谓“改革”，以其血淋淋的残酷现实使得人们逐步认清了它的真面目，进而透过虚假的现象揭开了它的本质特性。这就是：

　　一、“改革”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国家的社会性质。

　　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既不表现在它的国号上，也不表现在它的国体上，正如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和日本，谁能说它们的社会性质是封建主义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同样，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如果人民当家做主的实质内容被颠覆、被抽空了，其国家性质还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吗？决定国家性质的根本要素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始、基本涵义。毫无疑问，发生在新旧世纪之交前后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其实质就是把全民掌握生产资料演变为新兴资产阶级窃取并掌握生产资料的过程。当人民公社被拆分，绝大多数国营、集体企业被“改制”的时候，当数千万昔日的“工人老大哥”一夜之间被下岗、重新沦为没有任何依靠、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赤贫阶层的时候，当昔日的主人翁——千万下岗工人与亿万农民兄弟、甚至包括他们的子女——不管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劳动力市场”等待被企业主雇佣的时候，当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市场”、被“流转”的时候，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百姓们不但已经完全地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且，连土地和自己本身也成为了“市场”的商品。难道占总人口90%以上的人民没有了生产资料的国家也能叫“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改革”已经将国家主体改变成一个既有封建专制的蛮横、又比现代资本主义凶残，挂着社会主义招牌，行原始资本主义之实、四不像的混合体，难道这就是“特色”？

　　二、“改革”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股逆流

　　如果说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的话，那是极其肤浅和片面的。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从茹毛饮血到登上月球，每时每刻都是在发展着，即便是旷日持久的战乱也是一种发展——没有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历史就不能进步。至于和平，那只是人类历史上各方力量惨烈博弈中的一个表面上的短暂间隙，是强者打人打累了，需要喘口气才给弱智提供的一个机会，怎么会是主流呢？提出这样观点的人，要么是昏聩弱智，要么是自欺欺人，只有会建造“咳血观”的人才能提得出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永远、也只能是绝大多数人民要求政治上的公正、经济上的公平，这已为无数历史事实、包括近年发生在美国的“走上华尔街”运动所证明。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曾经创造了这种公正和公平，而且，这种公正、公平是在帝修反重重围堵、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公正、公平，人民才焕发出了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和无穷力量，不但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几乎白手起家地建立起一整套完善、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包括农田水利建设、现代化的农业体系和轻重工业均衡发展的工业体系。尽管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人都还吃糠咽菜，却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攀登上了西方资本主义花了一两百年才达到的高度，创造了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

　　也许直到今天还有人被“改革”虚假的经济繁荣蒙住了心窍，或多或少地认为是因为改革开放才使中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GDP连续多年突飞猛进，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殊不知所有这些“繁荣”与“成就”正是这场惊天大骗局的主要内容：第一、前三十年几代人勒紧裤袋、勤俭节约，通过高积累而集聚下来的无尽财富、包括有形和无形的，被他们一步步地稀释成改革的“红利”，又大把大把地变现，于是，经济就“发展”了，国家就“富强”了。然后再通过双轨制和改制，或是被权贵集团窃取、贪占，或是被大大小小的老虎苍蝇们穷奢极欲地挥霍，于是，“红利”就红得发紫，成为夸耀改革成就的一句名言了。第二、用亿万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创造出来的廉价商品形成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以及数十年的外贸顺差，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在为全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几乎是免费“午餐”的同时，造成一种经济繁荣的假象，实则是除了手里攥着一大把外汇、美债的白条之外，用于改善民生的几乎为零。第三、“红利”吃得差不多了，白条又兑不了现，但“政绩”要保，“形象工程”必须要有，骗局要继续演下去，怎么办？那就只有卖！卖房卖地卖资源，把现有的和本该留给子孙后代的一齐卖光。

　　这种骗局的始作俑者所练就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已是惊世骇俗，继任者、特别是近十年掌权的继任者又花样翻新，运用拔苗助长、竭泽而渔、偷天换日的“神技”更上一层楼，将此骗局推向极致。可留给当今、乃至以后中国人的，却是吸一口气都会得病的空气，喝一口水都会中毒的水源，养老金发不出来的尴尬，债台高筑、实际已经破产的各级政府，最危险的更是十几亿人缺粮的粮荒！“市场决定论”不是随便提的，其除了表明一群铁了心要建立起完整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人的“雄心壮志”以外，另一层隐藏的意思则是无奈地表明，政府已经无力解决问题，把矛盾丢给“市场”、让百姓自生自灭。“准备过几年穷日子”不是无缘无故说的，这既是看到危险的人向不知死活的官僚阶层发出的警告，又是当局破阵无策、一筹莫展的一种哀鸣。

