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谁是大多数？ - 聊聊”动态清零“和”放开“之间的选择

lameihua

　　中央政府决策时，立场永远是14亿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只为了任何一个城市的2-3000万人。那怕这个城市是北京或者上海。

　　1、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奥密克戎对打过三针疫苗的人来说，死亡率已经低于流感，为什么还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为什么不能放开。在上海的朋友，更是怨气满腹。

　　今天，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和大家理性聊聊，“动态清零”的这笔账应该怎么算，为什么现在还在坚持这个政策。

　　首先，说说流感。每年美国因为流感的死亡人数（包括流感引发的并发症死亡），大概是2-4万人，大概是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不到。中国的比例应比美国低，大概万分之零点五吧。在香港，接种三针科兴疫苗的，老人比例很高的96万总人口中，只有51人死亡，差不多也就是万分之零点五。打了三针疫苗，感染者的死亡风险确实和流感也差不多了。

　　然而，算账不是这么算的。

　　奥密克戎的传染力极强，可以在短时间内感染大量的人口，对社会的冲击力远远大于流感。我们先撇开有争议的死亡人数不谈，先聊聊人民承受的痛苦这个问题。

　　2、

　　首先，目前居住在上海朋友，无疑处于极大地痛苦之中。不能出小区，甚至不能出门。孩子不能上学，快递不能上门。食物要统一配送，价高质次，被封都快疯了，医疗资源紧张。他们的痛苦指数，可以说是非常高。

　　我住在北京。今天的北京的状态是，可以出小区，快递可以送到小区门口，但不能上楼，网上购物没问题，孩子不能上学上网课，居家办公，餐饮不能堂食。医疗资源没问题。北京居民痛苦程度远远低于上海。

　　其他没有感染案例的城市，该吃吃该玩玩，但出差，旅游不太便利。痛苦程度又比北京更低。

　　以奥密克戎的传染力，放开后，会有3-6个月的感染高峰期。香港这样的城市大概2个月，韩国这样的国家大概3个月，中国这样的大国，估计3-6个月。

　　这3-6个月的感染高峰期，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孩子还是得上网课。（美国孩子上了小两年网课）有条件的大概率还是居家办公（美国很多公司居家办公了两年），餐饮就算没有禁止堂食，一天几百万新增感染，估计也生意惨淡。医疗资源会非常紧张，大概率会有挤兑。周围时不时就有人请病假。

　　这3-6个月的感染高峰期，居民的痛苦程度，我认为会大于现在的北京。但确实有可能，在“放开”的前提下，痛苦程度低于目前的上海，毕竟大家不用被封在家里，可以出门。

　　感染高峰期的香港、台湾、美国的状况大家都看得到，比现在的北京要痛苦。今年2-3月份，很多香港人跑到大陆来。不痛苦为啥要走？感染高峰期也是很痛苦的，这是个事实。

　　如果说目前封城中的上海的痛苦程度是A级，“放开”后感染高峰期的痛苦是B级，现在北京的痛苦是C级，其他无感染的中国城市是D级。那么，A>B>C>D。这个公式，我认为是合理的。

　　那么，对上海的同学们来说，选“动态清零”，要承受3个月的高痛苦A，选“放开”，也就是3个月的中等程度的痛苦B。A>B，自然而然，上海的朋友们，会认为“放开”是更好的选择。

　　这个情理之中，无可厚非。香港、新加坡，也是这么选择的，最终在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下，宁可选择“放开”，也没有选择封城，因为封城的痛苦大于“放开”。

　　如果中国只有一个城市叫上海，只有2500万人，在3月底4月初，中国无疑也将选择“放开”。然而，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有数百个城市，是一个14亿人口而不是2500万人口的的国家。

　　3、

　　中国政府决策的逻辑截然不同。

　　如果放开，不可能只放开上海，要放都得放。显然，14亿人都将在短时间内经历冲击，经历3-6个月的感染高峰期。中国政府的选择，不是2500万人在高痛苦和中痛苦之间选择。而是，2500万人的A级高痛苦，和14亿人的B级中痛苦之间的选择。

　　5月24日，我查询了一下全国的中高风险地区。9个高风险，全部在北京。43个中风险，23个在北京，3个在上海。除了上海北京之外，全国只有17个中风险地区。辽宁12个（丹东8个，营口4个），四川3个，全部在广安，河北2个（唐山和承德）

