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伟大的作品，根植于伟大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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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禁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送至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狱中叶挺受尽各种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1942年，在被囚禁的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叶挺写下了这首《囚歌》，表达一位革命者的坚贞不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英雄们以身为炬，烛照着历史与文明的方向，也能让后来人分辨出隐藏在黑暗中卑劣的灵魂。

　　徐光启爬过以夷变夏的狗洞，得到了一块“圣教柱石”的骨头；纪昀爬过奴才驯化的狗洞，奴酋扔给它一块刻着“文达”的骨头；汪精卫爬过曲线救国的狗洞，得到一块“行政院长”的骨头……

　　堕入黑暗秩序、化身鹰犬，率兽食人的故事并没结束，直到今天，仍有人爬过“民主自由”的狗洞，得了块瑞典文学院扔过来的骨头。

　　如果想对一个人有足够的认知，最好把他放到历史坐标系中去对比分析。

　　这也是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努力强调的：

　　“人是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所塑造的产物，人性不会脱离人与环境而孤立存在。

　　人性是社会价值生态与道德生态的呈现，是社会价值与道德导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更不是原罪，止步于人性决定论，不仅看不到真正的原因与答案，更会掉入人性原罪的陷阱，在社会、心理与文化意义上成为劣等族群理论的附庸。

　　身份与立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与答案。”

　　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类似于果树与果实，只从果实本身着手，很难看到事情之间的联系。因为决定果实品质的，除了果树，还有土壤与气候。再进一步，如果把作家比作一颗果实，除了其自身的禀赋之外，家庭、国家与时代，正是孕育他的果树、土壤与气候。

　　鲁迅是新中国文坛绕不开的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现代中国描写人与人性无法回避的文学背景板。

　　无论是祥林嫂还是刑场上麻木的看客，一张张失去魂魄与生机的面孔成了鲁迅笔下的经典形象。

　　直到今天，除了记住他塑造的一大批触及灵魂的人物形象之外，大多数人并不真正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

　　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用文字为我们展示了300年满清奴化统治的后遗症，表现为封建礼教、精神胜利法等种种症状，其病根却是满清斩断华夏文明自强意识与自强能力、文明黑洞式的奴化统治。

　　鲁迅并未止步于文明之死的悲哀，在全盘西化的殖民地文化疯狂输入的历史背景下，他虽未能找到文化复兴的路径，虽历经彷徨，但他一直在寻找、在呐喊、在战斗……

　　鲁迅没能找到疗救满清奴化统治后遗症的药，共产党人找到了。这个药就是人民文艺，包括革命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为人民服务的文化。

　　有了接续传统之根的华夏文明的现代化，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为之一变。

　　教员在《新民主主义论》这样评价鲁迅：“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很多现代人文学道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之一，对于柏杨与莫言也是如此，不同的是，鲁迅铁骨铮铮、神完气足，柏莫内心阴暗、奴颜媚骨；鲁迅追求的是光明，后者皈依的却是撒旦。

　　1970年，因“持不同政见”著称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斯德哥尔摩甚至没有耐心等到3年后索尔仁尼琴“反极权主义”代表作《古格拉群岛》的出版，尽管后者更能彰显诺贝尔文学奖的使命。《古格拉群岛》出版后，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逐。但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极权的苏联”是其批评的对象，而“自由主义”的美国同样不值得他去歌颂。失去利用价值的索尔仁尼琴从此不再是美国人的关注对象。

　　法国作家萨特对此心知肚明，他在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那些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

　　在不语之前，法籍华人高行健更早得到了瑞典文学院抛来的骨头，以奖励其在批评东方威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高行健在其演讲词中直言不讳地公布双方成功交易的心得：“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瑞典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授予不语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中，对东方叛逆者的肯定更为露骨：充满谎言的历史、虚伪的政治、被驴与猪淹没的人的声音、饥饿与人肉……这是他从不语作品中搜集出来，所有能用的反华标签，全都拿出来当成对写作者的奖励。

