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盗寇、伪军与散沙

lameihua

　　战争结束了么？

　　没有。

　　战争没有结束，战争仍在扩大。

　　从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生物战、军事威胁，再到舆论战、文化战，我们每个人早已深陷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之中。

　　现行世界秩序的根基是西方列强500年来殖民地秩序的延续，这一秩序能够延续至今，只取决于实力，而非人道、公义与公理。

　　这一秩序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同样取决于正义与黑暗力量的对比，取决于文明与正义的一方何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上世纪六十年代，受新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以法国、美国、日本为代表，西方社会掀起了一场以新中国革命理论为模板的社会革命。这场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社会革命绝非偶然，它是西方社会意识觉醒、文化觉醒的现实体现。

　　可惜的是，由于文化背景、历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方世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仍停留在形式与口号，走向街头的西方青年，最终却选择了远离人与人性的方式表达自由，用游行、焚车与纵欲，用回归禽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与诉求。

　　今天，巴黎街头砸店铺、烧汽车甚至成为传统节目，被粉饰出了文化内涵。

　　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文化革命”之所以失败，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现实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原本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实现方式，它借助于暴力革命重建制度与生产关系，并与时俱进地巩固了这一社会制度的文化环境。

　　无论美国法国还是日本，都未从政权与制度的层面去重建生产关系，只寄托于街头游行式的诉求是无济于事的，先进的文化革命在西方的退潮是必然的结果。

　　在席卷西方的“文化革命”退潮之后，西方政府借助种种手段加强了对社会的管理。在今天看来，这些举措充满着“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的讽刺意味。

　　西方政府祭出的第一个大招是抢占道义高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革命，其根本诉求无非是向现代产业奴隶主、金融奴隶主的手中争取权利，争取民主、自由、平等。

　　面对尖锐的矛盾，奴隶主们顺应公众的呼声，亲自把“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抗在肩头，挂在嘴边。奴隶们，看啊，我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我就是反对民主、自由、平等，反对我就是反对你们自己的利益。只是在实行现代奴隶制的西方世界，“民主、自由、平等”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表演的，谁说我没有“民主、自由、平等”，我就演给谁看。

　　第二个大招是商业宗教。

　　仅仅是表演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催眠与驯化。

　　人类社会的运行本质是社会化协作生产。在华夏文明这里，社会化协作生产的目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财货服务于人。而在西方工业奴隶主、资本奴隶主、金融奴隶主这里，财富才是它们真正的上帝。整个西方社会的组织形式与发展逻辑服务于资本的扩张。

　　在资本秩序的导向之下，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分配方式、社会文化都围绕商业展开，人类生活的一切都被商业格式化。在这里，人不是再是具有独立人格、与自然、社会自主交流的人，而是功能化、被特定目的限制与驯化的人。

　　如果人人都倾向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都依托于社会化的公社与公有制企业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源。资本家们就得不到他们倾销商品、牟取暴利的市场。

　　为了实现目的，它们就要打破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组织。建立以商品与市场为中心的自由市场。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引导塑造商业文化与商业生活，对人进行商业化改造。在西方主导整个世界的过程中，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每一份微笑，都被明码标价。

　　在黑暗中世纪，整个西方社会是教廷的奴隶。在商业化、全球化的今天，全人类已经沦为资本与商业的奴隶。

　　西方资本奴隶主的终极大招是斩草除根。

　　用商业的、宗教的、文化的手段反向定义文明真正的源头，抹除、抹黑与改造一切不符合其利益的文明形态。

　　把中国的社会制度定义为专制，把中国的文化定义为落后、把中国人定义为愚昧、丑陋。借助狗洞与奖项，针对中国人的《变形记》魔幻上演。

　　把脱胎于黑暗中世纪的现代宗教树立成文明的标杆。

　　抹除了光明，也就无所谓黑暗。

　　这世间有三种恶。

　　一为盗寇。

　　八国联军、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教科书书写的只是冰山一角。

　　它们更多的罪恶并不为人所知。

　　1902年，清政府的一位外交官因为扎着辫子，在旧金山被美国警察殴打，辫子像牵狗绳一样被拴在栏杆上。这位名叫谭锦镛的外交官不堪其辱，在旧金山大桥跳水自尽。

　　1908年，杰克·伦敦创作小说《中国佬》，把遭受法国殖民当局冤杀的华工描绘成奴性十足，愚昧、丑陋、冥顽不化、不可理谕的地球“劣等人”典型。

　　1910年，杰克·伦敦创作幻想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在这部小说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用病毒武器消灭了全部中国人，然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庞大而幸福的民族混合体。”

　　2010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对着镜头回答说：“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也过上与澳大利亚、美国人同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全世界都将处于非常悲惨的境遇，因为地球会无法承受。”

　　100多年过去了，在所谓的“现代文明社会”，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变了么？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生而有罪，中国人要么安心做奴隶，要么干脆死绝了才好。

　　2021年7月，《人类遗传学》杂志（《Human Genetics》）发表了《今天非洲之外的人类Y染色体全部起源自东南亚》（《A Southeast Asian origin for present day non-African human Y chromosomes 》）一文，阐释了5万-6万年前，所有非洲之外的人类，他们的父系Y染色体全部起源于东亚与东南亚地区。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最初的标题是《早期的东方男性对西欧亚男性的Y染色体的替代》（《Early replacement of West Eurasian maleY chromosomes from the east》），或许这个题目让某些自视高贵的欧美审稿人十分不爽，东亚男性怎么可以取代西欧的男性？于是这篇文章被打入冷宫，直到2年后作者改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标题才得以刊发。

