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水浒传》：天下兴亡的一面镜子

lameihua

　　一部《水浒传》，越读越惊心。

　　湖泊，是天空的镜子；历史，是兴衰的镜子；《水浒传》，则是天下兴亡的一面镜子。

　　地狱之门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条好汉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为何起笔落在北宋最繁盛的仁宗年间？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评论“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船山先生在《宋论》评价宋仁宗：“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初学者梁寅在其《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之所以罗列多位评论家对仁宗与其时代的评价，是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施耐庵把《水浒传》落笔于仁宗时期的用意。

　　以笔者浅陋的揣测，《水浒传》作者除了点明“物极必反、盈满则亏”的社会盛衰规律之外，也是为腐朽的徽宗朝廷建立一个参照系。从两者的对照比较当中，找到断送繁华盛世的真正原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人口中的君子小人、帝王之德，并非只是止于个人的德行，而是以圣王君子的德行为尺矩的文明秩序。盛世是圣君贤臣主导的健康秩序，末世则是由昏君侫臣主导的病态秩序。

　　即便是可媲美汉唐盛世的“仁宗盛治”也并非没有社会危机，当时的北宋，外有辽国与西夏，输币求安。冗兵冗员、岁币、大兴土木与土地兼并，加速了社会危机的积聚。内外矛盾的叠加，最终促成了一场名为“庆历新政”的社会变革。

　　随着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被排斥出朝廷，实施两年的“庆历新政”告以失败。那些守旧的利益集团逐渐主导了社会秩序，并塑造符合其利益的社会生态。而“庆历新政”不过是“王安石变法”的序曲，但神宗时代利益集团的诉求与要塑造的社会秩序却一脉相承，“庆历新政”的失败，同样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序曲。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危机，从仁宗时代已经爆发了。

　　在《水浒传》中，作者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之口，把宋朝的社会危机形象化为“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

　　在“释罪宽恩、省刑薄税、寺院禳灾”一系列举措无效，“瘟疫转盛”的情况之下，一众君臣把希望寄托在龙虎山的张天师身上。

　　象征是文学常用的表达手法，在《水浒传》中，字面上的“瘟疫”，果真只是具体的“瘟疫”么？在“庆历新政”失败之后，“释罪宽恩、省刑薄税、寺院禳灾”一系列举措，能否真正解决不断恶化的社会问题呢？

　　理解了这一层，就会明白张天师注定不会终结瘟疫，他不过是《水浒传》中增加神秘色彩，帮助洪太尉打开地狱之门的道具。洪太尉在上山寻访张天师时，后者所幻化的老虎与长蛇，已然为徽宗时期的社会痼疾做好了铺垫。

　　洪信访天师归来，龙虎山真人道众请他游山。先游三清殿，说是富贵不可尽言。然后是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一路走来，繁华游尽，便是落寞。

　　看到最后，洪太尉已站到“伏魔殿”的门前。

　　在洪太尉狐假虎威的权势与威压之下，龙虎山真人道众违背了先祖天师“伏魔殿不可擅开”的告诫，撕了历代天师贴的十数道封皮，用铁锤砸落了用铜汁灌铸锁孔的胳膊大锁。

　　层层叠叠的封皮、铜汁灌注锁孔的胳膊大锁，仅是封条与铁锁本身么？其背后真正的寓意是什么呢？

　　无论多么郑重的告诫与预防，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权势、无穷的贪欲。

　　不是没有人守护与防范，在“天使”的煊赫权威面前，这些人已无法维护现有的秩序，封条与铁锁所喻指的秩序破碎了。

　　洪太尉身负“天使”之名，代表的真的全是“天子”的旨意么？

　　有了洪太尉的精彩演绎，理解《水浒传》后面出现的那些“天使”的行径就容易多了。

　　当洪太尉威胁龙虎山真人道众进入伏魔殿内，掀倒石碑、移开石龟、揭开青石板之后，出现的却是一个“万丈深浅的地穴。”

　　只见穴内刮剌剌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

　　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千古幽扃一旦开，天罡地煞出泉台。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

　　社稷从今云扰扰，兵戈到处闹垓垓。高俅奸佞虽堪恨，洪信从今酿祸胎。

　　话说当时住持真人对洪太尉说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祖老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付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天符，镇住在此。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为后患。”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

　　先把“浑身冷汗、捉颤不住”的洪太尉暴露了其色厉内荏的本相，龙虎山真人道众“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亡羊补牢式的粉饰太平放下不提。

