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当年中国为第三世界敢“干涉”法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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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奥期间，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参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敬献花圈。

　　而中方在2月6日同阿方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支持阿方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上完全行使主权的要求，以及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尽快重启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

　　这下一贯喜欢干涉他国主权的大英被干破防了。

　　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当地时间6日晚急忙发推，宣称“完全拒绝”任何有关马岛“主权”的疑问，称其是“英国大家庭的一员”，还操起自己不熟悉的剧本跟中国谈起了“尊重主权”。

　　有些人疑问中国为什么站阿根廷，更为阿根廷得罪“大国”英国值不值当。

　　其实中国现在只是发声支持，这才哪到哪啊。

　　稍稍回顾历史，就知道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贯的外交原则。当年处在西方外交封锁中的新中国，为了支援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曾两次拒绝欧洲大国法国抛来的建交橄榄枝。我们现在还会怕什么“得罪英国”？

　　1

　　提到最早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很多人会想起戴高乐时期奉行相对独立自主、反对美国霸权的法国。但名义上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其实是英国。早在1950年1月6日英国就基于自己的在华利益，在西方诸国中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然而，就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那天，英国外交部同时还在宣称要坚持跟美国同道“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并要继续同台湾国民党集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毫无诚意”这四个字那是明摆着写在脸上。

　　《1949-1950年英国对新中国的承认》节选

　　于是与英国“半建交”的外交关系，新中国就一直“晾”在那直到1970年代，无大使只有代办。也就是说，英国真正与中国建交，不过跟日本类似，是随那时中美建交而来的一个副产品而已。

　　所以法国一直怀有想要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想法，而且可以说相当热衷。

　　但是摆在法中建交面前的最大障碍，不是美英或苏联的阻拦，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

　　早在1948年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法国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外交力量在谋划同新的红色中国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

　　其中的代表，是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梅理蔼及一些前法国驻华外交官，他们从1948年底就开始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持较为积极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在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已经对全国实行有效的控制，认为“中共并不敌视法国”，法国“根据国际惯例给予承认是正确的”。

　　但法国政府外交人士也有激烈反对的。谁呀？负责殖民地事务的！

　　时任“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皮农强调，中共支持越盟（越共前身），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会危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主张“承认的时间应该尽可能地向后拖延”。

　　殖民时代地图

　　当时的时代背景，正是二战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国作为“数一数二”的殖民大帝国，在亚洲和非洲占有辽阔的殖民地，是民族解放运动首要的斗争对象。而新中国则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代表性国家和最坚定支持者，手擎全球民族解放的义旗。

　　毛主席和亚非拉各国青年朋友在一起

　　而且法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大家懂的。殖民地人民要谋求独立解放，法国就毫不犹豫地派兵武装镇压，杀伐无算。中法在这上面的分歧，其实远远大于所谓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的意思很明确，要是你法国仍然残暴镇压殖民地人民，我宁可不跟你搞什么建交。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东南亚。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和法国签订条约，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地沦为法国殖民地，被统称为“印度支那”（即今中南半岛）。

　　到了1940年底，日寇占领这一区域，实行血腥统治，屠杀数百万当地百姓。

　　1945年日本投降后，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于同年9月2日，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彻底脱离与法国的殖民关系，并废除法国有关越南的一切条约，取消法国在越特权。

　　胡志明

　　没曾想，有着“六周投降”之“壮举”的法国贼心不死，不甘心被自己奴役的殖民地丢失，想着“打不过德军，还打不了你”的思想方针，决心收复“印度支那领土”。

　　法军进驻越南，接受日军敬礼

　　对于法国这一无耻要求，苏联方面表示坚决反对，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他不能想象，盟国为印度支那的解放流了血，而以后法国人却在那里恢复殖民制度”。

　　但是，由于苏联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加上中南半岛远在万里之遥，对于胡志明的援助请求没有任何实质表示。

　　1948年爆发的“柏林危机”转移了苏军绝大部分注意力

　　而自诩“民主自由”的美国虽然嘴上说“不支持恢复旧的殖民秩序”，但为了拉拢“盟友”，不仅默许法国的举动，甚至有半公开支持之举，这大大助长了法国的嚣张气焰，

　　于是乎，法国派遣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南半岛，并试图消灭新生的越南北部共产主义政权，第一次印支战争八年抗法战争开始。

　　仅在1945年底，侵越法军就有8万人，几个月后兵力超过10万，并且配在重武器以及海空军拥有绝对优势，而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武装仅4万人，到了1949年底，法军在整个“印支地区”就集结了23万大军，其中仅在北越就有7万法军。

