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阿格尼：以改兼赈的几条路线

lameihua

　　绝大多数会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老爷们，对“毁堤淹田”概念的入门作品，往往是是《纸牌屋》与《人民的名义》这样的新生代“时代剧”；但是，最近颇为古早的“时代剧”——《大明王朝1566》，这部当初遭遇收视率滑铁卢的作品的热度却越来越高了，而在此前，它只在小圈子里才有热度。

　　随着历史本身的演进，人们愈加发现，这部作品实在是太经典了——经典到了可以和英国的《是的，大臣》/《是的，首相》系列、韩国的《第X共和国》系列，共同放入同题材剧第一档的地步。

　　那么，这部剧究竟经典在哪呢？

　　用《纸牌屋》来做对比，《1566》的经典就在它并没有采取一个“龙傲天”式的人物，以过关斩将的方式推进剧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把“财政收入赤字”的终极问题摆在看客的面前。当看客们开始对此进行思考，很多令人不解的现象就有了答案。

　　以“以改兼赈”为例——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无论是嘉靖与内阁共同设想出的“改稻为桑”，还是浙江地方官员郑泌昌、何茂才在小阁老的授意下，勾结织造局兼浙江市舶司总管太监杨金水搞出的“毁堤淹田”，都已经是过去式了。（这里说的过去式，是说这两件事情作为“补亏空”这件大事的组成部分，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历史本身已经演进到了这两个事件的后果——“以改兼赈”了）

　　“以改兼赈”的国策，是由高翰文提出来的——此事以前，这位高大人是一个一直在翰林院储才撰书的书生。当时，他还没有经过浙江官场的洗礼，于是便满以为只要朝廷能实行自己提出的政策，就一定能解决大明朝当前的困境。

　　不过，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理论只是理论，当理论实践起来，就会增加人的变量——这些“人”可不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官，是人精中的人精。

　　高大人还是太年轻，书斋里读出来的翰林跟官场老油条比还是天真了，没想到人家真敢对钦差做局

　　胡宗宪、高大人、王润莲以及海瑞代表的路线，是最理想主义的路线，也是对大明朝江山社稷最好的路线——高翰文刚来浙江那会儿，在浙江“关于推进以改兼赈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的“国计民生兼则两全，偏则俱废”，便是对这一路线的最好解释。

　　这条路线要求的是——浙江官府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整齐划一地秉持以民为本的执政思路推行朝廷的政策。其愿景就在于，官员要通过对生产要素（灾民卖的田）的再分配，在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推动浙江的买田大户进行产业升级（改稻为桑）；要成功执行这条路线，浙江官府就必须发挥自身的行政力量去干预市场，而非胡乱的将责任甩锅给“官府不该过问买田公价”的那一种仰赖“看不见的手”去调解市场的逻辑。

　　胡宗宪在驿站跟高翰文说的很明白，当浙江的赈灾粮吃完，负责买田的大户乘机屯粮压价的时候，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在于——和浙江本地大户勾结起来的浙江各级官府，不会主动出面打击这种投机行为，或者即便会在面子上说自己要打击、要保障受灾群众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却不这么做。

　　那个时候，大明中央派出的督导小组组长高翰文，既不能抄大户的家，把他们的粮食分给灾民（营商环境还要不要啦？哈萨里先生们还敢不敢来浙江投资啦？），也不能劝说灾民低价卖田高价买粮（大明朝乃是农民出身的洪武大帝开创，你的合法性还要不要啦？）。

　　于是，你高翰文大张旗鼓的来，灰头土脸乃至画地为牢的走，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说句题外话，从某地进入实际上的“封控”状态，到京东美团开始恢复物流，差不多也是十天左右。

　　于是，浙江官府一开始的路线，也就是“以改兼赈”的第二条路线，就被印引出来了——“以改兼赈”恰好是一个借着国策之名，实行土地兼并之实从而大发横财的手段。

　　在“改稻为桑”开始之前，作为“严党”重要的钱袋子，浙江一直承担着为严党提供政绩与资金的责任；官场里很多话是不能直接说的，所以剧里沈一石分的不是茶叶，而是改稻为桑成功后的利润。身为严嵩徒弟的胡宗宪，又和戚继光屡次击破倭寇入侵，严嵩本人就是凭借和胡宗宪的共生关系，坐稳了内阁首辅的位子。

