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纵横谈：中日“战争”——美国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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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战争”，当然，这里指还没发生、但概率越来越高的“未来之战”。这场战争，不一定必然发生，但可能性却很大程度存在。虽然，我们当前讨论的中、日“战争”，更多停留在推理和笔端。但是，只要对当前国际局势作一个全盘的推演，理性、审慎地思考中、日关系，两国之间的战争完全有可能，绝非空想臆测。尤其最近两年，随着中、日矛盾的激化，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必须思考。一方面，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毕竟，战争不是请客吃饭，必将付出代价和牺牲；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站在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和长治久安的角度去思考。战为止战，战为国家核心利益和长治久安。尽最大努力避免战争，但绝不能怯战。当祖国的核心利益遭受侵犯的时候，我们随时要敢给予对方强有力的回击。基于此，整个国家都要随时做好打仗、打胜仗的准备。

　　作为一个喜欢思考的理性民族主义者，笔者坚决反对穷兵黩武；更反对在当下世界愈来愈乱的时候，盲目、毫无底线地追求“绥靖式”和平。某种意义上，对一个国家来说，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才有条件享受和平。一味以和求和，结果就是卖国求荣，最终还是会丧失和平。每个国家都希望安享和平，但诸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没有能力保卫自己，对那里的百姓来说，和平根本就是奢谈。

　　中、日之间战争的预期，是基于历史、民族性格、现实利益等多个层面的原因。个人认为：总体来说，是美国种下了中、日之间战争的种子，而潘多拉魔盒也是由美国打开。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还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秩序安排和冷战说起。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从当时的情况看，日本天皇被追究战争责任不可避免。但是，日本在无条件投降后，其国内舆论开始鼓吹“日本政府国务责任在内阁，军务责任在军部首长，而天皇概不负责，日皇属于立宪君主”云云。于是，日本天皇借机为自己辩护。随着美、苏之间“冷战”的形成，为了更有利于对日本的战后统治，美国政府不顾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都是由天皇亲自裁定这一事实，转而对日本天皇持支持态度，舆论上也尽量避免涉及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同时，占领日本主体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对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也持不赞成态度。

　　于是，审判之日，日本天皇未被列入审判之列，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当时有评论称：“日皇获免除责任，无疑系为联合国（时为美国操纵）最高利益计而决定者。”

　　1946年1月19日，由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宣布成立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

　　审判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决：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20年徒刑 ，重光葵7年徒刑 。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事实上，二战以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在发展路线上存在严重分歧，东京审判事实上已变成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博弈，而非公正审判。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著名的反苏、反共演说后（注释⑥：又称铁幕演说。邱吉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这实际上已基本确立东西冷战格局。），东、西冷战就开始酝酿。而此时，远东国际法庭还未开始审判。也就是说，该审判和国际局势同时演化。1947年3月12日，美国提出干涉别国内政的“杜鲁门主义”，美、苏冷战就此拉开帷幕。

　　1950年，在美、苏对抗的大背景下，朝鲜战争爆发，由此，也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定位。事实上，从1950年开始，美国就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已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1946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曾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的吉田茂出任首相（注释⑦：2008年至2009年出任日本首相、现出任日本副首相的麻生太郎是吉田茂的外孙。）1948年12月24日，东条英机等7人被绞死的第二天，操纵伪满洲国的五人帮之一、被称为满洲人妖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注释⑧：岸信介是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被美国释放。1957年，美国扶植岸信介出任首相。

　　由于美、苏“冷战”，对美国来说，原本对日本的打压和遏制政策变成了扶植，计划拆散的日本重工企业不再拆毁，准备对日本进行农业国改造的想法，变成促进日本工业的发展。这一切，直接改变了日本的国家走向。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日本很大程度地纵容和包庇。不但天皇、甚至连某些甲级战犯也未被追究责任，而一些受到制裁的战犯，后来也被释放。

　　正是由于美国的包庇和纵容，日本从政坛到社会，都未对侵略作出深刻反思。至今，仍有很大一部分日本人不认为其侵略行为错误、甚至是犯罪，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战败而已。既然在战场上输给了美国，就对美国俯首称臣。至于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以及因为侵略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巨大伤害，他们并不觉得自己错在哪里。