　　侵越法军

　　如此悬殊的差距下，越盟基本上是被按在地上摩擦，到了1949年春，已经被压缩在中越边境处，几乎要灭亡。

　　胡志明多次向苏联求救，却屡屡碰壁，正在此绝望之际，中共伸出了援手。

　　彼时新中国尚未建立，但本着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理念，当地的中共有机会就决心要支援越共抗法。

　　法军和越南游击队交火

　　1949年3月27日， 中共游击队自广东进入越南北部的芒街市区， 与潜伏于市内的越共游击队第五纵队相互配合，一度夺取大半市区，虽然因为大批法军增援而功亏一篑。

　　到了建国后，新中国于1950年初最先承认越南新政权并与其建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南半岛各国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

　　彼时，还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晤的毛主席立刻发电指示，要给予越南同志武器装备和军事干部的支持，同时教员在强调中国领土主权问题之余，也和斯大林谈起在中南半岛的问题。

　　当年中国支持中南半岛三国人民的宣传海报

　　斯大林表达了苏联反帝反殖民的立场，但却表示：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应当由中国负责，言下之意不想出多少实际帮助，这在日后对待朝鲜问题上依旧如此。

　　苏联方面的消极态度并没有让新中国退缩，宣布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人民打击法国侵略者。

　　随后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并从各野战军抽调281名人员（其中营职 33 名，团职 17 名、师职六名、军职两名、兵团职一名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正式组成了军事顾问团。

　　教员对于顾问团专门作出指示：“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和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部队；帮助他们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指挥运动战和较大规模的正规战。”

　　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军事顾问团于1950 年 7、8 月间分两批奔赴北越，到达之后，他们立即帮助越南培训干部，训练主力部队，并在边界战役的战略战术问题上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胡志明（左二）和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

　　随后，军事顾问团即开展工作，协助组织发动了“边界战役”，此次战役，越军全歼法军7个营，重创2个营，歼敌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106支、火炮51门，击毁飞机3架，收复了5个城市和17个县镇，解放了拥有35万人口、长达750千米的中越边境地区，使越北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了一片。

　　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同军事顾问团的帮助分不开，顾问团代表悉心分析敌情，给出合理建议，使得作战计划能够顺利进行。

　　此后，中越两国的交通保持了完全畅通，大量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以及老挝、柬埔寨。

　　在整个抗法战争期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各种枪支 15.5 万多支、枪弹 5785 万多发、火炮 3692 门、炮弹 108 万多发、手榴弹 84 万多枚、汽车 1231 辆、军服 140 万多套、粮食 和副食品 1.4 万多吨、油料 2.6 万余吨，以及大量其他各类物资”。

　　中国援越抗法的部分物资

　　到 1954 年底，这些物资“共装备越军主力部队 5 个步兵师、1 个工炮师（1 个工兵团、3 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团、一个警卫团”。强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法斗争。

　　随后的三年间，经过休整的越军又相继发动了多次战役，数万法军的有生力量被消灭，使越军逐步掌握战场主动权。

　　奠边府战役中投降的法军

　　1954年3~5月到奠边府战役前夕，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总部组织指挥（实际全权指挥是陈赓大将）奠边府战役，取得全歼法国占领军精锐部队及伪军1.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迫使法国于1954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上签字并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越南北方获得解放。

　　奠边府战役态势图

　　1955年1月1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河内；5月16日，越南接管海防。至此，越南北方完全解放。1956年4月，法国远征军完全自南方撤回法国。

　　八年时间里，法军付出近20万人的惨重伤亡，仅被打死的就有近10万人，解放了越南北方，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法军战俘

　　1950年代的上半叶，法军正在侵略中南半岛，而新中国正是东南亚人民反抗斗争的最大支持者；更不要说在同时期的朝鲜战场上，法国还直接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交手。

　　在同“大国”法国建交，与支援友邻反侵略、反殖民之中，新中国坚定地选择后者，宁可放弃所谓“机会”，原则底线绝不容商量。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像弹簧，反倒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和帮助越南杀退法军，为中法谈建交扫除了障碍，建交问题时隔数年再次被提上议程。

　　然而，法国的殖民历史包袱实在是太重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

　　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陷入空前危机，内忧外患，不得不邀请夏尔·戴高乐出山。戴高乐出任总统后，进行集权化改革，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由总统总揽各项大权。

　　图 文 无 关

　　由此，戴高乐在第五共和国的任期中，也集中体现了他个人对军政外交的思路，其中最具特点和为人熟知的，当然是其独立自主、谋求摆脱美国霸权控制的那一面。而这里最集中的体现，当属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构建独立防务；以及发展同中国的外交关系。

　　自打戴高乐“重出江湖”，他就曾多次强调同中国建交的必要性。同时法方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