　　在标榜“科学精神”的西方世界，为何这件事情显得如此双标呢？

　　因为在坚硬的事实面前，不双标，就无法维持西方精心维护的优越性。

　　一边要继续收割西方优越论的红利，一边又想树立“科学精神”的牌坊，都快双标成精神分裂了。

　　有些人总想着和魔鬼解释中国人如何像小白兔一样人畜无害。问题是，和撒旦讲道理有用么？

　　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来的。

　　禽兽面前自矮三分，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是不知彼，不知己，不秉道而行。

　　如果不是一厢情愿、不讲原则的浪费善良，就是残存的奴性在作祟。

　　二为伥鬼。

　　汪精卫的曲线救国一直都不乏市场。

　　所谓的曲线救国，实则为曲线卖国。

　　柳教父之流发扬光大“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路线，一手断送了中国的芯片与操作系统。

　　不圆不语们自领其罪，自污其门，爬过狗洞接受西方的荣誉。

　　这些搜腐集秽的汉奸伥鬼们爬上讲台，爬进文字，把大好的文化环境搅弄的污臭不堪，苍蝇臭虫，嗡嗡嘤嘤，像极了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烂泥塘。

　　如今，不圆不语们曾经霸占的森林已被阳光照亮，它们躲到更深的黑暗处，偶尔发几声阴邪的怪叫。

　　接着借用学术自由的名义，清华美院用百年校庆，震旦教师用不当言论，时不时的跳出来恶心冷眼旁观、日益警醒的国人。

　　在它们之后，充当主力的，则是商业公司，它们是资本秩序的中坚所在，从帽虎、江南布衣，到三只松鼠、舞狮少年，再到沃尔玛、奔驰汽车，在殖民地仆从军破产之后，西方奴隶主的商业十字军不得不亲自下场带节奏。

　　现行世界的奴隶主们，借助商业公司，把价值观、生活方式注入到商品的宿主身上。

　　商业原本是资本宗教的隐秘的手段，如今不得不亲自显灵，直接显露其背后的操纵者。

　　黔驴者，其技穷欤？

　　三为散沙。

　　文明是一种秩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想实现繁荣富强，必定要求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

　　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是华夏民族努力改变自身命运辛勤劳作的结果，是劳动人民七十年如一日建设的结果。

　　毁掉一个民族，毁掉一个国家的未来，最好的办法，是破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秩序，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公平、公开、公正，破坏她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全社会推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

　　一旦心里装满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装满了西方价值观，就也看不到大是大非，看不到国家民族。秩序消失了，合力消失了，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的做着布朗运动。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盘散沙。

　　只图索取，不讲奉献，最终整个社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成为死寂的绝望之地。

　　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财富，而是失去信仰。

　　在自由主义这里，没有对与错，没有是与非，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他认为存在的他自己。

　　自己是否因为意识到存在而具有价值呢？

　　以“自我”为标准，和以“大道”或者“公共秩序”为标准，其结果全然不同。

　　“自由主义”貌似充满人性关怀，实则堕入了唯心主义的地狱。

　　我心即宇宙，只看到自我的命运的时候，国家与民族就被抛弃了。

　　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真的是进步的“觉醒者”么？

　　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觉醒，不过从一场梦陷到另一场梦境而已。

　　过去，他们戴的是“东亚病夫”的帽子，今天这顶帽子换了个“自由主义”的名字。在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病毒的危害之前，在标新立异的失序时代，又有多少人不为所惑呢？

　　在真正的文明社会里，人是不可能成为散沙的，在社会化协作生产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劳动者，都是国家民族这架高速列车的不同部件，发动机，或者螺丝钉。

　　脱离了国家与民族，“自我”又是什么呢？

　　真正“自我”的觉醒，是在服从、服务于国家民族，服务于文明秩序的大前提下，个体的成长与绽放。

　　绝对的个体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个体都是文化命运共同体，经济命运共同体，社会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宏大的命运共同体面前，过份强调个体，强调自由主义，会造成义与利的失衡。

　　私心在前，私欲膨胀。不仅是社会的悲剧，也必然是个体的悲剧。

　　“物物而不物于物”。无论是追逐“自由”的概念，追逐财富，都要立足于人的社会性，立足于公共秩序，立足于人本身。否则就成了“逐万物而不反”。失去了真正的立足点，正确的价值观念，成了名利与物欲的囚徒。

　　《茶馆》里的唐铁嘴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殖民地时代的小市民没有家国，没有民族，把消费列强的毒品视作炫耀的资本。

　　时代变了么？

　　今天有多少人以苹果山姆奔驰澳洲红酒巴黎香水一脑子民主自由思想视作成功的标配？

　　那条象征着愚昧落后的旧时代的辫子剪了吗？

　　焉知孜孜以求，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洋趣味不是殖民地时代的另一条辫子。

　　剪了吧。

　　西方的崛起是文明与宗教叠加的结果。

　　窃自华夏的技术文明与制度文明是西方崛起之“用”，为其提供侵略扩张，粉饰自身的技术性与制度性基础。而其蒙昧黑暗的宗教内核使得技术文明与制度文明沾染了宗教色彩。这种变异文明使得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人才沦为新宗教的信徒，而宗教反人类的黑暗属性也限制了西方文明的天花板，使其最终沦为资本秩序的附庸。

　　真正的文明，不是止于意识到自我，而是在意识到自我之后，找到自我在社会中的位置，自觉的成为文明秩序的一部分。

　　一个人，一个民族，都是文化与历史塑造的结果。

　　人之所以成为人，不止是“我思故我在”，而是认清个体与国家民族的关系，主动传承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承担起历史与时代交给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