　　因为日本从上到下都缺乏深入、彻底的反思，其军国主义之根从未被拔除。一旦有了条件，这种军国主义思想即死灰复燃。同样，因为对侵略战争的反思不够，日本很难与亚洲国家真正和解。这种无法和解的历史问题，最容易引起大的冲突和矛盾。

　　与此同时，为了遏制中国和苏联，日本变成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此时，美国不但不需要日本在战争上反思，为了让日本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而刻意减压，让日本社会忽视这一反思。如此一来，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会因为日本缺少深刻反思，不断影响两国关系发展。而中、日之间的这种隔阂，对美国统治太平洋来说却极为有利。

　　当然，美国在中、日之间种下“恶因”还不止这一个。诸如后来针对琉球、钓鱼岛的安排，都是中、日之间发生摩擦的重要导火索。有了这样的“恶因”，中、日双方很难真正互信。因而，基于这种利益争夺和历史原因导致的摩擦就会不断升级，危及正常的中、日关系，直到不可调和，甚至爆发战争。

　　如果说，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一系列安排是盖上盖子的一个“魔盒”，那么美国重返亚太，重新利用之前在中、日之间种下的隐患，撩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挑衅施压，就是重新打开这个“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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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盒”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原因三：

　　一、日本经济二十余年的衰退，正在激发日本极右翼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复活。

　　自2000年以来，日本共更换了9任首相。除了小泉纯一郎任期较长以外，其它首相任期一般都在一年左右。有人调侃：日本换首相比换手机都勤。如此频繁地更换首相，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乏力。正是由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我们看到，日本政客越来越利用民族情绪团结国内，以减轻经济增长乏力带来的压力。这一点，从小泉内阁开始尤为明显。

　　随着自民党在经济方面越来越缺乏手段，日本民主党借“回归亚洲”的口号，重新夺得执政权。但是，由于定位不准、国内民族情绪以及美国的压力，民主党在经济方面同样难有作为。任职仅263天，提出“回归亚洲”的鸠山由纪夫就退位，成为1994年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鸠山的失败，说明日本社会并不接受过于理想化的“回归亚洲”。

　　鸠山之后，菅直人试图在中、美之间保持模糊政策，内阁维持453天后瓦解。野田佳彦上台后，民主党俨然已背离鸠山时期的路线，开始向极右翼靠近。但是，民主党的“右”与老牌右翼自民党相比，显然有差距。2012年12月，野田内阁终结，极右翼分子安倍晋三重新执掌相印，另一位极右翼分子麻生太郎任副首相。

　　上述情况说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持续乏力，其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重，日本极右翼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军国主义随时可能复活。在军国主义的主导下，日本向外冒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

　　二、美国更加重视遏制中国。

　　从当前美国对国际局势的认识角度和近几年的言行，与日本极右翼在国内政坛得势相比，美国更担心中国崛起对其形成的挑战。因此，美国更注重遏制中国，甚至不惜为此纵容日本极右翼。关于这一点，近些年可以说是美国政坛的“国家共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美国在近几年重回亚太的根本原因。

　　2007年，美国兰德公司发表题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争夺》的报告，报告指出：“如果美军不继续提升其技术能力，中国可能会在2020年后挑战美国的东亚地区军事优势。截至今天，中国的军事装备和日新月异的国防工业都在寻找打败美国的机会。美中是最有可能在未来发生冲突的国家。”2013年5月3日，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题为《2020年中国的军力与美日联盟战略分析》的报告称：在未来15至20年内，中国有可能会对美国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军事优势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报告探讨了中国崛起对亚洲长期的影响，以及美、日联盟需要采取的策略。报告指出，中、美在制造隐形战机和航母等军事能力的差距将会缩小。虽然，该报告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出现新冷战，但认为美国的霸权会逐渐被中国侵蚀。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未来的政策制定都必须彻底评估中国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