　　可他们仍然无法得到想要的回应。

　　为什么？

　　因为刚从印支半岛离开的法国人，又在另一块自己的“殖民地”开战了。

　　那就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前面说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面临的危机，其中最大“外患”就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如果说远在东南亚的中南半岛法国还“丢得起”的话，隔地中海相望的北非殖民地那真是“底线”了。法国从19世纪起就大规模向这里殖民，对于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里才不是什么殖民地，这里就是法国！

　　到了1950年代，当地3000万人口中已有300万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即所谓的“黑脚”），这些人把持了阿尔及利亚大多数资源，是压迫广大阿劳苦大众的反动阶级。

　　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就是“黑脚”出身

　　而且二战后，在阿发现了大量油气资源，这对于当时正处于战后恢复期中的法国来说是多大的利益，不用多说。

　　所以，在1954年11月，当阿人民和当地退伍老兵及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的“团结与行动委员会”（后改称“民族解放阵线”）发动起义后，法国直接动用包括外籍军团在内的王牌部队镇压，到1958年戴高乐上台时，那里的法军多达40万。

　　他们对待当地起义军民采取比在东南亚更加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据事后统计，从1945年到1962年期间，法军直接屠杀了15%的阿尔及利亚人。

　　法军屠杀阿尔及利亚人

　　面对残暴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人民， 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而中国，“恰好”又是那个对阿反殖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最力的国家。

　　早在起义正式爆发后，中国政府就立刻给予积极回应，在1956 年 6 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公开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人民一边。

　　1958 年起，中国对阿支持开始从道义支持发展到提供大量的财政、武器装备的援助，但因为距离和运输条件所限，数量不是很多，但截至1963年，也有超过15万各种枪械和火炮送到阿民族解放阵线手里，并且还有7000多万人民币的各类援助。

　　阿方多次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谢：“在革命斗争的岁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衣服是中国送的。”

　　所以，法国这时候向中国递来的建交“橄榄枝”，并不是无条件的。

　　他们希望用释放这种“善意”换取中国停止对阿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支持。当时周总理就明确表示拒绝：中国不能为寻求中法建交而放弃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

　　1958年9月，阿人民反殖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建立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法国外交部向全世界发出威胁，称任何国家承认阿临时政府都将被法国视为“不友好的举动”。

　　中方对此的回应是“加大力度”，第一时间就对阿临时政府予以承认，毛主席还提出：“我国舆论对阿政府和人民为争取独立而采取的任何斗争形式都是支持的！关于援阿物资，我将争取早日启程，运到阿方指定的地点，支持他们抗战的同时，也赞成他们不拒绝谈判……赞成他们把谈判作为争取独立的一种手段，并通过谈判不断揭露法国的阴谋。”

　　教员1960年会见阿临时政府代表团时候更是直言：

　　“（你们）对整个世界贡献很大，能牵制80万法国军队，你们不会失败。”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是站在戴高乐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

　　给法国弄得一点面子没有。

　　阿代表团访华会见毛主席和周总理

　　法国人没有放弃，锲而不舍。

　　于是，法方从1959年6月到1960年8月间，指派属于戴高乐派的保卫新共和国联盟（U. N. R.）议员雷蒙·德罗纳以个人身份同中国方面联系，其先后与新华社驻法记者陈定民、杨效农及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进行多次谈话。

　　李清泉（右）

　　期间，德罗纳多次表达了希望中法友好的诚意，诚挚请求中国停止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说白了，就是不要“干涉法国内政”，并且还强调，大多数法国人都希望和中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可中国支持阿反法武装，这会给“中法友谊”蒙上阴影。

　　面对态度“谦卑”的德罗纳，我国方面在表达出同样希望中法友好的意愿后，却多次给德罗纳当头泼冷水。

　　1960年7月27日，德洛纳在瑞士再次向同李清泉大使表达：“如果中国没有同叛乱分子（指阿尔及利亚革命者）的关系，法国对中国的态度可能不同，那种关系是阻碍法中建交的因素。”

　　流行于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文版《毛选》

　　他还进一步试探：“如果中国能在援阿问题上让步，法国将放弃台湾，以打开法中关系。”

　　中方当即拒绝。李大使掷地有声：“中国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解放斗争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法国只有真心停止殖民战争，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才能摆脱战争的包袱， 并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

　　不仅拒绝，一个多月后毛主席还对阿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讲明：

　　“如果有一天法国政府找到我们（谈建交），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阿临时政府），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成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这就是把新中国对国际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援，放到跟台湾问题、一个中国问题同等的高度。

　　任法国人反复试探，中国的原则如磐石般不可转动。

　　1961年2月，时为法国社会党议员、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时称：“中法建交必须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言下之意中国只要放弃继续支持阿临时政府和民族解放斗争，马上就能跟法国建交。