　　施耐庵在开篇浓墨重彩摹塑的“伏魔殿”，历代天师的重重封条、灌注了铜汁的铁锁、用天符石碑镇压的那个万丈深浅的地穴，从地穴窜出来的一道黑气，黑气化成百十道金光，到底有何用意？

　　地穴万丈深浅，那里显然是地狱的所在，万丈深浅，显然超过了十八层地狱。地穴中窜出来的黑气，说明它们是地狱的恶鬼。恶鬼化为金光冲上天空，是暗指魔鬼洗白了身份，获得了高高在上的身份与地位。

　　洪太尉打开了地狱之门，魔君降临人间。

　　接下来的故事在人间展开，而故事的主角是来自地狱的恶鬼。恶鬼所在之处即为地狱。

　　恶鬼在人间，人间即地狱。

　　水浒的故事，是一个借地狱魔君讲人间地狱的故事。

　　人间地狱的社会生态

　　洪太尉承担着施耐庵打开地狱之门的揭幕人角色，大幕拉开，第一个出场的却并非水浒传108位英雄好汉当中的任何一位。如果说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好汉后来演绎的故事是果，那么第一位出场的高俅则是因。

　　因为高俅的原因，林冲、杨志、史进等人不再委屈求全，最终走上了快意恩仇的抗争之路。

　　高俅在林冲诸人身上种下的“因”并非个人恩怨这般单薄。从市井泼皮到宋廷太尉，高俅的发迹史，纵穿了整个社会阶层，而在跃升太尉高位之后，其人道德言行与曾经的市井泼皮并无二致。

　　在小说中，高俅并非一个单纯的反派角色，高俅的发迹史同时是一个隐喻：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

　　朽腐的人间地狱般的黑暗生态，才是孕育梁山好汉英雄故事真正的因。

　　高俅的发迹史是整个糜烂社会的纵切面，而这个糜烂社会的横切面，则由其他人来完成。

　　在小说中，林冲、鲁达、杨志、武松等梁山好汉亲身经受、耳濡目染的一系列剧情，实则是一场场对黑暗地狱的控诉大会。

　　杨志的故事处处透着怪异，他祖上本是抗击辽夏的杨家将，整个家族战功显赫，到了他这一代，虽然武艺精熟，高中武举，虽然大敌仍在。但一个以蹴鞠起家的市井泼皮做上了太尉，真正能抵御外侮的猛将勇士只能空叹报国无门了。

　　史进的师傅，武艺超群的王进教头被高俅挟私报复，一心报效疆场的林冲被高俅设计陷害。杨志的郁郁不得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最高也只做了个殿司制使官这种皇家卫戍部队中的低级武官。

　　杨志的公务员当的并不顺心，徽宗大兴土木，修建万岁山。派了10个制使从太湖运石头到开封堆假山。其他9人顺利完成任务，只有杨志在黄河里翻了船。花石纲之事，表面上是写杨志，实际上是写天子不恤民力、搜奇抉怪、挥霍无度，用曲笔写这位人间天子昏聩无道。

　　第一次货拉拉押车翻了船，被高俅赶出殿帅府，失了编制。落魄街头，收卖祖传宝刀时又遇到泼皮牛二，犯了命案，发配大名府。又被大名府留守梁中书看中，百般笼络，收为己用。除大名府留守一这身份这外，这梁中书还有一重身份，他是太师蔡京的女婿。而杨志的第二次货拉拉旅程，就与蔡京有关。

　　当日梁中书正在后堂与蔡夫人家宴，庆赏端阳。酒至数杯，食供两套，只见蔡夫人道：“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道：“世杰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亲之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见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踌躇：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今年教谁人去好？”蔡夫人道：“帐前见有许多军校，你选择知心腹的人去便了。

　　按现在的价格估算，生辰纲十万贯相当于如今的7000多万。从梁中书与蔡夫人的对话中可知。这起生辰纲并非六十大寿、七十大寿这样的重要生日，只是寻常的“孝心”。而“上年”的生辰纲半路被劫，也印证了杨志押运的这批“生辰纲”只是平年的“寻常孝礼”。那么，六十大寿、七十大寿这样的重要生日，梁中书又要送上多少？年年数千万的“孝心”，梁中书与蔡太师之间，只是纯粹的翁婿之谊么？