　　马尔克斯的魔幻主义是传承断裂的殖民地大陆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引发的文明乱纪元在文学上的表现，而卡夫卡的甲虫则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人的异化。

　　如果不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肥沃土壤，邯郸学步式的文学模仿必然产出失去灵魂、画虎类犬式的失真幻相，或者收获孟山都式的转基因品种。

　　在塑造殖民地秩序方面，仅在文学艺术领域，诺贝尔文学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给力的。一些精心设计、定向投放的文化产品相比于诺贝尔文学奖这种开放性的国际奖项能产生更好的效果。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政论片《河殇》。

　　从西方殖民者的视角出发，《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1988年9月20日，曾挥锄南泥湾、建设塞上江南的将军与《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等同志交流意见。谈及《河殇》，将军激愤难平：“《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1989年10月，一位政治局常委同天津市新闻、文艺、出版工作者座谈时指出，《河殇》最大的问题就是骂祖宗。我们的祖宗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五百年前、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宗在世界上是够份儿的。现在中国人不是需要一味的揭露、泄气，而是需要振奋、鼓劲、长志气。我们要以群众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努力创作出更多民族的、大众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从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到《河殇》在国内被广为营销的历史事实可见，在全球范围内，西方针对苏联与红色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层次之高，能量之大。

　　旅法学者边芹在其作品中揭露了西方设置的人文艺术类奖项、入选作品、颁奖机构背后的逻辑。这些机构、奖项的设置，是包藏祸心的，是有颠覆政权、祸国殃民目的的。需要提醒的是，边芹老师此类廓清事实的文章，才真正体现了文学的“批评”功用。

　　事实上，从美国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杰克·伦敦作品中对中国人的仇视，影视作品中的傅满洲形象，再到诺贝尔文学奖、戛纳电影节、时装展中中国作品的选择标准，都证明了西方对华夏文明的仇视与丑化是一以贯之的。

　　这一切构成了不语们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柏杨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刻意塑造出来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这种文化生态下的产物，不语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性格塑造的，正是他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取向。

　　所不同的是，傅满洲是西方人自己创作的辱华形象，而不语搜腐集秽式的文学创作则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后心甘情愿地用文字丑化自己的民族与文明。

　　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文学艺术恶之花的病态土壤。

　　了解不语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之后，再来解读其作品，就容易多了。

　　他不是从华夏民族的立场上树立与建构健康的人性与社会生态，而是从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来否定与解构华夏民族与华夏文化，否定其存在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为西方殖民者灭华夏之国、亡华夏之种构建文学合理性。

　　他展现的不是积极的、健康的人性、抗日救亡时期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劳动文化、主人翁文化，而是其独特的搜腐集秽式的审美癖好去涂污健康社会生态下的人与人性。

　　他不去歌颂在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舍身赴死、先公后私的英雄与劳模，而是拐弯抹角地去赞美日据时期的侵略者，不遗余力地去赞美北海道的当代日本人。

　　他笔下一切变态的、丑陋的人物与形象，实则是满清奴化统治与旧中国列强与军阀割据统治下的黑暗地狱的后遗症，通过学来的写作技术，嫁接到满足符合西方与河殇派们属意的时代，以实现其意识形态工具的需要。

　　这不是什么赞颂与批评的问题，这是立场问题，这是价值观问题，这是恶毒的诅咒，这是挑战全体中国人道德底线的问题。

　　文学当然可以批判现实，这既是文学的传统，也是文学的功用之一。

　　比如聊斋志异就是一部伟大的带有魔幻色彩的批判小说。

　　整部小说都是对最黑暗时代的控诉，但即便身处社会底层，聊斋所塑造的人妖狐鬼，仍都充盈着人情人性，都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在最深的绝望里孕育希望，这是一种浸润着否极泰来哲学思想与文化诗意的作品，它是富有精神能量的。