　　胡宗宪本人并非是个党争之人，但他身上的“严党”烙印是抹消不掉的。所以，在浙江本地官员看来，浙江是“严党”的针插水泼不进之地——郑泌昌、何茂才还有杨金水，正是利用这层关系，说服时任杭州知府的马宁远，瞒着胡宗宪去“推进”改稻为桑的：你马宁远听胡部堂的，那胡部堂听谁的呢？

　　长期背离理想信念的浙江官府，为了满足海外商人的不合理要求（萨哈里先生问卖不卖芸娘，当时胡宗宪是驳斥了，倘若胡宗宪不在呢？）和自己不断膨胀个人私欲，就必然会选择这条路线。至于这种做法激起的民怨，就不可能在他们的奏折中交代了。

　　因为就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严党山头的浙江各级官府，只要保持上下一心，在铁板一块的“浙人治浙”的情况下，把灾民按个“通倭”的由头给“平叛”，不说是十拿十稳，也可以说是轻如易举了。

　　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如果改稻为桑办成了，“一白遮百丑”，郑泌昌、何茂才们，就都会升官离开浙江；至于潜在的问题，“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交给后来人便是。

　　真正有意思的是，“通倭”的事并非不存在——只不过“通倭”的不是去外地买粮自救的灾民，而是高高在上的郑泌昌和何茂才。他们“通倭”的目的，就是通过私自放纵客观存在的境外势力井上十四郎，给前来跟他们争“以改兼赈”路线的海瑞扣上一个“治下灾民造反通倭”的大帽子，以争取到走哪条路线的决定权，实在是其心可诛啊。

　　纵观《1566》全剧，围绕“改稻为桑—毁堤淹田—以改兼赈”的演进，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衍生的种种矛盾，极大的影响到了苏浙两地的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被影响到的百姓的行动也反过来影响到浙江的官场，对于这一点，内阁和嘉靖其实是清楚的。

　　嘉靖自己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他不敢不知。大明朝上上下下官场风气糜烂，别说浙江官员喜欢搞和光同尘，难道其他地方的官员就不“无为而治”了吗？

　　嘉靖对此可是明白得很。他也很清楚，搞“改稻为桑”，严党势必要“手摸猪肉满手油”；相对的，和裕王同一阵营的“清流”们，也必然会派出像海瑞这样的人上前线对抗，让严党不至于做的太过分。这便是隐含的第三条路线——理想主义的路线与背离理想主义的路线之间的，现实主义的路线。古今中外，大部分的“改革”政策，其实走的都是这条路线。

　　但是，嘉靖也有误算。比如说，嘉靖是清楚严嵩年纪大了，但毕竟用了这么多年，严嵩还是要比徐阶更贴心一些；也就是说，嘉靖把“改稻为桑”交给严党的人处理，是看在过往政绩上对严嵩的一次“补考”，只要严嵩这次补考能够过关，严党能够在大是大非上把持得住，那么严嵩就可以平稳落地，六必居还是会对严阁老的题字趋之若鹜。

　　要命的是，专横跋扈的小阁老，拒绝了胡宗宪“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慢慢放开”的合理要求；严党手下的郑泌昌何茂才，又是“官场里的婊子”，不惜弄出毁堤淹田这样的事来，残害了百姓不说，还严重打击了“改稻为桑”的合理性与嘉靖本人的威望。到了这个时候，嘉靖才确定严嵩真的老了，别说下面的人，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住了。

　　问题更大的小阁老，则干脆只会找一些贪墨误国的畜生当干将，弄到最后连体现自己“你们不要做的太过分”意愿的高翰文都被下套做局，到了算的上自己兄弟的严阁老“干儿子”胡宗宪都处理不好的地步。

　　结论很简单——浙江在“怎么搞以改兼赈”这件事上弄的民怨沸腾，说白了就是因为路线斗争的过于激烈，无论哪一条路线都不能真正落地。在“无人负责、无人决断”的情况下，浙江受灾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幸好海瑞顶得住，得亏是胡部堂已经从江苏那里借来了粮食，才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