　　梁中书再次生辰纲被劫，说明了当时社会治安的恶化。与仁宗盛治时代可能出现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相比，民间强人盯上武装押送的重要官员的财富，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

　　当杨志以“军中副牌”的身份再次成为武装押运财礼的带头人，现在的他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一名在职的高级军官？还是官员之间输送利益的鹰犬？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楼上王孙把扇摇。”

　　黄泥冈上，白胜口中唱的四句诗，正是底层社会苦苦煎熬的写照。梁中书每年都要孝敬的生辰纲，无一不是天下黎庶的民脂民膏。普天之下，这样的梁中书又有多少？

　　前后为祸二十年征用民力、耗费资财无数的花石纲、梁中书年年供奉的生辰纲，清晰地揭露了天下财富的走向。

　　前文已经提到，北宋的危机，是冗兵冗员、岁币、大兴土木与土地兼并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而承受这一切的，最终只能是社会底层的黎民百姓。

　　接下来，金翠莲的遭遇，能让人骨头发冷，真正理解什么叫敲骨吸髓。

　　那妇人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的，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哪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金翠莲说自己是东京人氏，来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乍看起来莫名其妙，东京是今天的开封，渭州在今天的平凉一带，南京是今天的商丘。

　　从开封到商丘要比到平凉近的多，两京皆为百万人口的大城，也比渭州繁华的多。为何金氏一家舍近求远，远迁到靠近西夏的边城？

　　原本生活在东京金氏一家，背井离乡的原因无它。他们在镇关西处所遭受的凌辱，想必之前在东京已经遇到过，生活不下去了。同样作为中原大城，开封与商丘的社会生态，想必是一样的恐怖黑暗。选择渭州，多半与种师道、种师中兄弟有关。

　　政和四年（1114年），宋军在种师道等将领的率领下，大败西夏军，宣和元年（1119年），攻克西夏横山之地，获得了极大的战略优势。当初教头王进告别史家庄，投奔延安府老种经略，打算效力军前，正是为金氏父女一事埋下了伏笔。

　　故园残破不堪，诗与远方，梦想中的乐土。

　　社会已如此混乱失序，一味的逃跑，跑的再远，一味的委曲求全，跑得过命运的凌辱么？

　　听到的乐土，仍是幻想中的乐土，黑暗官场所及之处，怎么会有健康的秩序？

　　郑屠见到金翠莲之后，先是强媒硬保，用三千贯的典身合同强占了金翠莲的身子，金家却是一分钱也没拿到，然而金家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不到三个月，先是郑屠的大房把金翠莲打出来，然后通过落宿的店家追索并不存在的三千贯。恐吓之下，金氏父女无奈，只能酒肆唱曲还债。而在剧版《水浒传》中，郑屠的原意，是逼迫金翠莲到青楼卖身偿“债”，把金翠莲变成他的赚钱工具。

　　看上了就霸占为己有，然后用尽手段变成自己赚钱的工具。没有人性，只有贪欲熏心。

　　文明的秩序破碎了，黑暗之中，无法无天。

　　逼良为娼的故事发生在渭州，金家逃离的东京、被金家放弃的南京，哪里没有镇关西呢？

　　镇关西被鲁达三拳打死了，镇渭州呢？镇四京呢？高衙内呢？

　　连客栈的伙计都成了郑屠的帮凶与打手，一个边城的屠夫，哪里来的能量呢？

　　鲁达的话里，隐藏着答案。

　　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臜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

　　小说的作者并没有点明，郑屠鱼肉乡里是否得到了小种经略相公的授意，而渭州的黑暗生态，却与经略相公府脱不了干系。

　　“镇关西”的诨号与屠夫、财主、“郑大官人”的三重身份，已暗示了丰富的信息。

　　社会失序之后，弱肉强食成为新的秩序。

　　下一站，叫快活林。

　　快活林，官场倾轧的黑暗丛林

　　快活林，是北宋地方黑暗官场的一个隐喻。

　　武松杀死潘金莲、西门庆，替哥哥报仇之后，被发配孟州营。在这里，囊中羞涩的打虎英雄并没有受到 100杀威棒的例行款待，反而被孟州管营之子施恩用酒肉好 生招待。

　　打虎英雄名声在外，是小管营敬重英雄，以礼相待么？并非如此，施恩如此作为，是看中了武松强悍的武力，有意把武松拉拢成自己的打手。他厚待武松，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弃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坊、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