　　在不语的作品中，读者很难看到健康的情感与人性，除了作者自身审美与价值的扭曲之外，其身负的使命也是作品属性的决定因素。

　　长期“河殇”式的洗脑，让黄土地上精神异化的不语们把丑化新中国、丑化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身着洋装领结折叠下肢向西方致敬视为一种荣耀。

　　不止是不语搜腐集秽创作的诸多作品，其创作行为本身就是扭曲变态的现实演绎。

　　坚持病态文学观，创作病态作品的，注定不是拥有健康文化心理的人，而事实上，不语们正是境内外反华势力用敌意与诅咒复活的文化病夫。

　　扬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在八九十年代以“丑与恶”为特点作品中，不语不是唯一的，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态，境内外的反华势力正是源源不断给这种病态文化生态提供负能量的源头。

　　稍稍关注那个时代，我们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昂扬正气、一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完全不是不语作品中的那个样子。

　　保卫革命果实、建设与追赶西方世界是新中国七十年的主旋律。

　　经历了满清300年的文明黑洞，经历了近代列强侵略的惨痛教训，华夏民族在复兴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是谩骂与诅咒，更不是用折叠下肢的方式接受西方的秩序，跪求西方的救赎。而是积极参与到文化复兴中来，接续华夏文明的传统，接续新中国革命文化的传统，在发展与建设中探索符合人民利益与文明之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行文到此，仍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

　　文学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批评或者赞美么？

　　不同时代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

　　子思认为：“圣人敷教以化天下，教又何由名也，盖人之性，道虽同，而器禀不齐，习染易坏，则有不能尽率其性者，圣人于是因其当行之道而修治之，以为法于天下，节之于礼，和之于乐，齐之于政，禁之以刑，使人皆尊道而行，以赋其性，亦只是即其固有者裁之尔，而非有所加损也，所以说修道之谓教″。

　　子思的说法不仅强调了“尊道而行”，更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因禀赋差异而采取的“寓教于乐”充满人性关怀的教育方式。虽然子思说的是教育方式，似乎与文章关系不大。但古人教育的方式是“学而时习之”，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而孔子亲自编订的《诗》、《书》、《礼》、《易》、《春秋》等，无一不是以书册与文章的形式发挥其教化作用。

　　《文心雕龙》开篇立意，“文之为德也大矣”。不体道怀德，何以著文？

　　被古人和今人点赞最多的，应该是北宋大儒周敦颐的说法：文所以载道也。这与韩愈在《师说》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断基本一致。可见，古人对文人与文章的定义是有共识的。

　　同为北宋大儒的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视作知识分子在修齐治平之外，对知识分子与文章所承担使命的方法论解读。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为人民服务，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华夏文明秩序。

　　教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文艺来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坚持党性原则，文艺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

　　我们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员，一位是我们的敌人。

　　今天，当我们为娱乐圈的乌烟瘴气痛心疾首，当教材成了宣传西方价值观、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阵地时，再回过头来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这世上哪有什么不讲政治的文艺？不要圣王先贤的文艺，不要工农兵的文艺，不要人民群众的文艺，难道要好莱坞自由女神的文艺，要靖国神社军国主义的文艺么？

　　之所以要讲政治，讲党性，不是禁锢思想，而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未结束，我们以为的和平，不过是另一场换了名字的战争 。

　　铭记文艺的教化作用，是为了旅顺、上海、南京之类惨绝人寰的屠杀不再在华夏国土上重演。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不久前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南联盟的悲剧，100年前旧中国习以为常的事情，始终都是西方列强今天想在中国重演，却做不到的事情。

　　真正的强大，不仅是经济的强大、国防工业的强大，更是民族精神的强大。

　　6月15日，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老战士张计发去世。他的遗愿是留给整个民族的：把下一代教育好，烈士的血就不会白流。

　　这是另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一场捍卫文明的战争，一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走向何方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