　　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当“皇帝的新衣”其实就是裸体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改革”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任你“杀开一条血路”也好，任你“至死方休”也罢，即便你“甩开膀子”甩脱了臼，仍然逃脱不了历史规律的惩罚。只是这种惩罚不可避免地殃及鱼池，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后的中国人都将被陪绑，陪着权贵富豪们在历史的黑洞中挣扎。

　　因此，现在摆在每个国人面前的问题，不是前后三十年不能否定，而是必须完全、彻底地否定所谓的改革开放，使国家重新回归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回到绝大多数人民孜孜以求的公正、公平的社会体制、即历史发展的主流上来的问题，不如此，中华民族将万劫不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伟人毛泽东就对苏联赫鲁晓夫的改革嗤之以鼻，嘲骂道：“不须放屁，且看天地翻覆！”今天，乃至更长的时间这句话同样适用，而且，更有内涵、更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无穷的历史意义，是对所有违背历史发展主流的倒行逆施者一种辛辣地嘲讽和无情地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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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小改革（三）

　　三、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注定是一个各方势力激烈交锋、并由此决定走什么路，往哪里去的十字路口。在“仰望星空”“望”得天空雾霾重重、国家社会一齐撕裂，“咳血观”“咳”得官僚体制上气不接下气之际，是生存还是毁灭，是冲出重围、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还是就此滑向殖民地的深渊、进而被分割成若干个无足轻重的小联邦国被人任意欺凌，简而言之，是堂堂正正地高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旗帜走向崛起，还是继续用特色的遮羞布掩盖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实质走向崩溃，这个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的问题，正在、并且将持续考验着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有担当的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和群体力量。

　　由于自废武功所造成的窘境，又迫于左右两大阵营与日俱增的压力，特色党在艰难地完成了击鼓传花交接棒的形式之后，接棒者发出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邪路”的政治宣言。这看似不偏不倚、似乎颇有创意的政治宣言，除了是有意无意地向躲在幕后、真正操控着大局的某几个方面，表达不知真假的“诚意”之外，多少透露出了一点接棒者不甘做崇祯和溥仪，欲图开创出一条“新路”的雄心壮志。

　　那么，这条“新路”究竟是一条什么路？又能否行得通呢？通过一年来的实践，虽然他们嘴上不仅仅在高喊着“特色”，也喊出了一些诸如“群众路线”等等“僵化”的老词儿，还又是打老虎又是打苍蝇的，但人们发现，此特色相较于之前特别“色”的特色，尽管在政治层面有了一些“正能量”，但是在经济层面、确切地说是在决定国计民生的方针大计上，依然未脱特色的窠臼，而且，在全面私有化的邪路上比以前跑得更快了，三中前后的国企“民营”、自由贸易区、城镇化、市场决定论就是明证。

　　至此，透过现象看本质，新政实施一年来的客观现象至少说明了这么几个实质性的问题：

　　第一、相较于面部神经瘫痪引发脑神经瘫痪的麻木不仁者而言，新政的执行者确实是比较清醒地、但相对不那么深刻地看到了现实的危险。而且，也确实对现实危险的“病体”动了一些小手术，至于是否是治表不治里、抑或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那是立场的局限、“改革”的惯性以及大环境压迫所致，只要是立场不完全站到人民大众一边，也只能这样了，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同样，因为不敢跨越改革思维这个“雷池”，加之特色理论的匮乏、混乱以及低劣，决定了仍抱着这个理论并奉为经典的执政者不可能找到解决现实难题的良策，这就宛如一个只会照方开药的郎中面对一个五脏错位、手脚俱折且浑身长满了毒瘤的病人那样，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第二、应该说，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即美国人到处兜售的“民主”体制，哪怕是台湾式的“民主”体制，在抑制腐败、监督权力方面，是有着许多先进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学习、仿效的，最起码是在没有回归到毛泽东时代那种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真正的大民主之前，建立起一套反腐监督机制是亟需而且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尽管新政一年来反腐的风声大，雨点也不小，也确实比以往多拍死了些“苍蝇”、抓了几只不大不小的“老虎”，但是，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两种明显的迹象令人不寒而栗。其一、有头号汉奸卖国贼之称、遭千夫所指、被万人唾骂、而且已被其美国主子爆料贪腐事实铁证如山、劣迹斑斑的顶级大老虎，不但没人敢打，反受到保护与尊崇，还有意无意地让其时不时跳到前台来挤眉弄眼地恶心国人一番。其二、在无官不贪，随手抓抓肯定就能抓到苍蝇老虎一大堆的当下，现行的打老虎却是有选择的进行着——放过戴团徽的，专拣戴表的打。这就无疑是将反腐演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形成前门打虎后门引狼的格局，其结果只能是使奉行新自由主义、带有现代买办性质的新生门阀集团持续坐大，再由他们反过来绑架政权，强逼着十几亿中国人民跟随他们走向被殖民的“深水区”。