　　施恩的酒店只是快活林中的一家，凭借着牢城营里不要命囚徒的武力与手段，施恩主宰了这里的秩序。把犯事囚徒的武力转化为社会秩序，把改造犯人的国家公器改造成自己借以谋利的暴力工具，显示了法制与文明秩序的崩溃。

　　武松来到孟州之际，施恩已失去快活林。主导快活林新秩序的，是蒋门神与其背后的张都监。酒店的易手意味着利益的转移，而争斗双方的社会身份，显示北宋官僚集团对社会财富搜刮的程度。

　　相对于梁中书动辄十万贯的生辰纲，一年二三千两银子实在不够看，但孟州地方上管营与都监两派势力争夺不休，原本为和谐社会提供公共秩序的地方公权，已经变现为创收的工具，就连地方公权自身，也已经分崩离析了。

　　法为道之器，王法不再是社会的尺矩，黑暗暴力取而代之。

　　丛林之中，快活的不是人，而是野兽。

　　权力的归属

　　李逵元夜大闹东京闯了祸，不敢回梁山。想着替天行道，跑去寿张县，抢了官服，做了几日县令。

　　剧版水浒形象地展示了新官上任时，地方财主争相投效的场面，欢迎宴会上，李逵收获了厚厚一叠作为贺仪的银票。

　　在后面李逵审理官司的过程中，这些银票展示了其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官员出任地方，乡绅通过投效结合为起官绅一体的利益集团。地方乡绅与官员分享收益，而官员与乡绅分享权力。

　　通过这种交叉持股，公权变成私权，官绅利益共享。

　　借助权力之威，地方乡绅巧取豪夺，把土地与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

　　在生辰纲一节，作为蔡京女婿的梁中书显然属于蔡京一系， 但蔡京的势力根深叶茂，又岂止梁中书一支？

　　宋江刺配江州，而江州知府名叫蔡九，正是蔡京的儿子。

　　在真实的历史上，蔡京一共有八个儿子，为何作者偏偏给这江州知府取个“蔡九”的名字，其中又有何深意？

　　九，数之极也。蔡九知江州，说明蔡京家族势力庞大，位高权重。结合梁中书在大名府为官，也从另一方面暗示蔡京任人唯亲。

　　蔡九与梁中书显示了太师蔡京在地方上的庞大势力，高唐知府高廉则是太尉高俅势力的体现。

　　高廉妻弟殷天锡看中柴皇城宅院，逼死柴皇城。高廉无视柴进的丹书铁券，把柴进下入大牢，几乎折磨至死。

　　高廉如此欺柴氏一族，意味着高俅诸人早已不把皇权天威放在眼中，朝堂之上，逢场作戏，朝堂之外，权势炎天。

　　梁山泊好汉座次排定之后，宋江就想着走李师师的门路完成招安大计。

　　此后，李师师在与徽宗私会之时，借民间流传的谚语，说出了百姓的心声。

　　翻了桶，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

　　民间谚语，多半是有识之士有意营造的社会舆论，三言三语，直指事情本质。

　　因为高俅是跟随徽宗的后起之秀，民间的恶名尚不及童蔡两家，这也是谚语中未出现高俅的原因。

　　到了徽宗继承大统之后，蔡、童、高一起组成了权力的金三角。

　　这从三人分别安插心腹，破坏宿太尉主导的招安大计，再到后来，借皇帝的名义，赐御酒毒死宋江，赐御宴毒死卢俊义，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结合前面殷天锡谋夺柴家宅院、逼死柴皇城、用刑柴进的行径来看，朝廷与兵权，不过是他们狐假虎威的工具，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

　　蔡、童、高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生辰纲、快活林与寿张乡绅背后的官绅关系，共同塑造了遮天蔽日，王道不张的人间地狱。

　　主导这个人间地狱黑暗秩序的，正是蔡、童、高为首的官僚资本集团。

　　征方腊之后，鲁达在杭州六合寺夜听潮信，心下明悟。留下一道偈子，坐化而去。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作为开悟之人，梁山最具英雄气概的鲁达临终遗言有何深意呢？

　　钱塘江上潮信来，潮信即潮汐，是天道规律，不以人欲为转移。夜听潮信，心下明悟，是说鲁达临终明悟天道，洞悉历史社会兴衰治乱的因果。关系社会兴衰治乱的原因，就落在“金绳、玉锁”之上，金为财富，玉为权柄。财富与和权柄正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根本。