　　除了北京和上海，全国只有5个地级市，有中高风险地区。而中国的二级行政区（地级市和地区）一共有300多个。有新增感染的地方数量比中风险地区多，但除了北京上海天津外，24日当天也只有18个地级市有新增感染。

　　上海朋友说：“不支持“放开”，因为你们不痛，痛了你们就支持了“放开”了。”这句话我同意。但现在事实是大部分人都不痛。不能为了支持放开，就非要14亿人都去痛一下吧。

　　今天，疫情无疑非常严重，但实际上，影响范围并不是全国处处开花，有疫情的地方还是少数。

　　让我们回顾一下整个疫情，如果从2020年2月开始算起，到2022年5月底，我们已经经历了28个月的疫情。这段时间，影响最大的，全面封城的大城市排序，武汉、上海、长春&吉林、西安。除此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其他中小城市。按软件外包行业常用的人月算。武汉按3个月算，3000万人月，上海接近3个月，估计5-7000万人月，长春吉林2个月时间算3000万人月，西安一个月时间算1000万人月。合计大概1.2-1.4亿人月。把其他城市封控加起来，乘个2，估计大概2-2.5亿人月，占全部392亿人月的不到1%。

　　如果“放开”，14亿人经历3-6个月的感染高峰，就是42-84亿的人月。就按42亿算，也远远大于两年来所有封控的人月总数。就算封控的A级高痛苦程度大于“放开”的B级中痛苦程度，也可以比较负责的说。即使不考虑死亡人数，过去两年，所有“动态清零”带来的居民痛苦总和，远远小于“放开”场景的3个月感染高峰期的痛苦总和。

　　毕竟，每次封控，最多也就是几千万人两三个月，“放开”影响的是14亿人。凭什么为了几千万人痛苦程度低一些，就要“放开”，然后把14亿人都卷入进来呢？

　　而且，每次在做“封城”决策时，过去的“封城”都已经是沉没成本，决策时不需要纳入考虑。在3月底，上海封城。面临的选择是，封2500万人一段时间（当时也不知道要封至少两个月） vs. 14亿人*至少3个月感染高峰。是在小于1亿人月的A级高痛苦，和42亿人月的B级中痛苦中选择。

　　所以，选择封城，是情理之中的。封城，是2500万人付代价，放开是14亿人付代价。谁是大多数人，一目了然。

　　今年3月底，最大化上海利益的选择，也许是“放开”。但最大化中国利益的选择，是“封城”。

　　被封的城市，遭受了更大的痛苦，城市的居民确实是“代价”。为什么武汉被全国人民同情和尊敬，被称为英雄城市。因为武汉付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保护了全国人民。

　　上海本来也应该是英雄的城市。上海的额外牺牲，是比武汉更大的。因为，武汉疫情时没有疫苗，放开的痛苦程度B1，和封城的痛苦程度A，是比较接近的。被封城的城市的额外牺牲（A-B1）相对小一些。而上海疫情，有疫苗，放开的痛苦程度B2，已经下降很多。上海的额外牺牲（A-B2）大于武汉（A-B1）。

　　客观事实上，上海同样为全国做了巨大的牺牲。上海承受的额外痛苦，也许大于当时的武汉。但是为啥上海没有像武汉那样，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呢？这个其实大家心里也清楚。

　　坚守阵地，自我牺牲，掩护战友的战士值得钦佩。但是如果这个战士是被逼无奈才被迫坚守阵地，一边坚守一边牢骚满腹，自然，对他的钦佩也就大打折扣了。

　　中央政府决策时，立场永远是14亿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只为了任何一个城市的2-3000万人。那怕这个城市是北京或者上海。

　　普通人会为个体的不幸遭遇而感动落泪，但政治家决策的时候，是算大账。在14亿人的利益面前，牺牲3000万人的利益，这是政治家的选择。

　　4、

　　因为大帐算不过来，主张“放开”的朋友会说，经济经济。“动态清零”会毁了经济。这个论点，也不那么靠得住。

　　放开，不代表疫情不存在。在感染高峰期，每天数百万新增感染，成千上万的死亡时，经济真的能不受任何影响？反正我是不信的。放开了经济就会好，就能恢复到疫情之前，我相信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敢打包票。