　　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越来越说明：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越来越严肃。其对遏制中国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关注。甚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有助于美国遏制中国，美国很可能会接受日本不断提出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同意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拥有所谓“集体自卫权”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安倍上台后美国的态度看出端倪。安倍上台近半年时间，其极右翼的政治态度和“军国主义思想”复活倾向越来越明显，但无论是美国国务卿、美国防长或美军参联会主席，都充分表现出美国对日本挑衅中国的支持。

　　直到2013年4月23号，安培晋三在日本参议院答辩时表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以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从哪一方看待问题。这番言论，不但引起亚洲邻国的关注，也招致美国的不满。但是，即使如此，美国也没有直接批评安倍，只是在4月27日由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安倍晋三无能面对历史》的社论，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际上并未对侵略有定义”的说法是无视历史，同时指出，日本如果继续沉浸在战前帝国主义的乡愁中，要想推进国内改革，增加防卫经费开支，是很难获得周边国家的赞同。

　　过去，我们常见《华盛顿邮报》批评中国，但批评日本却极其罕见。该篇社论，政治警告意味浓重。但就是这样，2013年4月28日，安倍晋三还是在所谓的“主权恢复日”活动上，带领高呼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天皇万岁”，而美国对此并未作进一步的批评。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容忍度越来越高，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容忍度却不断下降。《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批评，无非是给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安慰而已。否则，在日本政坛影响力极大的美国政府，只要明确表示出一点反对的态度，安倍晋三也不敢在社论发出当天，就带头高喊“天皇万岁”这样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口号。

　　针对日本修宪，2013年5月2日，美国政府首次表态。其国务院发言人称：对日本宪法的问题应该问日本，这是日本政府内部考虑的事情。从表态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日本修宪持默认态度。继美国政府表态后，2013年5月3日，前美国驻日本大使希弗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日关系研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日本修宪获得“集体自卫权”。希弗说，通过变更宪法解释就可以行使日本集体自卫权，符合日本利益，日本修宪是日本自己决定的问题。

　　从美国政府和前高官的接连表态来看，美国正在纵容日本修宪。美国支持日本修宪，目的无非是力图未来和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争夺中多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美国借日本力量的同时，日本必然也会借美国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修宪，逐渐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并在下一步试图挤出美国在日本的权力。

　　对中国来说，不要对美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抱有太多幻想。美国既然可以纵容日本修宪，那么在某种条件下，当美国无法守住西太平洋时，为了自己的利益，美国也会不惜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此，中国要保持高度警惕。

二十四桥

二战以后，米国基本沦为一个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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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美国对日本遏制力在大幅下降。

　　近些年，由于美国的综合实力不断下降，其在世界上单独行动的能力越来越弱，靠盟友来解决问题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与2001年、2003年美国小布什时期美国单独即可发动战争的局面相比，已天壤之别。譬如，在2012年北约发动的针对利比亚的战争，挑头的国家是法国而非美国。经过十多年的穷兵黩武，美国已不堪重负。在这种背景下，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不得不重回亚太，将主要精力用来遏制中国。此时，与美国相反，中国的实力却在不断上升。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美国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力量，遏制中国。而在日本国内，只有日本右翼在与中国交往中更注重政治因素。因此，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日本右翼政客的依赖必然加重。如此一来，美国对日本极右翼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复活的遏制力度，当然大幅下降。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因素，日本国内极右翼分子的活动平台日益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美、中实力的此消彼长，为了全球霸权统治，美国需要不断增加力量遏制中国。于是，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这一切，都决定了美国将掀开中、日“战争”这个潘多拉魔盒。

　　笔者推断，随着中、美实力继续不断此消彼长，且日本极右翼不断壮大，在未来某个时候，美国试图最后一搏时，完全可能作出佯装退出西太平洋之意，背后促发中、日战争。通过双方有可能形成的持久战，消耗中、日。然后，在某个时机点渔翁得利。

　　一旦如此，对中国来说，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国必须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若有国家一意孤行非要侵犯我国核心利益，就要有能力在最短时间内让对方的军事完全瘫痪。否则，一旦陷入持久战，在全球战略上，中国必然陷入被动，甚至可能被拖入泥潭。未来，对中国而言，战争随时可能来敲门。要想避免战争，唯一的途径只有“以战止战”。只有具备足够的战争能力，才能慑服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