　　而关乎权力、财富，决定国家兴衰治乱的，是上接天子，下治黎民的官僚系统。

　　在明君贤臣主导的社会秩序中，官僚系统是王化德治、泽被天下的工具。

　　君昏臣侫，官绅勾结，官僚利益集团就成了层层倾轧、鱼肉百姓的噬人猛虎。

　　下一节，我们讲老虎的普遍性。

lameihua

　　《蜀道难》：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老虎的普遍性

　　水浒开篇，洪太尉在龙虎山上已经见到了张天师幻化的猛虎与长蛇，这是小说的一处伏笔。

　　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老虎是接二连三出现的。

　　最早出现的老虎，也是全书最具故事性的情节之一，当数阳谷县景阳岗上被武松打死的那只吊睛白额虎。借助景阳冈的酒与老虎，施耐庵初步塑造了最能代表梁山气质的打虎英雄。

　　当宋江把老父接到梁山泊，展示其孝义之道之后。多年不曾回家的黑旋风李逵也想让众兄弟看看他的孝心，也要回沂州沂水县接老母上山。却不曾想回程路上，李母口渴索水，李逵只好把母亲放在树下去找水，等李逵寻水回来，老母已丧身虎口。与景阳冈上那只吊睛白额虎不同，李逵遇到的是整整一窝老虎。在除暴安良的梁山英雄面前，老虎的命运是共同的，沂岭上的老虎家族，折在了李逵手上。

　　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镋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与打虎相关的第三处情节，是登州的解珍解宝两兄弟与毛太公两家争虎故事。

　　解家兄弟本为当地猎户。为了在限定期限内捕获恶虎，两兄弟没日没夜地在山上等老虎出现。等两人射杀了老虎，老虎却落到了身兼里正的乡绅毛太公庄园内，被毛太公抢先送到官府邀功去了，毛家反咬一口，诬告之下，解家兄弟被关进登州大牢。

　　为何老虎在小说中反复出现？阳谷、沂水、登州。作者实写了三处，三处之外有没有老虎呢？没写而已。

　　接二连三出现的老虎，是借打虎英雄说明老虎的普遍性。

　　明着写老虎，只是写老虎么？

　　《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 ，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武松、李逵打死恶虎之后，都有当地猎户现身，众星捧月般的把打虎英雄送到官府表功。何以如此呢？从登州的捕虎文状不难看出，武松李逵帮他们解决了枷号之苦。而作为里正的乡绅毛太公一家勾结自家女婿登州孔目王正抢占解家兄弟猎物的行为，说明了官绅一体的官僚系统才是真正的吃人老虎。

　　至此，大虫吃人背后的本质，是人吃人，是掌握权力与财富的官绅系统，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敲骨吸髓。

　　从下至上，欺夺解氏兄弟的毛太公一家、祝家庄的庄主，是乡里的老虎；六案孔目王正，是登州城里的老虎；西门庆，是清河县的老虎；强占金翠莲的郑屠，是渭州的老虎；施恩与蒋门神，是快活林里的老虎；张都监是孟州的老虎；高廉与殷天锡是高唐州的老虎……，就连打虎英雄武松本人，也曾被收用为老虎的爪牙。而普天之下，最大最恶的老虎是谁呢？

　　还记得那句民谣么？

　　翻了桶、泼了菜，天下就是好世界。

　　天底下最大、最凶残的老虎，正是瞒上欺下，以蔡京、童贯、高俅为首的官僚集团。

　　武松打死的老虎，并不止景阳冈上的那一只，还有西门庆、蒋门神、张都监等，而在招安的投降主义成为梁山的主导秩序之后，老虎仍在，打虎精神却早早的凋零了。哀莫大于心死，林冲之死，是心死。

　　力主招安的宋江无意改变蔡、童、高主导的黑暗秩序，而最有可能终结这一黑暗秩序，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力量，是东南的方腊。方腊集团，才是能真正消灭官僚集团恶虎，开启新秩序的打虎集团。

　　但在蔡京、童贯、高俅的操作之下，梁山英雄成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革命力量消灭革命力量、维持其黑暗腐朽统治的暴力工具。