　　上海疫情前，今年1-2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接近6.7%。放开后头3-6个月，能有把握超过这个数字吗？

　　主张放开的朋友，还会这样争论：“防是防不住的，不能防疫一百年，迟早都会全民感染一轮，迟早都要放开，所以，42亿人月的B级中痛苦是迟早要承受的，不应该纳入考虑。”

　　这个论点有点道理，但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首先，这次疫情，美国欧洲经历了四波，而不是一波。

　　2020年3月第一波，2020年冬天第二波，2021年秋天Delta第三波，2022年1月Omicron第四波。

　　谁能保证，未来不会有新变种，不会有新的一波？

　　动态清零政策，已经保护全国大多数地区，成功躲过了三波疫情，这次Omicron估计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上海吉林北京）也基本能成功躲过了。就算未来有一天避不过去了，但至少之前的几波都躲过了。能躲一波算一波呀。

　　谁能保证不出新变种呢？

　　如果出个致命性更强的，那肯定还是得继续扛住继续动态清零吧。

　　如果出个致命性和Omicron差不多，但可以免疫逃逸的，国外再次重复感染一波。那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扛扛？就算有一天扛不住，至少也比国外少承受了好几波了。

　　如果出个致命性更弱的，那时候放开不更好，损失比现在更少。

　　如果没新的变种了，外国全民都感染一轮Omicron，国外的新增感染也跌得很低。那时，逐步打开国门，逐步开放也来得及吧。

　　5、

　　哪些群体的利益因为“动态清零”受损呢？

　　被封控的居民

　　被封控的被限制城市的线下餐饮娱乐

　　旅游从业人员（航空、高铁。酒店等等）

　　需要经常出入境的人。（喜欢出国旅游的人，需要经常出入境商务精英）

　　第一类和第二类都是区域性的。显著受损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大部分时间都很低，高峰也不超过20%。

　　第三类，是全国性的，但放开了旅游业也不一定就好。如果全国范围出现3-6个月感染高峰，很可能旅游业生意更差。

　　第四类，才是持续受到伤害的。也看不到头的，也是怨气最大的。即使动态清零成功，国内恢复正常，也短期很难完全取消入境隔离。这批人，真的是短期看不到啥希望。

　　第四类，也是最精英的人群。但第四类又有多少人？

　　中国出过国的人有多少？

　　李迅雷19年写文认为，中国只有不超过1亿人出过国，只有2亿人坐过飞机。他的数据到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出过国的人，肯定是少数。每年出国2次以上，需要频繁出国的人，更少了。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千万规模。

　　这部分人最精英，受得影响最大，怨气最大，网上的声音最强。但这批人，声音虽大，人数太少。

　　6、

　　常常有人问：外国都能放开，为啥你不行？然而，外国是不得不放开，中国是有选择的。

　　一个学生，努力能考80分，不努力30分。第二个学生努力考50分，不努力考40分。第二个学生认为：“为啥要努力，反正努力了也一样考不及格。努力是很累很痛苦的” 对第二个学生来说，不努力是理性选择。而对第一个学生，情况就完全不同，努力是理性选择。

　　上海级别的爆发，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城市，而是100个爆发。那时，肯定防不住了，我相信也就放开了。但现在明明不是这个情况。

　　中国和外国，初始状态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我不知道上海的民意，也许今天上海主流民意是支持放开。

　　但假设6月份上海战胜疫情，一切恢复正常。然后，假设今年冬天，另外有一个城市爆发。然后问正常生活，没有任何疫情的上海人，你是否愿意为了其他城市少受点罪不封城，再经历一次三个月的感染高峰，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我认为，那时，上海的民意，也不一定会支持放开了。

　　如果西方选举制国家，碰到中国这样的问题，会怎么样呢？

　　选举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49%服从51%。但如果，只有一个城市爆发疫情，全国民意90%支持“清零”，这个城市民意90%支持“放开”，怎么办。决策的权力，是这个城市的居民，还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

　　《生化危机》里面浣熊市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让浣熊市的居民投票，肯定不会投出那样的一个结果。

　　防杠说一句：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并不一定都正确。“多数人的暴政”同样需要想办法避免？这些问题就下一篇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