　　第三、在改革开放肆虐了华夏大地三十多年之后，当今中国的问题堆积如山，绝不仅仅是依靠反腐肃贪就能全部解决的。在道德崩溃、文化沦丧、核心价值观全无、信任危机深重、两极分化越拉越大、全民财富被权贵利益集团攫取并源源不断输送到国外、经济危机一触即发、内需乏力、国民经济面临崩盘等等所有问题和矛盾之中，执政当局根本没有找到主要矛盾而对症下药。尤其是在重新确立核心价值观、重新占领道德、道义高地和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之路这两个带有纲领性性质、能够起到纲举目张效果的方面毫无作为，使得政左经右的荒唐现象日复一日，汉奸卖国言论和行为依然故我、继续甚嚣尘上，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局面愈演愈烈。如果问题的严重仅限于国内，倒还有时机从容应对，因为毛泽东那一代的共产党人留下的信任“红利”，虽然被二、三、四代“吃”得所剩无几，但人民在心底里依然还是希望这个党好起来。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不会再给任何机会的，思想文化上的瓦解、军事上的围堵，经济上的敲诈、盘剥、侵略，辅之以细菌战、生物战，在以往已经取得辉煌业绩的基础上，以后将会更进一步地全面开花，形成一种连续的立体进攻。而对所有这一切，当局应对乏策，即使是万众反对、能够导致亡国灭种的转基因食品问题，至今也没见国家层面的中央政府有所表态，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鲜明的态度、更缺乏应对的策略与措施，这就无异于烧香找不着庙门，只好在反腐上打转转，博取一点民心了。

　　第四、综合国内外诸多矛盾的性质和危害性，如果真的是欲图挽狂澜于既倒的话，必须对这些矛盾细加分析和研判，而首当其冲的应该是配合反腐，抓住契机，从加征财产税、收入所得税、甚至查明并没收官员及“企业家”们不法资产等方面入手，用税收的杠杆抑制豪强，再制定一系列向中下层人民倾斜的分配政策，来平衡实质上早已存在的阶级矛盾。这样做，可以起到一箭四雕的效果，其一、可以堵住国有资产流失和广大人民群众财产被不断稀释的通道，增加财政收入并实现真正的藏富于民。其二、可以聊补长期以来被伤透了的民心，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被进一步地撕裂，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其三、因为增加了中下层群体的收入，所以，就必然增加了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从而实现真正的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其四、由于具备了强劲的内需动力，在国际上也就不会再仰人鼻息地、低三下四地、献媚讨好地在别人设定的“经济一体化”圈子里继续混下去。如此，腰杆自然就能够挺直，主动权和话语权就会不请自来。一个十几亿人、资源丰富的大国为什么非得要倒贴“嫁妆”，死皮白赖地给人家当小妾呢？！可悲的是，所有这一切，当局不但毫无作为，而且，在养老金并轨、医疗教育及物价指数的制定上继续与民争利，甚至公然宣称放弃政府的职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让外资和官商资本进一步上演大鱼吃小鱼的游戏，鲸吞老百姓残存的一点点用血汗换来的保命钱。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以佐利克、厉股份及其弟子们“顶层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国策，走的根本不是什么新路，而是他们诅咒发誓坚决不走的邪路。

　　第五、即便如此，三十多年改革造就出来的多个盘根错节异常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撞墙”不止的内外沉船派仍然不满足，他们用绝不允许“改革停步”做口号，来否定、封杀一切具有“封闭僵化”迹象的言行。他们最怕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回归，是人民的觉醒，是人民觉醒后必然会出现的“文革余孽”式的大民主浪潮，所以，他们挖空心思地上演了一出出“道歉”、“忏悔”的丑剧。无数事实证明、尤其是2013年9、10两个月的世纪大审判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主宰当今政局的，不是某一两个人，也不是所谓的“领导集体”，而是“影子”！此“影子”经过交接棒之前的利益交换和讨价还价式的妥协，已被刻意地密布于各个津口要隘，是当今中国的实际主宰者。这就是新政只要有稍具“正能量”的话语和举措，便立即遭到变相封杀、歪曲、甚至是公然抗拒的缘由之所在，这更是新政实施一年几乎没有出台丁点惠民政策的根本原因。而在当今世界，哪怕是非常“民主”、如同英美法德那样的国家，只要没有实惠给老百姓，其政府必然是短命的。但特色“影子”就能够、也敢于这样做！而且，谁都不敢不与他们“保持高度的一致”。