　　武松与方腊的对决，正是这两支革命力量相互消耗的具体表现，武松失去一臂，方腊被献俘京师。

　　当打虎者两败俱伤之后，庙堂之上的老虎就再无后顾之忧了。

　　当社会自我更新的生机断绝之后，生生不息就成了奢望。它的死亡，会来得更加彻底，更加黑暗，更加残酷。

　　毁灭梁山，毁灭方腊的真正元凶，是宋江的招安思想，是革命队伍的投降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弃命运的主导权，为黑暗的旧秩序而放弃天下人的投降主义，才是毁天灭地、湮灭文明，人世间最大的观念之虎。

　　宋江坚持招安的思想基础，是他的官本位思想。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老虎之天下，非官僚利益集团之天下。

　　命运寻租，公明与众盲

　　作为梁山好汉的带头大哥，宋江的名、字与绰号都体现了小说作者的深意。

　　宋江者，宋疆也，意味着大宋天下。奉行投降主义，从属于蔡京高俅等人主导的官僚资本秩序，断送主导自我命运，革新社会秩序的机会，亦为送疆，断送大宋江山。

　　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作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宋江绰号“及时雨”，因为蔡童高官僚集团把持朝政、权力寻租、隔绝上下的关系，社会底层如久枯之禾，如涸辙之鲋，艰难度日。因宋江乐善好施的缘故，人们把他视作救星与希望。

　　问题在于，这种寄望于外人外力改变人生困境的意愿，与通过自强不息的自我努力终究是不同的，而这种一厢情愿的乞求或者施与，都不能从根本上真正拯救社会。

　　期望中的及时雨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而寄望于及时雨的漫长等待，终究会荒废了不假力外物，自我改变的命运。

　　宋江字“公明”，意指梁山群体的集体意志。然而集体意志就是正确决策么？“公”必然通向“明”么？在梁山宋江这里，显然不是，因为宋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吴用等人的协助之下，他用自己的意志主导了梁山集体的意志，或者说，林冲、武松、阮氏兄弟等人在宋江“兄弟前程”的画饼面前，放弃了命运的主导权，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宋江。宋江口中的招安，实则是把众兄弟的前程交到蔡童高官僚集团手中。

　　这是一个无法自洽的悖论，通向一个可预见的结局，但在“兄弟前程”的假仁假义面前，一步一步得以实施。一群没主意、或主意不坚决的，跟在奉行投降主义的大哥屁股后面，结局已然注定。

　　“天聋地哑，哪里有什么志气。心中最苦的事，不是杀不了高俅。而是一厢把性命交付给哥哥，你竟不顾兄弟的仇恨 。如今奸臣当道，忠良涂炭， 我看得见你以后的下场。”

　　“我宋江想的是全山寨弟兄的前途，而你林教头却只想着自己的私仇。梁山好汉当是国家栋梁  该当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铁骑…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要让你做国家的栋梁，而不是只报私仇的匹夫。”

　　林冲、杨志、鲁达、武松都是从体制中出来，都是被黑暗秩序毒打过的人，他们从现实经历中认识到这个社会非毁灭不能重塑。而宋江一生都在汲汲于从隶到官的阶层跃迁，实现跻身官僚系统的梦想。

　　宋江无视卢俊义被童贯陷害的前车之鉴 ，务虚名而取实祸，而梁山众弟兄同样为兄弟情份的虚名所累，一个个成为宋江加官进爵的牺牲品。

　　在蔡、童、高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面前，宋江的招安梦想又岂能如愿，梁山集团最终堕为官僚集团棋子与打手的命运。

　　由此可见，“公明”之名，既非“公”，亦非“明”，臣服于以集体名义话术、个人私欲主导的集体意志之下的众多英雄，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

　　待梁山108好汉聚齐，排定座次之后，宋江便着手招安事宜。而宋江与徽宗交会之处，却走了李师师的门径，地点选在了青楼。

　　一个处怪异的场所，一群身份怪异的人。

　　天子与造反派都出现在青楼，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么？

　　一个社会若非糜烂至极，绝不会出现如此奇观。

　　当“翻了桶、泼了菜，天下就是好世界”从李师师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她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却被上流社会视作玩物的人。