　　时任中国外长陈毅回应道：“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并不是去搞掉法国。你（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中国不能拒绝穷民族援助的要求、搞外交关系的要求。我们过去自己受压迫，中国自己不援助受压迫民族，脸上无光。”

　　陈毅

　　中方的观点很明确：中法建交时间？不着急，等得起。但中国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原则问题。不可能用原则去交易。

　　毛泽东在之后会见密特朗更是明确：“解决阿问题首先要给阿独立，并撤出全部占领军。中法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但要在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之后。”

　　法国人自以为用阿尔及利亚问题作为建交条件来逼迫新中国，没想到这也是我们的条件，支持阿人民的民族解放不会动摇，我们不急于跟法国建交，倒是你法国不给阿独立解放，那就不要妄想能跟新中国建交！

　　历史证明了新中国所坚守原则的正确性。战后国际民族独立解放大势不可阻挡。

　　戴高乐此人虽是一个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把广大的殖民地当成“法兰西荣光”的一部分，他心中的法国是“从敦刻尔克到（阿尔及利亚）塔曼拉塞特”的广阔领土，还曾高呼“同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大国，失去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成为大国”；

　　但在巨大的野心之外，他至少有一点好，那就是看待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取向，不愿意强行当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余晖的“裱糊匠”，实力不行了，咱就撒手。

　　于是在事情已经明显没有转机的情况下，戴高乐开始面对现实，转变自己的公开口吻，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

　　1962年3月，《埃维昂协议》签订，阿全境实现停火，同年6月，阿尔及利亚正式获得独立。

　　这，也宣告着法国殖民时代的彻底终结，挡在中法关系面前的最大障碍，终于扫除，此后超级大国美国反复不断的反对、向法国施压，都对中法建交的进程几乎起不到任何干扰。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而这距离戴高乐政府的最初愿望已经过去五年，而距离法方最早提出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更是有了近十五年的时间。

　　真是应了教员那一句，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了，“中法总是要建立外交关系的”。

　　尾声

　　中法建交，这对于两国来说都应该是头等大事。但你能想象吗，建交当天《人民日报》竟然没有把头条位置留给这个“大新闻”。

　　上面是中法建交当天，《人民日报》与法国《世界报》（法国最主要全国性报纸之一）的头版。《世界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巴黎与北京官宣建交”；而《人民日报》头版只给建交一事留了个二条，头条则是教员支持日本反美爱国斗争的报道。

　　这事对中国来说居然比同法国建交还“大”？其实这没什么奇怪的。

　　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绝非虚言，反帝、反殖民，支持全球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这始终是新中国外交上的第一要义。而在上世纪60年代，随着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道路，世界真正进入两极霸权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把“反（美苏）霸权”放在了关键位置。

　　大家都知道教员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实际上，“三个世界”不仅是从国力上的分层，而是两极霸权下不同观念的分类：第一世界，是霸权主义国家；第二世界，是“中间地带”，它们受到霸权的压迫，是“反霸权”可以争取的对象，中法建交，就是这个道理；第三世界，则具备最强的革命性，为民族独立解放、反殖反帝而战。

　　大家还知道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教员那句“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时至今日有些人对这话很有意见，有的觉得“掉价”，甚至还来“辟谣”。其实我们要的，不是“抬进去”这个结果，而是“抬进去”这个格局。

　　反殖反帝斗争全面开花之前，全世界才有几个“主权国家”？而这些国家，相当大一部分就是殖民宗主国或者殖民主义的受益者，这样构成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能代表世界大部分人民的利益吗？

　　英国早早“承认”新中国，法国想建交求了十几年，可一到“联合国席位”，它们却投不出一张赞成票。当中国方面质询时，它们的口径很一致：反正也不可能通过，我们怕得罪美国，投一张弃权票算很给你面子啦。

　　没错，“不可能通过”，即便我们争取到英法的支持，也不可能通过，有人想“抬”你也抬不进去。唯有颠覆当时联合国的旧格局，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像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这样本来顺理成章的诉求才会“有可能”。

　　到1961年，联合国会员才超过100个
　　而不难看出，50年代中期以前的新增会员
　　跟之后的新增会员国有怎样的差异
　　（图源：联合国官网）

　　一个更多主权国家可以说得上话，让国际机构更加民主，可以联合起来遏制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国际社会，这就是新中国在外交上的理想追求。你说我们能不支持广大第三世界的反殖反帝运动吗？

　　于是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一直坚持自己是“第三世界”。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强调：“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的一边。”

　　发展起来了，我们还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新中国绝对能处，说话他是真算数。

　　所以英国今天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中国只是在践行自己一贯的原则而已，这样的事，我们之后还会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