　　所以，这就决定了“既不走……也不走……”的结果只能是无路可走。因为它没有能力跳出小改革的范畴，也就无法适应、且不可能顺应大历史的主流。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顺应大历史主流模式的道路，已经有人开辟出了一个雏形，而且走得风生水起、万众欢腾……虽然，这个雏形暂时的被“影子”剿杀在摇篮里，可是，她正在昭示着未来！

大参考

大历史与小改革（四）

　　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根据近年官方“两个不能否定”和“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邪路”的定义与表述，其概括的意思应该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除去1978年改开之后所走的道路是无比正确的之外，1949年至改开之前所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虽然也不能否定，但却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且不论这种观点本身是否能够成立，也不论特色集团及左右两大阵营是如何解读这种观点的，仅就“封闭、僵化”这两个形容词所表述出来的内容在人们心底里所形成的感受，即便是对前三十年持肯定立场的大多数国人而言，依然是一个嘴上不说、心中默认，无力辩解、挥之不去的魔咒。这个魔咒极易将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有一叶障目的危害，因此，就有必要在“两个不能否定”中必须否定一个之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封闭”与“僵化”做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国内外两个具体、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完成其建国过程的，其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组织、带领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而建立的新中国，其社会政治基础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混合体，其经济基础是满目疮痍和一穷二白，而且，四大家族溃败时将巨额财富转移至台湾和海外，1948至1949年又刚刚经历了一场殃及全国的通货膨胀。其二、当中国抗战胜利、二战结束时，世界政治格局已形成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以及美国公开宣布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新成立的共和国必然采取“一边倒”的策略，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骨干力量而与资本主义世界抗衡。这样的格局就使得新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在政治军事上抵御并反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瓦解、军事和文化的侵略；在经济上“争取外援、但不依赖外援”，走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发展之路。而在此过程中，从49年开始到70年代初，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一天也未停止过。另外，因60年代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而形成的中苏反目、由于苏联的逼债及其政治军事打压，更给新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稍微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清楚，不是毛泽东那一代领导层想封闭自己，而是种种客观因素从外部将新中国封闭得严严实实。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换做如面瘫那样的昏庸无能、戏子那样的浪荡浮夸之辈来滥竽充数的话，不要说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使新中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恐怕用不了三年五载便被人家掐死在摇篮里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来指责那时的创业之路是“封闭”，与不知好歹的纨绔子弟责骂艰苦创业的祖先有什么两样！

　　再来谈“僵化”。其实，他们所指的僵化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经济体制上“死抱着”计划经济一种模式，经济性质也只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调动不了人民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二、思想文化上保守僵化，不能吸收世界上的优秀文化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说白了，就是没有像中情局《十条戒令》中所希望、并已经实现的那样，让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文化进入中国，来毒害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要分辨上述这两个方面是不是“僵化”并不难，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只要看一下结果就清楚了。当邓氏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杜撰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之时，就已经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及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给全盘否定了。他们完全不顾二十世纪中期，新中国独家创造的多快好省的发展模式使整个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已经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事实，却一头栽进资产阶级的怀抱，以“补课”做幌子，用彻底打开国门、与国外资本共享改革“红利”作代价，重新建立起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体制。而且，全民核心价值观丧失，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一夜之间黄赌毒遍地……于是，这就不“僵化”了，就可以非常“灵活”、便利地将国有资产和亿万工农创造的剩余价值据为己有，并十分“灵活”地孝敬外国主子了！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奴役一群已经被他们麻痹得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宛若行尸走肉的百姓，世世代代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了——所有这些，才是他们指责前三十年“封闭僵化”的用心所在。

　　历史事实证明，所谓的“封闭”不是当时执政者和人民大众主观上想封闭自己，而是在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被别人所封闭。相反，中国人民时时刻刻都在创造条件打破这种封闭，当美苏争霸争得精疲力尽、自顾不暇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性契机，以小球撬动大球、高妙绝伦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无双的国际外交手腕，一举打破封锁，将新中国推向第三世界领袖的宝座，并成功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成为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极，世界政治格局由此改变。试问，毛周之后那些不“封闭”、不“僵化”的这一代那一代“核心”，有谁能够“写”出如此辉煌的历史篇章？或许，连望其项背的资格也没有吧。