　　一个歌伎心系百姓，天子与宋江心中想的是民生疾苦么？

　　出入青楼，天子不是天子，英雄亦非好汉。在这个所在，“替天行道”的大旗如何展得开？既然展不开，连自己的命运都乞求通过招安实现，又如何替天行道？

　　天在哪里，是一人之天？还是天下人之天？

　　青楼仍是一处隐喻，这个最不该有礼义廉耻的地方，此时却成为一个绝佳的投降场所。

　　招安的本质是投降主义，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对手来主宰。

　　宋江寻求招安的场所是青楼，那么宋金和议，输币纳贡、签订投降和约的煌煌宫殿，与青楼有什么不同么？

　　宋江也好、宋廷也好，连自己的命运都不愿主宰，都不能主宰，又如何去拯救天下人的命运？

　　伪忠伪善伪和平的投降主义，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太平，它是天底下最大的恶，是吞噬斗争精神与反抗意志最浓重的黑暗。

　　悠悠众口中的“公明”，未必真心为公，也未必昭昭如日月之明。而待悲剧落幕，文明不存。能否真正实现真正的“公”，真正的“明”，仍是每个时代，每个在废墟上重建的家园，每个浴火重生的文明，都要面临的现实抉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人，偏偏不愿自己主宰命运？

　　水浒江湖的路线之争

　　梁山泊最早的主人，不是王伦，而是王伦背后的柴进。

　　割据水泊，广蓄门客。虽是前朝皇族后裔，手持丹书铁券，但柴进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其不甘寂寞的野心。

　　愿望是一回事儿，能力是一回事儿。柴进的能力，显然匹配不上他的野心。

　　不知势，不知人。

　　柴进的绰号叫小孟尝。平日里喜欢在庄园里蓄养些门客，从林冲入伙梁山时王伦的表现来看，他正是早期梁山团队的背后金主。

　　王伦屡次刁难林冲，可以看出这个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能力平平。柴进选中的这个梁山经理人，显然不能带领梁山发展壮大。而在王伦治下，梁山即未招兵买马，也未制定发展规划，平日只做些剪径的生意，可见是个庸碌之辈。

　　再看他收用的洪教头，目中无人，和林冲比武，却被一棒打翻。可见此人水平有限。

　　接下来是武松投到柴进庄上，一年多也未受重视，宋江来访时，武松已是身患疟疾，躲在廊下烤火，显然在庄上不受待见。

　　王伦、洪教头、武松的不同待遇，可见柴进无识人之能。

　　当族叔柴皇城被殷天锡欺凌夺宅，忿恨而死。柴荣仍想着丹书铁券，仍想着用门第圣眷说事。然而就连皇权都被蔡京等人架空，一个礼崩乐坏、凭实力说话的时代，妄言什么先祖荣光、丹书铁券。结果，柴进在高廉手中几乎被杖毙。若非梁山派兵来救，柴进的故事就此终结了。这件事，可见其无识势之能。

　　一个不识人，不识势的前朝贵胄，他不切实际地扶植经理人、蓄养门客，试图以孟尝君的方式改造社会，缺少目标，缺少组织，最多也只能算是宋襄公式的、脱离时代的社会空想罢了。

　　七星聚义截取生辰纲后投奔梁山，林冲刀劈王伦，晁盖成了梁山第二任主事人。

　　出身保正的晁盖奉行的是“大碗吃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山大王角色，虽然此时梁山团队中有林冲、吴用等人的辅佐，晁天王治下的梁山仍只是绿林豪杰啸聚之所。

　　如果给晁盖治下的梁山路线命名的话，可以称作绿林路线。

　　等到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救下宋江，攻破无为军，处决黄文炳之后。宋江借九天玄女与天书的名义玩了一出“鱼书狐嗥“的把戏，其目标自然是梁山的第一把交椅。

　　凭着及时雨的名声，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加持，宋江到梁山之时，其势力已在晁盖之上，梁山第二代主事人名存实亡，郁郁不得志的晁盖被置于一个尴尬的虚位，在宋江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之后，晁盖的绿林路线成了过去式。此时的晁天王一心求死，直到殒命曾头市。

　　从晁盖的临终遗言来看，他对宋江的招安路线是不认同的。然而在宋公明主导的“公权”面前，故天王的遗言又有多少分量呢？

　　作为梁山之主，宋江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在他的手中，梁山完成了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完成了从绿林武装到正规化军事组织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却是为了成就他的招安方略、他的投降主义。

　　既然不满吏与官的天渊之别，为什么不自己创造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呢？

　　看不到天下人是真正的天，也就看不到真正的道。

　　看不到天道，又如何替天行道？

　　水浒的第四条路线，属于方腊。

　　与腐朽的旧秩序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更重要的，是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秩序。