　　由此，不免令人产生遐想——也确实有很多人在议论——既然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甚至在文革的“动乱”期间都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既然已经打破了美苏两霸的封锁，那么，假设毛周健在，或者是继任者忠实地延续执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作这样的假设虽然可以加深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的认知程度，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是无法复制更难以假想的。但是，假如这种情况出现，世界和中国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不会与现在相同——

　　一、不会主动放弃世界民族解放、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甚至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当可耻的叛徒，将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当做利益交换的筹码出卖掉。因此，第三世界各国的持续壮大，将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逐步地陷入焦头烂额的境地。那样，前苏联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一类的人物主政，其“新思维”也许就要改写，苏联不会那么快的解体，而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就不可能出现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中国，将以堂堂正正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尊敬和爱戴，决不可能低三下四地以小妾的身份去与人家做“夫妻”，然后再被人左一耳光右一巴掌打得只会喊抗议。

　　二、因为打破了封锁，中国会全面地走向世界，会与世界各国、当然包括资本主义大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会广泛地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优秀文化及其它一切可为我所用的东西，用鲁迅的话说，这叫“拿来主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建立在独立自主、有选择的原则基础之上，即：第一、不会出卖主权和战略资源。第二、不会落入“经济一体化”的怪圈、自投罗网地栽进WTO的骗局之中而任人宰割，然后，与资本主义世界一起“享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三、不会漫无节制地将那么多原本优秀的中华儿女送出去给人家洗脑，再“海归”回来变成助纣为虐的掘墓人。第四、不会毫不设防地“接鬼”，而把牛鬼蛇神乌龟王八黄红不分的低俗文化一股脑儿“接”进来，荼毒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第五、不会不顾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而盲目地减少耕地，将粮食需求依赖进口去解决，更不会将断子绝孙的转基因食品引进来，帮助美国对中国实行亡国灭种的屠杀。第六、不会用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财富去今天救这个明天救那个，变相的资敌。

　　三、因为社会主义根本性质所决定，同时，也肩负着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神圣的历史使命，所以，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集中力量好办大事”的计划经济就成为唯一的必然选择。负责任的政党及它所领导的政府是不会把国计民生撒手交给市场、由市场去决定的，至多会在某些比较特殊的地区和某些合适的时段，搞一搞计划经济框架内的商品经济。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源泉主要是理想、信念和高尚的情操；公房分配、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足额的到期就领的退休金既免除了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险，又给劳动者创造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加薪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利益进行补偿、逐步提高全民经济收入的固定政策，奖金则是奖勤罚懒、表彰先进的一种调节手段。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在1970年后就出现的社办企业的辅助下，会与城市展开良性互补型的竞争，它的中期大目标就是集约型的大农庄，它的活标本就是今天没有其他农村地区可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华西村和南街村。

　　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两极分化的，消灭了两极分化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一切矛盾就显得无足轻重，而任何不存在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迄今为止人类尚未达到的仙境，是大多数人的天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任何小改革所无法比拟的鸿篇巨制，就更不用说以改革之名行倒退之实的复辟了。历史将证明，不管再有多少次反复，也不管资本主义社会还能维持兴旺的表象有多久，人类终将要走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许多人有这样的疑虑——改革已经“改”了三十多年，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用攫取的资本与外资一起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整个国家机器携裹着人民正在向改革的“深水区”——全面私有化的道路上飞奔，人心早就散了，乱了，还怎么回归到社会主义正道上来？

　　其实，需要理解的回归并非是形式而是内容，在物质产品高度丰富的今天，真正的回归绝不是要回到社会主义建设刚起步、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那个时代，正如社会主义初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一样，经过文革的洗礼、又经过改革加速了经济能量的释放，加速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之后，重新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上，已经有人开了这个先河，他用唱红打黑，在短短的几年中不仅开辟出一方净土，使人民既意气奋发又幸福安宁，而且在一个原比沿海落后一大截的内陆地区，创造出了在经济总量上名列全国前茅的神话。而这个神话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昭示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它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诠释了回归的可能性。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的词作所咏唱的并非都是金戈铁马，他偶尔缠绵悱恻、婉约一回的低吟浅唱所创造出来的境界，被王国维誉之为“大学问者的第三种境界”，其所蕴涵的意境和哲理，远非平庸者所能领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