　　征方腊归来，梁山好汉只余27人。施耐庵以梁山的惨胜显示方腊军队的战斗力。前面童贯高俅诸人多次领军征讨梁山，每战必败，高俅亲征甚至屡次全军覆没。

　　以梁山的惨胜说明方腊有改朝换代，重建秩序的能力。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商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化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

　　小说作者在文末对李俊诸人命运的交待并非闲笔，而是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重建秩序的能力，自我主宰的命运该有的样子。

　　若李俊的路线成了梁山主流，或者方腊取代了宋朝，靖康之耻还会上演么？

　　方腊路线：武装割据，以绝不妥协的斗争，实现秩序的兴替。

　　因为宋江的投降主义，不仅断送了众兄弟的性命，也断送了方腊革故鼎新，重建秩序的可能性。

　　宋江领导的梁山屈服于蔡京集团主导的黑暗秩序，最终化身为黑暗秩序。

　　屈从黑暗，即为黑暗。

　　牛肉、刺青、酒

　　大碗吃酒、大块吃肉是表现梁山好汉英雄气概的重要场景，而史进、鲁达、龚旺、燕青四人的共同点，是刺了一身的好纹秀。

　　牛肉、刺青与酒，是梁山好汉反抗精神的外在表现。

　　在一个把农业生产置于首位的传统社会，耕牛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之一，而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最后，与土地兼并同步的，是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人与生产工具，这其中就包括耕牛。此时的耕牛不仅仅是生产工具，也是被官绅兼并掠夺的财富，是官僚利益集团的私产，是好汉们劫富济贫的对象。

　　梁山英雄以牛肉为食，表现出其革命倾向，也反映出其破坏性的一面，对重建秩序缺乏明确的认识。

　　大碗吃酒在表现英雄豪气的同时，却掩盖不住对社会黑暗的绝望与迷茫，酒是英雄气概的催化剂，也是稀释痛苦的麻醉剂。

　　在梁山一众好汉之中，史进、鲁达、燕青与龚旺四人的刺青落笔最多。正如老虎多次出现是突出老虎的普遍性，那么这几人身上的刺青又说明什么呢？

　　史进的刺青在学艺王进之前，智真长老授业在鲁达纹身之后。在小说中，鲁达是临终开悟之人，这从侧面说明了几人纹身之时，虽心怀正义，一腔热血。却对人生社会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

　　一个人向外界传情言志有高下之分：见于表，见于心，见于行。

　　喜怒形于色，穿衣配饰，施朱著粉，此为见于表。

　　言为心声，情为心声，言谈举止，眉目传情，此为见于心。

　　见于行者，不声不响，不假辞色，用行动说话。

　　这几人身上的刺青，说明了这些英雄好汉用刺青，在崇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程朱理学环境中，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

　　虽然从庸碌的人群中脱颖而出，但这种极其肤浅的行为艺术又能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呢？花和尚，九纹龙，与肤浅的刺青对应的，是浮华无益的虚名，是肤浅的英雄主义。

　　此外，林冲、武松、杨志、宋江诸人因杀人犯事被刺配时，额头上也都多了一个刺青的印记，它代表着官家的权威与话语权。

　　当宋江准备去东京落实招安事宜，吴用建议宋江“揭了金印”，但奉行招安主义的宋江死活不肯，他要等身份洗白后，由朝廷来做这件事。此处明着写宋江不愿自己揭去脸上的金印，实则是再一次强调宋江不愿意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作品中的宋江已成了所处时代的化身，他的好名声、他仕途的梦想、他的反抗、他脸上的金印、他的招安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秩序，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命运。

　　脱胎于黑暗，重归于黑暗。时代塑造了他，他也塑造了时代。

　　天下事，公与私。

　　洗尽私欲，才有天下人之天，才有经世济民、天下太平之道。

　　施耐庵（1296年-1370年），江苏兴化人，时称“钱塘施耐庵”，36岁时与刘伯温为同榜进士，传说他曾为张士诚军师。

　　虽然张士诚集团败于明天祖朱元璋之手，但施耐庵对张士诚的情感却难以割舍，小说中同样割据东南的方腊集团，多少都带有张士诚的影子。

　　生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参与角逐天下权力，重塑天下秩序的人生经历，施耐安不可能不对蒙元代宋、神州陆沉的黑暗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也正因为这种探索文明兴衰的深刻思考，《水浒传》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对神州陆沉最深刻的反思之书，一部以史为镜的文明兴亡之书。